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论李约瑟难题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一词是指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近代历史中的相对滞后与追赶的状态。
该问题的提出者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历史学家李约瑟，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尽管中国在古代曾有许多重要的科技发明，但在近代的科技革命中却未能与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同步。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来看，可以深入探讨李约瑟难题。
从造纸术的角度来看，李约瑟认为中国的造纸术在古代时期是一项重要的科技成就。
在欧洲的印刷术发展之后，中国的造纸术并没有继续创新和超越，这样造成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滞后于欧洲。
尽管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技的瑰宝，但在近代科技的竞争中却未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指南针在古代时期也是一项重要的发明。
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重大发现，例如郑和七下西洋等，表明中国在航海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
在欧洲航海技术的革命中，中国的指南针技术并没有像欧洲的船舶设计和航海知识一样得到相应的发展。
这使得中国在远洋航行和探险方面逐渐落后于欧洲国家。
火药是中国的重要发明之一。
古代中国的火药制造技术在军事和民用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的军事技术革命中，火药的应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发展。
欧洲国家通过火药武器的发展和使用，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
中国的火药技术发展相对滞后，使得中国在军事和科技上的竞争中逐渐落后。
印刷术是中国的又一个重要发明。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在古代时期对书籍的复制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的印刷术革命之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和改进。
这使得中国的图书出版业相对滞后于欧洲，并在科技、知识和文化上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从多个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及其理论启示
从多个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及其理论启示（一）、“李约瑟难题”的解读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欧洲，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欧洲诞生呢？1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
这一难题自提出以来，就收到了学术界的广大学者的关注，对李约瑟难题的内容的解释性表述，他们为我初次接触并深入透彻的了解这个难题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我查阅了众多学者对该问题的解释，有的是从社会建制方面，有的从经济角度，有的从文化背景角度，有的从社会的科学能力角度探讨，最后经过自己的思考得出了我的结论：在我看来，这样一个难题，不仅仅是从一个角度可以解释的，是与一个社会的发展由着紧密联系的，而社会的发展不受单方面的因素决定，是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历史背景，宗教制度，政治等等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这些百家之言都有其观点的合理性，但是都不够全面，要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全方位阐述它的原因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首先，我先阐述我对与李约瑟难题的解读，对于这个问题内涵的的解读是进一步分析前提准备，①：李约瑟所说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技是按照现代西方人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而提出的疑问，但是“科学技术”一词包含了“科学”、“技术”两层涵义，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究竟什么是科学呢？贝尔纳认为“科学因体现出不同的本质特征，是难以定义的”2，但是按照现代学者普遍的观点：科学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理性认识，包括由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升华而成的理论体系，具有“以逻辑、数学、实验为基础”、“形式上的系统性”、“表达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等特征。
而技术则不同，只是一些实用性的技能，李约瑟先生所述的“中国在16世纪前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更准确的表述我认为应该是16世纪前的中国技术一直处于领先水平，我认为，在16世纪前的中国，在冶铁，印刷，火药，造船，数学，天文等等许多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多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依靠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所获得的，他们的表述方式也大多是技术经验描述式的，本质上时感性知识的积累，即使有一些从表面上看来具有科学的特征，例如数学，天文，但是都只是相似于科学，其实质是不一样的，如中国古代的数学的特点是“算”，从而有了算盘等工具的制造，而西方数学的特点是“证”，讲求的是逻辑的演绎，推理。
对李约瑟难题的多种解答
李约瑟传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3解答一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研究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
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
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
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
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
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本观点的辩论：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在于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在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
但我们知道：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和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先在西方产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下面，我对这个问题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模式是小农经济，农业的兴衰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假如农业获得了重大收入，那么国家肯定繁荣昌盛，假如农田失收，国家肯定要面临走向衰亡的威胁。
所以，如何发展农业，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成了当时人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古代有哪些重要的发明，首先，是四大发明。
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
这四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发扬光大。
造纸术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益处其实并不大，只是文人阶层可以应用。
印刷术也是如此。
指南针甚至成了占卜用的工具，而火药到最后只是成为了人们娱乐的工具（制作烟花爆竹），而西方却将这个技术发扬光大，比如说制作枪炮等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我认为，这几项发明都没有在农业方面有重大贡献，所以说，当时这几项发明并没有被中国人好好利用。
而西方却将这些发明应用于航海，战争等各个领域，所以发扬光大了。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就是在中国，对农业没有贡献的科技，是不能很好发展下去的。
这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从下一个例子中得到验证。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研究出来的圆周率为什么得到很好的重视呢？因为这个研究对制作农业工具很有帮助。
在天文学方面，凡是对于天气的预测有重要贡献的研究都受到了重视，而关于天体运行方面的研究却没有多少人进行，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关于天气的预测对农业有重要的帮助，而天体运行对农业没有什么帮助。
而这些研究也跟农业发展相辅相成，凡是农耕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也层出不穷。
这些技术，或多或少都有益于当时的农业发展。
而在西方，经济基础并不是农业，当时的欧洲国家普遍临近海边，比如说希腊，希腊临近海边，所以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是进行商品贸易，这样就给了人们足够的时间去想象，于是西方哲学便在这种条件下诞生了。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内容提要】“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
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
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
“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
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英文摘要】This paper deems that the Needham's Puzzle is rational,and reflects agin on the doctrines which query if the puzzle is scientific,or perfect,or a real problem.These doctrines involve deep-level issues,such as the notions about history,science,history of science,and methodology.Doctrine 1 belie ves that the Western world was a cen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and that in ancient China there appeared onlytechnology with no science.It re fuses to acknowledge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gained by the ancient Chin ese.Doctirne 2 negates the coherence and generality of science,holding tha t science is something particular and only modern science can be looked up on as science or scientific.Doctrine 3 claims that the Needham's Puzzle is too narrow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nd hinder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udy of history.These three doctrine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that is,a【关键词】李约瑟难题/质疑/再反思Needham's Puzzle/query/further reflection【正文】iam WheweH)和桑戴克(Lynn Thorndike)等西方科学史家，很少关注非欧文明中的科学成就。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地大物博的国家，早期思想先进，各个学派百家争鸣，文化百花齐放，实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古代创建了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甚至一度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但我们都有经验，一旦一件事发展到高峰必然会物极必反，在古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到高峰后，极大的封建思想阻碍了古代中国的扩展。
并在逐步政教分离等多项原因中衰退。
使十七世纪左右，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经过研究之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进入到观点深化，见解深化的阶段。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认为近代科学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自然知识的演化提供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了解这些之后使我明白了：首先，我们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基调，由于这种实用主义过于狭隘，致使中国古代科学呈现出逻辑性和系统性差、理论结构松散等弱点，未与古代科技建立良好的匹配和互动关系，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论李约瑟难题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一个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难题。
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古代曾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科技成就，但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这一现象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成为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四大发明的角度来看，李约瑟难题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四大发明是指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项在中国古代先进的科技成就。
这些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这些发明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进一步发展。
肯定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但更加关注中国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和落后，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之一，其发明与汉代蔡伦以及纸张的发明有密切的联系。
蔡伦将植物纤维煮熟，将其涂布在细木条上，烘干后形成了类似于现代纸张的产品。
这项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提高了文字的传播效率，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
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后，纸张生产技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这导致中国的造纸术在欧洲西方发展进程中相对滞后，甚至倒退。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另一项伟大发明，它的发明与北宋年间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有很大关系。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的书籍印刷、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活字印刷术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发展，这导致中国的印刷术在欧洲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欧洲人后来发明了印刷术，推动了文艺复兴，这一点并不为人了解。
而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另一项重要发明，它的发明与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人最初是将硝石、硫磺、木炭等物质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爆炸性的火药。
然而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火药在欧洲的技术和应用得到了更多的进一步发展，而中国的火药技术却相对滞后。
通过以上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中，四大发明在当时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之后，这些发明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进一步发展，这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
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一、本文概述《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著名难题——为何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在西方世界兴起。
这一难题自提出以来，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文章首先将对李约瑟难题进行简要介绍，阐述其背景和意义，然后概述文章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包括分析难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可能的解答以及评估这些解答的合理性和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这一难题，本文旨在增进对东西方科技文化发展差异的理解，为推动科技创新和文明交流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二、李约瑟难题的历史背景李约瑟难题，又称李约瑟之问，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它关注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与近代科学的滞后现象之间的矛盾。
这个问题在全球科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例如，在农业、医学、天文学、数学、化学、工程学等领域，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都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例如，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领先的科技成就。
然而，在近代科学革命中，中国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李约瑟的深思。
李约瑟提出这个难题的目的，是希望探究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在科技上有着深厚积累的文明，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却没有发挥领导作用。
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也关乎整个世界科学史的理解。
自李约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它一直困扰着科学史研究者。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包括文化因素、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
然而，至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尽管如此，李约瑟难题却推动了科学史研究的发展，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科学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它让我们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还受到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科技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科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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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一、“李约瑟难题”研究历史述评所谓“李约瑟难题”，学界公认的经典表述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和社会》一文中系统提出的，他指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虽然，李约瑟早在1944年2月重庆的中国农学会会议上就己提出了该问题。
但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伏尔泰、奎奈、休谟、狄德罗等都有论述。
中国的不少学者对此均有广泛探讨，从鲁迅、任鸿隽、梁启超到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等都发表过诸多看法。
但自从李约瑟从东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提出此问题后，其研究范围之广、见解之独到、在中外影响之深远，较前面诸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人们也就习惯的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以时间为线索，“李约瑟难题”研究大体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
此时虽没有“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但有关难题的基本内容都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第一次研究热潮。
任鸿隽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其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
因袭己久。
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
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
1924年，他在发表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又认为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最大的障碍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蒋方震也提及“民族富于调和性”、“民族尚谈玄”等原因。
化学家王堪(1888-1966)在1922年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综观这一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等，而对于经济制度方面则少有涉及。
第二阶段，抗战前后时期。
李约瑟开始参与直接地研究和讨论，并形成了第二次研究热潮。
在1944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
数学史家钱宝踪(1892-1974)则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太重实用。
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
同年十月，李约瑟在题为“中国之科学和文化”的讲演中指出:“……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竺可祯于1945年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众多学者把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都归结为经济制度方面。
第三阶段，从80年代至今。
在80年代前期，陈平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哲学传统三方面给予解答。
杜石然等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仍坚持当时大陆公认的观点，把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之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
以成都会议(1982年)为界，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也进入到观点升华，见解深化的阶段，通过对不同时期(如明代、清代)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促使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
1982年10月16日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学术讨论会。
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10篇，到会代表74人。
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
在这些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一文。
他们看到了促进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和近代科学在中国落后的众多因素并不是线性排列的，有些是互为因果，有些是有着相互作用。
所以，他们采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加以分析:即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内部的一个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
他们还采用了定量的方法，用图表曲线对中西方科学发展作了对比。
然而，由于引述资料较为贫乏，对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作定量比较时，有关科学技术成就的计分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而存在一定缺陷。
尤其是他们的科学观还停留在早期的实证论上，对系统论也仅限于一般系统论阶段，还无法对“罗列因素法”进行反驳。
其后，林文照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一文中，他“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内在缺陷(重实用，轻理论，思辨性思维，用元气和阴阳学说来解释一切，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缺乏科学的实验精神，格物学说背离实践方向)，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束缚(教育和科举制度，社会鄙弃或禁锢科学技术)，封建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阻碍(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官营产业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了解答。
但他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仍摆脱不了当时大陆公认观点的影响。
成都会议之后至今，中国学术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文化和科学热，从而大大加深了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建设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纵深比较。
其直接结果就是1990年袁运开、周瀚光编著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三卷本的问世以及前不久才陆续杀青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卢嘉锡担任总主编，完全由“中国人撰写”，共30卷，科学出版社)。
在这二十多年间，李约瑟难题研究实际上大体呈现出了两种趋势。
一种是分科研究的趋势占据主导，即注重从某一学科和某一方面入手探寻解决方案。
其中，吴彤发表《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问题”》一文，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种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这篇文章的思路与金观涛等人的文章相似，都是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来探讨。
之后，戴建平从《李约瑟科学史观探析》方面考察;魏屹东在《李约瑟难题与社会文化语境》中从语境分析入手进行探讨;刘叶涛在《“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中从逻辑的观点加以审查;钱兆华在《科学·哲学·文化》一文中重点从文化土壤方面解决。
另一种趋势是反思自省问题本身的研究路向得以拓展。
这样就使得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种种致疑和再认识成为可能，进而使这一问题趋于本土化，并产生了若干修正问题。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席文的《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他对“李约瑟问题”本身和相关的解答提出了若干质疑。
江晓原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献疑》和《被人误读的李约瑟》，对若干问题进行了澄清，并企图还大家一个真实的李约瑟。
之后，张秉伦和徐飞的论文，重点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
此外，席泽宗发表《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一文，文中赞同席文的见解，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不妥。
桂质亮发表了《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一文;赵建军，周峰从《李约瑟问题的内涵与我们应有的理论视野》入手，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对李约瑟问题应答的误区;董英哲、吴国源发表《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反思》等等。
二、李约瑟的解决方式探究在对“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历史作了简要回顾之后，以下就李约瑟的具体研究思路、前提假设及其方法分别进行剖析。
李约瑟本人的逻辑思路大致如下，他从研究中国文化史上科学技术的地位开始，认为:“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百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呢”[1]对这一问题，他首先从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来考虑，进而提出“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2]，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他进行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分析的取向，因而也才有“罗列因素法”的产生。
往后进一步明确“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3]这样，李约瑟的探讨就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而进入到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天地之中。
[4]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李约瑟以其深邃独到的洞察力对史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他一贯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前提和方法大致是:(一)以“科学中心主义”为衡量标准“科学中心主义”就是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辉格式[5]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欧洲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评价非欧文明。
虽然事实上对中西文化比较时这样一个标准是必要的，而且它也已经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范式。
但却完全没有必要将此标准绝对化，处处以这种唯一的标准衡量其它文明，毕竟范式也是有反常的。
几千年前迫于生存压力的早期人类，当他们处于东方和西方这样两个差异极大的生存环境之中时，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和倾向也必定有所差异，因而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文化体系。
就其文化核心—价值观而言，东方人更倾向于伦理化，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自然化，以求真、求美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整个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因而，单一化的标准过于僵化和武断，也与文化“多元性”的特点不相吻合。
正如埃德兰·莫兰(Edgar Morin)所说:“把科学想象为清除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只由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或理论统辖的想法是个极大的错误。
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预先假定(意识到的或未意识到的)的冲突是科学生命力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6]另一方面，李约瑟又是反“科学中心主义”的。
他写作《科学技术史》的目的之一就源出于此。
而且他发现，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前中国没有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断定这种说法是西方的无知与傲慢的标记之后，他援引弗朗西斯?培根本人的下述名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它们将全世界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
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
”[7]而这些发明最早都是由中国人作出的。
这样，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论述，他就不经意的落入了他非常希望避免落入的陷阱:从表面上看是在为中国辩护，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同时代的和前辈的西方人未加思索或不知情地就对中国存有的陈腐偏见，而内心却假定欧洲是至高无上的。
(二)“罗列因素法”的使用李约瑟研究其问题的方法首先是设定近代科学出现的标志(如假说的数学表达，实验方法与理论建构的结合)，其次是确定产生近代科学的必要前提，再次为分析(在社会、经济和智力)不同水平上有助于构筑科学革命的前提的基本相关因素。
这些方法使李约瑟识别出一些消极阻碍因素，并通过详细的比较分析，论断中国不存在科学革命的前提条件(而西欧则显然存在)。
但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造成了无休止地罗列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而恰恰缺乏揭示科学革命何以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在中国的系统的理论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