国外语用学发展轨迹的历史考察.kdh

TheoryResearch学论理★★★★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视为一个内部相对独立的、自足的符号系统，侧重研究语言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即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语用学的研究方法表现为对这一传统学派的背离，从言语交际的传统方法论（传播的数学模式）中脱离出来，其认识论核心原则在于关注言语活动之意义与其存在的现实语境之间的关系，即“言语活动在说话人使用该语言进行交际的语境中产生的效果”[1]。语用学根据说话人之间在特定语境下的真实互动，提出言语及其使用的概念，认为交际活动不再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话语主体间的互动，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是受各种规约制约的社会行为。一、语用学对索绪尔语言研究二分法的叛离和拓展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创立的著名的语言学二分法，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核心，确立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本身，赋予作为符号系统的人类言语活动研究的科学地位。他所创立的术语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础，其语言研究的基本思想不仅主导着20世纪众多语言学研究的潮流，至今仍是各种语言学流派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索绪尔“语言”和“言语”核心二分法概念，迎合了当时流行的语言学概念模式。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对应的名称，符号分解为能指和所指，能指并不是实在的发声，而是音响形象，所指并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概念。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既是任意性的也依附于其在语言系统中的存在，符号主要是依据它与其他符号系列中的位置来定义的，即“将语言定位于从多样的不规则的言语行为混杂的整体中抽出一种纯社会性的客体，这种纯社会性客体就是交际所必需的整个约定俗成的系统，而不管构成该系统的符号材料是什么。与语言相对的言语，则覆盖了言语行为的纯粹个人部分（发音、规则的运用和符号的偶然组合）”[2]。根据索绪尔的理论，语言学是专为构建语言系统服务的，目的是研究语言而非话语，即使也需要借用话语行为得以构建和检验其理论，但语言学只是把话语行为视为偶然现象。因此不难理解，索绪尔的“话语循环模式”只是建立在符号交际逻辑基础上的概念，重在描述言语活动系统中的语言的特征，对未曾加工的语言事实和单个的言语活动事件本身（即语言的原始素材）的辨析。诚然，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语言学的研究成就证明了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历史价值。但“话语循环模式”这一概念未能意识到语言同时也是作为语言集团整体共享系统存在的事实，忽视话语的主体地位。巴特说：最重要的是，“索绪尔的记号只关心所指（概念）与能指（声音意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指涉物一脚踢到了门外”[3]。语用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莫里斯（Morris）首次使用语用学这个术语，他依据皮尔斯（Peirce）有关符号解释者的“心理概念”，把语用学定义为“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

收稿日期：2010-04-01

作者简介：胡佳，（1957-），男，重庆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国外语用学发展轨迹的历史考察胡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国外语用学在短暂而快速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人文科学多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修正和发展了结构主义语言

学派单一的“代码模式”，凸显话语主体间互动的核心原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对现代交际理论体系的重构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关键词：语用学；社会语境；话语主体；多维视角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3-0178-05

178关系”的学科，而语言哲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才真正促使了语用学理论得以丰富和发展。语用学研究超越语言简单使用的范畴，涉及言语活动的运用，其出发点是对话语在生成的同时是如何在特定语境中发生变化和生成新的话语代码作出解释，揭示语言使用过程中社会因素与语用语境干涉因素对意义产生和语言语用价值的影响，语境概念成为语用学的核心概念。从语用学家到社会语言学家，无不关注言语活动的效果，即话语行为的收益，因为任何话语行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语境和社会历史条件，语用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些条件与语言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即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要脱离句法和语义的表象传递出新的意义。显然，语用学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语音、语法、语义）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考察语言与社会和话语主体间的关系，凸显话语主体性的核心原则，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言下之意、弦外之音。这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思维（同时也是人类交际理论的核心动机）的发展趋于一致，不仅承认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承认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也承认符号规范与符号使用和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语用学正是在对索绪尔理论体系的缺陷（排斥作为语言使用的话语，忽视话语主体地位）的发难中，突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禁锢，逐渐构建起有独特研究视角的理论依据，成为一门新兴的认知学科。二、语用学对言语交际代码模式的扬弃和完善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到现代符号学，所有的交际理论都建立在言语活动的相同概念之上并基于一种单一的模式，即把言语活动视为代码传递过程的代码模式（codemodel）。皮尔斯认为，人类使用若干种隐喻方式进行交际，言语交际就在于依赖用词语的方式包装和发送一个充满话语意义的隐喻。依据申农和韦弗（Shannon&Weaver）的通信系统模式（由信源、信宿、信道、编码和解码五个环节构成的信息传输过程）而创立的言语交际代码模式，信息是固定不变的内容，只有简单的传输问题而已，不存在相互作用的问题，言语活动被视为有意识地用来表达思想的一套符号体系或（语音的、可视的）象征体系，一切交际的预设都借助于这个隐喻的符号系统得以实现，言语交际不过是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交际概念被简化为“传输信息”。代码模式像某种文化自明之理在运行，似乎符号学家可以借助代码系统的形式对任何不同的交际情形与意义进行分析和解构。由于代码模式完全符合西方社会学的传统思维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很快成为不同学科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分析或解释现象和事件必须参照的共享理论体系。纵观20世纪上半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代码模式这一线性理论对大多数人际交际研究方法论有启发作用，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雅各布森（Jakobson）受申农和韦弗数学通讯理论中“干扰”概念的启发，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传播图示的六要素和分别对应的言语交际六个功能，其价值在于引入了语境概念并把人们的研究导向了语用的范畴。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此后，人们进一步发现，在交际过程中，源于信源的信息可以在信息接收者那里得到再生并产生新的意义，陈旧单一的电报模式已不足以诠释包括认知机制在内的言语交际活动的整体内涵。从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类语言学家开始关注交际问题。他们发现，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不是简单的实体或机器，是充满变数的因素，交际双方的属性纷繁复杂，相互影响和制约。在某种语境下，交际情景还包含比信息传输更多的参数，交际的社会心理因素对言语活动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申农和韦弗及雅各布森模式的局限性日趋明显，宏观社会学模式出现危机。海姆斯（Hyams）认为，交际包含不同的、相互关联的、错综复杂的层面，研究交际必须透析言语活动的参与因素，展示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样可以同时理清交际现象的各种功能。1967年，在对交际现象的结构尤其是交际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详尽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他从言语人类学的角度提出言语活动与社会生活的互动模式，即著名的言语功能“SPEAKING模式”，科学地总结出八个维度的语境因素，发展了语境学说，论证了交际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而是建立在话语主体间互动和协商基础之上的言语活动。甘柏兹（Gumperz）也认为，在任何会话交流中，除了语言（语法和词汇知识）因素外，其他因素诸如交际框架、背景知识、对其他参与者的态度、说话人的角色身份及其社会文化地位、社会价值观等等必定会影响交流的意思，对交际的效果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三、言语行为理论和关联理论对语用学的贡献言语行为理论是一种语言哲学理论，超越了注重形式结构的纯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尝试用普通术语来解释独立于所有特殊语言之外的人类言语活动的某些特征。奥斯汀（Austin）认为，语言是行动，说话就是做事。话语行为不仅是以言表意的行为（言内行为），更是按照某一语境下的某些社会规约完成的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言外行为即言外

JiaoYuLiLun☆教育理论☆

179TheoryResearch

学论理★★★★

之意），以寻求达到某个目的以言取效的行为（言后行为）。“以言行事”的概念指称任何陈述都表示某一行为（如陈述、命令、承诺、表达、宣告）的完成，与陈述真实事件或状态的“以言指事”概念相对应。奥斯汀的这一思考不仅在语言学中得到反响，也在语言哲学和社会学中得到反响，启发人们对形式逻辑和言语日常使用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纠正了人们对语言功能或作用的认识上的偏见，使得人们对于语言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改变了传统哲学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的看法”[5]。以言取效不仅是文字句法的语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语用问题。塞尔（Searle）把奥斯汀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对言语行为的结构、分类、意图等现象做出了详尽解释，尝试对言语行为中说话人、交谈者、所参照的语境以及他所陈述信息的物质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解构，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揭示对间接言语行为句的理解已不单纯是语义范畴，而且是语用范畴，以分辨交际双方不同意旨的表现方式。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交际理论有具体的可操作性，近似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际行为”的社会理论，以更专业化的视角揭示了交际的本质，即交际并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而是在构建、延伸和修正社会关系，表明在特定语境中交际双方的地位，发现和确定交际的某些规律性。依据以奥斯汀和塞尔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和语用学家的观点，言语行为与陈述人的主观意图有密切的关系，说话人扮演一种或多种会话角色，对他者而言，说话人的定位在不断改变，呈现出他对世界的主观故意的关系。对说话者而言，语境并不一定事先就存在，应该把言语行为放到语境里去考察和理解，因为言语活动可能重构和改变语境。现代语用学家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在理解交际的运作上更进一步，其重要的出发点在于：从前的交际理论都建立在代码模式之上，但代码模式并不适合用来描述人际之间的交流。索绪尔把言语活动看作为思维活动的载体，而Sperber和Wilson的语用学理论认为，言语交际与思想不属于相同的本质，思想的内涵比语言的陈述丰富得多，因为语言信息只是说话人思想的不完全的表现形式，必须由听话人进行重组和补全信息。写下来的文字并不一定能代表作者的思想，这个思想从来不可能完全被重组出来，因为说话人与听话人从来不能绝对分享相互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相同经验。鉴于此，斯珀伯和威尔逊于1986年提出了关联理论，主要研究信息交际的语用推理过程，尤其注重探索语言交际的话语解释原则。首先，关联理论认为，认知环境并非现实存在，而是“交际者共处的世界”，这个“世界”在言语交际中体现为交际双方在某时、某地、关于某事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体现为交际者在说话的时候对现实的某种认知程度。对交际这一解释体现了交际即人之所为，认知环境是交际者自我选择的思想。其次，关联理论强调交际双方对于世界或认知环境的假设，相互明白的概念是指交际双方共同明白的事实或者是交际者之间对共同话题的相互明白的表现，这是成功交际的实质及判断标准[6]。交际就是以言语活动为载体的符号标记的生成和对它们的解释，说话人在其话语中提供了一种可以解释其思想的表达方式，而听话人在这个话语基础上构建出对说话人意图解释的假设。例如:甲问:Didyouenjoyyourholiday?乙答:Thebeacheswerecrowdedandthehotelwasfullofbugs.甲获得乙提供的信息时，就在其提供的认知环境和语境假设中寻找关联，进行推理，从“沙滩拥挤，旅馆有臭虫”与“度假”的关联中推断出乙的信息意图，获得“假期过得不愉快”的语境效果。可见，关联性是理解话语的标准[7]。语言交际实质上是一种从明示到推理的过程，从特定语境中能推理出话语的含义，而特定概念的构建由关联原则所规约。根据这一原则，听者或读者有权假设话语所要表达的意图，并用最小的处理努力创造出要表达的语境效果。斯珀伯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确认了语言交际是必须依靠推理思维来进行的一个认知过程，创立了话语构建语境并在这个语境中可以得到解释的原理，回答了在相互明白的假设中如何确认说话人为构建话语能被对方解释的语境所选择的假设的关键问题，进而揭示主导言语交际的隐含的规则及其对话语解释所起的作用。因此，交际过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而更重要的是对话语和语境信息的动态推理过程。这一新的语用学观念及其颇具解释力的关联原则，对克服以往语用理论的笼统性和任意性，使之逐渐成为一门严谨系统的语言科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8]。四、帕洛阿尔托学派奠定了互动交际理论体系的基础帕洛阿尔托学派（PaloAlto）的研究者反对申农的传播数学模式，认为应该抛弃线性传播模式，主张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理解和研究人类交际行为，将传播视为社会整体的现象，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境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传播研究必须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