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席涛

【内容提要】经济风险是指经济需求或者经济供给的因素产生的对经济增长和运行的不确定性影响。本文从三个视角分析了中国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收入分配中潜伏的经济风险，认为只有经济肌体内部各项指标比例相对均衡，才能缓解和抵御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

【关键词】经济风险/经济稳定/制度建设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从一国经济衰退影响到世界经济增长下滑。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如何认识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新特征？第二，如何理解中国经济风险与缓解金融危机冲击？第三，如何协调短期政策与长期制度建设保障中国经济稳定？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经济高位小波动运行的特征及面临的风险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首先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有这样三个特点：其一，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体制还很不完善；其二，中国已经是一个加入世贸组织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家，但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经验不足；其三，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人口基数大，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宏观调控方法、法律制度设计和驾驭经济发展能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经济高位小波动运行的特征面临严峻考验

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中有经济过热，需求拉动引起的通货膨胀，

如1982-1985年和1992-1996年的经济扩张；也有内需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如1987-1991年和1997-2001年的经济紧缩。由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中国经历了反通胀的考验，又经历了反通缩的实践。从2003年至2007年的5年中，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0％、10.1％、10.4％、11.1％和11.4％，5年年均经济增长10.6％，年度之间的波幅在1个百分点左右，总的运行特征是经济增长高位小波动，即经济增长率很高，波动幅度较小与计划经济时期的1953-1977年和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2002年相比较，经济增长既没有形成大起，也没有导致大落，可以说是历史上经济运行平稳的一个区间。①

但这种持续多年的高位小波动增长，2007年以来发生了变化，经济运行中表现出新的特点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已经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比例失调，外贸顺差过大，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过多的流动性涌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导致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急剧膨胀。但到2008年第三季度，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缓，出口额明显下降，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价格持续性下跌，市场流动性不足。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七条30款措施，部署了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②从2008

年后半年主要经济指标观察，中国经济增长进入调整期。

(二)世界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外商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扩大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交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承诺基本上对外全面开放。2006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除了资本账户和人民币可自由兑

换两道金融防堤大坝外，金融业已经全面开放，外资银行经营已在中国不分业务和地域限制。同时，我们又尝试境内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DII)，涉足境外投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一个内江内湖的经济，而是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

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我们经济增长率的高低，经济发展的快慢，经济规模的大小，重要的金融制度包括汇率改革、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和一些经济衡量指标，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市场的重要因素。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的增长或衰退、经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的变化，如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到爆发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稳定，直接影响中国宏观调控的方法和力度。

(三)金融危机对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影响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融入经济全球化，我们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因为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实行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锤炼和洗礼。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也是逐步实行开放政策，一步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面临和应对世界经济引发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我们没有完善的规则和实践的经验。

但是，金融危机对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的影响，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一是可能延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只是进口或者出口企业产品受到影响；二是宏观调控具有主动性、可控性和可预见性；三是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相对较小，不改变财富在本国不同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性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一是直接冲击宏观经济，冲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于经济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宏观调控比较被动，政策受主要经济体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三是本国外汇储备和购买的外国主要货币形式的资产，因汇率变化导致外币形式的资产贬值，性质上是财富在不同国家的国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

简言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体经济中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增长比例的失衡；虚拟经济中资产价格大幅涨跌；收入分配中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

是否能够通过计量，用概率单位来表示。在奈特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险模型，比较精确地确定风险指标，使得风险理论分析向着计量化和模型化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市场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来源本身的不确定性，存在着风险计量理论与客观实际脱离的现象。因此，赫什莱佛和赖利指出：“奈特认为风险是指个人根据对事实的客观分类有能力计算出概率的情形。不确定性是指不可能客观分类的情形。我们不同意奈特的划分，这种划分已经证明是不会有结果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风险和不确定指的是同一件事。我们认为能否进行客观分类不是关键之所在。”④

顾海兵教授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限于外部冲击所可能带来的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上。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正是由于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才使得本国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缺乏抵抗的能力。但是，对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应更侧重于对国外因素与传导的分析。”⑤这种理论强调外部冲击引起国内经济风险，是理论的价值所在。但经济体内部肌理和多项指标体系是否健康合理，既是经济稳定和经济安全的前提，又是发生外部冲击的对象和结果。我们与顾海兵教授的分析与强调不同的是，更注重国内经济肌体自身各种经济比例、指标的均衡与协调。因为经济肌体自身各种经济比例、指标的非均衡地运行时，肌体本身就是脆弱的，蕴藏着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外部冲击只是将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演化成了经济危机。

我们认为，经济风险主要是指经济供给或者经济需求的因素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赫什莱佛和赖利的基本观点，风险与不确定性指的是同一件事。经济稳定是指经济供给因素、经济需求因素和主要经济指标相对均衡，这既有总量相对均衡，也有结构相对均衡，而结构相对

均衡更为重要；经济安全是指防范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制度保障、操作措施和应对能力。只有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保障经济安全。因此，我们重点将经济风险和经济稳定界定在相关影响的经济供给因素或者经济需求因素，强调经济体本身内部肌理健康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均衡。在这样的界定下，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视角，分析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收入分配中已经存在的、或者潜伏的经济风险，探讨经济稳定的相关因素和保障经济稳定的相关政策、法律和监管制度。⑥

我们论述的实体经济，是以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中的价格信号能够传递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短缺或者过剩的信息，而且价格能够调节市场逐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在经济均衡状态时，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我们论述的虚拟经济，主要是指以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为载体，通过价格预期机制，价格决定于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价格上涨时人们获利，但价格上涨容易产生泡沫，泡沫过大，价格急剧下降时，市场预期破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如果虚拟经济膨胀过度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就成为酝酿经济风险的主要因素。

(一)第一个视角：实体经济中潜伏的经济风险

实体经济中宏观经济均衡条件，即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理论基础，均衡等式是：消费+投资+进口=消费+储蓄+出口，这个均衡等式即要求总量相对均衡，也要求结构相对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中，国内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主要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假定GDP增长率不变和增长方式不变，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相对均衡，一方面，过高的储蓄要转化为投资，形成了高投资，另一方面，国内消化不了的产品要通过出口消化，形成了国外需求。均衡等式就变成：消费+投资=消费+储蓄+净出口(出口—进口)，净出口正值就是外贸顺差，从

而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均衡。但这个均衡是，居民在收入中提高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实质上是抑制了消费需求，通过国外需求达到的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当消费率不断下降以致储蓄率超过投资率时，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只能通过出口和顺差来消化，顺差的大量增加，又会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多，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形成不断偏离均衡状态的恶性循环。见图2所示。

图2 投资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

如果从经济风险的角度看，投资推动与进出口推动的增长模式，都潜伏着经济风险。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潜伏的经济风险表现为：第一，投资推动在当前制造经济过热，容易引起通货膨胀，遗留给未来的是生产过剩；第二，投资推动加剧了资源的过度使用、开采和浪费，使本来就稀缺的资源、能源供给紧张，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第三，投资推动形成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后，转变为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难以把握，容易产生经济波动。因此，高投资一旦遇到主要原材料涨价或者经济下滑，导致企业难以消化成本，或者企业转嫁成本提高价格市场受阻，或者遇到宏观调控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破产和工人失业，潜伏的经济风险演变成实际的经济风险。

进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潜伏的经济风险表现为：第一，受国际经济增长趋势的制约，当国际经济增长普遍降温、放缓或者萧条，主要进口产品或者出口产品受国际消费需求减少的影响，导致停产或产品积压；第二，受世界主要经济

体国家经济走势的制约，主要经济体国家面临经济放缓或者衰退，这些国家调整货币政策，包括利率、汇率时，我们就要被动的调整经济政策或调控方式和方法，避免国际资本套利冲击国内经济；第三，还要受国际重要事件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突发公共性事件等的影响。国际上的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通过传递机制，影响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物价、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就会产生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破产和工人失业的风险。另一方面，进出口推动尤其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产生了两个最重要的直接后果，一个是形成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即政府持有大规模的外汇资源存量，产生了如何防范风险和有效投资利用问题；一个是人民银行购汇吐出大量基础货币，造成流动性扩张，产生了如何对冲流动性、控制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的问题。

简言之，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之间增长比例失衡，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和进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中就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化解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经济意义，就是逐步形成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的比例均衡。

(二)第二个视角：虚拟经济中潜伏的经济风险

实体经济中存在或者潜伏的风险通过一定的渠道，必然影响或传递到虚拟经济，流动性过剩就是国内国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推高虚拟经济泡沫的结果。这个传导过程是这样的：第一，出口商品，换回外汇，央行收购外汇，吐出基础货币，而这类货币除非进口，否则没有实物相对应。第二，过去几年实行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投放的货币资金长期沉淀。第三，资产证券化，未来收益流贴现为现在的资产存量，导致货币发行增加。第四，储蓄率高，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渠道少而且不畅，无法分流过多的流动性。

流动性过剩使经济运行中潜伏着风险，处理不好就会酿成泡沫经济。虽然流

动性过剩不一定产生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必然是以流动性过剩为前提。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判断，是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较中推论出来的。虚拟经济中的泡沫来自于对资产未来收益或潜在价值的预期。泡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预期下形成的泡沫；一类是非理性预期下形成的泡沫。我们所要防止的是后者。

非理性预期下形成的泡沫，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资产(我们主要分析证券市场和股票)价格快速攀升，从而产生对资产未来收益的过度透支。但问题的关键是，与购买后就被消费掉的商品不同，股票等资产都有兑现问题，过高的资产价格等于淤积了过高需要兑现的资金。因此，过高价格的资产如果能够不断转手交易，不兑现货款，没有什么问题，只有潜在风险。但如果预期被说明是过度虚置的，被要求兑现的，预期收益无法实现，资产价格迅速下跌，泡沫破灭，从而引起资产价格大幅震动。经济繁荣时期资金充裕，非理性泡沫是其副产品。繁荣掩盖了预期泡沫，预期泡沫又制造出虚假繁荣。因此，越是繁荣，越要防止非理性预期泡沫。

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有着特殊的背景和意义。首先，企业从间接融资转变为直接融资，改变了企业的产权结构，社会公众用脚投票的激励机制，增加了企业经营的压力和动力；第二，银行从主要为企业贷款转变为建构安全的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资产负债配置模式，减少银行的呆坏账，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发生；第三，扩大居民资产投资的选择范围，在风险意识与承受能力下，居民有可能从资本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但是，虚拟经济容易产生泡沫，放大财富效应，“假如泡沫—哪怕是局部泡沫—不断积累，绑在疯狂的股市列车上的人越来越多，若股市泡沫在某个出人意料的时间突然破裂，大量普通投资者损失惨重，很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⑦

中国的证券市场非常年轻，只有18年的历史。但中国2007年5月上证指数从3000多点迅速爬高到10月16日的6124点，之后泡沫破灭，到2008年12

月底一直徘徊在1800点左右，上证指数下跌65％以上，市值从2007年10月的32万亿元左右缩水至2008年12月底的12万亿元左右。从世界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看，泡沫虚化速度之快、泡沫维持时间之长、泡沫跌幅之猛，史上罕见。

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程度是资本市场长期健康运转的基础。尽管媒体、业界和理论界对中国证券市场泡沫破灭的原因找出各种理由，国际因素如美国次贷危机、美元贬值、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波动等，国内因素如大小非解禁、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货币紧缩、南方雪灾和四川地震等等。我们认为，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虚拟经济中资产价格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撑。供给与需求失衡导致证券市场大幅上涨与下跌，既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理性预期，也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⑧同时，证券市场制度建设滞后、风险防范脆弱、监管方法落后，以至于业界、媒体和理论界形成“政府救市”⑨和“政府不应救市”⑩的争论时，并没有论及证券法的维护作用。规范中国证券市场，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有8个证券条例，尤其是2008年4月23日国务院发布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还有350多个证券规章，可以说法律法规较为系统。但这些法律法规都未能防止证券市场的大起大落。无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发社论，试图传达中央维护市场稳定的声音，但收效甚微。证券市场大幅上涨与下跌，既影响投资者的理性和稳定预期，也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当法律虚置，岂有制度之成熟？当无视规则，何谈制度之稳定？

(三)第三个视角：收入分配比例失衡存在的经济风险

汇率是一种价格，是国与国之间以各自货币表示的价格体系的比较，反映一国的国际收支均衡状态。尽管现实经济运行中，汇率决定十分复杂。但是，汇率是由不同货币表示的不同价格体系比较决定的这一命题，是理解汇率和汇率变动问题的理论基础。因此，调节国际收支，既可以直接调整汇率，也可以调整价格，尤其是要素价格。

中国汇率调整对均衡国际收支的成效有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中国的要素价格，远低于国际水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价格受计划控制，虽经多年改革开放，要素价格体系还未理顺。二是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要素价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29。三是过去经济长期封闭，没能介入国际市场竞争。在一国的价格尤其是要素价格体系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甚大时，调整汇率的成效必然受到限制，而且过多地依赖汇率调整，调整的成本很大。这是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要素价格体系水平，与国际价格体系水平不一致所导致的。

由于汇率传导机制不畅，加之要素价格的调整直接涉及利益关系，具有较强的刚性，其作用往往传导不下去。因为汇率升值，企业不会主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增加社会保障费用，不会加大环保投入。甚至为了减少成本，企业可能出现相反的现象，抵消汇率改革的成效。所以，汇率改革，一方面一时难以解决大规模贸易顺差这一难题；另一方面一国的汇率是该国最终价格体系与他国价格体系的比较，依靠汇率调整解决要素价格过低的问题，时滞也较长。

因此，解决大规模贸易顺差，即通过依靠汇率调整解决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要缓解国外需求减少对国内生产供给的冲击，转变成国内需求。但由于劳动者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劳动者无

模式与投资推动增长、进出口推动增长的模式，对经济的影响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改变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增长比例和速度，这是第一层次的意义。第二，当一个有着以十三亿人口为消费基础的市场存在，而且这个市场还处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其消费潜能是巨大的。第三，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增加民生方面的社会保障支出，逐步调整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劳动者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逐步转化为依靠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否则，投资与进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或者潜伏的风险，在某个特定时间演化成经济危机。

三、政策、法律和监管相互作用，保障经济稳定

综上所论，为了分析的简化和集中，我们从三个视角分析，即实体经济中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增长比例失衡，虚拟经济中经济泡沫与资产价格波动，以及收入分配中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劳动者收入增长率之间的比例失衡，这些经济肌体内部比例失调产生着和潜伏着经济风险，化解和防范这些经济风险，需要实体经济中形成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合理的增长比例和增长机制；虚拟经济中尤其是股市的资产价格，即股票指数上涨与跌落的波动要控制在一定幅度，避免大起大落；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较低并不能形成扩大内需和拉动消费，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就尤为关键。因此，应该协调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法律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防范经济风险，应对金融危机。

宏观调控政策，包括政策工具与政策方法，在如何调控、用什么方法和工具调控上，因宏观经济环境而相机抉择，因而是短期的、针对具体目标，有较大的弹性。法律是经济社会中已经达成共识的意见以立法形成制度安排，非经正常程序不可改变，因而是长期的制度建设，是刚性的。同时加强监管，即基于法律法

规的监管，这是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首先，从宏观调控政策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已经形成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方法与特色。宏观调控经历了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紧缩的实践，今天面临国内经济下滑的压力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经济失衡与国际经济失衡双碰头，宏观调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构导向的产业政策之间的结合与协调，发挥政策组合作用，显得极为重要。

从实体经济分析，优化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的比例，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将国际需求减缓带来的产能过剩部分逐步转变为国内需求，刺激国内需求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具有可行性，尤其是政府已经通过了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以及减税和降低相关税率政策。同时，财政支出应该加大社会保障、医疗、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补贴和教育经费支出，财政在这些方面的支出会产生居民大额预防性储蓄的减少效应，挤出的部分会形成国内消费需求，这也是执行和落实2008年《国务院工作规则》的任务，该规则15条规定“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2)这是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不均衡发展的重大措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市场流动性，央行连续五次调低基准贷款利率，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刺激企业生产。产业政策导向民生、农业、环保项目和铁路建设等的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增长。从虚拟经济分析，我国正在抓紧资本市场的建设，企业融资方式从间接融资逐步转向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基础和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较为稳健的证券交易市场，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对未来价格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透明的预期，才有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的投资。宏观调控在政策导向以及政策工具组合上，要顾及影响虚

拟经济的多种因素，尤其要观察资金的大量流进追涨制造泡沫和资金的大量流出杀跌泡沫破灭，用各种政策手段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健运行。

第二，我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虽然法律基本上是框架性的，但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补充，加强了法律法规的操作性，关键是执行和落实。在实体经济中，关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的比例失衡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人民银行法》第2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商业银行法》第34条规定：“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款业务。”应该说，人民银行法以币值稳定为目标，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控制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商业银行法规定了商业银行贷款的用途和目标，即工商企业贷款，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必须符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实体经济中，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比例失调，实际上就是如何落实法律的问题，银行贷款禁止重复投资、禁止资源耗费性投资，银行贷款应向农业行业、新技术行业、环保行业倾斜。这是通过法律防范实体经济中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制度安排。防范虚拟经济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虽然法律有规定，但我们实践较少，积累的经验较少，应该谨小慎微。虚拟经济实际上就是信用经济，供给和需求都是给予未来的资产价格预期。因此，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包括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应该有具体实施细则。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应该规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对金融衍生产品和资产证券化产品，建立严格的防火墙制度，避免一种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传染和扩散，金融创新应当与金融监管工具相匹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的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规则，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真实完整规则，都应该

具体执行。

第三，加强基于规则的监管。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主要方法，法律制度建立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框架，要保障价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但市场机制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直接干预。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监管问题上，主要是一个成本和效率的比较。因此，市场经济不是要不要监管的问题，而是如何监管、采用什么方法、程序监管。监管判断的基本标准是监管的效益能够证明为其支付成本的正当性，如果可以量化效益和成本，监管的效益大于监管的成本。但在经济现实中，监管的有些成本和效益都可以量化；有些成本可以量化，效益难以量化；有些成本可以量化，效益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反映出来；有些量化成本和效益后，可能成本远远大于经济效益，但社会效益可能更高。因此，政府监管，一定要评估监管的效益和成本，通过比较监管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才可以通过监管干预市场。实体经济中，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的比例失衡，值得高度重视的就是投资对土地征用、出让、补偿和开发的评估不足，尤其是农用土地，既剥夺了土地承包人分享土地增值的成果，又造成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因此要探讨农村承包地改革的新模式，包括承包土地的使用、转让、抵押，和农民承包权的各项权益结合起来。虚拟经济中，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经营的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实行严格监管，对信息、信用、预期、风险和收益，应该有一定的评估，经营上隔离不同金融产品，防止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传递。(13)

中国经济肌体内部各项指标体系的比例均衡和协调，尤其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增长比例，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的增长比例，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劳动者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增长比例，需要宏观调控政策、法律和监

管相互发挥作用，逐步形成国内国外均衡增长和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在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时，只有经济肌体内部各项比例均衡，才有防御和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我们应该悟出许多启示。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刘玉玲、银监会监管一部李瀚阳、商务部外商投资司李鹏、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殷剑峰、深圳证券交易所阙之康、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光东、贵斌威等同志参与了本文的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

注释：

①刘树成：《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见《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第4—9页。

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2008年12月8日。

③《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④杰克·赫什莱佛、约翰G.赖利著：《不确定性与信息分析》，刘广灵、李绍荣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⑤顾海兵等：《中国经济安全分析：内涵与特征》，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80页。

⑥UK Better Regulation Commission, Risk, Responsibility and Regulation-Whose risk is it anyway?(Z)London, October 2006。

⑦周小川：《中国股市泡沫令人担忧》，见《科学决策月刊》2007年第6期，第44—45页。

⑧吴晓求：《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资本市场跨越式发展与政策转型》，见《财贸研究》2008年第4期，第5—10页。

⑨余永定认为，“政府确确实实应该尽可能避免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但在必要的时间，我们不应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余永定：《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十个问题》，见《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1期，第17—18页。

⑩胡舒立认为，“股市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见胡舒立：《何必讳言不救市》，载《财经》2008年第7期，第14页。

(11)曹映雪、康明怡：《论一般均衡下经济增长与消费者行为关系》，见《运筹与管理》2008年第1期，第94—99页。

(12)《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发[2008]14号。

(13)夏斌：《全球经济局势变化下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见《中国金融》2007年第5期，第48—49页。

转自《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京)2009年2期第87～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