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悲剧的成因(观影有感)

论安娜悲剧的成因

——观经典电影《安娜·卡列妮娜》

看完电影《安娜·卡列妮娜》，长思：安娜这个形象是否可以称之为悲剧，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活该。

悲剧，特别是作为审美意义上的悲剧，不在于悲壮与否，而在于通过某些现象所表现的悲剧冲突在精神上是否具有不朽的意义。

因而，我们不必去探究影片中主人翁安娜是不是“十分善良”、“十分公正”，是不是“为非作恶”、“犯了错误”，而应该去思考安娜陷于厄运的成因，并借此去探究它的意义所在。

如果说《安娜·卡列妮娜》中的安娜是一个悲剧的话，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社会的悲剧

人类是世界上唯一因为社会群体而生存和发展的生物，因此，探究安娜的悲剧成因首先应该放在社会这方面来考察，当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

社会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机器，我们无法一一加以论证，在这里，就影片原著作者，列夫·托尔斯泰笔触所至的几个角落加以剖析。

影片原著《安娜·卡列妮娜》书成于列氏创作的中期，即1873－1877年间，其时正值沙皇封建制没落的时代，正像卷首“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列文说：“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时上流社会仍然“左右”着整个俄罗斯。

安娜悲剧的核心是上流社会的贵族阶层，安娜出生于显赫的官宦世家，安娜的丈夫出生于皇室后裔，是当时帝俄的高层官僚，安娜的情夫伏伦斯基早年就在贵胄军官学校里长大，就连作者托尔斯泰也出生在一个世袭贵族的家庭。“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是一个整体，但大圈子里还有小圈子。”

其一是卡列宁政府官员的圈子，……。其二是卡列宁赖以飞黄腾达的圈子，……。其三是真正的社交界……”(《外国文学名著选介》高等教育出版社会1994.2)上流社会借助这些圈子把安娜紧紧地圈定在悲剧的框架之中，无论安娜怎样跳跃奔突都跳不出悲剧的结果。

当然这些圈子中最有力的紧箍圈是安娜的丈夫、帝俄的高层官僚卡列宁。虽然卡列宁是个强有力的政治家，但在处理妻子的外遇时，用的却是一把软刀子。

在培特西家，他看到安娜和情夫不成体统地坐在小桌旁，并没有火冒三丈，而是委婉地要妻子一同回家，但是安娜说要留下吃晚饭。当妻子与情夫热恋后回家时也只是想同妻子谈谈，顶多也只是警告而已。没什么断然措施，致使伏伦斯基的桃色新闻闹得满城风雨，后来安娜怀上了婚外爱情之种，而且公开出走，住进伏伦斯基别墅里去，卡列宁不仅没有念“紧箍咒”，相反还“照例每周一次到别墅看安娜，并带来生活费。”正是卡列宁这种为保持体面而甘戴绿帽的思想和行为亦步亦趋地把安娜导向地狱的大门。更令人发指的是军官障碍赛马中伏伦斯基失事，安娜在沙皇面前表现出对伏伦斯基有失体统的关注，卡列宁三次向安娜强调“我向你伸出我的手臂”才“梦一样挽住丈夫的手臂”，但心里仍想着情夫“今天我能看见他吗？”，对安娜当面公然背叛行为卡列宁也只“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她”而且说出来的竟完全是另一回事。面对妻子公然的背叛行为，卡列宁仍用马车把妻子载了回去。更有甚者，当安娜明白地告诉卡列宁：“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你高兴怎样对付我就怎样对付我吧”的时候，卡列宁也只要求安娜“在公开场合保持体面。”丈夫的宽容，使安娜求离不能，求合不得，逐渐地陷入了悲剧泥淖的深处而不能自拔。

当安娜叫哥哥找卡列宁请求离婚时，卡列宁竟以自尊心、宗教信仰、教会规定、基督教义等等社会观念予以拒绝，而不是对安娜的指责、辱骂。

如果说卡列宁纵妻浮荡而无动于衷，似乎也不切实际，他是用了一把柔软的双刃剑死死地扼住了安娜悲剧的咽喉。

那就是不离婚，使安娜既不能上天堂，也不能下地狱；而剑的另一面是用儿子这个筹码，使安娜痛苦甚至绝望。

悲剧矛盾冲突的另一面是情夫伏伦斯基。上流社会，假手于伏伦氏，既给安娜爱得极端幸福，也给安娜的爱设下了罪恶的陷阱。

伏伦斯基第一眼见到的安娜是凭丰富的社交经验，判断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这是伏伦斯基的出生、社会经历和社会意识的综合判断。当然更精彩的是“在这短促的一瞥中发现了安娜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基于上流社会淫荡经验的判断，他才大胆地向安娜频频引诱。特别是他知道安娜是帝俄高官卡列宁之妻时，他明白俄国上流社会把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勾引一个已婚高官的女人，当作一种

英雄豪杰的社会意识时，他决心要么成为天下最幸福的人，要么成为最不幸的人。

上流社会不仅假人之手，逼死安娜，而且假观念毒杀安娜，甚至直接插手逼使安娜自尽。比如：当伏伦斯基的桃色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时，那些妒忌安娜的妇女备下大量的泥块，上了年纪和大人物们感到不满。他们想用众口铄金的千夫指为刀为剑为斧直接杀死安娜，可见，安娜之死不可置疑地是为了摆脱这种社会环境。当然，安娜可以不回国，可以远走高飞，但是阶级、社会、宗法观念、伦理、情感还是把安娜骗回到这个该死的环境中来。

社会在创造安娜这个悲剧时，不仅假手于丈夫、情人，造成腹背受敌，两面夹攻之势外，还在安娜的心灵深处打下深深的社会烙印，使安娜自己一步步地按社会意识的精心安排走向悲剧的终点。

中国有句古话说：自作孽不可违。卡列宁也认为：“只有自己不愿毁灭的人，别人才愿救他”。安娜正是在家庭观念、伦理观念和各种社会意识的包裹中走向悲剧的。而这个悲剧最可伤的还不在安娜之死，而在于安娜至死也没有认识到是自己走向悲剧的，是社会意识的阴谋杀了她。

婚姻意识谋杀了安娜。安娜悲剧的最初源头是婚姻。在姑妈的包办下，安娜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老头。卡列宁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是预先排定、严格遵守的，公务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他没感情，只是一架机器，令安娜见到就怕，就恨，就受不了。面对多情、潇洒、英俊年青的伏伦斯基，安娜复苏了死亡八年的爱，这不也正常、正当、宜然吗？难道要强求潘金莲只爱武大郎？正因为武大郎的不可爱，潘氏才爱上了西门庆。可见，中外一体，正是错配了的鸳鸯，才导致红杏出墙。

如果说出墙的红杏不再为墙所缚，那也就罢了。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一方面，卡列宁看准了安娜身上的婚姻桎梏，紧紧地抓住这张王牌，死活不肯离婚，使安娜进退不能，左右维谷，终陷绝境。

另一方面，安娜离婚不得，又不安于情妇名份。第三又要遵守教义，未离婚不能结婚。不能结婚就无法抑制情夫的花花肠子，因此，安娜脚下只有卧轨一路可走。这是社会婚姻导致安娜的悲剧发生。

家庭意识谋杀了安娜。经过千难万难的努力，见到了儿子谢辽查，即使是这样的心肝宝贝，“长大了也会看不起我……”。安娜想，“世界上她只爱两个人，谢辽查和伏伦斯基，既然他俩连不到一起，一切都无所谓了”。

在家庭和伦理的枷锁中，安娜只能靠吗啡才能平静，才能安睡。这也注定了结末的悲剧。

总之，上流社会假卡列宁之手，对安娜的爱情予以严酷的惩罚，无情地的将她推

向悲剧的道路；上流社会假伏伦斯基之手，戏弄了安娜真挚的感情，进一步把安娜逼向悲剧的结局；上流社会假伦理、家庭、婚姻意识之手，使她深陷泥淖，又不能找到强大的可依靠的力量与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相抗衡。因此，上流社会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真正源头。

二、神学和心理性格的悲剧

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局限性尚未打破之前，人类总是用神学的面纱罩住那些不可知的事物，把它归结成上帝、命运的产物。《石头记》中和贾宝玉与生俱来的玉锁带着充足的神气贯穿了《红楼梦》的全部著作。无独有偶，神秘的铁轨也贯穿了安娜爱和生命的始终。

第一部第十八节，写到安娜和伏伦斯基不期而遇于车站，一见倾心，即将走出车厢时，传来了一个看路工被火车轧死的消息。面对血肉模糊的尸体，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很难过，伏伦斯基很平静。这一如安娜的死给两人造成不同的感受。

在路上，听着别人对事故的描述时，安娜的嘴唇在哆嗦，好像某种感应，某种预兆。

凑巧的是在第五部第二十九节，安娜与儿子见面时，竟然无端地问儿子：“你没有想过我死了吧？”就正常、健康的中年人而言，突然讲到了不吉祥的死，也是奇怪的。似乎是冥冥之中的预告，似乎是一种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到了第七部第三十一节，安娜到车站去等伏伦斯基的时候，她突然想起她同伏伦斯基初次相逢那天被火车辗死的人，鬼使神差地明白了应该怎么办，于是走下了站台。安娜似乎是迷惘的，因为她到车站不是去寻死。然而又是清醒的，异常清醒的。她自言自语：“我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可见，在不可自拔的泥潭中，想用肉身的死亡加以摆脱，并用这种摆脱给爱她的人以心灵的惩罚。

从预告到实现，似乎在证明安娜的“死”是神的旨意，是命运的注定，当然这种宿命论是不可取的，然而，托尔斯泰的对安娜和伏伦斯基的爱情的赞同，显然是值得质疑的，但是否定又不尽合理，所以只能求助神学的力量加以帮助和处理。也就是说，这是神学造成的悲剧。

“性格决定命运”。有位哲人如是说。这一点在安娜身上表现的尤为特出。

在姑妈包办婚姻时，她是顺从的。而面对僵化、守旧、毫无情感的丈夫，在前八年中她是逆来顺受的。但是当她遇见了真爱，体验到真正女人的美味之后严然脱胎换骨般地蜕变了，而且变得那么彻底，那么坚决，不留余地。过去的忍气吞声，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掩饰”、“迷人之中却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她想怎么干就

怎么干，想得到什么就要得到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以至于言行上产生了许多乖戾，她不顾体统不管丈夫在场与否，不管他人，就和情人“鬼混”起来。以至她最后在车站想到看路工之死，就去卧轨。

托尔斯泰对死的思考，应该说是客观、严肃、深入的。他安排安娜的死因，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健康的人自己要去死，那是办不到的，否则，只有不健康了。于是，安娜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心理有严重障碍的人了。

爱得灵魂出窍，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当她向丈夫坦白自己的一切之后第二天早晨就变了卦，“又觉得这太可怕了，她会被赶出去，被天下人嘲笑；而伏伦斯基呢，仿佛不爱她了，她成了他的累赘”。这种朝夕相悖的心理决不是处于健康状态的。

“要是他并不爱我，只是出于责任才对我曲意温存，……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其实，爱情尚未结束仇恨就已经开始了。在安娜认为“投身尘世就是为了相互仇恨、折磨自己、折磨别人。”更有甚者，她觉得车站里进进出出的人都很讨厌。她认为人生“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由此，安娜进入了狂爱——怀疑——嫉妒——仇恨——报复的心理怪圈。最后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走向死亡。可以说安娜之死是虚幻所至。她虚幻的怀疑引发了虚幻的嫉妒，虚幻的嫉妒引发了虚幻仇恨，最后以虚幻的仇恨在虚幻之中走向报复别人的死亡。

三、理想化爱情的悲剧

也许是安娜在毫无感情的婚姻压抑下对爱情的渴望产生了火山爆发的缘故吧。她对爱情的理想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稍有不顺就异常痛心，就怀疑，就以泪洗脸，这怕是红颜命薄、多愁善感之类的最好注脚吧!

在安娜与伏伦斯基初期热恋时，安娜就认为爱情对“我的含义太多了，远不是你所能理解的。”到底是些什么含义呢？是黑夜里可怕的“大火”吗？大火可以毁掉一切，安娜毁掉了自己、毁掉了卡列宁、毁掉了谢辽查甚至毁掉了伏伦斯基的一切。

感情的极端化在卡列宁家里已经表现无遗。在长达八年中间，她对毫无感情的丈夫可以长久地施以虚情假意，而遇到伏伦斯基以后，安娜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可有谁知道，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我没有罪，我需要恋爱……不，我要冲破他这张想束缚我的谎言的罗网。”这是多么的决绝，那样地蛮横。这个情感的反差悬殊叫人无法理喻。

其次是对伏伦斯基的爱，起初是那么狂热。见到伏伦斯基就感到“一种销魂的快乐。”为了爱，她不顾体统，不顾上流社会的千夫指，不顾自己心爱的儿子，一切为了

爱。可是“三分钟的热度”马上就过去了，不久安娜醋劲就发了，而且越来越频繁。连伏伦斯基与亲王在一起也是“下流活动”了。动不动就怀疑“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她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情网把伏伦斯基束缚住，最后发展到用爱情妨碍情人自由的地步，而且是有增无减，直至采取了斗争的姿态。

在安娜的心里，爱就要放弃一切，就要不食人间烟火，就要时时相守，刻刻相拥，只能是两人世界，连一个“挑饼”(鲁迅语)的人都不能存在。

在这种极端刻薄的爱情观之下，安娜成了一个爱的贪婪者，一个爱的不知足者。因为不能满足自己的爱，安娜整天以泪洗脸，痛苦无状，以至于产生了爱极而恨，恨极报复的思想和行动。

当然，理想化爱情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一见钟情。这是因为双方的美貌。

在伏伦斯基眼里的安娜是美貌、风韵、妩媚和温柔。在貌美方面的用墨泼得到处都是，但对安娜的内心却止于情感，好像安娜只是一具感情的躯壳，别无他物。即使是侧面烘托的描写也只说安娜外表美的可爱，连老女人都动心。

那么在安娜眼里的伏伦斯基究竟如何呢？相貌端正英俊、动作雅致洒脱，多情柔顺、销魂。

他们对爱的选择似乎只有一个标准：美。在这种社会观念的支配下他们一见钟情陷入爱河，溺死是其必然的结果。

有道是海水可斗量，人不可貌相。以貌取人作为择偶的唯一标准这是悲剧的又一成因。

在这原因之下，当伏伦斯基的爱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情减弱，伏伦斯基实现了宿愿，却并不觉得特别幸福。“甚至怨恨起来，就连她的美丽和雅致也使他恼火”。“现在他欣赏她的美，同以前完全不一样，虽然她的美比以前更使他倾倒，却使他感到不快。”这样必然也要另找刺激，于是新爱开始，再一轮的欢爱又展开了。

这样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很快就进入了伏伦斯基的视线。

可见，爱只建立在外表美的基石上是非常不牢靠的，然而，社会的意识却非常坚强地教导着安娜和伏伦斯基以美取人，以貌取人。而正是它，诱骗了他俩的爱，导致了安娜的悲剧结果。

最后在爱情理想不能满足时只好一死了之。

参考书目

《安娜·卡列妮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草婴译。

《<安娜·卡列妮娜>悲剧新论》杨思聪，《新华文摘》90.3

《论<安娜·卡列妮娜>悲剧》杨思聪，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版《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版

《美学概念》人民出版社1981版

《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版

《论悲剧性》朱志荣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