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戈德曼的文学解释学

第２卷第１期２００９年１月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０１．２Ｎｏ．ＩＪａｎ．２００９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０９４（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８３—０５论戈德曼的文学解释学＋刘月新（三峡大学文学院，湖北宜昌４４３００２）摘要：戈德曼对西方当代文学解释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从发生论结构主义社会学角度出发，建构了西方当代文学社会学的解释学。

他从结构与功能、整体与部分、理解与解释、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发生论结构主义方法，将文学现象放在社会整体与集团的精神结构中阐释，既注重了文学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又强调了文学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与影响效应。

戈德曼反复强调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对应不是表面的吻合与相似，而是内在精神结构的对应。

文学研究应致力于作品内在精神结构的理解与解释，揭示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戈德曼的解释学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看重人的个体意识对于集体意识的依赖，忽视了个体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过于强调作品的精神结构与集团精神结构的同源同构关系，忽视了文学创作中个体精神结构对集团精神结构的超越。

关键词：戈德曼；发生论结构主叉；解释学；精神结构中图分类号：１０．０３文献标识码：ＡＤＯＩ：１０．３８６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０９４．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６吕西安・戈德曼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他综合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皮亚杰等人的哲学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发生论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并且将这一理论成功地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中，形成了系统的、独具特色的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中最具有价值的是他的文学解释方法，他破除了静态的结构主义方法，从动态的角度重建文学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为文学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丰富了当代的文学解释学。

１作品精神结构与群体精神结构的对应西方现代解释学既注重本体论研究，也注重方法论研究。

本体论解释学确立了理解的本体地位，方法论确立了理解的途径与方法，社会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都是用来理解和解释对象的方法，都可以和本体论的解释学相互补充。

而社会学作为一种传统方法在２０世纪获得了飞速发展，对于解释学的推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戈德曼的发生论结构主义社会学是其中的一支重要派别。

戈德曼深受皮亚杰发生论结构主义的影响，又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那里吸收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形成了系统的发生论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

戈德曼的发生论结构主义与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等人的结构主义有所不同，后者建立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强调对事物进行共时性研究与结构化的描述，以建立形式化的结构模型，反对进行价值的分析和评判，具有强烈的反历史、反人道主义的色彩，将历史与人驱逐出结构。

戈德曼将其称为非发生论结构主义。

他指出：“大多数非发生论结构主义者的著作都仅仅是方法的描述”，把建立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看成是人文科学最重要的内容，使结构本身成为一种主宰性的力量，成为一种权力机制，成为人不能支配的一种终极客体。

戈德曼指出：“无论是哪种形式的非发生论结构主义，它的基本主旨都是否定主体和人在历史变更中的作用。

这似乎是与现代社会随着自我调节机制的产生而采取的各种转变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Ｄ３４９。

由于主体的缺席，结构成为主宰性的力量。

戈德曼的发生论结构主义虽然也强调结构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特定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是由人构造的，不能脱离文化与人而独立存在。

戈德曼认为，所谓结构，就是指在一个整体中，为了保持一种总的含义而使得一种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些因素・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２—１８作者简介：刘月新（１９６２一），男（汉族），湖北天门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方面的研究。

万方数据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焦出现某些变化，将这一结构概念应用于研究文学，就是将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整体，其中各种要素排列组合成该作品的结构并显示出一种意义。

研究一部作品就是指研究该作品的总体结构并把握其总体意义，而这又是通过对其中各个要素的把握实现的。

而所谓“发生论”的含义是指：一部作品为什么在一个待定的社会境况中产生以及如何产生。

总体来说，戈德曼的发生论结构主义方法，就是既研究文艺作品的结构形式，亦即研究组成作品结构的所有要素及其社会含义，并将重点放在作品结构同社会结构以及特定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上，也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和其中体现的精神结构的功能作用，是如何同整个社会及特定的社会集团发生关系的。

所谓精神结构，就是那些“可能被称为构成了某个社会集团的经验意识和由作家创造出的想象世界的范畴”ＢＪ６５，是一种思想体系、体验范式和世界观的类型。

它是“一群相当数量的、存在于同样环境下的个人的联合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构成有特殊地位的社会集团的、长时间地集中地经历了共同问题的、并力图为此寻找一个有意指的解决方法的一群个人的行动的结果”【２Ｊ６５。

那些杰出的作家、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作品，常常代表了一个社会集团的精神世界。

这种代表既是在内容上符合这一社会集团对现实的体验、认识与期待，更是一种结构性的代表性，即通过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人物的设置、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运用等结构特征，与他所在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在形式上产生了一致性。

戈德曼从此角度分析了拉辛的古典主义悲剧的结构模式，认为拉辛的悲剧体现了１７世纪法国穿袍贵族世界观。

戈德曼发现，拉辛的悲剧严格地遵循了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原则，这种原则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出现，但直到１７世纪才成为戏剧创作中的一条基本原则。

它包括时间统一律、地点统一律及动作统一律，要求戏剧的故事情节必须局限于２４小时之内的同一个地点，故事主线清晰，不允许有其他情节分支的存在，以免干扰整个故事的完整性与统一性，揭示一个单一的主题。

在拉辛的悲剧中，戏剧时间及其展开过程却已经不是２４小时，而是一个时刻，也就是说，整个悲剧时间经过拉辛的提炼后，达到了高度的凝聚与浓缩。

“实际上，拉辛的悲剧从《安德洛马克》到《菲德尔》，都是在唯一的一个时刻里发生的，那就是人由于拒绝世界和生活而真正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时候。

”［３】４６４这一时刻的标志是，拉辛悲剧主角在某个关键时刻会念出一句诗，一句告别性的诗。

如：安德洛马克：塞菲丝，我们最后再去见他一面吧。

（《安德洛马克》，第四幕，第一场）朱妮：这是不是我和你最后一次谈话！（《布里塔尼居斯》，第五幕，第一场）提图斯：我要最后一次去和她谈话！（《贝蕾妮丝》，第二幕，第二场）贝蕾妮丝：这是最后一次道别，永别了，陛下！（《贝蕾妮丝》，第五幕，第七场）菲德尔：太阳，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菲德尔》，第一幕，第三场）这些不同剧中的主角都与剧中其他人物或者象征物（如《菲德尔》中的“太阳”）有过相似的对话，而且都几乎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告别，甚至是最后的永别。

这种特定的古典悲剧形态与主题内涵，既与拉辛的宗教思想有关，更与１７世纪法国穿袍贵族的世界观及当时的整个社会形态变革有关。

以决定性的时刻对抗尘世时间，以主角向剧中人物的告别来体现崇高，以现实生命的牺牲来坚守信仰，拉辛通过“告别”场景的特殊处理，使得古典悲剧的时间观及其情节观不再限于一种特定悲剧类型的创作手段，而使之成为一种宗教思想与生命价值的直接体现，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精神结构的全面展示。

此处的“告别”，不再只是一种悲剧人物的动作，而成为一种特定社会群体与其社会现实关系的建构。

在这种建构中，法国穿袍贵族通过拉辛悲剧中的告别仪式，宣告了与１７世纪法国及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面决裂，因此也就同样宣告了自身从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脱身而出，不再以社会群体的现实身份寄存于世，主动选择了自身的消亡，完全退出社会历史的舞台。

但是另一方面，拉辛的悲剧又为历史保留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批判性的、弃绝性的精神价值，使之成为一种文化力量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内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与发展，为保护一个健康与健全的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２文学作品作为意指性结构戈德曼的文学解释学具有强烈的社会学色彩，从他对拉辛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是从社会的整体关系中阐释拉辛悲剧的意义结构的，认为拉辛的悲万方数据第１期刘月新：论戈德曼的文学解释学８５剧不是个人意愿的表达，而是代表～个阶级或群体在说话。

戈德曼明确反对个人性主体，认为任何主体都是集体性主体，都是某个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个体意识总是归宿于集体性意识。

集体意识是一种意指性最为明确的意识形式，它直接基于特定社会的经济与生产关系，构成了共同性的、与外界形成统一关系的愿望、感情和思想。

戈德曼说：“一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只有在人们把它放进由这一群体的全部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生活构成的更大的整体时，才能完全得到理解，并得到解释”【３Ｊ１３５。

集体意识的核心就是一个群体的世界观，如果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构成了一部作品的精神结构。

从这一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都不是个人意愿和情感的表达，即使是表面上非常个人化的作品，其背后所隐藏的都是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价值观，都具有指向社会、时代与群体的意指性，具有潜在的意向性，是一个“意指性结构”。

所谓意指性，是指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指向自己的生存环境，都具有目的性。

在戈德曼看来，意指与意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意识具有自觉性，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而意指常常是不自觉的，可以先于语言存在，是主体对外界的一种本能反应，“一个有意指的行为，在动物那里可能是没有意识的，但是有意义的”［２３９８。

意指和意识相比，更具有原初性，早于人的意识而存在，虽然不能用语言明确表达，但却包含着意义。

结构主义将意指与意义都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是对意义的一种局限，限制了对意义的解释。

戈德曼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回答，这种回答的意图构成使既成形势向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因此，任何行为，任何人类的事实都有一个意指的特征，这种特征并非总是明显的。

而研究者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之明朗。

”旧懈个人与群体要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必须形成这样一种对其外界的整体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最终付诸行动与实践Ｈ。

］。

这就是戈德曼文学解释学的意义论背景。

从社会学批评的角度看，如果某一部作品在其内容与主题方面没有与其社会现实构成一种明确的整体性结构关系，或者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那么，这一作品是不能直接成为一种意指性结构的，既没有分析的价值，又缺乏实践性功能。

对于某一作品的组成部分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一作品当作一个相对的整体性意指结构来看待，那么，我们也难以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组成部分的意义【６—７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