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工艺特征

在商周青铜器中，食器、酒器、乐器、水器等，不是一般的日用品，而是奴隶社会礼仪秩序的重要体现者。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进步，其礼巫功能日渐褪去，而渐渐成为一种兼实用与艺术于一体的工艺品；其颇具宗教和礼治意味的形式日渐图案化、装饰化，不再令人起敬令人恐怖，而因其金属造型和材料的可塑性，体现出一种特有的形式语言，具有了空间韵味与浓重的艺术情趣。由此，中国青铜艺术，在精神观念上较完整地保持着中国古代社会风貌，而其制作与艺术表现已具有相当成熟的铸造技术和艺术风格。下面，我就青铜工艺的艺术特征和技术特征管窥一二：

一、青铜工艺的艺术特征

中国铜器造型丰富，品相繁多，面貌各异，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其艺术魅力令人叹为观止。而商周青铜器多姿的形态、多彩的纹饰，艺术特征尤为明显，不但为研究上古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而且形成并影响着中国造型艺术的风格。

一、象形表意

《易传》云：“圣人以见天下之赜，而以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象形取意，是对审美经验进行直观概括与形象喻示，从而构成具象化的美学范畴，这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多么抽象的命题，中国人总是能够用具象予以表述，把极纯粹的抽象的范畴用图形、具象事物之象来象征和比喻，这是中国古代先人的基本思维方式。这种取象表意的思维特征，在艺术领域表现最为明显，造型艺术如此，诗歌、乐曲等非造型艺术也是如此，由此造就了其后中国传统艺术的特征。拟容取心、象其物宜，这是中国商周时代青铜器的艺术特征，也是中国古代艺术意象特征的由来。

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是在青铜时代成熟起来的，取象表意决定了青铜艺术的两个方面的特征：程式和装饰，程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意的需要，而装饰特征也以取象表意为生成前提的。青铜艺术造型的目的在于表意，并不严格遵循现实形象，而是依照一定的造型法则，使形象图案化，并且一些非自然界的神化形象也是用这种方式成象的。青铜艺术装饰是由一系列具有形象独立的元素组合而成的，这些元素大致可分为抽象纹样和具象纹样两种：具象纹样可分为自然形象和神化形象两种，自然形象主要是羊、牛、猪、象、蝉等，神化形象是人为创造的具象形象如饕餮、龙、凤等，抽象形象主要是几何样式的乳钉纹、弦纹、云雷纹、冏纹、回纹等，这些装饰元素按照一定的组合规则，构成一件件青铜艺术的整体气象。这些元素或图形发展到青铜时代，便呈现出较为固定的模式，造型偏于理性化色彩。在商周青铜艺术中，最有魅力的形象是那些具象的但却凭想象构成的形象，有饕餮、夔龙、夔凤等，如饕餮形象就有多种动物形象成份，似虎非虎，似牛非牛，似人非人，有着有表意的功能。而青铜纹样中的那些现实具象动物纹也同那些非现实的纹样一样充满符号色彩。因为中国青铜艺术的纹样毕竟追求的不是写实性艺术，它们是按照理想中的形象创造的，这些理想中的形象要具有神性的力量，要符合宗教观念的需要，目的不是求实而是求意。这是在形象的概念上进行抽象思考，这是具象的抽象。先秦青铜器上，象形纹样与抽象纹样都具有共同的几何性，其形象的具象的抽象性特点源于它作为符号的功能。而在青铜艺术的造型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图案化处理。青铜器形象的外轮廓连线基本上可分为方（中心形象）、长方（左右侧附属形象）、圆（冏纹、乳钉纹）、三角形（蝉纹）、S形曲线纹等，一般处于中心位置的形象都是以鼻梁为中心、左右对称的正面形象，左右侧的附属形象则为平面化处理的正侧面形象，同方向的线多平行，结构之间多直角相交，每一小结构的底端都呈刀尖状，整个形象组合成较整齐的几何外形。这种省略具体局部、夸张主要特征、突显风格的装饰味道，使青铜器具有抽象、规整之感。青铜艺术的物象有着明显的符号化特征，甚至最初的青铜器上的一些纹饰和金文是很难区别的。

中国青铜艺术形象的生成，大量继承了彩陶时代的纹饰内容，非现实性想象的动物纹样是综合许多形象的特征构成的，这些纹样按几何化、简约化、夸张的规则构成，呈现具象化抽象特征。因此，青铜艺术形像具有装饰性和符号化。青铜艺术的“铸鼎象形，百物为之备”的象形表意的特征，是中国艺术创作的

重要美学原则。

二、修饰调谐

中国青铜艺术是古代匠师们的匠心独运之作，器物尽展技法之术，极尽装饰之能，总体上呈现出和谐的审美理想。远古时期，那些古代才能优异、技术精良的匠师，主要集中于王朝首都以及诸侯国的都邑内，他们世代相传，其创作技法有一定的沿袭性、固定式、模式化，使青铜艺术设计语汇呈现出程式化倾向；而他们卓越匠师的精心创造，使铜器富有个性化的艺术价值。由此，中国铜器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出谐

和性与装饰性的特征。

和谐是一种审美状态，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而重视调谐是中国青铜器设计上突出的一条原则。中国青铜艺术的调谐，包括器形的塑造、纹饰的布局、色彩的对比等各方面，如铜器造型的几何体的规整和动物状的仿生的统一、纹饰的对称和反复手法所形成的律动性……和谐性还表现在青铜器物的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材与艺等因素相互间的关系上，呈现出的：外观的物质形态与内涵的精神意蕴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感性的关系与理性的规范的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意匠营构的和谐统一。这是中国传统审美理想“和”的雏形。而装饰性更是中国青铜艺术表现的典型特征之一，这主要表现在器物的纹饰上，如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饰牌、饰件、扣饰等为主，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这些器物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工艺以大量动物纹装饰器物，动物纹的种类有虎、豹、狼、狐狸、野猪、鹿、马、羊、牛、骆驼、刺猬、飞禽等，这些动物纹具有浓郁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乡土气息的特有习俗，动物图案内容丰富，造型生动，工艺娴熟，装饰效果明显。而在青铜器中，纹饰的图案化则是对这一特点的最为充分的证明。中国青铜器上，原始艺术形式的三种主题:抽象符号、动物形象、人的形象，是在装饰化的青铜纹饰中被完美地体现出来的。可以说，伴随着青铜器的诞生，青铜纹饰的图案化倾向就已出现了，三角纹和乳丁纹也许是青铜器最早的纹饰，如齐家文化的残刀柄和七角星纹镜都装饰着三角纹，而之后的几何纹更是图案化的流变。在一件三星堆青铜人像上，我们可看到：其青铜纹饰达16种之多，其中最多的纹样是云雷纹。云雷纹是以一连续的螺旋形所构成的，这些螺旋形如是圆的称为云纹，如是方的称为雷纹，而当这些漩涡像带子一般回环的则是回纹。云雷纹由圆到方，再到漩涡般的回纹，一种简单质朴的几何纹样变成了曲折多样的形式，并具有

了极中的图案感和装饰意味。

谐和性与装饰性的特点，使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其他古国的青铜器工艺，成为美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门类，也使中国青铜艺术呈现出独特的质素。

三、诡异奇美

中国青铜艺术的本质不是纯粹的而是杂交的，它是超凡的神秘力量与现实社会的精神的契合，是

非凡的想象力的结晶，凝重中带有清新，奇特中夹杂自然，风格多变，诡异奇美。

现代法国哲学家利科尔的解释学美学有一个观点，即神话既包含了体现于字面上的表层意义，也包含了通过隐喻和象征表现出来的深层意义，理解和解释就是要透过神话的表层意义去探寻其深层意义，从而获得人类原始时代的种种经验。在中国青铜器的创造过程中,先人必然会加入当时的精神理念和审美经验。例如，中国南方自古尚巫，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审美表象正是这种文化特征结出的果实，它所体现出的美承接着远古风尚气息，体现着丰富的实际生活样态的美。在那个时代，宗教是实用的，美与艺术也是实用的，是与生活难以剥离的。由此，三星堆青铜艺术的呈现方式，在于与审美感受相统一的宗教、战争、政治生活领域，同时也在于宗庙建筑、生活样态的多样性之中。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从宗教内涵较强的祭礼神坛、神树、太阳轮和眼形器、群神头面等器物来看，这些青铜器的每一种类型都与神话中神的诉说有关，使宗教体系与不同视觉形象相连，呈现出诡奇神秘之风。三星堆青铜纹饰极具符号特征，明显可见神话的意义弥漫其间。除饕餮纹之外，三星堆青铜器具有代表性的纹饰是鸟纹。三星堆的铜礼器早期的肩部和兽头上普遍饰夔龙形扉棱，晚期的礼器肩部和头上普遍有鸟形饰，早晚两期中的同类型器物差别大，变化明显，而鸟形饰本身也在变化之中。这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又在铸造和使用铜器中扮演重要作用的巫

的特性有关。三星堆铜鸟不仅充盈着神话气息，而且也具有一种将神人格化的实践气魄。这从造型的夸张和奇特即可看出：突出能传达实践能力的主要官能———口、目的表，如眼大、眼球突出、嘴巴前突，既写实又夸张，造型奇特，线条流畅，富有阳刚之美，是实践精神的写照。

中国青铜器的诡异，来自于神秘威严的巫神文化，奇美来自于奇特而夸张的造型……这是想象之美、力量之美。在巫风盛行的特定时代，古代工匠通过体验来把握神祉，在体验的过程中以直觉性和综合性的方式把握世界，并以程式化的符号使这种把握现实化，将一种新的宗教规范表征为艺术形式——这是中国青铜艺术的母题。而当人类逐渐摆脱对神灵的附属时，当人间烟火气萦绕于铜器时，青铜艺术渐渐成为艺术设计语汇的武库之一。时下，青铜艺术在现代设计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运用。它规则而又充满变化，行云流水般的重复，透出的是远古苍茫之气，蕴藏了丰富的美学素材，体现出一种强劲的艺术创造精神。

二、青铜工艺的技术特征

“型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 《荀子》)。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是中国铜器的又一个突出特征，它显示出古代民间艺术家巧夺天工的技术能力。中国传统金属冶铸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青铜器的发展，使青铜艺术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工艺艺术和国外青铜艺术不同的特点，这是中国青铜艺术的技术特征。

1、合金品格

铜器是最初的金属工具，而最早的铜器是以纯铜铸造的。从齐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期间，中国铜器中有小件装饰品、武器和少量生产工具发现，大部分是红铜，只有铜镜和少量的刀是青铜。此时，铜器以红铜为主要材料，而由冶炼红铜到冶炼青铜，大约历时七百多年，才跨入青铜时期。

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我国现存最早的铜器，是青铜工艺相当成熟的时期——商代时期的产物。根据这些青铜器部分标本分析的结果，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为铜锡合金，锡的比例大致为5%至20%（另外也有含铜量达92%至98%为纯铜器和含不同数量铅质的合金）。青铜合金的特点是硬度较纯铜高，而同时可以保持纯铜所具有的韧性，并且有明亮的光泽。青铜合金的熔点也较低，加锡至20%时，熔点可低到摄氏900度左右（纯铜为摄氏1083度）。青铜合金中，铜锡比例的不同，合金的性能因而也不同。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周礼?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列出了六种不同的比例：“六齐”（即六剂）——钟鼎之齐，铜六锡一；斧斤之齐，铜五锡一；戈戟之齐，铜四锡一；大刃之齐，铜三锡一；削，杀矢之齐，铜五锡二；鉴燧之齐，铜锡各半，这说明了当时人们就已知道冶炼不同配方、不同性能的合金。商代青铜合金中，也有再加入一定比例的铅质的，甚至有完全用铅代替了锡的。铜锡合金加入极少量的铅，可以在铸造花纹时，收到花纹清晰，减少气孔的良好效果。由上可见，加锡或加铅，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对合金的硬度有不同要求，而且加铅于铜可以使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这就是说，钟鼎一类器物需要有辉煌的色泽效果，斧斤一类工具需要坚韧，鉴燧一类用品需要光洁，因此其中铜锡的比例均不同。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青铜兵器中，还出现了复合金属熔铸、复合金属嵌铸和铜铁合铸件。如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这标志了青铜时代采矿和冶炼金属的广泛应用，反映了青铜铸造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也从一方面反映了

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准。

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使设计领域不断扩大。春秋战国时开始出现铁器，铁器的坚硬和锋利远远胜过铜器，它可以在铜器上刻划花纹，并嵌入红铜丝或银丝，这就产生了错金错银工艺。青铜器镶嵌法很早就出现了，这是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其它材质以增加青铜器的色彩多样性的技术，使得青铜器在工艺上更加精绝。此时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如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使铜器异常华丽。汉

代，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工具的硬度提高，才有可能雕琢出大批的画像石和石制雕塑，使中国的石雕艺术有了很大发展。铁器在社会生产各领域的广泛使用，渐渐取代了青铜合金的地位，但铜作为一种金属材质仍在汉唐之后被广为运用，在中国艺术史上发出铮铮之音。中国铜器采用青铜合金铸造，使青铜艺

术与青铜材料一样，持久永恒，光芒永驻。

2、冶铸风范

中国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传统，有合范法，也有失蜡法，只是合范法在商代与西周春秋时期大量使用而已。中国青铜器工艺的冶铸方法与青铜器的造型及装饰方法密切相关。中国青铜器都是铸成的，不是敲击或剜凿成的，其铸造方式是把原料放在熔炉内经高温熔化成液体，然后倒入模型中，待温度下降后，铜液在模型中就凝成了人所要求的器物，拆除范便得到了成品。青铜器的范有两种：外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外面；内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内面，外范和内范拼合在一起时，内外之间空隙部分，留待铜液填充而形成所要制作的铜器。因而，范上的凸凹和左右与实际器物上的凸凹和左右应恰恰相反。而制范所用的“模”，就是模仿实际的铜器的形状，为制范的坯型。古时铸造青铜器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修整等工序，在完成上述程序后即可获得一件铜器的称为浑铸法。但有些铜器造型奇特，如四羊尊的肩部有四只形象生动的羊头，用浑铸法不能铸成。于是工匠们用分铸法，先铸出附件(羊头)，再在铸造器身时，将它们铸接在一起；也有的是先铸器身，再将附件与器身铸接在一起。这种分铸技术在商代已被工匠们熟练地掌握，所以铸造出许多精美、奇特的铜器。泥范分铸方法的应用，开创了与古代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范铸技术。随后发展出来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蜡模法，是在翻铸结构较复杂或镂空的装饰时，往往内用蜡模，外加湿柔陶泥涂墁，干后自然成为范，然后加烧使蜡熔解流出，遗留之空隙为浇铸时之铜液填充即成型。国外铸造青铜器也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制作很细巧的东西，失蜡法的范可以用几次，产生一批形状花纹完全一样的青铜制品来。

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的造型发生了改变，这是技术促使艺术表现多样化的结果。西周的青铜器以鼎和编钟等礼器、乐器为代表，在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可以由母范翻出不同子范，并采用焊接法，对在器具的把手、钮、扉、棱等附件部分进行造型，形成了主体凝重、辅件灵动的风格。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等级、财富意义仍被强化，而仪式、宗教功能却在减弱。人们因过分追求青铜器本身的华丽而形成装饰崇拜，对装饰技术的过度追求是促进失蜡法技术产生的原因之一。失蜡铸造的技术，已能成功地铸造出泥范无法铸出的最精密复杂的器件。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运用了浑铸、分铸、浑分合铸、铆接、焊接等技术，并充分运用失蜡法工艺，在铸钟之前还预先用“三分损益法”进行过钟模的调律，这些技术发展经过了长期的知识积累已不仅仅是一个铸造技术问题，而涉及到了复杂的声学、律学知识……

丰富的铸造工艺，使铜器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巧妙的艺术价值。

中国铜器还往往根据铸造工艺的特点，因地制宜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合范性使青铜器的制作有其特殊性，如一套陶范在青铜器浇铸成型后就要拆碎，不再重复使用，因而每铸造一件青铜器等于一次创造，虽然有一些青铜器看来外观相似，但细察仍有差别存在，这显然使青铜器铸造颇具个性风格，并有了更大的创造性；又如，青铜器上装饰面的分割和陶范的分块有着密切的关联，殷代铜器上往往有突出的觚棱，就是人们根据陶范拼合时有不能完全密合的缺点，主动加以利用而产生的，而且每一块陶范上的花纹各自形成一完整单位，以避免两范拼合时花纹相错，并取得对称或重复连续花纹的效果。而西周以后，青铜器花纹粗犷单纯，和器壁变薄有关。战国时代更充分利用了捺印花纹的简便方法，产生了繁复的图案……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

使青铜艺术呈现出“火与金”的风貌。

三、丰富多样

中国青铜艺术涵盖地域广，延续时间长，这为其工艺风貌多样化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远古时代，由于中国地域大，各诸侯国的传统和技术均不一样，所以青铜艺术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流派，如中原各

国的青铜器古朴典雅、楚国的青铜器装饰细腻秀丽等，甚至一些地域的青铜艺术独立发展过，并且自成体

系，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

中国青铜时代已进入早期的奴隶社会，但却完整地保持着原始氏族社会的意识、传统、风尚。中国青铜文化在商文化的二里冈上层时期分布范围最为广阔，从那以后商文化开始萎缩，周边的地方文化却因此走向强盛和繁荣。在长江流域，大量青铜器的出现恰好都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若干集中出土铜器的地点，如江西的清江县和新干县、湖南的宁乡县、陕西的城固县、三星堆等。其中，三星堆青铜器除承传中原风格外，还有一个属于自己地域特征的、独立系统的个性。这表明：三星堆青铜工艺在长达1300年的历史跨度中，不断吸收毗邻地区文化因素，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工艺个性，成为中国青铜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青铜艺术的多样性还表现在一些地域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上，如以狄——匈奴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游牧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的青铜文化艺术，在我国古代青铜艺术中，独树一帜。如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一些兵器、生产工具、饰牌等器物的造型、纹饰都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但某些铜器，尤其是礼器，在造型和装饰风格上较强烈地表现出与中原青铜文化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说明它曾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和浸润，是华夏民族文化和匈奴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见证。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设计，不仅充分考虑到产品设计的要素、环境设计的要素及社会文化内涵，而且在工艺制作上还考虑到科技的运用，从而为我们今天留下了技术与艺术结合的设计典范之作。我们应从中加以研究分析，汲取其设计表现的语汇，提升自己的设计观念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