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政治在汉初实行的原因包括

黄老政治在汉初实行的原因包括
西汉初年，黄老道家的政治学说一度受到朝廷的尊崇，除了它适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外，也是由于其清静无为之术，最符合郡国并行的政治格局的需要。

“黄老政治”产生的背景
当惠帝、吕后当政后，“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被奉为指导思想了。

从惠帝至景帝这段时间，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推行“无为而治”和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是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

不过，它不是一般的道家思想，乃是“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的结合。

所以,历史上都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

汉初实行的“黄老政治”即主张“无为而治”。

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

但所谓“无为而治”乃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

所以，其为政“宽缓”并非放弃刑罚，“与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对人民的剥削。

只是把刑罚和剥削限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

历史事实证明：汉初所实行的“黄老政治”对社会进步和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

汉初，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推行“黄老政治”不是偶然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
(1)秦末农民起义冲击了地主政权，看似强大的秦朝在暴力的农民起义中瞬间崩溃。

这一事实不能不打动刚刚建立西汉政权的统治者。

汉初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从这些事实出发总结经验教训的。

如陆贾为刘邦写的《新语》，就是从“秦所以失天下”的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论。

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统治者贪鄙、暴虐和严刑酷罚带来的可怕后果：“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陆贾
陆贾、张良、叔孙通、“商山四皓”、刘邦、吕雉以及陈平、曹参等均是从秦末战火中过来的人，皆有亲身体验，自然极易接受“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的理论，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二）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也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行“黄老政治”。

由于秦朝统治者对人民的过度压迫，社会经济早已陷入崩溃状态。

另外，秦朝灭亡几年后，西汉建立的时候，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天下既定，民亡盖臧。

”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

如秦代有三万多户的曲逆（河北顺平东南），到汉初只有五千余户了，这在当时还算得上是大县。

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状况，地主阶级的贪欲再大，也无从剥削起。

所以，刘邦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宣称推行“黄老政
治”，但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约法省禁”，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加之汉初一批鼓吹道家学说的近臣的影响，从惠帝开始“黄老政治”成为统治阶级有意识地、自觉地推行的统治术。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黄老政治”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或作一个时代的趋势。

”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政治主要特点
汉初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民之情与之休息”。

这种统治方式其理论根据，就是道的“因”。

这在黄老学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纲也。

群臣并立，使各自明也”。

所谓“因”即“因应”、“因循”。

这一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而制定，过去的制度不改变；另一方面是指顺应客观情况，在原有基础上稍作改变。

汉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和执行的。

“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下属的官僚系统，均因循秦代旧制。

在为政执法方面同样如此。

萧何
如萧何为丞相时，“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

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到任时“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

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曹参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

后来，萧何死，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入三年”“天下具称其美”。

曹参为政的要领就是“休息无为”。

所谓“休息无为”包括下列几个内容：
（一）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

曹参为相时，无所树建切皆遵循萧何所制之法，不加变更。

惠帝曾以此责问他，他回答说：“陛下言之是也。

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曹参这种解释仅说出问题的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汉初萧何、刘邦所制定的制度法令也仅仅是“取自秦法，取其宜于时者”而已，即把秦代制度和法律中最被人们痛恶的内容去掉，“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

这是适合刚刚安定下来的汉初社会情况的。

经过长期战乱后，人们需要安定，不希望无休止地变动，所以，曹参无所改动，“遵而勿失”，取得很好的效果。

正如当时民谣传颂的：“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
（二）少干预属下事，勿扰民。

曹参代萧何为相，当他离开齐国赴长安之前，对接任的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

这是他惟一的嘱咐。

这正是道家主张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具体发挥。

曹参
正是奉守这一原则，所以曹参为齐国相时，除“日夜饮醇酒”以外，很少过问政事。

他不仅自身喝得烂醉，还把前来言事的
官吏及相府属吏拉来一起喝酒，大家醉成一团，相府内竟成“日饮歌呼”之所。

显然，曹参这样做无非是有意在官吏中造成一种不苛求细务、宽宏大度的政风。

在“百姓新免毒益，人欲长幼养老”的汉初，这样做是很必要的。

（三）择吏以“厚重长者”为标准。

曹参对下属官吏不究细过，而且“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择吏也以此为标准，凡“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方可用之，对“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这也是对秦“专任刑罚”的矫枉过正的做法。

这些做法对于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史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以曹参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皆是这样“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从而成为这一时代的政治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