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

摘要：《劝学篇》是张之洞对洋务教育改革思想的系统阐述。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是以“致用”为灵魂的“旧体新用”论。他在《劝学篇》中主张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以“守约”来改革“旧学”，分类型、分层次地“广实学”，鼓励多层次的“游学”来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

关键词：《劝学篇》张之洞教育改革思想

《劝学篇》是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下简称“旧体新用”）[1]（P41）洋务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从“经世致用”转为“旧体新用”后的系统总结。在《劝学篇》的24 篇文章中,或多或少涉及到教育的有12 篇,分别是《内篇》中的《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外篇》中的《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科举》、《兵学》。这些文章反映出了张之洞系统、全面的教育改革思想。

一、对“旧体新用”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作了总结

张之洞从踏上仕途即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长达4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张之洞一直都从事着教育事业。为了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张之洞认为必须从教育入手。“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2]（P684）“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

[3]（P908）他将国家、王朝的兴衰与教育直接联系起来，将兴学育才作为国家富强的第一要义，认为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国家的强盛要靠教育。“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1]（P35）他还特别强调“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P1）“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1]（P4）因此，他一生也始终把兴学育才作为立国、强国的重大举措,致力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张之洞意识到中国“人才之贫由于见识不广，学业不实”，[3]（P908）即学不适用是中国人才贫乏之因，所以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在《輶轩语》中，张之洞说：“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4]（P595）士人要“通晓经术，明于大义”，还要“切实经济”是张之洞早期教育改革指导思想“通经致用”的要求。当任封疆大吏后，张之洞变成了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在发展实业以求“自强”、“求富”的过程中，张之洞感到旧式教育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他便转而主张改革教育来适应其洋务事业的需要，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也就从“通经致用”变为了“旧体新用”，突出“新学”的功能。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只有“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1]（P22）才能挽救中国之危亡。他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旧学”与“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都要学习，“不使偏废”。他还提倡“政、艺兼学”，认为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内容，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内容。[1]（P41）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写道“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1]（P41）“西艺非要，西政为要”。[1]（P2）将“新学”由强调“西艺”到“西政”，体现了张之洞为“救时”、

自强而深化了“旧体新用”，扩大了“新学”的内容，强调学习“西政”的重要性，这同时体现了张之洞教育改革思想的灵魂——重在“致用”的特点。

二、以“变科举”来推动新式教育的教育改革思想

张之洞因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而认识到“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之处”，[5]（P988）“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1]（P40）可是科举制“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 法久而弊起”。当时“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1]（P52）时局日新，国家缺乏“时务经济”之人才，虽也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可是“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俊才皆仍志于科举”。[1]（P52）张之洞觉得学堂不兴，“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1]（P52）实是因为科举造成的，所以他提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1]（P52-53），主张斟酌修改“科举之制”来促进学堂的推广、兴盛，以求得“习时务之人才”，达到自强、救亡的目的。如何变科举？张之洞设想：科举之体不变，变革科举的内容，议定科举新章，开经济特科，由原来仅试四书五经，统一弃取，改为加试实政实学和分场弃取，废八股改试策论。不论乡试还是会试，第一场考试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文五道。第二场考试时务策关于五洲各国政治、专门艺学等五道。第三场考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并且采取逐场淘汰的方法，被录取的方可考下一场，三场均优才中试发榜。[1]（P53）这个设想成为他后来废科举的思想基础。当他试图调和“旧学”与“新学”的努力归于失败时，他便着手“废科举”来推进教育改革。并且他的主张很快为清廷决策人物所接受，最终“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3]（P915）的办法，在1906年废除了在中国已实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为推广新式学堂打开了通畅之路。

三、以“守约”来改革“旧学”促进学堂发展的教育改革思想

张之洞主张“旧体新用”，并不断扩大“新学”的内容，是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1]（P71）以达到“保国、保教”，进而“保种”，让新式教育培养的人才“多智巧不忘圣（指圣贤之道，纲常名教——引者）”。

[1]（P2）然而时势日迫，外患日急，再守孔、孟之教的“先博后约”来治“旧学”已为时势所不能容了，况且“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而“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1]（P24）所以，“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将各门“中学”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1]（P25）他对各类学问分别提出了“守约”要求，如：经学通大义；诸子知取舍；理学看学案；词章读有实事者；政治书读近今者；等等。张之洞欲以“守约”来改革“旧学”促进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但是张之洞仍然要求士人“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之后，才兼及“新学”，达到“将来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的目标，使“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1]（P25）张之洞为保存“旧学”真是用心良苦，但事与愿违，当新式教育日益发展，培养的“新学”人才越多，“旧学”则日益为人们所遗弃，最终在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中，激进的新知识分子们彻底走向了张之洞所期望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