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

讲义摘录——中国现代史（3）

来源：周鼎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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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5日，那是圣诞节，可是上海没有迎来圣诞老人，迎来了孙中山。孙中山海登岸时接受记者采访，对《大陆报》主笔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可惜的是，发动一场革命的确需要精神，然而完成一场革命却不能只有精神。

很快临时政府便陷入到巨大的财政危机之中。走投无路的临时政府竟然不惜杀鸡取卵，做起了与满清政府大同小异的事情。其中引起一片哗然的事情便是汉冶萍公司借款。最初，临时政府只希望扮演一个担保人的角色，由法人代表盛宣怀出面以私人身份向日本财团借款，然后再由政府向盛宣怀借款。这样，临时政府就可以洗脱丧权辱国的罪名。老奸巨猾的盛宣怀当然不肯答应。经过一番磋商，急需用钱的临时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将该公司变成中日合办的方案。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孙中山在答复章太炎的信中吐露苦衷，说：“此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军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现金太少，无以转换，虽强迫市人，亦复无益。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踣，此种情形，寓宁者俱目见之。召盛（宣怀）而使募债事，仍缓不济急，无论战和如何，军人无术使之枵腹。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弟坐视克兄之困，而环观各省，又无一钱供给。以言借债，南北交相破坏，非有私产，无能为役。似此紧急无术之际，如何能各方面兼顾。……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

孙中山自称是天寒地冻之际，等米下锅，迫于无奈，只能把衣服典当了，换成米，先把肚子填饱，至于衣服问题，就只有留待他日了。他希望这份苦衷能够换得更多“达人”的谅解，可是“达人”太少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孙中山最终选择了放弃汉冶萍借款计划，决定取消中日合办草约。此时，再读清末风靡一时的邹容《革命军》中掷地有声的宣言，或许更是感慨良多：

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而如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革命党人曾经因为满清政权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号召国人奋起抗争，彻底推倒奴颜婢膝地臣服于外人淫威之下异族政权。如今完全遵循种族主义建立起来的汉族新政权却仍然不得不全盘接受了满清政权的政治债务。如果我们辩解说，刚刚成立的临时政权处境艰难，不得不寻求外国列强的同情与支持，那么我们也可以相

似的理由为满清政权的割地赔款作出辩护。说到底，革命或许从来不过是在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之间艰难选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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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逊位后，孙中山一方面盛赞袁世凯居功甚伟，另一方面却试图将袁世凯调离北方老巢，置于南方革命实力的控制范围内。但是，这个想法也难免过于天真了。让他非常意外的是，这个建都问题引发了诸多争论。在十多年前，孙中山曾经提出过“一都四京”的建都计划，即以武汉为首都，重庆为西京、江宁（即今南京）为东京，广州为南京，顺天（即今北京）为北京。可见，最初他也并不坚定主张定都南京。南京临时参议院投票表决临时政府地点应当设在北京，表决结果是以20票对8票的多数通过。对于这个结果，孙中山与黄兴极为不满。他们召集参议院中的革命党人李肇甫、黄复生、邓家彦等人诘问。黄兴异常气愤，宣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随即胡汉民与吴玉章等人加紧活动，一面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向参议院发出复议咨文，一面暗中疏通议员，通知所有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结果2月15日参议院复议又以19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参议院的定都风波让人想起了以后袁世凯对待国会的手段。议会政治在中国民初的昙花一现或许并非袁世凯一人之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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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参议院复议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这一天，参议院还选举袁世凯为新任临时大总统。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趣。最初参议院在选举第一任临时总统之时，孙中山并不是全票当选，因为黄兴还得到了一票。两个月后，参议院再次选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全票通过。参议院在向袁世凯发去的电报中说：

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以慰全国之望。”（《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第83-4页）

不知孙中山读到此封电报会作何感想。从这封电报中至少透露出来，被民众视作华盛顿第二的袁世凯在当时拥有的威望远远高于他的前任孙中山。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得悉孙中山向参议院推荐自己为临时大总统，立即复电表示拒绝。

孙大总统鉴：惠电拜悉，惭悚万状。执事谦冲，莫名钦佩。但时艰方殷，万端待理，断非衰庸如凯者所堪胜任。倘不量而入，恐无以副国民托付之重及执事推荐之殷。切盼参议院另举贤能，使凯得徜徉山林，长作共和之国民，斯愿足矣。（《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第82页）

由此电报不难看出袁世凯与孙中山两人的不同之处。抱着随时辞职的孙中山是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地当了临时大总统，而志在必得总统之位的袁世凯却偏偏半推半就地走完过场才接受下来。孙中山的做事风格固然令人钦佩，然而我们却不能将袁世凯的做法简单地指斥为虚伪。从中国的政治传统来看，袁世凯的做法才是合乎惯例。这也就是袁世凯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国更得人心的一大缘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