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夏商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现状
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研究报告
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研究报告
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7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也就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
在之后的几千年里，中国历史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迭，包括夏、商、周、秦、汉、唐、宋、明、清等。
这些朝代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历史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考古学、文献学、史学和人类学等。
考古学通过发掘古代遗址和文物，揭示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
文献学研究了古代文献、史书和碑铭等，为我们提供了古代社会的重要记载。
史学研究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
人类学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类活动、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等。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一些重要的话题包括政治制度的演变、外交关系、社会文化的变迁、教育制度、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等。
例如，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推行科举制度、制定法律和税收政策，以及加强中央集权。
另一个例子是唐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国内外交通和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文化艺术也繁荣起来。
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社会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传统习俗和文化传统，进而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参考和启示。
此外，中国历史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际关系的变化和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
总之，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广阔而丰富的研究领域，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夏、商、周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
文化传承与教育体系初创
文化传承
夏朝时期的文化传承主要通过口耳相传和祭祀活动等方式进行。同时，夏朝还出现了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点
商王通过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来处理 本族和臣服的外族事务，以此巩固王 权，维护统治。
宗法关系在政权中作用
宗法制
商朝注重宗法关系，王位继承采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制度。
作用
宗法制在政权中起到维护贵族特权和统治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家族观念和宗族凝 聚力。
商业和手工业繁荣发展
商业繁荣
商朝时期，商业活动逐渐频繁，出现了 以贝为货币的交换方式，促进了商品流 通和经济发展。
05
三代社会发展趋势总结
政治统一趋势不断加强
政治制度逐渐完善
01
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逐渐从部落联盟向国家政治体制转
变，王权日益加强，官僚制度逐渐建立。
疆域不断扩大
02
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三代王朝的疆域不断
扩大，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逐渐加强。
民族融合趋势明显
03
随着政治统一的推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趋势日益明
对后世政治制度启示意义
01
王权专制与官僚制度
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为后世的王权专制和官僚制度提供了重要的
历史借鉴，如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汉朝的郡县制等。
02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三代时期的政治统一趋势和民族融合为后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
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03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常建华内容提要作为新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于20世纪初诞生后，经历了兴起、停滞和复兴等三个发展阶段，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近代中国社会格局的剧变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到尽头和中国新史学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而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输入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走向深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除了在社会形态史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外，其他研究基本陷于停滞。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复兴之路。
学术界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和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
注重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和区域社会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个明显特征。
作为现代史学一部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诞生于20世纪初，经历了兴起、停滞和复兴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已走到尽头，适应民族主义、民权观念的新史学应运而生。
倡言社会改革的学者梁启超在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为新纪元献上了史学革命的厚礼。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次年，他又以《新史学》为题，批评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号召掀起“史界革命”。
他给历史下了新的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启超将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借鉴社会科学的观点，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的创新意义。
《新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
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促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观念和方法发生改变、治史者由重视政治史转到重视研究社会史，除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内部因素外，还同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与传播有密切关系。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夏商周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夏商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
在这段悠长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多个封建王朝的兴起和衰落。
其中夏、商、周三个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开端，也奠定了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本文将对中国古代的夏、商、周三个封建王朝进行探讨。
一、夏王朝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约始于公元前21世纪前后，由禹及其后裔建立。
夏王朝的疆域范围较小，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河南、陕西一带。
夏王朝的政权制度以封建制为基础，国王为最高统治者，宗室成员被封为诸侯，掌握各地的守土职责。
夏王朝的政权由王室世袭，这奠定了中国未来几个王朝的统治模式。
夏王朝的历史渊源于传说之中，关于夏朝的具体历史记载非常有限。
但夏朝的文化遗产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朝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发明了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为后来的文字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夏朝的礼制也被后来的王朝继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商王朝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封建王朝，约始于公元前16世纪前后，由商汤建立。
商王朝的疆域较夏朝更大，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和湖北一带。
商王朝沿用了夏朝的封建制度，并加以发展。
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
商朝的政权由王室世袭，王室利用宗族、贵族和官僚体系来统治国家。
商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繁荣和富庶的王朝之一。
商朝的人民主要以农业为生，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农耕和灌溉活动，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商朝的都城还出土了大量豪华的商周青铜器，这些器物的制作精良，成为了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代表。
三、周王朝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封建王朝，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前后，由周武王建立。
周王朝的疆域较前两个王朝更大，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
周王朝继续沿用了夏、商两朝的封建政治制度，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如同商朝一样，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
周王朝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西周和东周。
中国古代史夏商
（二）夏朝的阶级结构和国家制度 1、阶级结构 夏王——各级贵族——平民——奴隶。 压在最底层的奴隶，大多是战争俘虏、犯罪的
第二章 夏商时期奴隶社会的建立与发展
提要：公元前2070年，禹创建了夏朝奴隶制国家。从 “涂山之会”到“少康中兴”，夏王为首的新兴奴隶主 阶级与旧氏族贵族势力进行了反复较量，奴隶制逐渐得 到了巩固与发展，为夏王朝前期；从杼到不降，国势强 盛，为中期；从孔甲开始，走上了衰败的道路，至桀灭 亡，为后期。夏朝历史已为近年来考古发现所证实，是 我国奴隶制的确立时期。
广大奴隶和平民劳动者，创造了奴隶制文明。奴隶和平 民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推动着奴隶社会向前发展。
一、夏朝
夏朝的历史仍是半信史，除一些考古发现外， 主要是根据古代传说编写的。现在，学术界已 经基本认定，夏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但 在考古学上夏文化的遗址发现仍未得到有效解 决，二里头文化的探讨将继续深入；夏商周断 代工程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与研究三代提供了帮 助与证据。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 隶制王朝。从汤到太戊，国势不断发展，仲丁后经历 “九世之乱”，一度国力削弱，为商王朝前朋；从盘庚 迁殷后，中经“武丁中兴”，至纣灭亡，为后期。商朝 是奴隶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冶练 和成熟的甲骨文，反映了商朝奴隶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水平。
（三）夏朝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有关夏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主要是根据河南偃 师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整理的。
1、二里头文化遗址 在河南偃师县西南十八里的二里头村，发现了东西
夏商周三代的考古研究成果
夏商周三代的考古研究成果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阶段，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和社会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考古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丰富的文物资料，揭示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变迁和社会风貌。
本文将介绍夏商周三代的考古研究成果。
一、夏代考古研究成果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字记载的朝代，但由于文字材料有限，对夏代的认识一度较为模糊。
然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夏代的资料。
夏代的主要考古遗址有西安、郑州的二里头、大汶口，以及河南、山西等地的其他遗址。
通过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夏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情况。
在夏代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北郊，是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的一处重要遗址。
在1984年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并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座夏代城池的轮廓。
这些文物不仅证实了夏代的存在，还为我们了解夏代的社会结构、手工业发展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另外，考古学家还在河南省兰考县的舒店村发现了一座完整的夏代墓地。
这个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并陪葬有大量动物和仆从，反映了夏代贵族社会的繁荣与兴盛。
这些文物的出土使我们对夏代的社会结构和人文风貌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二、商代考古研究成果商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分封制国家的诞生时期。
通过对商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商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等方面内容。
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代遗址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在20世纪初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商代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商代的青铜器，如铜爵、铜鼎、铜斧等。
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高超，图案精美，反映了商代社会的工艺水平和审美追求。
此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这是商代最主要的文字记载。
通过对这些甲骨文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商代的政治制度、礼制等方面内容。
除了殷墟，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庄头等地也发现了许多商代的遗址。
中国古代史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2025年中考历史一轮复习教材梳理
商朝 约公元前1600年，汤建立商朝，都城建在亳（今河南郑州），后来盘 建立 庚曾迁都殷（今河南安阳） 商朝 盘庚 受战乱、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商朝多次迁都，到商王盘庚时迁到 统治 迁殷 殷，此后保持了相对稳定 商纣 对外征伐，耗费国力，同时修筑豪华宫殿，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 暴政 还施用酷刑，残害人民。这一系列暴政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七
③ 田氏代齐：齐国由大夫田氏取代
雄 七雄 齐、楚、秦、燕、赵、魏、韩（东南西北到中间）
战 战国 国兼 七并 雄战
争
典型 战役 特点
结果
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长平之战
①强大的诸侯不再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而是各自为政，扩 充军队，力图拓展疆域。 ②战争规模大，参战兵力多，交战区域广，持续时间长 地处西部的秦国逐渐成为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对东方六国构成 威胁
经济
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人可免除徭役
统一度量衡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奖励军功 ，对有军功者授予爵位
军事
提高了士兵的积极性
并赏赐土地
影 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一跃成为最强盛的诸 响 侯国，为以后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背景 战国后期，秦国在改革政治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兴修利
时间 公元前256年
地点 成都附近的岷江上
主持修建者 秦国蜀郡郡守 李冰 都
作用 防洪、灌溉、水运
江
构成 渠首和灌溉网。内江用于灌溉，外江用于排洪
堰
①都江堰消除了岷江水患，灌溉了大片农田，使成都平原成为
影响
“ 天府之国 ”。 ②促进了秦国经济的发展，为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③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造福于人类
●唯物史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的变化。 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战国时期的社会性质
中国历代王朝实践报告(2篇)
第1篇一、引言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家，自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以来，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巨变，诞生了多个辉煌的王朝。
这些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实践和经验，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报告将对中国历代王朝的实践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从中汲取历史智慧，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夏商周时期1. 夏朝（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也是奴隶制社会的代表。
夏朝实行禅让制，政治制度较为原始。
在经济方面，农业是主要生产方式，手工业和商业尚未发展。
夏朝在文化上重视祭祀，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
2. 商朝（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商朝是夏朝的继承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纪年的王朝。
商朝实行分封制，政治制度逐渐完善。
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
商朝在文化上重视卜辞和青铜器的制作，形成了独特的甲骨文和青铜文化。
3. 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
西周实行分封制，形成了诸侯国林立的局面。
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发展。
周朝在文化上重视礼乐制度，形成了独特的礼乐文化。
东周时期，诸侯争霸，战国七雄崛起，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
三、秦汉时期1.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等。
在经济上，秦朝重视农业发展，加强中央集权，实现了国家富强。
然而，秦朝统治时间较短，二世而亡。
2. 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
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济逐渐恢复。
汉武帝时期，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疆拓土等。
东汉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三国鼎立。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1. 三国（公元220年-公元280年）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对独立。
商史文化专题报告3000字
商史文化专题报告3000字摘要：一、引言1.商史文化的背景介绍2.报告的撰写目的和意义二、商朝的历史概述1.商朝的起源和发展2.商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3.商朝的繁荣与衰落三、商朝的文化特点1.文字和书法2.艺术和工艺3.宗教信仰和礼仪制度4.科学技术和农业发展四、商朝对后世的影响1.文化传承和传统继承2.商朝在各领域的贡献3.商朝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五、商朝的保护与传承1.商史文化的保护措施2.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3.当代对商史文化的研究和探讨六、结论1.商史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2.对商史文化的展望和期待正文：【引言】1.商史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民族记忆和历史信息。
商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对商史文化的梳理和研究，揭示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和价值，以及其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2.报告的撰写，旨在唤起人们对商史文化的关注和重视，推动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通过对商朝的历史、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的剖析，让读者深入了解商朝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色，从而提高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商朝的历史概述】1.商朝，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距今约3600年。
商朝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16世纪，前后历时约500年。
商朝的建立者是成汤，他领导商族推翻了夏朝的统治，奠定了商朝的基础。
在成汤的领导下，商朝迅速发展为东方的一个强大国家。
2.商朝的政治制度以封建制为基础，实行世袭制。
国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力。
国家设有各种官员，负责管理国家事务。
商朝的社会结构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阶层，奴隶是社会最底层，贵族享有最高的地位和权力。
3.商朝的繁荣达到了顶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朝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周朝所取代。
【商朝的文化特点】1.文字和书法：商朝是我国古代文字的重要发展阶段，标志着中华文明史上文字记载的开始。
夏商西周时期
夏商西周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演变。
在这个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王朝制度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建立了统一的行政机构和法律制度，同时也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巨大进步。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探讨夏商西周时期的特点和影响。
一、政治在夏商西周时期，中国逐步形成了以王朝制度为核心的政治体系。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它建立了国家的统一政权，并采取了王权神授的原则，即天命神授的理论，来合法化王权的统治。
商朝继承了夏朝的政治制度，然而相对夏朝而言，商朝政治制度的中央集权更为强化。
西周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以封建制度为特点，国家分为诸侯、卿、大夫等等不同的等级。
二、经济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
农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础，这个时期农业生产技术逐渐提高。
在农业方面，夏商时期实行了土地所有制，并通过封建制度保证了农产品的供给。
商周时期农业生产技术更加繁荣，铁器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陶器、青铜器等工艺品开始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
商周时期，手工业品种更加丰富，技术也更加成熟。
商业方面，商代的商人负责贸易活动，商代的商人然后得到了发展，商业活动逐渐活络。
三、文化在夏商西周时期，中国的文化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以“礼”为核心，礼是一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对于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
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中，祭祀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人们通过祭祀来祈求丰收、顺利和平安。
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表现在祭祀形式丰富多样，从简单的宗庙祭祀到庙宇祭祀，旨在祈求神灵的保佑和福祉。
总结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了重要的进步。
政治方面，王朝制度逐渐形成，封建制度得到强化。
经济方面，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农业技术提高，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逐渐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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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夏商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现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约定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透过其千姿百态的经穿纬插网络，可给人们以察古鉴今的启迪，其烛精剖微的方法论和多棱凸显的视角，又每每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构成一门具有多学科结合性质的专门史，一门缤纷流华的专门史。
这门富态的学术专史，在中国兴起，只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
但是中国古人意识中，早已有关注社会生活的传统心态。
如传为春秋时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广泛进入社会深层结构，容有大量先秦时期不同阶级、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素材，凡邑聚分布迁移、族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祀神祭祖、风尚礼俗、娱乐教育等等，均有披露。
至如形成于西周的筮占书《周易》经文，还录有原始婚俗遗风及上古人们生老病死、社会构成、商旅交通、人际交往、穿着时尚、卫生保健、行为观念、宗教信仰、盗劫内讧、水旱灾害等社会生活资料。
《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祭法、丧葬制、婚规婚礼、亲属关系、生儿育女、养老教子、起居仪节、服饰等次等等，作了繁缛规范，直可形容为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
不言而喻，诸如此类出于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演进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是难能可贵的，将之视为中国传统历史学中的有机部分，也未尝不可。
惟开宗明义以社会构成系统和社会生活状况为主体，对古代社会生活史进行内外表里多视角、多层面的宏、中、微观的研究，则在20世纪内才掀起。
较普遍的看法是专门性质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乃紧伴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入而出现；甲骨文等地下新资料的出土和现代考古学的一系列进展，为推动这一学科领域的建，特别是再构史前及上古社会生活图景，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凡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和世界范围内学术思想变迁潮流，是影响这门学术史研究冷热升降的内外部人文环境因素。
换言之，中国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蕴含着曲直深沉的学术变革内容。
回头看去，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是学科初建和兴起时期。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学自身成长过程中的要求，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过程，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史大论战”。
这场论战的史观分野，在于是否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上，确定以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以及这种形态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还是仍把社会看做可按个人意志或政治意志随意改变的机械框架。
这已关涉到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其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
不过，受时代局限，当时人们对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对古代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现象的广泛了解也十分有限，论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常不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具体从事于历代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1921年6月9日顾颉刚先生在写给王伯祥先生的信中，曾这样说过：“我从前只想作学术史，现在则想作社会史，因为学术史是社会的一部分，不知当时的社会状况亦无从作学术史，况且单作学术史也太干燥无味。
”1937年顾颉刚先生又为瞿兑之辑集《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作序，复强调指出：“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干全民族之生活矣。
”当时商务印书馆还先后推出了张采亮的《中国风俗史》（1915年）、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年）、陈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年）、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年）、袁业裕的《中国古代氏姓制度研究》（1936年）、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年）等一系列著作。
不过在当初既有视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为社会史，又有视社会生活史为社会史，界说未必明确，然两者的研究均直接与历史学视野的拓宽有关，至少可以说中国历代社会生活史乃是历史学科的新兴分支之一，其研究的内涵外延大致是清楚的。
这一时期对于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颇为眼花缭乱，论作层出，略举之，如有张世禄的《文字学上之古代社会观》（《国学丛刊》第1卷2期，1923年）和《〈诗经〉篇中所见之周代政治风俗》（《史地学报》第4卷1期，1926年）、陈钟凡的《从文字学上所见初民之习性》（《国学丛刊》第1卷2期，1923年）、陆渊的《〈诗经〉妇女观》（《学灯》第6卷2期，1924年）、汪震的《〈易经〉书中之古代人民的生活》（《晨报六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汪章才的《周代丧制概略》（《史地学报》第3卷5期，1925年）、迈五的《从殷虚遗文窥测上古风俗的一斑》（《南开周刊周年纪念号》，1925年）、程憬的《商民族的经济生活之推测》（《新月月刊》第2卷6期，1929年）、马元材的《卜辞时代的经济生活》（《飞跃》双周刊第2卷1期，1930年）、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牛夕的《自商至汉初社会组织之探讨》（《清华周刊》第35卷2、4期，1931年）、李建芳的《〈诗经〉时代的女性生活研究观》（《新创造半月刊》第1卷2期，1932年）、温丹铭的《殷卜辞婚嫁考》（《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1卷5期，1933年）、黎征赋的《由甲骨文窥见殷商社会的宗教生活》（《香港南星杂志》第2卷7期，1933年）、龙非了的《穴居杂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1期，1934年）、丁霄汉的《〈诗经〉中的周代男女关系》（《文化建设》第2卷1期，1935年）、丁道谦的《〈诗经〉中的妇女社会观》（《食货》第4卷7期，1936年）、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学报》第19期，1936年）和《祖庙与神主之起源》（《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第3期，1937年）、陈应槐的《先秦时代的宗教与婚丧》（《民俗》第1卷1期，1936年）、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灵石崇拜》（《民族》第5卷1期，1937年）、吴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的亲族制》（《文化建设》第3卷5期，1937年）、唐兰的《未有谥法以前的易名制度》（《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0月8日）、胡朴安的《从文字学上考见之中国古代妇女》（《学林》第1辑，1940年）和《从文字学上考见古代辨色本能与染色技术》（《学林》第3辑，1941年）、蒋大沂的《从古文字中观察古代家宅演进之情形》（《学术》第3辑，1940年）、胡厚宣的《殷人疾病考》（《学思》第3卷3、4期，1943年）和《商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1册，1944年）、徐中舒的《结绳遗俗考》（《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和《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49年）、斯维至的《殷代风之神话》（《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等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论作，大多散见于当时各类报纸杂志，少数为某类专书中的一部分，分别就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浅不一的各种课题研究，宏观、中观、微观并具，选题颖锐，观念时髦，令人耳目一新。
有的遥相呼应于“社会史论战”，又别开研究生面；有的弃改旧时史学传统中考据解经模式的窠臼，借鉴于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移植新概念、新思维、新命题，以作研讨更新；有的在材料利用上出奇制胜，如依据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资料、民族调查所获，尝试复原已遗失的上古社会生活图景；有的则在文献史料的梳理、分析、归纳上显其新活力。
可以说，这门学术专史兴起之后不久，即因中国学人传统上固具的治学情操陶冶，与不拒新事物、善开风气的境界，在辛勤耕耘中而取得了不小的业绩。
当然，滥觞阶段研究手段的粗疏单调，史料的不足和理解上的困惑，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的诸多混乱，以及一些理应在题内的课题尚未见问津等等，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本学术专史度过的第二阶段，在国内处于相对的冷落低潮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论著寥寥。
诚如有学者所说：“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可喜的是，这一时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却日益重视，研究势头至今不衰，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的成果领先。
日本学界对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涉足，起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论作有松因寿男的《殷卜辞与古代中国人之生活》（《加藤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集说》，1941年）等。
另外，加藤常贤的《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诸桥辙次的《支那之家族制》（东京大修馆，1941年）、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构造》（东京岩波书店，1942年）三部专著，均用较多篇幅探讨过商周的家族形态、婚姻、丧葬、宗庙祭祀制度等，具有一定的影响。
50年代至今，又有相当一批成果问世，如高桥盛孝的《殷墟甲骨文所见的方位和风名》（《史泉》第5期，1957年）、内藤戊申的《殷人的日日》（古代殷帝国之一章，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57年）、伊藤道治的《殷都的生活》（《图说世界文化史大系第15卷·中国i》，东京角川书店，1958年）、池田末利的《中国古代土地神的祭祀》（《东方宗教》第21号，1963年）、泽田大多郎的《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商-汉的住居形态》（《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汇报》第10号，1966年）、谷田孝之的《中国古代亲族等级的考察》（《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8集，1966年）、江头的《金文中家族制度的若干问题》（《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9集，1967年）、加藤常贤的《中国古代的生活与文字》（《东洋学术研究》第8卷4号，1970年）、池田雄一的《中国古代的聚落形态》（《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第61辑，1971年）、藤野岩友的《中国古代的坐法》（《神道宗教》第65、66号，1972年）、林巳奈夫的《西周时代玉人像的衣服与头饰》（《史林》第55卷2号，1972年）、伊藤道治的《商代的宗教与社会》（《史林》第58卷2号，1975年）、深津胤房的《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关于“梦”》（《宇野哲人先生白寿祝贺记念东洋学论丛》，1974年）、宇都宫清吉的《〈诗经〉时代的社会》（《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5号，1978年）、松本雅明的《中国古代的村落和生活仪礼》（《东方宗教》第54辑，1979年）、笠川直树的《商代社会的子和宗教仪礼》（《东方宗教》第58号，1981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