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破解道德领域出现的三个危机

积极破解道德领域出现的三个危机从“仁者爱人”到“泛爱万物”，从“修心养性”到“克己复礼”，从“修己以安人”到“与天地合其德”，五千年来，这种以“仁爱、自省、和谐”为根本的道德取向和核心理念，为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信仰源泉和伦理支撑，成为每一位炎黄子孙共同拥有的价值认同，形成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

正是在这种深厚和悠久的传统道德映衬下，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才愈发地让人感到焦虑和担忧，从南京“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从“毒奶粉风波”到“毒胶囊事件”，都警示着一个不容臵疑的现实：我们的社会道德生态正变得异常脆弱。

遏制道德滑坡，重塑社会道德，已经刻不容缓。

以长远眼光看，这是我们必须肩负起的历史责任；从现实角度出发，这更是我们在良知拷问下的一种自我精神救赎。

破解当前的道德危机，需要我们从各种表象入手，对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进行一个客观的评判。

然而，观察的角度不同，思考的维度不同，我们对道德危机的认识也会存在差异。

但是，就内在成因和逻辑关系分析，目前存在于道德领域的危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道德情感冷漠。

道德的产生基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从根本来看，它是维护人类实现互惠共赢的情感纽带。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部分公众对道德的功能产生了怀疑，对道德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从而导致了道德情感冷漠。

具体表现为：公德意识淡薄、是非观的麻木和错位。

二是道德责任缺失。

道德情感的冷漠和麻木，必然使得个体只关注自身的现实利益，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自扫门前雪”的心态推卸自己的道德责任，对是否履行道德义务麻木不仁，漠然视之。

三是道德行为失范。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道德约束和法律管束分别是维持社会有序运行的“无形手“和“有形手”，而道德责任的缺失，最为直接的危害就是在法律之下撕开了“规范有序的盲区”。

在社会转型期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大背景下，必然导致各种不设底线的道德行为失范。

“重莫如国,栋莫如德”，一个没有精神和道德支撑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永续发展的，在思想、文化和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

道德情感冷漠、道德责任缺失、道德行为失范，当我们面对种种道德危机感到义愤、焦虑和痛心时，更需要的是反思、呐喊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地进行破解。

就针对具体的危机而言，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在道德情感的培育上重教化养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破解道德危机，切入点应当是从思想认识上消融情感冷漠的坚冰。

一是以先进的文化熏陶人，为统一的道德认同提供保障。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树立正确的道德信仰，必须大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

在我国，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

去年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决定，进一步兴起了文化建设新高潮，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

通过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崇德尚德的时代风尚，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拥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从而为我们的道德重塑提供丰沃的精神土壤。

二是以正面的宣传感染人，为正确的道德取向树立标杆。

著名学者刘献君教授曾提出过一个“泡菜理论”：泡菜味道的好坏，取决于泡菜汁。

同样，社会的氛围与环境决定着人的观念与素质。

实践证明，社会风气的养成，必须借力于宣传工作的感化和榜样力量的引领。

通过树立先进典型，颂扬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道德行为，同时揭露、抨击不符合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言行，批判和谴责不利于社会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

在社会上营造出重德倡德的良好氛围，树立守德敬德的精神标杆，促进广大社会成员养成道德自觉、自律的意识。

三是以全面的教育塑造人，为永续的道德追求提供动力。

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赫尔巴特曾说过：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到一个概念之中，那就是道德。

可见，教育作为一种规范性、有序化、高效化的培养过程，是塑造个体道德观念，形成社会道德意识的主要手段。

在我国，就要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以具体的道德实践为手段，以完善和发展道德人格、培养自觉的道德主体为目标。

在方式上，要走出传统的依赖型、封闭型、一元型的道德教育模式，可以通过各类“居民草根组织”、社会团体、群文活动、市民学校等载体，实现内容、方式和手段的多样化，提高道德教育的参与性、新颖性和实效性。

特别是在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上，要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网络。

二、在道德责任的履行上重表率引导破解道德危机，除了全社会在精神上实现道德觉醒，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履行道德责任。

近来，对老人跌倒在地，而路人漠然视之的道德争论正持续升温。

从冷漠的路人和围观的群众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个尴尬的理由：承担道德责任，不但不能得到精神以及物质上的回报，还要承担一定的“道德风险”，甚至付出巨大的“道德成本”。

趋利避害，人之天性，在“风险”和“成本”面前，一味的道德劝诫就会显得软弱无力。

问题的结点在于，履行道德责任，人们在事前需要一定的心理支撑，事后必须得到充分的权益保障。

因此，对于道德责任缺失问题的破解，政府的作用就尤为突出。

一方面，政府要优先表率示范。

孟子曾言：“上无道揆也，下无守法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层做事没有规矩，下层就不守法度；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不信守道义，工人们做工就不按尺度地乱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道德指向和政府职能的道德表率决定着公民的道德责任选择，政府切实履行道德责任是全社会道德建设顺利进行的首要环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曾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要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具体说来，要发挥政府在道德履职上的强大示范效应和导向功能，必须增强政府日常行为的公信力，要通过“阳光下的权力运行”和“媒体视野下的立体监督”，避免党员干部在社会服务和管理中失德于民、失信于民。

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保障机制。

“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

从南京彭宇案可以看出，每当道德责任的履行者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将会被无限放大，而人们一旦对于道德责任的履行产生畏惧心理，恢复起来将会十分困难。

但是，对道德履责者进行表彰奖励，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很多工作民间组织做不到，需要政府出面实施。

1993年6月，中央政法委、中宣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随后，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

然而，通过对一些现实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除了资金救济外，党和政府还应通过官方嘉奖、舆论宣传、劳动就业、医疗保障等途径，给予道德履责者全方位的救济和保障，要从制度建设上将道德履责风险降到最低，确保道德责任履行者的权益高于风险。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目前各地政府正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从“小悦悦事件”中的“救人阿婆”陈贤妹到近日的杭州“最美司机”吴斌，政府为见义勇为者提供的权益保障，不仅仅是为道德履职者“正名”，更是对社会正气的一种伸张和弘扬。

三、在道德行为的规范上重依法管控相比较于道德情感冷漠和道德责任缺失，道德行为失范既是道德危机的最终“恶果”，也是最大危害。

无论是商业欺诈现象，还是假冒伪劣商品，无论是论文剽窃行为，还是官员作风不正。

道德行为失范不仅严重干扰社会和经济的运行秩序，还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评价。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道德行为失范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问题，而是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撼动了社会的良知。

如果没有严明法治的保障作垫底，纠正道德行为失范，必然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正如温家宝总理强调的那样，“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

”一是以法制为道德失范行为构造“牢笼”。

上文曾强调，道德行为失范，其本质是法律管控范围之外的“盲区”。

当道德这只“无形的手”缺位时，法制的力量就应当积极主动地填补这个“盲区”。

在此，有学者提出了“道德法制化”的概念。

“道德法制化”，一方面消除着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主观随意性，它用强制手段消灭着危害社会生活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日趋稳固。

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道德的重建和生长才有可能。

“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化的前提条件，“有法必依”则是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化的关键。

因此，增强社会、政府以及公民的法制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积极开展有关道德建设的法律、法规宣传，普及有关道德建设的法律、法规知识，使人人知法、懂法，不仅把遵守道德规范当作自己的道德义务，更要当做一种法律义务。

二是以严管为道德失范行为拉响“警报”。

实际上，无论是论文剽窃事件、制假售假行为还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庸政懒政”作风，其凸显的最大漏洞就是相关监管手段的不完善，甚至是监管部门的不作为。

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既是当前道德生态恶化的一个主要表现，也是造成道德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理应成为破解当前道德危机的一个重要切口。

积极的防范胜于事后的补救，控制和防范道德失范行为的产生，必须从全社会的高度出发，从完善相关监管细则入手，构建起一个针对各行各业的完善监管体系。

尤其是食品安全等领域，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职，加强管控，对部门内部和市场领域内的各种道德失范行为及时拉响“警报”。

三是以重罚为道德失范行为划定“红线”。

承担道德责任的高风险、高代价与道德行为失范的低成本、低代价形成鲜明对比，既是现实的讽刺，更是催使社会道德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为道德责任履行者提供权益保障时，还要对那些触犯法律的道德失范行为进行依法重罚，让那些敢于踩红线、触底线的违法违纪人员意识到道德失范行为的巨大代价和“犯罪成本”。

比如，在政府，国务院已于2007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就对公务员包养情妇的行为，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甚至开除处分等。

这种制度性的硬约束对树立良好的公务员队伍形象，打造廉洁、文明、高效的政府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对于道德失范行为的依法重罚，是对道德进行调控和评价的重要方式，以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旗臶鲜明地表明着对社会道德规则的弘扬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