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的中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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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

本 文 试 图 回答 来 自两个 方 面的批 评 “ 代 化 范式 ” 意见 , 现 的 并据 既有 的研 究 , 有 关 问题 时
提 出 自己的观 点 。
[ 键词) 代化范式; 关 现 国家重 建 ; 败化 ; 衰 边缘 化 ; 革命 化 ; 附论 依 [ 中图分 类 号 ] 6 ( 献标 识 码 ] 文章 编号 ] 0 2 6 8 2 0 ) 5 l5 l K0 1 文 hi 1 0 —1 9 (0 2 一0 —0 l 一l
作者 简介 : 东华 (9 6 )北 京 大学世 界现代 化进程 研究 中心博 士研 究生 。 周 17一 ,
[] 1参见 : 丁学 良:现代化 理论 的 渊源和概 念 架构》 《 国社 会 科 学) 18 《 ,中 ,98年 第 1 ; 期 严立 贤:现 代 《 化理论 与 中 国现 代化 ) 《 , 中国社会 科 学》 1s 年 第 5 ; 乘旦 、 ,9 8 期 钱 陈意新 :走 向 现代 国家之路 》四 川人 民 《 ,
出版社 ,9 7年 ; 18 罗荣 渠 :现代 化新 论) 北 京大学 出版 社 1 9 《 , 9 3年 ; 单世联 : 现代 性 与 文化 工 业) 广 东人 《 ,
民 出版 社 20 年 ; 保 云 :什 么是现 代 化—— 概 念 与 范式 的探 讨 》 人 民 出版 社 20 年 。限 于 篇 幅 , 01 尹 《 , 01 恕
折 和迂 回反 复 。两次鸦 片 战争 以后 , 王朝 统 治 上层 中 的一 部 分有 识 者 已经 清 清
楚 看 到 , 国的“ 中 长久 之患在 西人 ” 李 鸿章 1 6 . 1 ) 面对 此 “ 千余 年 一 大变 ( 83 1 . , 三
局” 李 鸿章 17 . . , ( 8 2 6 ) 中国必 须 “ 求 自强 ” 而 自强之 道 首 先是 “ 夷 ” 力 , 师 。从 那 时起 直到今 天 , 围绕 中 国历 史 、 状与 前景展 开 的争论 , 体 可 以分 为两类 : 现 大 第一 类 是要 不要 学 习外 国先进 的东西 , 不 要工 业 化 、 代 化 之 争 ; 要 现 第二 类 是 怎样 学

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

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

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
文艺批评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和分析的一种学术活动,它可以采取不同的模式来进行批评。

以下是五种常见的文艺批评模式:
1. 传统批评模式:传统批评模式注重对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技巧等方面进行评价。

它关注作品的美学价值、艺术手法和形式符号的解读,常常采用文学理论和批评范式进行分析。

2. 主题批评模式:主题批评模式侧重于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意义和价值观。

该模式关注作品所涉及的社会、心理、文化等主题,通过对作品的主题内容进行解读和思考,揭示作者的意图和观点。

3. 结构批评模式:结构批评模式注重作品的结构、组织和叙事方式的分析。

它关注作品的情节结构、时间结构、人物形象的构建等方面,探讨其对故事发展和读者的情感体验所起的作用。

4. 历史批评模式:历史批评模式关注作品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对其创作和接受产生的影响。

它通过考察历史事件、社会风貌、文化思潮等来解读作品的时代特征和作者对时代的回应。

5. 异质文本批评模式:异质文本批评模式将文学作品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进行分析。

它关注与作品相关的其他文本、艺术形式和文化现象,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和对比来解读作品的意义和影响。

这些批评模式不是互相独立的,常常会相互交叉和综合运用。

不同的批评者和学派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模式来进行文艺批评,以达到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评价作品的目的。

文学理论教程第十六章 文学批评

文学理论教程第十六章 文学批评
理性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判在长期的文学活动中形成了各种批 评模式。教材中提到的各种批评模式是在理 性批判这个层面上的“模式”。
康德(1724-1804)
二、具体的批评模式
各种理性观念总是先在的作为文本解读的前 理解,构成读者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的基础。
所以形成了具有偏见的各种具体的批评模式, 这就是教材所提到的伦理道德模式、社会历 史模式、心理学模式、语言学模式等各种模 式。
——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
(三)审美批评
中国赏鉴式的“品”、“悟” 西方各审美批评流派的众说纷纭
中西审美批评模式的共同特点 1.情感性评价。 2.体验与超越矛盾统一的批评,超功利性。 3.一种形式或形象的直觉批评。
(四)心理学批评
心理学批评“它们都主张对真实内容进行分析。 这种真实内容往往隐藏在本文的后面,因而心理 学家并非只从表面上去看本文,而是要看透它。 从心理学角度看,文学只是一组符号,如果阅读 正确的话,它可以显示出第二组符号;而第二组 符号可以依次展示出控制文学‘制造’的心理活 动。”
这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或一种科学。 “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有
权利存在,而且不依附于它所讨论的艺术,具有一 定程度的独立性。”([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 解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6) “批评是按照一种特定的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的。” (同上,第8页)
(二)文学批评作为意识形态评价
从文学接受的性质看,文学接受可分为鉴赏 性接受、诠释性接受和批评性接受。文学批 评是读者接受活动的一种形式或接受活动整 体的一部分。
文学鉴赏着重对作品的感受、理解、再造; 批评侧重于对作品的理性解读、评判。
文学批评的相对独立性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_杨红运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_杨红运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杨红运[摘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

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

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

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关键词]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13)06-133-06〔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卫生史研究(1937-1945)》(编号:11XDJ001)与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研究》(编号:13CZS03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8-22[作者简介]杨红运,历史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天津300204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王朝控制乡村社会最基本的手段,它滥觞于西周,完备于北宋,明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兴起后,保甲制度一度沉寂。

1927年后,中共领导的乡村革命动摇着国民党政权的基层统治。

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乡村社会秩序的动荡,国民党政权又一次诉诸于保甲制度。

随着前两次“围剿”红军的失败,蒋介石采纳了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遂于1931年6月在江西修水等43县试办保甲,随后,他又将保甲制度推广至鄂豫皖等“剿匪区”。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这进一步引起了蒋介石对保甲制度的重视。

于是,保甲制度被推广至江苏、湖南、福建等13个省及平津二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最力、实行时间最长的基层政权组织。

〔1〕关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以来,就已经开始。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李彬杨芳[摘要] 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

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

[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

[2]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

”[3] 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

[4]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

” [5]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准确”。

[6]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

”[7]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鼓吹”。

[8]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

[9]《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

教学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探析

教学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探析

教学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探析教学研究是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包括了许多不同的范式和方法。

本文将探讨教学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分别是实证主义范式、解释主义范式和批判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范式是教学研究中最常见的一种范式。

实证主义范式强调通过观察和实证数据来验证理论或提出假设。

这种范式假设存在着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客观现实,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并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来验证假设的有效性。

实证主义范式的目标是寻求普遍真理和客观事实,以指导教学实践。

实证主义范式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研究、问卷调查和观察方法等。

解释主义范式强调理解和解释个体的行为和情境。

与实证主义范式不同的是,解释主义范式关注的是个体的经验、意义和解释,并试图理解人的行为背后的原因和动机。

解释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包括质性研究、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等。

解释主义范式更注重个体的主观体验和独特情境的解释,相对于实证主义范式更加关注教育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批判主义范式强调对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的批判分析。

这种范式认为教育是社会政治力量的一种表现,教学行为和教育政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问题,还带有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影响。

批判主义范式强调对社会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教育政策的批判性分析。

批判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包括政治经济分析、社会历史分析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等。

批判主义范式试图通过揭示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的影响,推动教育的社会变革和公平发展。

尽管这三种范式在教学研究中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但它们也存在一些争议和批评。

例如,实证主义范式可能会忽视个体的主观经验和独特情境,解释主义范式可能过于注重个体的经验而忽视了一般性的规律性,批判主义范式可能过于强调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而忽视了实际教学过程。

因此,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结合多种范式和方法,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和解决教学问题。

总之,教学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中,实证主义范式关注普遍真理和客观事实,解释主义范式关注个体的经验和情境,批判主义范式关注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

中国当代文学范式嬗变的辨识

中国当代文学范式嬗变的辨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宣喻特定时期党的文学方针政策,统一文学工作者的思想观念,规定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方法,规划当代文学生产的方向,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重要仪式。

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共构建了三种形态的文学范式,依次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范式(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1956-1976)以及新时期文学范式(1976-1985),文学范式的嬗变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文学范式是文学观、文学体制和文学范例的总和,指特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文学工作者所一致遵循的文学观念、理论原则、制度规范、话语类型和应用范例。

当代文学范式内容庞杂,为此,在建构中国当代文学范式模型的同时,我们需要清理历史现场,讨论文学范式共同体的边界、常规文学时期的反常现象和文学危机、文学范式嬗变的辩证性以及它的解体和再生,以便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范式和更全面地了解这段文学发展历史。

一、范式的边界与阻抗当代文学范式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层面的当代文学共同体的共同信仰,即文学观;其次是社会学范式层面所形成的当代文学体制;再次是人工学范式层面的文学范例,这三个层面是有机结合的整体。

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当代文学共同体存在共同信仰,文学共同体对某种文学观念持同样的看法,但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不能排除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被动接受文学观念的情况。

当代文学范式统一文学共同体的文学观念依赖于文学共同体的特殊生存状态。

建国后,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了延安的做法,对作家实行包下来的制度。

行政经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发,作家的工作和活动经费则由财政部拨发。

说到底,那时候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科层制和单位制的建立有利于文学共同体的形成,作家、批评家、期刊编辑、文学教授等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遍实行供给制或薪给制。

孔子的诗教观及其批评范式

摘要: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文学批评观念,主要见诸于《论语》中,更多的体现为对《诗三百》的评价;而尤以思无邪、兴观群怨、文质并重、学以致道等为要;既体现了孔子的文学批评主张,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儒家以诗教化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总体走着一条“诗教”之道,归根结底是受孔子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孔子;以诗教化;文学批评;批评范式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08年]规划项目(赣社规字[2008]9号,项目编号:08WX91)《中国历代名家文学批评范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和生(1955—),男,江西乐平人,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教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在文学领域,孔子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仅从他们生活的年代来看,孔子比西方文论的鼻祖柏拉图(公元前427--374)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都要早些。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

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名叫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

叔梁纥60多岁告老还乡,续娶颜家第三女颜征在为妻。

迎娶之时,老夫少妻祷于尼丘山而结珠胎,公元前551年8月27日,孔子出生。

父母为其取名丘,字仲尼。

孔子三岁时,叔梁纥病逝,母亲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异母兄孟皮移居曲阜阙里。

鲁哀公16年(前479),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逝。

孔子的文艺观主要见于《论语》一书,而其关于文学批评的创见,主要是对《诗三百》的评价,他的这一“用诗”思想,被儒家后学概括成“诗教”学说。

批判研究的理论范式

大众传播批判研究理论范式的基础分析杜伟伟,20130503020952【摘要】得益于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以此为基础的大众传播的发展在全世界呈摧枯拉朽之势。

同时国内外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也百家争鸣,成果颇丰。

这无疑丰富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理论,又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指导。

然而,技术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传播理论的方向,使之倾向于经验主义研究。

如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说服”、“扩散”、“沉默的螺旋”以及“使用与满足”等重要研究。

这些典型研究逐渐演变成了此类研究的固定模式,即经验主义研究范式。

相较而言,批判性研究呈弱势。

然而,什么是经验主义?什么是批判主义?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什么是范式?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批判性研究;范式;理论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对受众进行大规模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形式。

在此不再对大众传播的概念多加赘述。

显而易见的是,大众传播与媒介密不可分。

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大众传播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同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传播研究的方向,即更注重媒介的效果、功能等研究,倾向于经验主义研究。

以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为例,从说服理论至扩散理论再到沉默的螺旋理论以及后来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经历了从宣传研究到效果研究再到大众传播的影响研究的过程。

这些典型研究逐渐演变为大众传播研究的固定模式,即经验主义研究范式。

相比较之下,批判主义研究没有呈现如经验主义研究那般的如火如荼。

然而,需要我们搞清楚的是几个问题:经验主义、批判主义是什么?范式是什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理论与范式提起理论,我们总是肃然起敬,觉得那是一种凌驾于生活之上的存在。

一般认为,理论指人类对自然、社会现象,按照已有的实证知识、经验、事实、法则、认知以及经过验证的假说,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等的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

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只是不如专业研究者那么严格使用这些研究方式。

文学批评

第八章文学批评知识要点:文学批评的性质、原则和意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和发展文学批评的类型与方法文学批评的主体文学批评的写作学习重点:认识和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类型和方法学习难点:认识语言批评方法的特点第一节文学批评的性质、原则及其意义一、文学批评的含义和性质(一)文学批评的含义:人之异于禽兽者有理性、有智慧,他是知行并重的动物。

知识研究的系统化,成科学。

综合科学知识和人生智慧建立宇宙观、人生观,就是哲学。

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是“美”。

文学艺术是实现“美”的。

文艺从它左邻“宗教”获得深厚热情的灌溉,文学艺术和宗教携手了数千年,世界最伟大的建筑雕塑和音乐多是宗教的。

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也基于伟大的宗教热情。

《神曲》代表着中古的基督教。

《浮士德》代表着近代人生的信仰。

文艺从它的右邻“哲学”获得深隽的人生智慧、宇宙观念,使它能执行“人生批评”和“人生启示”的任务。

——宗白华《美学散步》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

(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神秘特殊的意识形态)、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

(主流与非主流)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在,文学直接的无功利性、形象性、情感性总是与深层的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等交织在一起。

表现:无功利性与功利性形象性与理性相互渗透情感性与认识性二、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结论:1.文学批评是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的统一。

既要客观地认识文学批评对象,又要从人与社会发展的立场做出价值批评。

2.文学批评要坚持反映论,但要借鉴建构论的观点。

1.文学批评既是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又超出文学理论的范围,既要遵循文学理论规律,又丰富了文学理论的内容,促进理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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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社会历史批评的中国范式吴慧珍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摘要: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论,是指盛行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至今仍有较大影响的西方文艺批评模式之一。这是一种把文学现象归结为环境、社会、历史发展等因素,并以此来解释、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理论。关键词:社会历史批评;中国范式;以意逆志;诗言志;知人论世

19世纪,这一流派地代表人物丹纳,提出了著名的“三总体”说和“三根源”说,他的理论成了对这个批评流派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分支最经典的一种诠释。“三总体”说是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总结出来的进行文艺研究和批评的一个基本思路和方法原则。指的是在分析一件作品时,应找出该作品所从属的并能解释之的三个总体,从而达到对文学现象的最终的解释、探求。这三个总体依次为该作品所归属的作家的作品总体、该作家“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以及“在它(艺术家族)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丹納还在《英国文学史》一书中提出了有关文学发生、发展的“三根源”说,即种族、社会、时代。其中,种族是内部主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动量,这是丹纳为文学的发生、发展所追溯到的三大根源、动因[1]。

丹纳的“三总体”说和“三根源”说,集中体现了这个批评流派的学术特色——十分关注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作家生平思想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索解、认识文学与文学作品的关键。而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先哲就对这种批评范式有过相关论述。孔子《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 “‘观’,意为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指诗歌反映现实、认识社会的功用。‘怨’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对不良政治的讽刺怨诽,一是指君子无端遭受诽谤打击时爆发出的个人怨愤之情。这是孔子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的高度概括”[2],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诗歌

与社会的密切关系的探讨,开了我国社会历史思维方式的《诗》学批评的先河。到了孟子时代,孟子不满于文人政客对《诗》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的作法,提出了著名的“以意逆志”说,后人将它与孟子原本讲“尚友”也涉及学问问题的“知人论世”说结合起来加以阐发,从而形成了经典的儒家诗学批评理论,并成为贯穿古代文学批评始终的一个重要的批评传统。“以意逆志”首见于《孟子·万章下》:“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文”即文字,“辞”即词句,“志”即创作者之志。

孟子认为,读诗不该断章取义、妄加臆断,不要执拗于个别文字而妨碍了对整个词句的理解,不要偏执于个别词句而妨碍了对整篇诗歌主旨的理解,而应当“以意逆志”。这里的“意”,一作写诗人之“意”,一作读诗人之“意”,当代学者多半认为孟子的原意当指读诗人之“意”。“以意逆志”,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步骤:首先,通“辞”达“意”,“以意逆志”,即通过对全篇诗歌的研读,以自己对诗歌主旨的理解,索解诗人之“志”;其次,以“志”导“意”,以“意”释“辞”,即在索解了诗人之“志”后,以诗人之“志”关照、引导读者之“意”,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诗歌的字、词、句[3]。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

推求、索解过程中,读者才能把对诗歌的理解与对诗人创作意图的理解融汇贯通,从而在较高的层面上悟透该诗。孟子之所以提出“以意逆志” 的读诗之法,其实有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诗言志”。“诗言志”,被朱自清先生认为是中国诗学批评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首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诗言志”是贯穿中国古代诗学史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它不仅运用于诗学批评,更指导着历代文人的诗歌创作。这一诗学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是与我国古代文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分不开的。我国古代的文人视经世治国为大道,轻诗赋文章为小道。他们关注社会、政治、人生,文学往往只是他们抒发政治理想或表明思想感情意志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创作大多是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也正因为他们与社会、政治、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他们保持的这种“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才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生俱来有着极为强烈的社会性,这种文学的社会性在古代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因而,早在这种传统形成初期,孟子就敏锐地觉察到解读中国文人之诗的方法,也就是上文所讲的“以意逆志”说。如何做到“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下》里有一段关于“尚友”的著名论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后世文人根据孟子思想学说的内在一致性,把“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联系起来,将“知人论世”申发为实现“以意逆志”目的的途径。先哲们认为,阅读一部文学作品,首先必须弄清楚作者作品的背景情况,包括社会、时代、政治背景、文化传统、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观念等等,如此才能对该作品作出准确而公允的评价。亦即,“知人论世”使“以意逆志”这种批评范式具备了可行性,使得在整体关照的前提下设身处地去思考、理解、领会作品成为可操作的现实。这恰与丹纳的理论不谋而63

鉴赏合——“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但是,“知人论世”说本身隐含着多重意义指向:一是先“颂其诗,读其书”,后“知其人”、“论其世”;二是先“知其人”、“论其世”,后“颂其诗,读其书”;第三种则是二者兼而有之。后世的学者虽然指出了“以意逆志”的实现方式,却没有把这种方式阐释清楚。而古代的传统思维则偏向于前两重指向,所以往往有些许失之偏颇之处,这也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相对地比较缺乏辩证性和科学性的一种表现[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理出这样一条脉络:“诗言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建构了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范式。在这个体系中,“诗言志”始终作为这一批评范式的逻辑前提而存在,“以意逆志”则是这一批评范式的核心方法论,“知人论世”是这一批评范式的具体操作方法。这种批评范式产生于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与我国的文学有着极为深远而复杂的关系,也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在解读

自己的古诗文时仍然十分倚重这种批评范式。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种批评范式的不足和弱点不断显现出来,但它所具备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却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借鉴西方先进的批评经验,对这种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范式加以合理的改造和创新,让它继续发挥指点迷津的批评引导作用。注释:①转自张明《文学批评专题授课讲义》②引自马冬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简史授课讲义》③借鉴陈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浅析》④借鉴郭英德《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参考文献:[1]张明.文学批评专题授课讲义.[2]马冬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简史授课讲义.[3]陈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浅析[J].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01).[4]郭英德.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J].中国文化研究,1998(03).

的真实写照——参见林明华《越南古典名著〈征妇吟曲〉评语——兼谈汉文化对〈征妇吟曲〉的影响》,《东南亚研究》1988年版,第1 期。

⑥喃字是一种在汉字基础上,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形成的越南民族语言的文字。

⑦段氏点(1705-1748)是越南著名女诗人,号: 红霞女士, 代表作品:《传奇新谱》。

⑧桑德拉· 吉尔伯特 苏珊·古芭著:《阁楼上的疯女人》(上册),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第26页。

⑨Feminism and Autobiography,Ed.Tess Cosslett,Celia Lury,Penny Summerfield,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232.

参考文献:[1][越]吴德胜.越南母神教[M].河内:宗教出版社,2010.[2][越]阮伯成.通过文学交流的本色越南[M].河内: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2006.[3][中]林明华.越南古典名著〈征妇吟曲〉评语——兼谈汉文化对〈征妇吟曲〉的影响》,引起《东南亚研究》,1988,1.[4][美]桑德拉· 吉尔伯特 苏珊·古芭著.阁楼上的疯女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英] Feminism and Autobiography,Ed. Tess Cosslett,Celia Lury,Penny Summerfield,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柳宗元的绝句还特别注重平仄与押韵的工致。以他的七绝为例,柳宗元的三十一首七绝中,首句合韵的有二十九首,占据其现存七绝总数的九成以上;绝句通常只要第二和第四句押韵即可,首句是否合韵,本就没有必须的要求,若是再与同时代的韩愈、白居易等诗人的七言绝句的押韵情况相对照,那么柳宗元在绝句的押韵方面所花费的心思也就显而易见了。不仅如此,柳宗元对于词句声调的抑扬顿挫也有着精心的调配,使之与跌宕起伏的情感相辅相成,从而达到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例如上面提到的“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一个“逐”字(其调扬)使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跃然纸上,一个“至”字(其调抑)则将诗人那仿佛转眼间便到达了长久以来日思夜想的京畿故地的惊喜表露无遗,再配合以“驿路开花处处新”(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对大好春光的吟唱,抑扬之间,充分传达出了诗人得以重返京城的愉

悦与畅快。虽然柳绝在平仄方面不如杜甫的诗歌那般夭矫变化、奇峰迭出,却也做到了音韵与情感的密合无间,使其艺术感染力得到了很大的强化。这种于流畅自然的曲调之中蕴含着无限情韵的风格,与柳绝那造语平实而含意深永的特征可谓互为表里,共同昭示着柳宗元绝句“穷而后工”的卓越艺术成就。参考文献:[1]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柳宗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3]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4]刘卓英.万首唐人绝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5]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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