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

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思维方式

——以《范畴篇》为中心

陈声柏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在我们看来，西方的传统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形态，其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本文以《范畴篇》为中心，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揭示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特征：一本体论目的；二语言分析方法。并由此彰显出西方思想（哲学）迥异于中国的思维方式特征。

关键词：范畴 思维方式 实体 语言分析

“范畴”一词来自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或Kategoria），由两个词复合而成：Kata （小品词，表示“与……相反或相对”，相当于英语介词against）+ agora（名词，表示“集合”、“集会”，相当于英语assembly）。[1] 该词从构词角度来看乃是指“与集合或集会相对立”，那就是意谓着“分散”、“分解”，进一步引申，就是“划分”、“分类”。在亚里士多德把这个词引入哲学领域之前，它原本是一个法律术语。它的动词形式是kategoreo，指与“辩护”或“申辩”相对的“起诉”、“指控”、“指责”，上升到一般意义即是“表明”、“指示”、“证实”的意思。[2]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曾经在主张的意义上使用它。亚里士多德从法律中借用了这一术语，第一次赋予它以哲学意义，构造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范畴表。而且, 他还最先从语词学、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等方面对范畴进行了自觉的理论探讨，创立了系统的范畴理论。亚里士多德集中研究范畴理论的著作主要是《范畴篇》，除此之外，还有《形而上学》、《后分析篇》、《论题篇》、《物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等。在这些著作中,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十个范畴, 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范畴表[3]。并且围绕这十个范畴, 研究了有关范畴的许多理论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呢？这与我们的研究目的相关。

在我们看来，西方的传统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形态，其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哲学是西方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典范形式，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及其范畴理论正是西方思想以哲学的方式运思的奠基之作。所以，写作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在于从中国人的问题语境出发，关注亚里士多德是“为什么”和“怎样”提出并处理他的范畴理论的。从而彰显出西方思想迥异于中国的独特思维方式。

进言之，我们如何彰显其思维方式的特质呢？

一方面，作为思维形式的范畴，它与思维活动密切相关，就发生意义言，范畴是思维的结晶和产物；就功能意义言，范畴是思维的工具和载体；就方法论意义言，范畴也是对思维的规定。另一方面，就范畴本身言，它最基本的涵义是“分类”。范畴理论首先面临的是回答如下问题：第一、分类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分类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实际上，范畴理论回答的

这两个问题正是思维的内容。因为特定的思维活动总是针对一定的目的和采取一定的方法进行的，而特定的目的和方法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本文准备从目的和方法两方面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进行思维方式的分析、讨论。又限于作者的学识及集中分析的方便，本文的论述仅以《范畴篇》为主，兼及《形而上学》的相关内容。

一 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创立范畴理论？创立这一理论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换言之，亚里士多德创立范畴理论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国内外学者长期研究而又未能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问题。有人认为亚氏创立范畴理论是为了给语词进行分类；也有人认为其目的主要在于逻辑学方面的考虑；还有人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等等。[4]这里重提这一问题我们并不是想给已经相当混乱的局面再添新的麻烦，而是鉴于它对理解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及彰显其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得不讨论它。

在古希腊的哲学史上，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特别是“Being” [5]的问题）总是同时涉及到事物、语言、逻辑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从思维层面看，它们并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对事物的好奇，一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惊异于自然万物”（982b10-15）,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和主题，就语言、逻辑问题的思考往往是出于前者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和逻辑相对于事物更具有方法和工具的性质。亚里士多德体现在范畴理论中的思想也是如此，他的范畴与语言、逻辑、事物等都相关。亚里士多德当然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做法会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多大的麻烦和争论。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认为，他在语言的语法和逻辑分析中获得范畴，讨论范畴，进而揭示范畴的本体论意义，主旨在于解决在形而上学思考中遇到的理论难题。当然，事实也告诉我们，目的和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手段有时会成为目的。由于语言与事物之间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有时在范畴讨论中并不区别——符号与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以至将语词和逻辑视作事物自身了，认为讨论语言问题和逻辑问题本身就是直接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了。即视从语词、句法、逻辑分析“是”得来的“是者”为事物自身了。这个时候，语词和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成为目的性的研究对象。但是就思维的纯粹性言，形而上学的需要才是亚里士多德创立范畴理论的真正目的。事实上，随着德国学者耶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看成一个前后发展过程，随着对《形而上学》中思想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这一观点。如福瑞德就认为，亚里士多德范畴的区别实际上是存在（“是者”）的各种方式和各种事物之间区分的总结，他的范畴理论既不是语法学的，也不是逻辑学的考察，而是源于形而上学的研究。[6]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否定亚里士多德范畴除了形而上学意义外还有语言学和逻辑学方面的意义。只不过，我们关于目的的讨论，主要侧重于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语言学和逻辑学方面的意义更多地在后文关于亚里士多德获得范畴的方法和途径的讨论中涉及。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形而上学问题呢？这一问题又是如何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开创了研究“是”的Ontology即本体论的这门学科。[7]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讨论“是”的意义时，明确地指出：“由于‘是’自身的意义，就如

范畴表所表示的那样，范畴有多少种，‘是’就有多少种意义。在范畴所判定的东西中，有的表示是什么，有的表示质，有的表示量，有的表示与什么相关，有的表示动作和被动，有的表示地点，有的表示时间，每范畴都表示一种自身等同的‘是’。”（《形而上学》1017a20-30）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出范畴的数量和“是”的种类是完全一致的。这里以“是”的意义来区分“是”，实际上就是以“是者”代替了“是”，十个范畴正好表示十种“是者”。所以，范畴就是“是（或是者）”的类。那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是（或是者）”进行的分类意义又在哪呢？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提到划分范畴的两个标准，即是否“表述主体”和是否“在本体中”。根据“是否在本体中”区分出本体和属性。本体就是实体；属性即是指性质、数量、关系等，而本体又根据“是否表述主体”（陈康称为逻辑学原则）区分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因为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区分出个别与普遍，当对实体作这种分别时，个别的被称为第一实体，即个体；普遍的被称为第二实体，即属、种。由此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对“是（或是者）”作范畴上的分类是为了确立如下两方面的关系：

A．实体与其他范畴（即实体与属性）的关系；

B．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即个体与属、种）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以上两个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可是，我们的问题尚未得到最终的解决，进一步言，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两个理论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如何提出来的？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曾经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的许多哲学思想都是由此引发的，要探讨这两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如何提出来的我们也得从中寻找思路。

第一，实体与属性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理念”论中曾指出“理念”论的矛盾。他说，如果一切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东西，都有和它们相应的“理念”，那么，a．否定的东西就有否定的理念；b．毁灭的东西就有毁灭的理念；c．关系也具有理念。（《形而上学》990b9-16）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按照柏拉图关于“理念”的有关理论，这些都是不应该具有理念的东西。从目的论看，否定的东西不应该是具有理念；而因为“理念”是不会毁灭的，这与“毁灭”的理念相矛盾，所以已毁灭的东西也不应该具有理念；“关系”因为自身不是一个种，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是者”，它也不应该有理念。

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注意到了个体与属性之间的区别。“关系”和“个体”是不一样的。甲和乙是两个个体，只有在两个个体之间才会有“在先”、“在上”等等关系，那么，亚里士多德就问，在“甲在乙之先”中，除了承认有甲和乙的“理念”之外，是不是还要承认有个“在先”的“理念”呢？其实，第一、第二个矛盾，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说明，所谓“否定”，本来只是个体的一种性质，我们说“甲具有非X的性质”，是不是在承认了有甲的“理念”之外，还要承认有“非X”的“理念”呢？同理，“毁灭”本来只是个体的一种动作，我们说“甲毁灭”，是不是在承认有甲的“理念”之外，还要承认有个“毁灭”的“理念”呢？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里应该将个体与它的关系、性质、动作等属性区别开来，只能有个体的“理念”，而不能有关系、性质、动作的“理念”[8]。

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在这里正是没有区分个别事物与属性，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而将“性质”、“动作”、“关系”这些仅仅作为属性的理念（是者）等同于“个别事

物”的理念（是者），并赋予它们以独立存在的资格和物化的特征。以至产生上述理念论的困难。这样，亚里士多德接着就明确指出，如果按照那个使我们相信的“理念”的假定，就会不仅实体有理念，而且其他许多非实体的东西也会有理念，而这是亚里士多德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在它看来，如若理念是可分有的，必然仅只实体才有理念，因为分有的不会是属性，每个理念只有在不述说主体的条件下，才可以分有。（《形而上学》990b24--30）因此，为了克服理念论的上述困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体（这里的实体尚未作个体与属、种的区分）与属性的关系问题，将“是（或是者）”进行分类。他认为，不同种类的“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实体是“是”的中心点和基础，其他“是者”，如性质、数量、关系等不象柏拉图的理念那样能够独立存在，而是作为偶然存在于实体之中。正是由于实体和偶性之间不同方式的结合，个体事物才呈现种种差异。

第二，第一实体（个体）与第二实体（属、种）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理念论的“模仿”说和“分有”说时说，它们只是一句空话，一种诗的比喻。（《形而上学》991a20-22）由于“分有”说和“模仿”说混淆了同一范畴内部理念之间的层次关系，它无法解释这一种现象：按当时希腊人的理解，人是两足的动物，作为个别的人，他既是人，又是两足的，又是动物。依照柏拉图理念论的说法，就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a．对于苏格拉底这个个别的人来说，他同时可以具有“人”、“两足的”、“动物”等许多个，乃至无穷多个模型或理念；b．“人”和“苏格拉底”是模型与抄本的关系，而“人”和“动物”则是抄本与模型的关系，因此,“人”既是模型（蓝本），又是抄本。（《形而上学》991a27-32）

实际上，由于柏拉图在他早期的理念论中坚持理念的单一性、完整性及诸理念的相互分离的看法，而导致解释以上现象时出现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关于第一种情况中的理念结合问题是我们在分析第一个问题的中时涉及过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产生这里的矛盾一方面在于柏拉图没有找到一事物之所以为一事物的原因乃是第一实体（不是普遍的“理念”，而是个别的“这个”）；另一方面更为关键是柏拉图没有注意到第一实体与属、种即第二实体之间的差别，即没有对“个别的人”、“人”、“动物”等理念（是者）进行层次上的分类，确定它们之间应有的阶梯关系。混淆了这些属于同一范畴内但属于不同类型或层次的理念（是者），以至不能解释苏格拉底为什么同时是“人”、“动物”这种现象。[9]亚里士多德正是看到了理念的这一困难（缺陷）。从而以是否“表述主体”为标准区分了第一实体（个体）和第二实体（属、种）以解释这种现象，并且还进一步就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指出，首先，“第一实体之所以最正当的称为实体，是因为它们是所有其他东西的基础和主体。”（2b38-3a1）这里所说的“所有其他东西”主要指属性，也包括第一实体的种、属在内。这就是说作为第二实体的属和种不能离开第一实体而存在。即说，离开了个别的人，一般的人就不存在。其次，“在第二实体里面，属比种更真正地是实体，因为属与第一性实体更为接近。因为在说明一个第一性实体是什么的时候，说出它的属比说出它的种，就会是更有益、更中肯。例如，描述一个个别的人时，说他是人比说他是动物，就会时说得更有益、更中肯，因为前一种说法在更大的程度上指出了个别的人的特性，而后一种则过于一般化。”（《范畴篇》2b5-15）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越是普遍一般的东西，它的实体性就越小，而越是个别的东西，其实体性就越大。这其实已经显露了后文中指出的从个别到普遍的阶梯关系的逻辑

思路。

但是，根据实体绝不存在一个主体里的原则，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作为第二实体的“人”并不存在个别的人当中。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对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关系论述，一直处于矛盾、暧昧的认识之中，但是就两者的区分看，是无可争议的。实际上，从亚里士多德整个的思想历程来看，他是从反对柏拉图主义的立场出发，最后却复活了柏拉图主义。

[10]

至此，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要解决的两个形而上学问题是完全提出来了。实际上，这两个上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即实体（本体）问题，这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他为了克服柏拉图理念论的困难提出要研究实体问题。为此，亚里士多德进行了范畴理论的研究。正如我们在另一文中所得的结论：亚里士多德通过范畴理论，一方面否定了“是”概念，另一方面树立了自己的“实体”范畴；并由此创立了自己有别于前哲的“实体”本体论。[11]

二 亚里士多德获得范畴的方法和途径[12]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提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场所、时间、姿态、具有、活动和遭受”（《范畴篇》1b15-26）十个范畴。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得到这十个范畴的呢？或者从思想的层面问，亚里士多德是通过什么思维方法和途径得到范畴的？康德曾批评说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是没有根据的杂乱拼凑，他说：“亚氏并未贯之以原理，触处检集，最初得其十，名之为范畴。”[13]我们认为并非如此，从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表明的思想看，他是自觉地就这一问题作过思考的，这主要表现在《范畴篇》前四章的内容当中，所以，我们的分析也就由此入手。

1．“同名异义”、“同名同义”、“由引申得名”的东西区分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分析的实际上是一个语义问题。他在这里不仅区分了名称、定义（意义）和事物，而且还进一步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同名同义的东西”、“同名异义的东西”和“由引申得名的东西”三种形式。所谓“同名同义的东西”是指若干事物具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而相应于此名称的定义也相同。它反映了不同层次的“是者”之间包含与被包含、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严格规定了该术语的使用范围，认为只有在同种“是者”类型（范畴）内，高层次的“是者”（逻辑学上的种、属）对低层次的“是者”（属、个体）的表述才是“同名同义的”，才是本质性的。例如，苏格拉底和一条牛都是动物，动物在“同名同义”或本质上表述了苏格拉底和一条牛。所谓“同名异义”的东西指若干事物虽然具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但与这个名称相应的定义却不同。它揭示了不同“是者”类型（范畴）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白”和“大”，即指“白的事物”、“大的事物”，又指“白的性质”、“大的量度”。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属性。两者分属不同的范畴，是“同名异义的东西”，这种不同范畴之间进行的表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非本质的，偶性的，是会引起歧义的。亚里士多德分析了许多最具有歧义性的同名异义的哲学术语，如“是”、“一”、“多”“对立”、“相等”、“相似”、“同”、“异”、“先于”、“后于”等等，发现这些术语的各种意义都和一个中心点或出发点有关，这些意义都是从这个中心点引发出来的，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点，对这个中心点从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如“是”一词，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在许多意义上被说成‘是’，但它们都和一个出发

点相关。有些事物被说成‘是’是因为它们是实体；有些则是因为是实体的偶性；有些是因为与实体相关而存在的；还有些是因为它们对所有这些或对实体自身的否定。”（《形而上学》1003b5-10）也就是说，“是”一词在“同名异义”上述说了这些东西。亚里士多德通过分析“是”的不同意义，找到了这些意义的出发点——实体，并进而确定了实体与诸多属性的关系。所谓“由引申得名的东西”乃是指一事物的名称由另一事物的名称引申而来，两个名称词尾不同，但词干相同。如“语法家”由“语法”引申得来，“勇敢的人”由“勇敢”引申得来。由引申得来的名称一般指称具有某种属性的实体，被引申的名称一般指某种属性。两者也是分属不同范畴的“是者”，不能混淆。当说“苏格拉底是苍白的”，这个“苍白的”实际上指“苍白的人”，是由“苍白”这个表示属性的名称借来的或引申得来的。因此，属性对实体的表述是在“由引申得名”的意义上进行的。

2．“简单用语”和“复合用语”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里只给了一个简洁的说法：“语言的形式或者是简单，或者是复合的。”（《范畴篇》1a17）他说这句话对于范畴的意义需要我们根据前后文和其他著作的说法补充方能显示出来。

所谓“简单用语”即表示实在的语词，也即在语句中能充当主词或谓词的有意义、有指称的语言符号。在中世纪注释家那里，又被称为“范畴词”。而“复合用语”则是由范畴词组成的主谓判断。那么，这里表达的是一个句法问题。“——是（IS）——”就是主谓判断的最基本的结构。在《前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把系动词“是”区别为两种含义[14]：“表述”和“属于”。因此，“B是A”这种简单的判断形式可分为两种[11]：（1）A表述B；（2）A属于B。“A表述B”指A揭示了B的定义，述说了B的“是其所是”，又被称为“本质判断”。表现在语义方面，就是A“同名同义”地表述了B。“A属于B”是指主词B具有某种属性A，或谓词A述说了B的属性，又被称为“偶性判断”。体现在语义上，即A在“由引申得名”的意义上表述了B。亚里士多德认为，相应于本质判断和偶性判断这种逻辑语言表达方式，在形而上学领域也有两种基本关系。即“表述主体”和“在本体中”这两种关系。亚里士多德以这两种关系作为区分事物（“是者”）类型（范畴）的原则。

3．范畴分类原则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第二章借助前文的语义与句法分析建构起对事物（“是者”）本身进行分类的两个原则：（1）表述主体；（2）在本体（即实体）中。然后依据这两个原则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的排列组合，则将事物本身分为四类。

首先，我们来看两个原则的含义。

“表述主体”，这是逻辑学的原则。在“B是A”这样的判断中，B是主词，是主体，A是谓词，是表述B的。什么东西能够表述主体，什么东西不能表述主体？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看，普遍的东西可以表述主体，个别的东西不能表述主体。这就是说，他以是否“表述主体”这一原则区分出普遍（Universal，取符号为U）和个别（Individual，取符号为I）。

“在本体中”，这是形而上学的原则。亚里士多德自己对此作了一个说明，所谓“在本体中”，不是指像部分存在于全体之中那样的“是者”，而是指离开了本体（实体），便不能“是”。（《范畴篇》1a23-24）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本体中”的东西就是属性；“不在本体中”的东西

就是本体自身。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根据是否“在本体中”，即事物的独立性，区分出本体（即实体，Substance，取符号为S）和属性（Attribute,取符号A）。

这样，我们再来看亚里士多德依据这两条原则的肯否形式排列组合得到的四类事物（“是者”）。（《范畴篇》1a20-b9）

表述主体，但不在本体中的事物，是普遍实体或第二实体，取符号US表示，如“人”、“动物”等。在逻辑上表现为个别实体的属、种，普遍实体表述个别实体，但不存在于个别实体之中，因为它自身也是实体。

在本体中，但不表述主体的事物，是个别属性或偶性，取符号IA表示，如“某个特殊的白色”、“某个特殊的语法知识”。它们不能表述别的东西，因为它们只能做主体（主词）；它们可以存在于实体之中，因为它们是属性。

表述主体，又在本体中的事物，是普遍属性，取符号UA表示，如“知识”、“颜色”等。在逻辑上表现为个别属性的种、属。它们既能表述个别属性，又存在于实体之中。它也表述实体，只是非本质的，其性质如“引申得名”的东西。

不在本体中，又不表述主体的事物，是个别实体或第一实体，取符号IS表示，如“个别的人”等。它们是永远的主体，所以不表述其它东西，它们也是永远的实体，所以不存在任何其它实体中。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以上理解，我们得到了关于事物（“是者”）类型的关系图式：

4．十大范畴的提出

这里的问题是：上面的四分法与十大范畴有什么关系？我们从上面的图式中可以看到：S 列为本体（即实体），A列为属性；U排为普遍，I排为个别。A在S中，U表述I。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依据两个原则建构的范畴体系的基本框架。从横向上看，普遍属性存在于普遍实体之中，个别属性存在于个别实体之中；从纵向上看，普遍属性表述个别属性，普遍实体表述个别实体。“表述主体”这一垂直纽带把世界结合成一种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中，普遍离不开个别，个别也离不开普遍。每一种个别总是隶属于某种普遍的个别，没有纯粹的个别。由个别向普遍的上升不是一个无限的序列，而是一个有限的阶梯。这个阶梯的最底层乃是被学者称为“零点实在”的个别实体和个别属性。阶梯的顶层就是最普遍的“是者”类型，即“范畴”，也就是逻辑上的“最大的种”或最高的谓词。阶梯的中间是按层次高低排列的无数种的“是者”，垂直的纽带将它们紧紧结合在一起，使它们成为阶梯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亚里士多德把“是者”的阶梯分为十种类型，即十大范畴。一种是由个别实体→普遍实体→……最普遍实体逐级而上的阶梯，如由“苏格拉底”→“人”→“动物”→……“实体”；另外九

种都是从个别属性→普遍属性→……最普遍属性逐步上升的阶梯。这九种属性阶梯分别是“数量”、“性质”、“关系”、“场所”、“时间”、“姿态”、“具有”、“活动”和“遭受”。这样，十大范畴就提出来了。九种属性阶梯或范畴和实体阶梯之间是依存与被依存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两大类型的阶梯可以相互划归，因为两者都是实在。九种属性阶梯和实体阶梯相同，内部保存着纵向上的表述与被表述的“属从”关系。如在性质范畴中，保存有从“特殊的白”→“白色”→“颜色”→……“性质”的属从关系；在数量范畴中，保存有从“特殊的二丘比特长”→“二丘比特长”→“长度”→……“数量”的属从关系；十种“是者”阶梯与由个别事例→属→种→……最大的种的谓词阶梯之间是相互对应的，后者是前者的逻辑表达形式。由此可见，十大范畴实际上是对四分法的“是者”类型的扩充和展开；而四分法“是者”类型是对十大范畴的概括和凝结。

三 小结：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思维方式特征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从目的上看，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是回答就事物提出的“是什么”的问题，表现了一种纯粹求知的本体论目的。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进行范畴问题的思考不是出于现实应用的经验需要，不是回答“怎么办”的实用问题，而是出于一种纯理论的求知追求。用他自己关于哲学看法的话说，是缘于“惊异（即好奇心）”，是为了求知，是为了摆脱愚昧；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心。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更不以任何利益而找寻智慧。（《形而上学》982b14-24）正是这样的一种纯粹的求知态度，影响到亚里士多德范畴思维的对象选择和目标取向。

第二、从方法上看，亚里士多德是通过语言分析与逻辑思维的途径获得范畴，分析范畴的。这表明亚里士多德就思维方法进行了自觉的反思，他注意对语言自身作本体论（知识）的思考。他已经认识到，语言不仅是描述世界的手段，而且也是再现世界的工具。他注重对语言的词形（西语的词形表示词的性质）和语法结构进行分析，相信语言的深层结构与世界的逻辑结构是同型的。从方法的工具意义说，亚里士多德在范畴思考中表现出来的逻辑思维也是纯粹语言分析的产物。

那么，作为西方哲学范畴理论的开创者，他给以后的西方哲学讨论范畴问题留下了怎样的规定性或传统呢？纵观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我们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将范畴讨论与解决哲学问题结合起来，这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体现为“范畴与实体”的关系；第二，对范畴进行语言-逻辑分析。在亚里士多德这里鲜明地体现为语言分析方法；第三，范畴的意义在于范畴之间的联系。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表现为实体与属性。第一实体与范畴之间的语言-逻辑关系。所以，从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表现出来的思维目的和方法来看，这是一种本体（实体）、语言、逻辑三者合一的思维方式。事实上，这也是西方范畴思维的传统模式，至今，仍深深的影响着西方哲学的思考。

——发表于《乾-人文年鉴》第一辑，p121-126（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注释：

[1] T.F.Hoad,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Z].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66.

[2] 崔延强.关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范畴”一词考释[J].江淮论坛,1993（1）.

[3] 至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的范畴是四个、十个或哪十个、还是更多，因跟本文讨论的主旨无关，本文将不予讨论。

[4] 参见谭鑫田、李武林主编.西方哲学范畴理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67-73.

[5] 对Being的思考在古希腊是最严格的哲学问题，近年来关于Being的翻译和理解问题再次引起了国人关注和争论，Being在汉语中至少有“有（万有）” 、“存在（在）”、“是（是者）”三种译法。实则，Being本身具有两种基本含义，即作为系词的逻辑含义和作为名词（动名词）的实在含义。本文作者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汉语译法都不能全面准确地表达Being的含义，只能以不同的语境诠释出Being的不同含义。为了保持其作为“同一语词”的多种意义，在古希腊的思想语境下，本文将其译为“是” 和“是者（即存在）”。

[6]福瑞德.古代哲学论集[M].牛津,1987.47-48.转引自谭鑫田、李武林主编.西方哲学范畴理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71-72.

[7] 汪子嵩、王太庆.关于“存在”和“是”[J].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1）.

[8] 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16.

[9] 后来在《智者篇》中柏拉图为了“拯救现象”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最大的种”的学说。

[10][14] 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2，80.

[11] 关于这一结论的详细讨论可参见陈声柏.范畴与实体——试论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的意义[J].科学·经济·社会，2003（3）.

[12] 这部分内容主要参考田强.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两个疑难问题新解[J].文史哲,1992（4）.

[1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90.

参考文献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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