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鉴赏】论莫言历史小说的创作局限

在莫言近三十年的创作中，使他成为作品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在喧嚣与骚动的中国当代文坛上，莫言以其旺盛的创作精力和鲜明的创作个性，成为文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作品也颇具特色，给新时代文学增添了很多亮丽的色彩，他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为作者带来了巨大声誉，但在细读之下，三部小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从整体上看，作品中作者所寄托的精神家园的理想是脆弱的；在描写历史的时候，作者迷失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暴露出过多的丑陋与野蛮；并缺乏一些应有的人文关怀，表现出作者精神上的迷失。这样就暴露了作者在创作指导思想、艺术思维、人文关怀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一、脆弱的精神家园

恋乡情结也许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抒写乡愁更是成为我们文学中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传统，对故乡的渴望也渐渐升腾为精神家园的寻觅，为灵魂寻找栖息地。

1984年，在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莫言第一次将“高密东北乡”作为故事的舞台，演绎时代的沧桑巨变。从此，莫言开始构建自己的文学地理版图，同时也开始了漫长的精神回归之旅，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在以后的创作中，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基点，展现了故乡人们的世俗风情，为他们唱出了一曲曲挽歌和赞歌，也为自己漂泊不定的心灵寻找精神的安慰。

在莫言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中，那些高密乡的男男女女们寄托了莫言的乡情。在作者饱蘸感情的刻画背后，存在着理性的盲区。作品中弱势的贫困者，

如上官鲁氏、蓝解放等，他们盲目的与万千苦难抗争，奔向不确定的未来，在勤劳、

善良、淳朴的光环下，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无目的、无方向的肆意流逝着。同样，作者着意刻画的民间枭雄们，如司马库、孙丙等，因着一个自由率性，张扬“着生命的粗蛮冲动”，粗狂、强悍、野性的外表更掩不住其根本上的盲目性与随意性。无论是弱者还是民间枭雄，他们被动、盲目的依附于历史的发展，在历史的漩涡中迷失自己的方向。然作者在感叹与盛赞的同时，并未能给他们指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真正的方向，显示了作者对历史留恋的一些盲目性，对未来的空虚与不确定性。

费孝通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以此为切入点，概括了乡土社会的特性尤其是孤立、隔阂、土气、落后、闭塞的一面。陈思和在论述“民间”理论时，认为民间是“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无论是费孝通的“乡土性”的概括，还是陈思和的民间理论，都说明了中国的乡村在过去、现在，也许将来都并非是一方净土。莫言以主观化、个性化去写历史，写高密东北乡，虽写出了乡村的一面，但在泥沙俱下的语言里，在个人的感官中，遮蔽了民间的痼疾，也没有写出历史和当下乡村生活的真实场景。

在一曲曲挽歌、赞歌的合音中，在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想象的文学历史空间，莫言迷惘的灵魂重温了久违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随着时间的远去，故乡已物是人非，莫言仍以乡村为精神的归宿，以乡村作为灵魂拯救的据点，表现出作者在面对物欲横流、精神异化的汹涌大潮时，潜意识里的精神孱弱性、道德自信的脆弱性，这也注定了其精神家园的脆弱性，成为其生命永远的痛处。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在物质膨胀、传统价值信仰解体的当下，莫言脆弱的精神家园又何以

论莫言历史小说的创作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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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湘梅

C r i t i c i s m A n d C r e a t i on 总第139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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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挡澎湃而至的“一切障碍”？

时间是一味强劲的消解剂，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乡土气息，对于莫言来说，渐行渐远，然作为农村出身的他，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农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趣味等；从社会现实来说，却又不得不生活在城市，适应城市。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丰富了其创作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精神的漂泊感和无所皈依感：虽然生活在城市，固有的农村特性，使他对城市文明的污垢极为反感，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原来的生活空间美化，并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龚特尔·安德尔在评价卡夫卡的尴尬的精神处境时说：

“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常把经历花在家庭方面；但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陌生。卡夫卡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无所归属。”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莫言的身份处境和精神归属的尴尬性与卡夫卡有着相似性，不同的是，卡夫卡用“甲虫”、

“城堡”等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苦闷，莫言在自己创造的高密东北乡中找到了精神栖息所。在谈到故乡与创作的关系时，莫言曾说：“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巢穴。那个地方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我的精神却注定了会飘来飘去。”莫言盲目的以乡村为灵魂的寄托，这种寄托注定是一种无望的寄托，也注定了“飘来飘去”。

二、过多的丑陋野蛮

对我们民族劣根性概括最为准确、揭露最为彻底的也莫过于鲁迅，他倾其一生关注着“国民性”，并孜孜不倦的寻求着改造国民性的途径。当代的一些作家，如赵树理、高晓声等，接过鲁迅之棒，继续挖掘国民性尤其是农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他们对于国民性的揭露点到为止，恰到好处的引导读者进行理性的思索。

新时期的莫言，在揭露民族性格方面，继续着前人的脚步，在其作品中展现了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展示了落后、野蛮、丑陋的一面。《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为传宗接代，与姑父乱伦，与赊小鸭的、江湖郎中、卖肉的光棍、智通和尚、外籍牧师马洛亚等私通，揭露了封建思想在农村

中的根深蒂固；《檀香刑》通过对几次刑法的逼真描写，展示了袁世凯、钱丁、赵甲等国民思想中的奴性，麻木、不觉醒的精神状态，以及中国百姓的看客心理；《生死疲劳》展示了农民对土地盲目的眷恋，对权力的敬畏。他的这些揭露或展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更好的认清我们民族的性格。

莫言对于国民性的揭露，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在描写的程度上，忘记了适度原则，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莫言过多的描写野蛮，没有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沉疴。《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与几个男人私通，作者没有从心理上揭露其内心的痛苦与无奈，而只写其主动与马洛亚私通时的性爱满足的意识流描写，更是消解了作品的力度，在有意无意的叙述中，这些私通仿佛成为上官鲁氏值得炫耀的资本，而不是愚昧、麻木，从而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限，消减了批判的尖锐性和深刻性。

《檀香刑》津津乐道于刑法细节的逼真描述，渲染感官的刺激性，官场道德的沦落，而未能引导读者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国民的奴性、看客心理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深度的思考。作品既缺乏对权力及体制背后所蕴含的不合理性进行挖掘，又缺乏对权力造成的巨大的民族心理伤害进行深远的探析。

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檀香刑》中，莫言沉醉于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在毫无节制的叙述中，表现出欣赏的态度。在央视《读书时间》节目中，女主持人李潘曾问莫言：“您写酷刑的残忍令人毛骨悚然。您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烦的，精细地刻画描写那种残酷的施刑细节？这样的感官刺激有必要吗？”莫言回答说：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也想，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一向把酷刑看成是一种最隆重的戏剧。而刽子手在施以酷刑的时候，本身也认为是进行了一次戏剧表演……但对于作品来说，这样的描述又是很必要的。”适度的描写刑罚，只要能说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不人道，分析刑罚对百姓的肉体、精神的伤害以及酷刑对人性的扭曲，这才是作家应该追求的方向。鲁迅对于刑罚的描写总是点到为止，也不影响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而莫言注重于酷刑的细节及残酷性,《檀香刑》也可以说是几种刑罚大展览，过多的刑罚描写，对作品的主题来说，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然作家不只是一个看客，作者的责任是，应引导读者认清美丑。无论是对苦难的描写，还是对酷刑的描写，莫言给读者的感觉总是以一种看客的态度去叙述，去把玩。在《檀香刑》中，作者更像把刑罚“看成是一种最隆重的戏剧”来描写，而不是所谓的零度写作，有的只是对伤害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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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麻木、冷漠。鲁迅在揭露封建统治者刑罚的目的时说：“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莫言津津乐道的血腥描写，对大众来说，更麻痹了他们，使读者或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使他们在人道主义的相反方向上越走越远。不仅不能去掉民族的劣根性，反而加深了。《檀香刑》的血腥描写，也许是为了追求感官，吸引读者的眼球，也许是作者潜意识中的看客意识不自觉的流露。它不是撤退，而是竭力所作的一种掩饰。

《生死疲劳》中西门金龙与黄互助、黄合作姐妹的私通，蓝开放与庞凤凰的乱伦，作者更多注重其情欲的冲动，而没有作出道德的评价和对情欲背后的心理、文化挖掘，同样缺乏批判性和深刻性。

实现民族的自救，只有找到国民精神萎缩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我们的民族才有疗救和进步的希望。莫言的本意也许是想揭发国民劣根性和民族精神的创伤，进而实行民族的自我审视与批判，但莫言迷失于对野蛮的描写，仅止于表面的揭露，与莫言的本意是相背离的，从读者方面来说，更多感受到血腥和愚昧。莫言缺乏对读者美的引导和思考，由此看来，莫言做的还远远不够。

三、缺失的人文关怀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作者、世界、作品、读者为文学创作的四要素，作者是把自己对客观世界的印象和感受物化为作品的人，作品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在创作时，作者需要客观的理性约束内在的激情，有爱憎分明，更要有悲天悯人的胸怀，普照作者喜爱或不喜爱的人物。

《丰乳肥臀》

、《檀香刑》、《生死疲劳》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一泻千里的语言，都感觉到莫言饱满的激情。

莫言声称《丰乳肥臀》是为母亲、为大地写的赞歌，通过忍辱负重的母亲形象的塑造，讴歌了母亲的朴素与无私。《檀香刑》的“眉娘浪语”宣示了对情欲的渴望，也表达了作者对自由性爱的热切肯定。

《生死疲劳》“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也写出了莫言对故乡、对土地的深深眷恋。

随激情扑面而来的同时，三部历史小说也暴露了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缺陷，更显露了作者人文关怀的

缺失。

比如在《丰乳肥臀》中，为了突出生活的苦难，作者两次写了上官鲁氏杀公婆的情节。

第一次是用砒霜毒害未遂，第二次则是虚构上官吕氏欲加害玉女而被上官鲁氏失手打死；为了张扬上官来弟不可抑制的性欲生命力而让她打死孙不言。《檀香刑》中作者细细描述杀人细节和过程，《生死疲劳》中为了突出蓝解放与庞春苗匪夷所思的爱情，使蓝解放抛弃黄合作。作者在描写这些暴力或抛弃时，缺乏合情合理的的德行标准。莫言不仅没有谴责，而且字里行间显现出一种赞美欣赏的态度，或轻描淡写的掠过。莫言太局限于主观的情绪或个人的好恶，缺少作家深厚、稳重的情感力量和德行力量，缺失一种普世关怀，缺乏平等、博爱等现代人文意识。

作为一个小说家，应有客观、慎重、清醒、内敛的主体素质，抛却个人杂念，从人类命运的高度出发，关注人类的本质存在和情感体验，心系人类是否诗意的生存着，更应

“以悲悯之心怜恤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光明之心照耀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灵魂。”在经典作家中，无论是含泪微笑的契诃夫，热情洋溢的狄更斯，还是冷眼旁观的福楼拜，

“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鲁迅，他们在刻画人物、

描写历史苦难时，不管他们离作品人物的远与近，都能感觉到作品之外的他们的“悲悯”“光明”“仁爱”之心、晶莹的泪花。莫言的作品不乏鲜明的政治意识与昂扬的生命意识，但缺失了一种温情的人性意识。

莫言声称“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但在三部历史小说中，莫言虽部分地超越了阶级的高度，却未能跳出激情、

主观的圈界。为了突出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喜好，莫言所注重的是上官鲁氏、司马库、

孙丙、西门闹、西门金龙等人的命运，而对作品中那些来去匆匆的小人物，总使其草草收场。莫言缺乏像福楼拜、鲁迅等那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读者也难以体会到那种超越阶级、

阶层、国家、民族的博大的仁爱精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文学存在，就有所谓的人文精神、文学道德、终极关怀、批判意识、作家使命等等，它们促使作家去面对、

寻解人类的困惑。仅局限于一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一方水土，只能映出自己的渺小，是不可能进入人类文学的历史长廊的。

（作者单位：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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