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西红绿彩瓷的初步探讨

关于山西红绿彩瓷的初步探讨作者：曾昭冬来源：《文物世界》 2014年第4期山西是陶瓷大省，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和考古资料显示，瓷窑数量达到了70余处，不仅地域分布广泛，而且烧瓷品种丰富多样。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方资料，对山西地区红绿彩瓷的情况作一探讨。

一、红绿彩概说红绿彩，系二次入窑烧造而成，属于釉上彩的一种，是在高温烧造而成的白釉瓷上，用笔蘸取红、绿、黄等彩料勾画出纹饰，再入窑以800℃左右的低温烧成。

由于多以红绿两色勾画纹饰，所以俗称为红绿彩。

因早期历史资料的缺乏和出土资料所限，对红绿彩的认识不够准确，故也有称为“宋加彩”或“金加彩”。

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第五卷《说花卉》中记载：“瓷之有花，宋代已渐流行，……宋瓷暨有红绿花彩者，殆如威凤祥麟，不易一见。

”[1]日本陶瓷界则称之为“宋赤绘”[2]。

从目前出土资料来看，生产红绿彩的窑址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四省20余处。

其中经科学考古发掘的窑址主要有河北磁县诸窑、山西长治东山窑、河南焦作牛庄窑、鹤壁鹤壁集窑、山东淄博磁村窑等[3]。

另外全国很多地区的墓葬、窖藏、遗址等都有红绿彩瓷的出土，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皆有收藏[4]，这里不再赘述。

红绿彩的创烧年代约在金代中后期，这一观点已取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至于北宋时期红绿彩是否已经出现，因无传世纪年器物，北宋时期纪年墓葬和窑址等遗址中至今也没有出土物，所以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原定为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红绿彩盖罐，由于学者对器物上的字符存有争议，还不能做出定论。

日本收藏的两件带有泰和元年（1201年）墨书款识的红绿彩盘，是目前被证实最早的红绿彩瓷纪年资料[5]。

红绿彩瓷在元代仍有烧造，并延续至明初。

二、山西红绿彩的考古发现山西境内发现红绿彩的遗存有窑址、墓葬和遗址三个部分。

窑址仅见长治东山窑[6]，八义和南泉庄暂无实物出土。

在《山西、河北地区出土的金代红绿彩瓷器的比较研究》[7]一文中，罗列了山西发现红绿彩的窑址，其中提到了临汾龙祠窑和高平窑发现有红绿彩，前者最早是援引了华石先生的说法[8]，然而查阅窑址调查报告，其中并未提及，高平窑也只是相传发现过红绿彩瓷器[9]，但实物未能见到。

同样在《山西长治八义窑试掘报告》一文中也提到，曾于浑源青瓷窑窑址中发现有红绿彩瓷片，“但从胎釉、色彩等方面观察，并非浑源青瓷窑产品”。

介休南街瓷窑遗址中发现的红绿彩标本[10]，情形同上。

有关山西窑址生产红绿彩的情况，笔者也曾向水既生先生讨教，据水老调查情况来看，除长治窑外，山西的其他瓷窑遗址中尚未发现红绿彩瓷。

山西瓷窑遗存十分丰富，其中存在红绿彩产品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这仍需以后进一步的考古证实。

山西境内出土红绿彩的墓葬和遗址有不少（详见表一），多集中在晋中以南地区，这些地区与长治八义窑邻近，故多见。

出土物中以碗、盘、盏、钵等生活用瓷为主，其中碗的数量最多，由此可见，红绿彩主要是作为民用瓷器，其使用也比较普遍。

出土物最早见于山西省侯马市H4M102号金代明昌七年（1196年）纪年墓，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该墓葬出土红绿彩盘的年代持有分歧。

该盘于前室出土，此墓地碣中明确指出，此墓为董海与其三个儿子的合葬墓。

墓中所葬父子两代人遗骨旁皆有题名，墓主董海夫妇置后室东边，其长子董靖夫妇置西边；次子董楼喜与三子董念五夫妇置前室东西两侧。

前室南壁墓门上方砌砖质地碣末文写有“丙辰己亥朔有一迁记”，可知该墓为二次迁葬，而迁葬的最晚时间为丙辰年，即明昌七年。

因此这件红绿彩盘的时间下限不晚于1196年。

最晚的出土资料见于元至正六年（1346年），山西翼城县南湾乡原村1号墓出土的6件红绿彩俑，说明元代晚期山西红绿彩仍在继续烧造使用。

三、山西红绿彩的艺术成就以长治八义窑为代表的山西红绿彩瓷，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从色彩装饰上来看，器物常以白釉为主要底色，也常与黑彩和褐彩配合，色彩明快绚烂。

红绿彩瓷的色彩主色是红、绿二色，也常见黄色，但每种彩又有深浅不同的色阶。

红彩是以铁为呈色剂的矾红彩，发色纯正，呈枣红色。

绿彩则有墨绿、褐绿、翠绿和浅绿等不同呈色。

黄色则有浅黄、明黄和金黄等色。

孟耀虎先生将山西地区的红绿彩按施彩方法，分成了五类[23]，总结详实全面。

归纳起来，依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别。

依色地的不同，可分两类：一类是在纯白地瓷器上绘彩；一类是在白地黑褐彩、绞釉瓷上绘彩。

依施彩品种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单色彩绘，即只使用红绿黄三色中的一种；一类是采用多色彩绘，可以是红绿两色，也可三色全绘。

综观山西红绿彩瓷器中色彩的运用，红色的使用比例最高，生活用器上主题纹饰的描绘，以及瓷塑中人像衣着的主要色调皆以红彩为主，枝叶、水草、边饰的点染则以绿彩填涂，黄彩有时和绿彩一起使用，使用频率明显降低。

而从出土物的保存情况来看，但凡红色描绘的纹饰部位，大多色彩鲜艳，保存情况良好。

而使用绿彩和黄彩的部位，常出现磨损脱彩现象，不易保存，这大概也是红色使用较为广泛的一个很好解释。

八义窑的红绿彩瓷，胎呈土黄色，夹杂有细小颗粒杂质，比较致密，采用白色化妆土打底。

碗类采用多件仰烧法的装烧工艺，垫烧具采用垫珠，常在碗内留下五处近似椭圆形的条状垫烧痕，这也是区别与其他窑口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

垫烧遗痕造成了产品的缺陷，而智慧的陶瓷工匠采用彩绘的方式，用浓红艳绿来掩盖这一瑕疵，从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山西发现的红绿彩瓷器，见有生活用瓷和瓷塑。

生活用瓷以碗、盘、钵、碟、瓶、罐等日常实用器为主，其中以碗的生产为大宗，有口径在17厘米左右的大碗，也有口径在10厘米以下的小碗，或为盏。

瓷塑类以各式女俑、童俑等人物俑为主，模制成型，造型多样，形象生动。

出土的女俑全都破碎，没有完整者，从残存瓷塑上的发髻造型和衣着服饰可以推测，这些女俑应为侍女立像。

侍女手中大多捧有粉盒、镜匣，或者执镜、抱瓶、抱婴。

这类塑像当为玉皇大帝、西王母等高级神祇身旁的侍女[24]。

然而河北等地常见的大型红绿彩佛道神祇人物塑像，山西还未曾见到。

童俑有持物者、骑兽者、玩傀儡戏等，姿态各异，斗巧争奇。

山西红绿彩纹饰也是丰富多彩，风格质朴、洒脱而又明快亮丽，直接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

花卉纹有折枝牡丹、折枝菊花、折枝莲花、折枝果实等，以牡丹纹最常见；动物纹有麻雀、鹦鹉、游鸭、芦雁、鱼藻等。

这些动植物形态，都来源于生活，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极富生活意趣。

还有文字装饰，“长命富贵”、“金玉满堂”、“龟鹤齐寿”、“清”等，以民间一贯追求的吉祥主题为基础，表达了一种朴素的思想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纹饰的布局上，碗、盘类器物，仅在内部绘彩，内底描绘主题纹饰，内壁以宽窄不等的红色同心圆圈作边饰，间以绿彩或黄彩点涂，主题纹饰采用文字装饰者，则多在文字外面画出连弧形开光。

钵瓶类器物上纹饰绘于外壁腹部，中间为主题纹饰，近口沿处和近底处绘边饰，常用开光的装饰手法。

四、山西红绿彩的产生及影响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必然性，红绿彩瓷的创烧和发展也是如此。

早在新石器时代，远古的先民们就开始在陶器表面进行彩绘创作，彩绘陶的使用一直延续至汉代之后。

随着东汉成熟瓷器的烧制成功，人们又开始尝试着在瓷器的表面进行彩绘。

三国两晋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釉下彩瓷，从此瓷器彩绘技术开始广泛应用。

唐代的长沙窑将釉下褐、绿两种色彩同时运用到器物之上，而宋代磁州窑白釉黑彩釉下彩的成熟烧造，对红绿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加之唐三彩、宋三彩等低温三彩二次烧成技术的采用以及宋代定窑等釉上红、绿等彩料的运用，为红绿彩瓷的创烧提供了技术支持。

山西红绿彩以长治八义窑为代表，位于山西南部，是晋南重要的陶瓷产区。

早在唐代，晋城、长治一带便成功烧造出白釉绿斑的釉下彩瓷，宋代八义窑白釉黑彩瓷的烧造技术也十分成熟，加之以阳城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宋金时期是低温釉瓷琉璃的重要产地，因此山西红绿彩瓷的烧造也就具备了很大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5年大同石家寨发掘的司马金龙墓中[25]，出土了大量的铅釉陶俑，其中有些人物的衣服上加绘了赭色或白色的彩绘，这些铅釉加彩器的出现，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长治和磁县在地缘上相距很近，两地的陶瓷交流比较频繁，互相学习借鉴，都能生产出红绿彩瓷也就在情理之中。

山西文化底蕴深厚，自从陶瓷业扎根在这片沃土，便饱吮滋养。

山西红绿彩作为民用瓷器，其装饰风格采用大红大绿，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窑工汲取了山西民间剪纸、刺绣及年画等元素，将人们日常生活所见所闻所感，大胆创新运用，成功表现在瓷器上。

红色象征着喜庆、红火，表达了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中国的传统色彩，深受百姓喜爱。

绿色，则是大自然中最常见的颜色，象征了生机和希望。

红与绿的搭配是对比最为强烈、而又在民间装饰色彩中最普遍采用的一种。

因此红绿彩瓷的烧造便迎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山西红绿彩瓷对后世的影响，直接表现在对景德镇元代之后彩绘瓷的创烧发展上。

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北方窑工的南迁，为景德镇瓷窑的崛起注入了新的动力，提供了人才和技术力量。

从元代起，景德镇也开始在细白瓷上烧制红绿彩瓷，一直延续至明。

在此基础上，明、清时期又创烧出了五彩、斗彩、粉彩和珐琅彩，使得釉上彩装饰达到了顶峰，它使整个中国陶瓷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绚丽时代。

[1]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十卷，民国铅印本。

[2]小山富士夫《磁州窑について》，《美术研究》134，1944年；小山富士夫《宋代の绘高丽宋と赤绘》，载《世界陶瓷全集·10·宋辽编》，河出书房，1955年，东京。

[3] 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八义窑试掘报告》，《文物季刊》1998年第3期；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省焦作市牛庄瓷窑遗址二号灰坑》，《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鹤壁市博物馆《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郝亚山、张长安《鹤壁集瓷窑遗址浅说》，《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秦大树，马忠理《论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年第6期；吕军、周高亮《金代红绿彩的考古发现及其历史传承》，《中原文物》2011年第3期。

[4] 秦大树、马忠理《论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年第6期；吕军、周高亮《金代红绿彩的考古发现及其历史传承》，《中原文物》2011年第3期。

[5][23]耕生《中国红绿彩瓷学术研讨会纪要》，《收藏》2009年第7期。

[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八义窑试掘报告》，《文物季刊》1998年第3期；报告中有一件红绿彩骑兽俑（C：3），为“老百姓赠送，言出自八义村”；另外文章开头提到南泉庄曾发现过不少红绿彩瓷器，是从老人口述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