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影响
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的性别观与贤妻良母主义
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的性别观与贤妻良母主义尹翼婷摘要：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欧美基督教来华传教运动的发展，女传教士群体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传教力量，这些女传教士的思想受到了19世纪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同时她们所秉承的传统的基督教女性的性别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强调女性的首要任务是家庭责任。
这种性别观与辛亥革命前中国兴起的贤妻良母主义有某种契合之处，性别观的契合使教会女校被更多的中国人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传教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近代；来华女传教士；性别观；贤妻良母主义作者简介：尹翼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博士后（邮政编码 250100）中图分类号：D693.7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17)03-0110-04从 9世纪开始，在西方基督教新教普世传教运动的影响下，欧美各差会陆续派遣男女传教士来华传教。
9世纪下半叶以后，来华传教运动出现女性化的趋势，形成了包括传教士夫人与单身女传教士在内的女传教士群体。
这些女传教士的思想受到了 9世纪以来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们所秉承的传统的基督教女性的性别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认为女人的重心仍是家庭，受过教育的女性应有能力营造温馨舒适的家。
这些女传教士的性别观与中国辛亥革命前兴起的贤妻良母主义虽有区别，亦有相通之处，性别观的契合使20世纪最初20年教会女校被更多的中国人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段时期传教士妇女传教工作的发展。
本文拟对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的性别观与近代中国的贤妻良母主义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对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的妇女传教运动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近代来华女传教士的性别观在 9世纪，西方国家打破了 8世纪末那种女子教育可有可无的观念，女性开始比较普遍地接受教育，再加上女性主义运动的洗礼，女性的地位得到提升，开始走出家庭从事一定职业。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放足运动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放足运动作者：郝先中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更新时间：2007年11月02日缠足,作为男权文化的产物和汉族特有的习俗,在中国历时近千年。
清朝初年,统治者出于沿袭和稳定满族旧制的初衷,下令禁止妇女“束发裹足”[1],成为废除缠足运动的肇端。
此后,历经数百年的奋斗,缠足陋习终于破除,成为历史沉渣。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自身的努力和贡献是首要的。
然而,另一种文化和域外因素的影响和干预也不可忽略。
本文拟就来华传教士对放足运动的倡导、参与及其影响作初步考察。
一、利用传媒宣传缠足之害来华传教士目睹中国妇女在缠足恶习摧残下的痛苦情状。
在他们看来,上帝创造人类,本来即赋予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
本着“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2]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
此古今之通义也”[3],并强烈抨击缠足:“戕乎天质,逆乎天理,斯为最酷者也”,“坏上帝所造之形器,将善足戕贼而变为逆性之施”,“实僭上帝之权,犯罪非轻”。
“我教会切宜速除此弊焉”[3]。
在广州传教的嘉约翰医生指责缠足的做法是一种反对上帝和人类的罪恶。
[4](P110-111)正是基督教注重男女在教义上平等的思想,深深地触及了缠足这一中国封建文化中的敏感部位。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从另一个角度,借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糅合基督教的观点,对缠足这种不人道的风习加以批评:“世人强改仪容,变本加厉,渐而久之,竟忘上帝所赋之美质,岂不可慨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乃今竟毁伤其肌肤,则在子女为不孝,在父母为不慈,两失之矣。
且裹足之女子,尝少走动,血气不舒,易生疾病,产子艰难,其身多软弱,故生子女亦少强壮,而不裹足之妇人,走动甚易,身体固健,所生子女亦无不健。
由此观之,裹足与不裹足,其损益之理甚明矣。
”[5](P116-119)美国传教士卜舫济进一步分析了缠足对妇女自立能力及精神上的伤害。
他写道:“夫世人无分男女,各有当劳之事、当守之分,富者然也,贫者更盛,倘缠女子之足,岂非减少其操作之能力乎?……既缠其足,必紧其脑,两足纤削,终身不越闺门,亦何能仰观俯察,远瞻高瞩?讵知生人之知识,大半从见闻阅历而来,故耳目实为引知识之门,苟应足小而不出户庭,则于一切世故,直皆懵无见闻,妇女之知识,每多浅陋,坐此弊也。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 ３期
王佳 娣 ： 明末清 初来 华传 教士 翻译 活动 特点 及其影 响 因素
３ ７
夫 的合作 翻译 形 成 了 大量 的 翻译 成 果 ， 也 产 生 了 深 远 的影 响 。在 数学 方 面 ， 利 玛窦 与徐 光启 合译 了《 几
点 尤其 体现 了翻译 只是 传教 士“ 学 术传 教” 的手段 而 已， 他们 并未 对翻 译策 略本身 进行研 究 。但是 ， 从 现
摘
要 ：明末 清初 ， 西方 来华传教 士将翻 译 作为“ 学 术传教” 的一种 手段 ， 将 大量 的西方 宗教和 科技 著作
译介入 中 国， 同时将 中 国古代 典 籍和 文献著 作等输 出至西方 ， 形成 了“ 西 学东渐” 和“ 东学西传” 并存 的局 面 。客观 上 ， 这是 中西方政 治 、 经济和 文化 的发展 的 必然结 果 ； 主观 上 ， 这与传 教 士 自身的人格 魅 力和 知
识 素养有 着 紧密的联 系。
关键 词 ：明末 清初 ； 传教士； 翻译 ； 特点； 影 响 因素 中图分类 号 ：Ｈ０ ５ ９ 文献 标识码 ：Ａ 文章编 号 ：１ ６ ７ １ —１ １ ８ １ （ ２ ０ １ ４ ） ０ ３ —０ ０ ３ ６ —０ ３ 有７ Ｏ名 以上 ， 由西 文译 成 中 文 的 著作 多 达 ３ ０ ０多 种， 其 中涉 及 宗 教 和 科 技 的译 著 差 不 多 各 占一 半 。
第 ２ ４卷 第 ３期
２ ０ １ ４年 ９月
Ｖｏ １ ． ２ ４ ． Ｎｏ ． ３
Ｓｅ ｐｔ ．２ ０１ ４
明 末 清 初 来 华 传 教 士 翻 译 活 动 特 点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试论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影响
收 稿 日期 ：０ ５ ２ ０ ２０ —１— ７ 作者 简 介 ： 陈超 （９４ １６ 一 ）女 ， 建福 州人 ， 建教 育 学 院政 史 系副教 授 ， 建 师 范 大学社 会 历 史 学院历 史 学・ ０ 级 博 士研 究 生 ， 福 福 福 ２ ４ ０
１３ ０
。
维普资讯
于 １２ 年创办 的《 ８３ 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 、 士纪德于 １２ 年创办的《 ８８ 天下新闻》 美国传教士裨 、 治文 于 １３ ８２年创办 的《 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 、 士立 于 １３ ８ ３年创办 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英 国 、 传教士麦都思于 １３ 年创办的《 ８８ 各国消息》 等。 这一 时期传 教士 办报活 动具 有 以下几个 的特 点 ：、 报 刊 创 办 地 看 ， １从 由于 鸦 片 战 争 前 ， 政 府 实 清 行 闭关 锁 国政 策 和禁 教 政 策 ，外 国传 教 士无法 在 中 国内地立足 ，故办报活动仅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 居区和广州 、 门等 中国南部沿海地区；、 澳 ２从报刊发 行对象和方式看 ，中文报刊的发行对象 主要 以华侨 为主 ， 且多为 中下层平 民 ， 发行范 围主要在 民间 。 其 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人 中国内地 。少数外 文报刊面向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 、 外交官及传教士 ， 发行 方式 以免 费 赠送 为 主 ；、从 报 刊 的宗 旨和 内 容 ３ 看， 当时大多数 中文报刊是 以宣传基督教为宗 旨， 宗 教色彩浓厚 ，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如《 就宣称该刊“ 以 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 ］ 内容也大多是讲解 ［，其 ２ 《 圣经》 和宣传基督教义 。而外文报刊的宗 旨和内容 却 不 同 ， 《 国丛 报 》 办 报 宗 旨是 提供 有 关 中 国 如 中 的 及其邻邦的情报 ， 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 、 其 经济 、 律 、 事 、 化 、 教 、 理 、 法 军 文 宗 伦 风俗 等 方 面情 况 的调查和研究 ；、 ４ 从报刊的编辑策略和方法看 ， 由于 报 刊发行 主要是面向华人 ．为了引起中国人的阅读 兴趣 ，传教士主要采取适应 中国国情及迎合 中国人 ‘ 心理 、 思想 和 习惯 的策 略和 方 法 ， 报 刊 的编者 改 用 如 汉 名 ， 刊封 面 印有 孔子 的语 录 ， 刊 的式 样仿 造 中 报 报 国传 统 的线 装 书 款式 ，报 刊 的 文体 也广 泛 采用 中国 古典小说传统的章回体 。文章更是用儒 家 “ 四书” 、 “ 五经 ” 的言论 来 阐述基 督 教 的教 义等 等 。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及其原因
《船山学刊》 !""# 年第 $ 期 人多方活动， 官府以其罪证不足将周汉等人释放。 周汉等出狱后，仍然继续印发传播反教宣传品， 结果又被德国公使巴兰德获得 ! 种，并将所获送往各 国总理衙门， 指出这些东西大都是长沙周汉等人刊发 的， 要求查禁。总理衙门即刻致电张之洞， 要他马上查 处周汉。不久， 德国公使巴兰德又将寻获的 "# 件反教 宣传品送交总理衙门， 英国外相接到使馆上报的材料 后， 也电令英国使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在英、 德等国 的压力下， 总理衙门于 $#!" 年 $ 月再次下令有关省份， 严禁查处反教宣传品， 追查制造者， 并再三催令张之 洞查处周汉等人。张之洞知道周汉在湘省素有威望， 恐查捕他引起更大事端， 于是颇费心机， 想出一处理 办法， 向上禀报说周汉 “惑于鬼神， 言语荒诞， 迹类疯 狂。近来痰迷更甚， 见人动辄谩骂， 以致匪徒假托其 名， 伪造公文， 造言煽惑， 自未便漫无惩戒， 致令滋生 事端。相应请旨将在籍花翎陕西补用道周汉暂行革 职， 查传到籍， 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对于三家书铺，
!
为有条约作护符。来衡州后， 方来远占用民房并强买 土地建教堂。同时还大量吸收教徒， 教徒中有些人是 当地的不良份子， 他们入教目的是想依恃教会势力达 到欺侮良民、 横行乡里的目的。当地一个姓姜的教徒 因作恶多端， 被民众告到县衙被判入狱， 有些民众借 此号召群众起来反对教会， 而方来远却到县衙为姜某 说情， 由此而激起民愤。衡州府民众纷纷结集起来， 赶 走了方来远， 并与长沙人民联合刊布了控诉外国传教 士、 反传教的 《湖南阖省公檄》 。檄文指责传教士用宗 教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以及伤风败俗的罪行， 并结合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 号召全体人民 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和抵制传教， 并限令入教教徒立即 退出教会， 改过自新。宁乡士绅崔日柬还以 “天下第一伤 心人” 的笔名， 刊印了他所写的 《辟邪纪实》 。该小册猛 烈攻击英法侵略者的侵略行径， 强烈指责传教士的言 行， 崔日柬后来又将书中内容改编为通俗易懂的 《辟邪 歌》 ，起到了很广泛的宣传作用。方来远因不能回衡 州， 又悄悄到了湘潭， 他要求县衙退回以前被封闭的 教堂， 并又在湘潭占民房作住房。衡州的反教波及到 了湘潭， 湘潭考生三千余人举行大规模集会， 控诉天 主教， 并焚烧了天主教堂， 方来远逃往汉口。衡州民众 受湘潭的感染，连续烧毁了衡州城内和黄沙湾的教 堂。这次教案不仅在全省反响很大， 而且江西等地人 民也纷起响应。 教案发生后， 方来远到北京， 要求清政府重处 此 次事件。清政府答应赔修被烧教堂， 并将湘潭、 衡阳、 清泉三县知县革职， 而且还答应了方来远提出的七项 要求。 （二） 周汉反教案
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 行医传教者
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行医传教者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行医传教者——嘉约翰的中国生涯作者：陈小卡简介：文中从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传教士医师嘉约翰的在华行医传教之路，并引导中国卫生风气之变。
使中国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精神病防治、对待妇女方面，在观念与方式上引入西方模式。
关键词：嘉约翰医学教育近代中国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随着鸦片战争的烽烟渐散，以传教行医为先行的西方软文化之和风细雨接踵而至，传教士医师嘉约翰，乘此文化风潮，来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医学。
嘉约翰（Kerr JohnGlasgow），于1824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邓肯维尔，从小勤奋好学，十六岁考入大学，二十三岁毕业于费城杰弗逊医学院，并当了七年的医生，加入教会。
东行来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像西方基督教各派教会一样，都趁中国闭关大门刚开的时机进入中国传教。
根据基督教传教传统习惯，多派懂医道的传教士到新开展传教的地方传教。
于是，美国北长老会要选派医术好、不畏艰苦、可应对复杂困难环境、能开拓新局面的人到中国行医传教。
主动请求到中国行医传教的嘉约翰，非常符合条件而被派往中国，先在澳门行医，再到香港东华医院工作，然后到广州行医传教。
踏上半世纪的来华行医、办学、传教之路嘉约翰来华，与一家医院结下一生之缘，就是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西医院。
1854年5月15日，嘉约翰带着新婚妻子抵达广州。
他的妻子金斯伯，因半年的船上颠簸，加上不适应广州的炎热，一年后里因病去世。
新婚燕尔，娇妻亡故，嘉约翰非常哀伤。
然而，他办完妻子后事，就投入到行医传教中去。
1855年，伯驾回美国休养，5月5日嘉约翰受聘接替伯驾，接掌广州眼科医局。
嘉约翰正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开展医疗工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56年爆发，眼科医局在战争中被焚毁，夷为平地。
在中国与西方列强激烈对抗的时局，身为西方人士的嘉约翰难在中国立足，更别说行医了，夫人去世后，生活无人照顾，加上行医传教生活非常紧张，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只能于次年返美，入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进修，但并未放下他在中国从事的事业，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四出为重建广州眼科局筹款，购置了一批医疗器械。
近代史上著名传教士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
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
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伯驾Peter Parker 美国传教士，医生，外交官。
1834年他受美国美部会派遣来到广州，是基督教差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
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兰街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
这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开办的新式医院，它是后来著名的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
1838年，伯驾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华医药传教会”副会长。
1839年他曾为林则徐治疗过疝气。
伯驾还是美国政府驻广州领事的秘书和翻译，战争期间伯驾回到美国，向美国政府主张对华开战。
1844年，伯驾与裨治文随美国顾盛使团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约。
伯驾有一句名言：“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
”曾呼吁美国出兵与英、法分占台湾、舟山、朝鲜。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国传教士，美国赴华传教第一人。
裨治文1801年生于马萨诸塞州，1829年9月神学院毕业后，接受美部会（公理会）派遣，成为该会第一个赴中国传教的传教士。
1830年2月25日，裨治文到达广州。
1832年5月，英文《中国丛报》在广州创刊，裨治文担任编辑。
1851年停刊之前，该报共出了20卷，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期间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详细资料，也记载了当时的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华活动情况，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重要文献。
分析西方传教士在华进行的西学科技翻译的作用
分析西方传教士在华进行的西学科技翻译的作用关于，欢迎阅读借鉴，希望你们喜欢。
摘要：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其中涉及近代中国教育、近代中国印刷出版和近代中国西医学发展等多个方面。
文章选择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西学科技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 重点考察英、美来华传教士进行的西学科技书籍翻译, 分析西方传教士在华进行的西学科技翻译, 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翻译和翻译人才的培养, 对中国近代科学体系建立和发展, 中国近代化探索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教士; 近代中国; 科技翻译; 翻译教育;Missionaries and Modern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Wu QuanchengAbstract：After The Opium War,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Not only did they carry out missionary activities, some missionaries also engaged in a lo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se missionaries taught in the language schools thatfounded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or the schools founded by the church.They created a plete translation training system, and translated a lot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modern science books. These activites not only promoted the spread of western natural science knowledge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 elites and translation talents for modern China,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Keyword：Missionaries; Scientifi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ducation;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 随着列强在华的不断扩张, 大量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华进行传教活动。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刘晓多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采取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医疗、慈幼、救济)等方式。
在间接传教中,创办报刊是传播迅速、影响较广的一种传教方式。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百种报刊,发行范围扩及全国各省及沿海和内地各主要城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就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一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
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
因此外国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内地立足,其创办报刊的活动也被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
当时传教士所办报刊大多是中文报刊,主要以华侨为发行对象,多为普通平民,发行范围主要是在民间,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
只有少数外文报刊才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外交官及传教士为发行对象,目的是让这些来华外国人了解中国国情,如《中国丛报》即是。
而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则是以免费赠送为主。
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之初,为使其所办报刊能在中国广泛发行和流传,使基督教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传教士在中文报刊编辑上采取了一些缓和中国人抵触情绪、适应中国国情及迎合中国人心理、思想和习惯的方式和方法。
首先是以“友善”的面目出现,宣传“中外友好”,鼓吹外国人来华及传教士创办报刊是为中国人谋福利,如报刊的编者用化名“博爱者”(米怜)、“尚德者”(麦都思)、“爱汉者”(郭士立)等署名封面,像“中外雍睦”、“百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词句常见于当时的中文报刊;再者是用基督教附会儒学,或用儒学来论证基督教,以儒学为招牌来宣传基督教。
为此,报刊的封面上常印有孔子的语录,文章中更是牵强附会地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程朱著作的言论,以此来阐释和宣传基督教义;为适应中国读者的趣味爱好和阅读习惯,传教士还采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也即是入境随俗,使报刊中国化。
如报刊式样仿照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线装书款式,在文体上广泛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章回体,篇末还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这一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悬念结尾的套式。
另外还有意用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来写作,但由于作者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修养不高,以至于写得不伦不类,四不像。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①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
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对外关闭的大门,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华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教会报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其数量较前大为增加。
据统计,到189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76种②,其中主要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编的《遐迩贯珍》、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主编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湛约翰主编的《中外新闻七日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办的《中西闻见录》、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办的《格致汇编》、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益闻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中西教会报》等。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所办报刊与前期相比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首先从报刊的创办地点看。
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割让给英国和五口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由战前的南洋及中国华南沿海一带迅速扩展到香港及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中国沿海城市,并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乃至清朝首都北京,如《中西闻见录》就是在北京创办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的集《中西教会报》等有影响的教会报刊大都是在上海创办的。
《益闻录》、中地和出版中心,《中国教会新报》、其次从报刊发行对象和方式看。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日益扩大和清政府对外实行妥协政策,另外传教士看到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及广大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绝对影响力和统治力,逐步认识到中国封建统治阶层是基督教能否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决定因素。
因此西方传教士把报刊宣传由鸦片战争前面向中下层人士、以普通平民为对象,转为面向中上层人士、以清政府各级官员及广大士大夫阶层为对象,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使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目的。
随着读者范围的扩大和发行量的不断增加,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为出售与赠送并行。
再者从报刊的编辑策略和方法看。
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除了仍不断宣传对华“友好”、为中国人“造福”外,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师夷长技”、“西学为用”而学习西学的需要,大量地介绍西学,以此来吸引中国读者,把介绍西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
另外针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特点,传教士采用了“孔子加耶稣”的宣传方针和策略,即把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利用儒教来宣传基督教。
为使报刊更为中国人喜闻乐见以吸引读者,有些教会报刊开始聘用中国人担任编辑甚至主笔,如王韬任职《六合丛谈》、沈毓桂和蔡尔康等任职《万国公报》,还有《益闻录》的主编李 、主笔邹 。
最后从报刊的宗旨和内容看。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传教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除了一些旨在传教的纯宗教性报刊外,有些中文报刊不再单纯地阐释基督教义、宣传基督教思想,而是增加了大量的非宗教性内容,成了以时《中外新《六合丛谈》、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刊,其办刊宗旨也改为“增闻见”和宣传“格物致知”了。
如《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等报刊都是以报道时事新闻为主,兼及科学、文化、宗教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报《中外新闻七日录》、报》、刊。
而《格致汇编》则是专门宣传介绍西学知识和技艺并以“格致”命名的刊物。
还有原为专言基督教的宗教性报刊《中国教会新报》,也在创办后不久逐渐变为以刊载中外时事政治为主,兼言科学、文化、历史、地理、思想、宗教等的综合性刊物,最后连刊名也改为《万国公报》而面目全非了。
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是企图用“文字播道”来实现“中华归主”,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
但这些企图大都只是一厢情愿,到191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总共也不过只有225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全国人口的0.5%,且多数是因经济原因而入教的“吃教者”③,基督教并没有取代儒教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主宰。
而教会报刊在中国报刊业的强大势力也逐渐减小,最终被外国商办报刊和中国人自办报刊所取代。
然而,传教士为传教采用各种策略和方法而进行的宗教以外内容的宣传,却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下面就其主要影响作一简要分析:(一)搜集中国情报,传递政治、经济、军事等信息,出谋划策,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服务。
在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是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才取得了在中国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并随着殖民势力的不断扩张,其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一时占据了中国新闻报刊业的主导地位,另外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在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方面与本国相联系。
这就使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外国政治势力,于是他们所办报刊也就往往为外国对华殖民侵略服务,为本国政府服务,从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喉舌和传递情报的工具。
早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主办的《中国丛报》就鼓吹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煽动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公开宣称:“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
”④并公开提出用武力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⑤教会报刊还登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经济贸易、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介绍文章,为外国殖民者侵华提供了有关情报资料。
更有甚者,有的报刊还直接参与了刺探、搜集和提供中国军事情报的活动,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军队调防、兵力配备、军事设施及沿海军事布防的调查情报。
《中国丛报》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由于它代表了当时在华英、美商人的意见,因而它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国情的介绍、军事情报及有关对华政策的建议对当时英、美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该刊还直接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中美《望厦条约》中的许多条款就是据它所提供的建议而拟定的,其主编裨治文还亲自参加了《望厦条约》的谈判签订活动。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也往往站在西方殖民列强的立场上,通过报刊对不断扩大的外国列强对华殖民侵略进行辩护,而对日益高涨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却加以反对,教会报刊就成了为西方列强侵华服务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宣传工具。
有的教会报刊把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反诬为“不以不德,反以为仇”,污蔑太平天国革命军是“发逆”、“贼党”、“红头贼”,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孙逆”,说他“鼓煽狂言”,一经“拘获”应“明正典刑”。
在这方面,《万国公报》是其中的代表,它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极力为西方列强对华殖民侵略辩护和出谋划策。
该刊曾连续发表了其主编林乐知写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文中在列举了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有“十二益”之后,公然提出中国也应“借镜于印度”,像印度那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由英国来统治中国,“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