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近期看了《狼图腾》一书，本来这本书是前几年闹的沸沸扬扬的一本书，可以说在文化界的轰动不亚于王小东的《中国不高兴》。
书是几年前出的，可是很惭愧，现在才把它看完。
看完这本书后，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很多人都执著地追求这本书中的真谛。
的确，书中的思想和观点也同样让我产生深深的震撼。
这几日我在不停的思考书中之意，也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陋解，在这里写出来，本也委实是自家直言，姑且论之，希望不要被笑话.书中的大意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毛主席号召广大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要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去建设农村，故事的主人公陈阵就是响应这个号召插队到蒙古大草原去的。
而故事讲述的是在陈阵的眼里被世人称为凶残的野兽“狼”的形象。
中心是围绕陈阵看狼，以及蒙古人看狼，和其余知青看狼的不同，以及狼自身所处的社会形象。
中心大致如此，而我要讨论的是陈阵从狼身上看出草原文化与我们小农文化的区别，其实这也是作者借陈阵的口吻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心态。
在畜牧业生产条件下，由于作为第一生产资料的草资源在游牧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反映到头脑中对草的认识亦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
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特点及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农耕⽂化与游牧⽂化的特点及历史进程中的作⽤农耕⽂化与游牧⽂化是中国⽂化历史上的两⼤主体经济⽂化类型，对古中国的发展和民族融合有着不可⽐拟的作⽤。
总体上，中国⽂化，特别是古中国⽂化，是⼀种⽐较典型的农耕⽂化。
⽽在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存着各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他们⽣存和发展的游牧⽂化对中原中国的农耕⽂化各元素的注⼊与发展，对民族的融合有着不可忽视的作⽤。
正是因为农耕⽂化和游牧⽂化的碰撞和融合，造就了中国⽂化，并屹⽴于世界⽂明之林。
农耕⽂化，是指农民依托于耕地，与耕地相连，由农民在长期农业⽣产中形成的⼀种适应农业⽣产、⽣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化教育等的⽂化集合。
中国农耕⽂化集合了道家⽂化、儒家⽂化，及各类宗教⽂化为⼀体，形成了⾃⼰独特⽂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际交往理念以及语⾔，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泛的⽂化集成。
农耕⽂化其⾃⾝的特点，其核⼼是平和的、⾃⾜的。
农耕可以⾃给、⽆事外求，因此⽽为静定的、和平的、相对保守的、不争强好胜的。
农耕⽂化所产⽣的是“天⼈相应”、“物我⼀体”，“顺”、“和”、“安分”、“守⼰”等观念，都表现出“和平的”⽂化特征。
农耕民族，因其⼟地的属性，产物存储，环境的影响，虽并⾮⼀致风调⾬顺，物产也能⽣⽣不息，源源不断，所以能在⾃给⾃⾜的基础上，有所富余，因此⽽能产⽣相对应的加⼯业、⼿⼯业，不断发展边缘的产业。
也因物产丰富，使得⼈⼝也能得到发展，因此能形成村庄、城郭，进⽽发展形成国家形态，成为⼀个团结的整体。
游牧⽂化，是指分布在蒙古⾼原，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产⽅式⽣存繁衍，并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化特点上的⼼理素质，融合为⼀个共同体——游牧民族，以游牧⽣活为主，兼以养殖业和畜牧业，经过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彩的语⾔、饮⾷、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系列⽂化集合。
游牧⽂化的特点在于动。
中原与草原的冲突与统治
中原与草原的冲突与统治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冲突与统治是一直存在的复杂关系。
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一直是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而草原地区则是各个游牧民族的栖息地，他们依靠牧畜生活，在草原上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结构。
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冲突和统治关系，既是因为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多个层面。
首先，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冲突源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
中原地区位于中国大陆的中心，交通便利，水源丰富，适合农业生产。
而草原地区则位于中原以北，地势较为平坦，适宜畜牧业发展。
中原人民习惯种植粮食，有稳定的定居生活。
而草原民族则以游牧为生，依赖于牧畜和狩猎。
由于资源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原与草原之间往往出现土地和草场的争夺，引发冲突。
其次，中原与草原的冲突也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统治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往往是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的政治中心。
这些王朝通过对草原地区的统治来维护自身的权威和稳定国家边疆。
然而，草原地区的各个民族并不总是顺从于中原的统治，他们对自己的独立和自主有着强烈的追求。
这种政治的统治关系，导致了中原与草原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和争斗，使得中原王朝不得不频繁进行军事扩张来巩固统治。
另外，中原与草原的冲突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矛盾。
中原地区素以华夏文化为主，注重礼仪和道德伦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传统。
而草原地区则有着自己独特的游牧文化，强调勇武和个体英雄主义。
这种文化和民族的差异，也使得中原与草原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对立。
中原文化对草原民族的统治，往往被视为文化侵略，引发了许多叛乱和战争。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冲突与统治也经历了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中原文化逐渐融入了草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文化合成。
草原民族在统治中原地区的过程中，也逐步吸收了中原文化的一些优秀成分。
这种文化融合和民族交流，使得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冲突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相互融合和交融。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摘要】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
两种文明在融合中相互促进，相互认同，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交流影响一，两种文明的特点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
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
主要特点是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缺少商品交换、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排斥力，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劳朴实有韧性。
而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
“逐水草而居”形象地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明更加接近自然，也就更加尊重自然，同时形成了游牧民族豪爽的性格。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在向北移，现在定下来的是400m m等降水量线，以北是游牧文明，以南是农耕文明。
二，两种文明的交流和影响经济方面农耕文明发展较游牧文明更发达，因此经济上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影响更大。
如水利技术、制瓷工艺、纺织、酿造、冶炼、印刷、造纸、砖瓦、采盐制盐等技术先后传入游牧民族地区，为游牧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游牧民族中也有许多影响农耕文明的。
汉初由于国力的不足，休养生息六七十年，积蓄了足够的国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
为了获得精锐的战马，汉武帝曾经发动对大宛的远征，所得大宛马大大改善了中原马匹的质量；同时张骞通西域带回了饲养马匹的饲料——苜蓿，以及养马的先进方法。
古代骑兵的变迁：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
古代骑兵的变迁：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相对于战车和步兵，中国古代的骑兵建制会稍晚一些；因为战车的操控和步兵的操练比骑兵更早适应战场，而且训练骑兵就意味着要先有足够的战马配合兵士一起训练磨合。
而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发展是不如少数民族的，骑兵的发展虽然迟缓，但是后来者居上，中原王朝的骑兵形成规模后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让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也颇为震惊。
先秦时期的骑兵1、来自少数民族的外部压力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骑兵的存在，不过那时的骑兵并不是以作战为主，而是用于侦察、巡逻等辅佐作战需要的相关用途；毕竟当时的作战方式是以战车为主的，而且能驾驭战车的御者显得尤为重要，最然都是对马匹的控制，但是战车上还有负责格斗和射击的同乘，御者只需要控制好战马和战车，作战的事交给同伴即可。
但骑兵则需要精通马术、远程射箭、近身肉搏等各种作战能力，要形成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在当时的环境里是极为不容易的。
组建骑兵不仅对兵士的能力有极高的要求，对于战马的要求也高，中原地区的也有训养战马的记录；其中最为人熟知就是秦国的先祖秦非子，当时的秦非子是为周王室养马，秦地出产的良驹也广受好评。
这与秦地所处的位置也有极大的关系，与秦地相邻的是西戎，虽说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相同的地域和环境，让其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双方也互有通婚的历史。
游牧民族又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双方的边境的摩擦中互有输赢，再加上秦嬴氏一族自古就有驯化兽类的天赋，所以在与戎族的斗智斗勇中不仅培育出了优良战马，还收服了不少优秀的育马师，也因此受到了周天子的嘉奖。
不过这一时期的西戎也处在发展的上升期，秦地在与游牧民族的对战中也有不小的损失，但战马方面的培育和训练却实打实地保留下来，这也成为秦国以后傲视群雄的关键因素之一。
虽然统治者们对于骑兵建制的构想还在逐渐丰富，但是除了秦国，其他国家都要面临战马供应的问题。
而且这个时期兵士的装备尚且材料不一，所以对于骑兵的装备也没有过多的资源倾斜，所以战马上是没有正规的马鞍和马镫的，质量极差更别说是安全措施了，能骑在马上奔跑不掉下来都是要依靠腰腹、腿部的力量来保持平衡，更别说使用刀斧、弓箭进行攻击了，这也是骑兵最开始无法直接投入到战场上的重要原因。
多元文化背景中的霍去病墓石刻艺术研究——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交融的丰碑
首先我们 将北 方同期 的造型 艺术与霍 去病墓 石刻 艺术 进行 对 比分 析 ， 扭 结撕 咬打斗 （ 如图 ｌ 一２ ） 的题材 本是草 原 游牧 民族最擅长 的雕 塑表 现题材 。草 原上弱 肉强食 的生 活 场景 ， 可能时有发生 ， 匈奴人 喜好 在雕 塑艺术 品 中再现其 民 族 的风 土人情 和他们 心 目中的动物 世界。强烈 的表达欲望 ，
语文 学刊
２ ０ １ ３年 第 ２期
多 元 文 化 背 景 中 的 霍 去 病 墓 石 刻 艺 术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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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耕 文化 与草原游牧 文化 交融 的丰碑
Ｏ幸华银
（ 内蒙古 师范大 学 雕 塑艺术研 究院 ， 内蒙 古 呼和 浩特 ０ １ ０ ０ ２ ２ ）
［ 摘 要 ］ 对于霍去病墓的研究与探讨至今已百年有余。霍去病墓石刻艺术继承并发展 了草原远古石刻
一
８ ３—
文 化视 点
幸 华银 ／ 多元 文化 背景 中的霍 去病 墓 石刻 艺术研 究
族借 石头这种永恒 的材 质来表 现其 粗 犷 、 朴实、 勤劳 而 又勇
敢 的 精 神 。往 往 在 石 头 上 采 用 平 面 凿 刻 技 术 雕 凿 出 动 物 、 图
量 上远大于野熊 ， 这可 能是作 者故 意夸 张所致 ， 其 用 意是突 出人 必胜的视觉 造型理 念 ， 野人 高颧骨 、 深 眼窝 、 大嘴 隆鼻 、 背 阔腰粗 、 双肩耸起 ， 夸 大的双 臂紧抱 着野 熊不敢 有半 点松 懈， 其左手指尖紧紧地 扣人野 熊 的肌肤 ， 脸 上的 肌 肉因激烈 的撕 咬以至于完全 变形 ， 人 嘴几颗 大 门牙完全 暴露 于外 ， 因 撕 咬而张 大的嘴横 向发展到 了极 限 ， 而野 熊虽个 头远小 于野 人， 但也毫不示弱 ， 其后腿 一上一 下的紧扣在野 人 的身 上 ， 其 腿部 肌肉结实有力 ， 且 看上 方 ， 熊张 大着嘴 反咬 住野 人 的下 唇不放 ， 在做垂死 的最后 一搏 ， 这样 反衬 出扭抱 撕 咬打斗场 景的激烈。这 种表 现手法 与流 行 于北方草 原青 铜器 带扣饰 所表现出来的题材更为接近 ， 而与 中原本土雕 刻在题材 上却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流与影响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流与影响自古以来，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恩怨情仇就从未断绝，不仅东方存在着胡汉之争，西方的文明也有农牧之间的纠葛。
毕竟没有哪一个文明能够独立存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不断交流、冲突这样循环往复的关系转变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影响着，给我们留下了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部历史。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
而游牧文明，是指以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生产生活的文明。
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
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
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
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
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从先秦时期的匈奴到南北朝时期的鲜卑，从隋唐时期的突厥到两宋时期的辽夏金，从入主中原的蒙元政权到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执掌江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来都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一齐谱写的协奏曲。
著名作家高建群曾写道：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瞭望，你会发觉史家们所津津乐道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一个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街口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嗒嗒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
春秋至战国前期，华夏传统服装是长袍宽袖，不便于骑马射箭。
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就连中山那样的邻界小国也经常来侵扰。
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研究
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研究游牧和农耕是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它们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
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一直是学者们的焦点。
本文旨在探讨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分析它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研究背景：游牧和农耕是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
在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和融合，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
因此，研究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文献回顾、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通过文献回顾了解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和现状；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当今社会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情况；通过统计分析探究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对双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资源、土地、人口等方面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不同游牧民族和不同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存在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政治经济等方面。
结论与展望：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既有相互融合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
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具体建议如下：加强文化交流。
通过举办文化节、艺术展览、学术研讨等活动，增进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
推进经济合作。
鼓励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草场农业、特色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加强政策引导。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推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开展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保护和研究。
通过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研究等活动，深入挖掘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价值，为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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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姓名任津辉教育层次自考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学校广西师范大学指导教师张俊杰目录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2)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5)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8)参考文献： (10)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任津辉【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
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
”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
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
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
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
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
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
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等多重交融的状态。
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
”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
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
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
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
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
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
”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
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
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
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
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
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
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
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
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
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
”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
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
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
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
在下者亦然。
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
其衣至损，不鲜浣濯。
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不改也。
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
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
”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
“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
”“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
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
‘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
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
’”④正是甘甜的“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
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
“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
”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
”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
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
“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
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
”⑥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
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
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
“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
”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
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严格的等级秩序。
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
”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
”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
基于这种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
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
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
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
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
”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
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
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
《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
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
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
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
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
”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
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
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
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
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
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