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荀子与韩非子的

浅谈荀子与韩非子的“性恶论”

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所谓善是人为教化而成。伪者，人为也。乍听下来，相比于孟子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这种论点似乎不算特别顺耳。且看荀子是怎样论证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由此来看，荀子所指人性之恶，实际上并非道德意义上的恶，而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即“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而荀子对于人的这些本能并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相反他坦诚地指出，这些本能不仅存在，而且还是“争夺”、“残贼”、“淫乱”这些恶的重要动力。既然人性之险如此，那么善要从何而来呢？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也就是说，人之本性虽然包含了带来恶的可能，然而通过礼义教化还是可以达到“善”的。荀子还指出：“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认为所谓“礼义”也是人为约定俗成的，强调人自身努力的作用，所谓“性恶”看似悲观，实则是一种较为积极的观点。故而冯友兰先生曾言：“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主张“性善”的孟子虽然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也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同样需要后天的努力才能达成。从这一点上来说，荀子的出发点实际与孟子并无多大不同，本质上都是在劝人向善。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是“性恶论”的支持者，并且对此主张得更为尖锐彻底。他认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明确指出人的“利己”本性。然而与主张教化改造引人向善的荀子不同，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然而成的，要因循它才合乎天意，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也就只有接受其恶的本性。为政者应该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制定合理的政策，赏罚分明，从而使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遵循国家政策的引导，同时为避免惩罚而放弃危害统治秩序的行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韩非子这种理论较为符合现代哲学的特征。而从本质上来讲，所谓礼义制度，也并非是圣人拍脑门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人们为维持群体中个体关系稳定及追求总体利益而约定俗成的。荀子与韩非子皆以人之利己本性

作为起点。既然人人都有利己的本性，然而个体的力量不足以满足利己的需要，因此人与人需要结成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而所谓规则就是为协调群体中各个个体的利己意志之间的秩序从而寻求群体的共同利益存在的，依照韩非子的主张——同时也是法家的主张，既然规则从利己中来，所以要想制定合理的规则还要回到利己中去，讲究的是利用人、驾驭人；而依照荀子的主张——同时也是儒家的一贯宗旨——要通过教化使群体中的个体具有遵循维护这种规则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也就是所谓的“善”，讲究的是规范人、教化人。自汉以来中国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就是“外儒内法”，从中不难发现将以上二者化而为一的奥妙。

综上所述，荀子与韩非子的“性恶论”在共同的基础上又各有自身的特征。同时“性恶论”作为一种正视人性的理论，无论是在当时的时代还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都具有着较为积极的意义.性恶论在肯定人性的不完善和自私基础上，提出要人为的培养德性，不能坐等人性的自行完善，必须用后天的人为节制来理顺先天不足的人性，这一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荀子首先肯定人们皆具备“智能”，同时强调从外部以礼义制度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秩序。这一思想对今天我们的社会道德建设似乎更具有现实实践意义。荀子在德性培养过程中肯定了人自身，因而人均可以通过学习和熏陶加强道德自律能力的培养，同时又强调礼义等制度规范对于改造人性的重要性，以一种外在机制形成道德他律约束人们的行为，二者相结合，使得德性的培养建立在道德主体的自律意义上的他律约束，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来说均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如何对待义利关系、如何解决道德失范、道德滑坡等问题尤为重要。面对这些现象，虽然我们需要依靠由自律完善的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而引导社会的道德建设，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将自律和他律同时实施方式才能更切实际。这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