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关于慈禧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史学界关于慈禧研究的一些新观点
史学研究中，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对史料做出新的解读，从而提出有异于传统观点的新观点，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

见仁见智，关键是要实事求是。

把观点摆出来，才能做进一步的探讨和争鸣，由此也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更接近于真理。

对慈禧的研究就应该如此。

慈禧，这个晚清一代的政治核心人物，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臭名昭著的晚清封建地主阶级总头子、大卖国贼的丑恶形象出现于书报、广播和荧屏的。

近年来史学界对慈禧的评价出现了新变化，即将她放在历史长河中去审视，并且用多种研究方法，剖析其多重心理，从而逐渐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史学界对慈禧的重新评价主要反映在她与辛酉政变、晚清新政，以及她开眼看世界等方面，而对其镇压戊戌维新的铁案则基本没变。

有学者对慈禧等发动的辛酉政变的性质提出了新认识，认为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慈禧发动的辛酉政变是在列强干预策划下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是投降派对主战派的诛杀，政变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疯狂地镇压中国革命。

辛酉政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危害极大，政变后上台的慈禧把持政权近半个世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辛酉政变是英国侵略者一手策划的，是清王朝封建政权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步骤。

但近年来已有学者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宝成关认为，辛酉政变不论从政变者方面，还是从英国侵略者方面，都不具备英国策动和操纵政变的可能性。

无论奕 还是慈禧，在发动辛酉政变之前，都尚未达到死心塌地投靠英国，甘当傀儡的程度，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在英国的策动和操纵下发动政变，借助侵略者的力量登上统治清王朝的宝座。

梁玉国则认为这场政变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
也即不应该把辛酉政变作为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来看待，它实际上是晚清政府在非常时期的一次政治变革，奠定了晚清的走向与基本格局。

政变后出现的政治、社会、外交、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和近30年的和平形势，无不由这场政变而始。

从这种层面上讲，辛酉政变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

关于慈禧与晚清新政，学者们着重从慈禧的心态上分析了她推动改革的动因关于慈禧与晚清新政，目前看来最具穿透力的观点，乃是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所指出的：“一种求生本能的王朝自救意识终于把一个油干灯枯的专制王朝推上了改革之路。

”在这个基础上，学者们着重从慈禧的心态上分析了她推动改革的动因。

例如，黎俊祥认为，1900年慈禧试图利用义和团发泄其长期郁积的仇洋情绪，并乘机实现“废立”阴谋，结果事与愿违，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两宫西狩”，备尝艰辛，这一切使慈禧的心理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

这种改变，奠定了慈禧发动新政的思想基础。

正是在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危机下，变的念头开始在慈禧心中占了上风。

王戎笙认为，慈禧意识到了“为了祖宗，为了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

林其泉、胡恭同认为，慈禧“晚年决心兴新政，大体可说是她对自己权力欲的反省和自责”，并进一步分析说：“慈禧面对现实，经历了多次沉痛的失败教训之后，被迫接受外来事物，实行新政，以求摆脱苦难的困境。

这也符合一个人思想发展过程的逻辑”。

而苏全有、伊明攀则肯定慈禧思想具有求新、自强的一面，甚而提出：由于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使得慈禧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康有为的继承人。

总之，近年对慈禧推动晚清新政给予了肯定，正如黎俊祥所总结的：慈禧在庚子辛丑年改变统治政策、决定变法，
是在内心愧疚、对外观念的改变及“自强雪耻”、维护权力的实际需要等一系列心理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被动中包含着一定的主动性。

正是“慈禧的首肯开启了新政改革的闸门”，对清政府的最后一次变法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一些学者通过原有史料的发掘，提出慈禧是一位渴望了解外部世界，愿意学习先进的开眼看世界之人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原有史料，发掘出慈禧并非是深居九重、自我封闭的封建女君主，而是一位渴望了解外部世界，愿意学习先进的开眼看世界之人。

比较典型的有，慈禧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曾经到过德国、美国、英国的官员、侍从了解外国宫廷和总统府的礼节，并对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宫廷礼节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厌烦。

除此之外，慈禧还热衷于学习西方的摄影技术，喜欢阅读西方报刊，甚至连餐具也认为西方的简单实用，等等。

这些可以从细节上反映慈禧的变革心理。

在当前重新评价慈禧的历史功过的新变化中，中国近代史专家沈渭滨先生全方位地评价了慈禧的功过是非在近年来重新评价慈禧的新变化中，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的新著《晚清女主——细说慈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提出了许多新见。

比如：其一，关于慈禧对帝国主义的态度。

鸦片战争以降，慈禧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其决策的确难辞丧权辱国之责，乃至发出妄图以彻底卖国，换取帝国主义宽谅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但是，慈禧并非对入侵者
一味妥协。

比如，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取得胜利的中法战争中，她不仅暗助“黑旗军”援越抗法，而且在清流主战言论的鼓动下，逐渐趋向于主战，直到清军与法军正面对抗；最后，她又巧妙地采取以战促和，“乘胜即收”的策略。

其二，关于慈禧是否顽固保守的问题。

慈禧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对戊戌维新的扼杀，因此而被钉在“顽固派”的耻辱柱上。

其实，纵观慈禧一生，其在改革与守旧之间呈现多重心理，然而她对改革的贡献却大于对变法的镇压。

在慈禧执政的48年间，她既支持洋务派睁开眼睛看世界，在学习西方、开展洋务中办起了同文馆，派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派遣洋务大臣考察西方；又支持李鸿章、沈葆祯等创建新式海军，启动了晚清近代化国防建设的重大决策；更于1901年1月下诏推行新政。

这一系列措施，“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也符合潮流所趋。

”这段评论高度概括了慈禧的多重性。

其三，关于垂帘听政。

慈禧的垂帘听政之所以被后人咒骂，一是她的这番作为违背了清代祖制。

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在《清代通史》中说：“清代家法不许母后专政，凡冲主御极，若顺治之摄政王，康熙时之辅政大臣，均未有垂帘之事。

”二是中国数千年来崇拜皇权，蔑视女权的观念使然。

然而，清末，由慈禧导演，使中国古代的垂帘听政制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为一套严密、系统、完善的政治体制。

作者详尽地叙述了慈禧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垂帘听政的前因后果，提供了从1861年慈禧垂帘听政后的史实。

从近代历史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完成了从中古到近代的转型，在一个皇权式微、君主昏庸的时代，需要一个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型统治”的人物，而不管这个人物是男人还是女人，否则就无法解释除了制度的因素外，慈禧何以能执政近半个世纪。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探索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