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公德私德论”及其德育困境的开解
梁启超新民思想中“私德”的进步
梁启超新民思想中“私德”的进步贺路智华南师范大学摘要：或许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了中国“重私德、轻公德”这一弊病的缘故，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新民思想的道德部分比较偏重于对“公德”的推崇而将“私德”置于附属，但笔者认为，新民思想的道德观恰恰是“私德”的进步，它在区分公私概念的基础上扩充其内涵，增强其公共性，让新民思想提倡的道德建设既具有原始土壤，又具备向新突破的可能，展现了梁启超在塑造理想国民道德观上的诸多考量。
关键词：新民说；新民思想；私德；进步梁启超的《新民说》从多个角度塑造了理想中的国民形象，即梁启超所说的“新民”，这一思想对“新民”的精神、气节、国家观念、公共责任等多方面的认知提出了要求，而一个国民如此多方面的认知都归结于其道德，用“新民”的道德观来告诉国民“怎么处理自己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才正确”。
梁启超在道德方面的论述多见于《新民说》，他不仅分析了当时的道德现状以及导致该现状的原因，还在推崇培养“公德”的框架下重新定位了“私德”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实为巧妙。
或许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了中国“重私德、轻公德”这一弊病的缘故，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新民思想的道德部分比较偏重于对“公德”的推崇而将“私德”置于附属，但笔者认为，新民思想的道德观恰恰是“私德”的进步，它在区分公私概念的基础上扩充其内涵，增强其公共性，让新民思想提倡的道德建设既具有原始土壤，又具备向新突破的可能，展现了梁启超在塑造理想国民道德观上的诸多考量。
一、“私德”与“公德”的概念开宗先明“私德”的概念，若要把握好梁启超新民思想中的“私德”，就要与其对立的概念——“公德”进行区分。
(一)划分的维度梁启超在为道德划分公私的时候，从不同维度上解释了二者的“无界限”和“可区别”。
在《论私德》第一部分论述“私德”与“公德”的关系中，梁启超首先就自己提出了“且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划之为界物故?”①的自问，道德是否真的有公私之分？划分的边界又是如何？紧接着梁启超就对此做出了解释：“故无论泰东泰西之所谓道德，皆谓其有赞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其所谓不德，皆谓其有戕于公安公益者云尔。
梁启超的_私德_论及其儒学特质_陈来
DOI:10.13613/ki.qhdz.002151
2013 年第 1 期（ 第 28 卷）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曾提出 ， 梁启超在历史上的主要业绩， 是他在戊戌 （ 1898 年 ） 之后到 ① 这是从推动近代思潮和改革运动 1903 年之间在 《清议报 》 、 《新民丛报》 上所写的思想启蒙的文章。 方面来讲的。其实， 如果不就社会思潮的启蒙而言， 梁启超学术的贡献在后来， 特别是 1920 年以后， ， 更有建树， 但这不是本文的关注之点。本文关注的是， 从 1902 年初开始写作《新民说 》 到 1905 年底 《德育鉴》 “民德” 完成， 这一时期梁启超关于 思想的提出、 发展、 转变、 完成， 显示了他对“公德—私德 互补论” 认识的深刻性。 这一点使他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思想者， 也是五四时代新学者所不及的。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 评价梁启超不能只着眼历史贡献 ， 还应注重其思想贡献； 而要全面、 深入地了解梁 “启蒙的一元论” “启蒙一元论 ” 必须破除 思维， 才有可能。如果改变 的观察角度， 那 启超的思想贡献， 我们就自然会看到， 梁启超的思想贡献决不是止于 1903 年， 他的思想特点是不断变化发展， 在不 么， 断变化发展中增益着思想的深刻性和洞察力 。 《新民说》 共 20 节， 梁启超于 1902 年开始写作， 随写随发表在《新民丛报 》 半月刊上， 至 1906 年 ② ， 结束。 研究梁启超的已有论著， 从列文森开始， 无不宣扬其《新民说》 前期所写的“论公德” 作为梁 启超道德伦理思想走向近代和批评传统道德思想的证明 ， 这是合理的。然而， 研究者少有顾及其《新 ③这表明在 “论私德” “新民和私德” 。 中后写的 及其意义， 只有张灏曾在其著作最后一章讨论过 民说》 一般学者看来， 梁启超论公德的思想才最有意义 ， 事实上在当时社会中造成巨大影响的也确实是其论
中小学德育究竟应该是公德优先,还是私德优先呢？
立德树人 的内在逻辑如何 在学校落地 呢？这 当然涉及多方面 因素 ， 包括环境 的建设 ， 师资 队伍 的培训 ，课程 的实施 ，以及管理制度 与规范 的完 善， 等等 。 然而 ， 我这里想特别指 出的是 ， 立德树 人 的落地有 一个非常关键 的问题 ：在学校德育 的具 体实施 中 ， 尤其是 中小学德育 ， 公德与私德 究竟应
利群 ， 反 而 由于 蔑 弃 私 德 ， 引起 社 会 的 不 满 。有 鉴
且分 “ 公德 ” 和“ 私德 ” 两方 面 。 他 认为 ， 公 德 非 常 重
要 。一个集体能不能稳 固 ， 是否 可以兴 盛起来 ， 就
要 看 每 一 个 集 体 的组 成 分 子 ， 能 不 能顾 到 公德 ， 卫 护公德 ， 来衡量它 。
然， 所以私 德修 养仍 然必须 推广 到公德 的养成 。
修 养方法 ， 如知 止慎独 、 存心养性 ， 皆为增 进 私德 之方法 。中国古人的著作对于养成私德 而言相 当 完备 ； 但 因偏 于私德 之表彰 ， 对 公德 之提倡 甚多缺 略。因此 ， 中国文化 中这种重私德 、 轻公德 的情形
盲 同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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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 学德育 究竟应该是公德优先 ， 还是私德优先 呢？
立德树人如何落地是重要的问题 ， 也是难题 。 立 德 树 人 的 内在 逻 辑 如 何 在 学 校 藩 地 呢？ 这 当 然 涉 及 多 方 面 因 素 ， 包括王 不境 的 建 设 ， 师 资 队 伍 的 培训 ， 课程的实施 ， 以 及 管理 制 度 与 规 范 的 完善 ， 等 等 。然 而 ， 我 这 里 想 特 别 指 出 的是 ， 立德树人的落地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 在 学 校 德 育 的 舆 体 实施 中 ， 尤其是中小学德育 ， 公 德 与 私 德 究 竟 应该 孰 先 孰 后 ？
梁启超民德的划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关于民德的划分是他的一项重要贡献。
梁启超将民德划分为三个层次：个人道德、社会道德和国家道德。
他认为，这三个层次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缺一不可。
首先，个人道德是民德的基础。
梁启超认为，个人道德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包括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勤劳、节俭等基本道德品质。
他强调，个人道德的培养应该从小抓起，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多种途径，使每个人都能够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其次，社会道德是民德的中级阶段。
梁启超认为，社会道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包括公平、正义、互助、友爱等。
他强调，社会道德的培养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法律、政策、舆论等手段，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最后，国家道德是民德的最高阶段。
梁启超认为，国家道德是指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
他强调，国家道德的培养需要国家的引导和教育，通过政治教育、历史文化教育等方式，使国民形成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责任感。
梁启超的民德划分理论，不仅对中国近代的道德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重视个人道德的培养，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弘扬国家道德精神，以此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发展。
梁启超道德教育思想
梁启超鼓励人们参与社会实践，通 过社会实践来培养和检验自己的道 德品质，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03
梁启超道德教育思想的实施方法
教育内容的改革
强调德育为本
梁启超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因此，他提倡在教育内容 中加大道德教育的比重，使学生充分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
引入西方道德理念
教育环境的改善
优化校园环境
梁启超认为，优美的校园环境有助于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因此，他提倡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创造一个清新、雅 致、充满文化气息的学习环境。
提高教师素质
梁启超认为，教师是道德教育的关键。他主张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质，使教师成为学生的道德榜样，以 身作则地影响学生。同时，教师应注重与学生沟通，关心学生的成长，以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
提倡实践教育
梁启超的道德教育思想强调实践 ，他认为知识的获取和道德的培 养都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这种思 想对当时的教育实践产生了积极
影响。
对后世教育的影响
奠定现代教育基础
梁启超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 的基础，他的思想在今天的教育中仍然有所体现。
激发后世教育改革
梁启超的思想激发了后世教育改革的灵感，他的倡导教育 现代化、重视德育、强调实践教育的思想，对后世教育改 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强调品德的培养比知识的传授更为重要，品德不良的人即使有再 高的学识也不会对社会有益。
德育与智育、体育并重
梁启超主张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但德育是基础和前提。
仁爱为本
仁爱精神
梁启超倡导以仁爱为本， 认为人应该具备仁爱之心 ，关爱他人，尊重生命， 促进社会和谐。
兼爱天下
他主张兼爱天下，推崇墨 子的兼爱思想，认为人人 应当不分亲疏、贵贱地爱 护他人。
梁启超子女教育的实践
摘要：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在子女教育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实践。
本文通过对梁启超子女教育的实践进行分析，探讨其教育理念和方法，以期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借鉴。
一、梁启超子女教育背景梁启超生于清朝末年，正值我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深感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救国、强国之根本。
因此，他在子女教育方面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二、梁启超子女教育理念1. 教育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梁启超认为，教育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子女教育更是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命运。
他强调，教育要培养具有爱国心、责任感和社会担当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2. 德育为先，全面发展梁启超认为，德育是教育的首要任务，要注重培养子女的道德品质。
同时，他还强调子女的全面发展，既要关注智力培养，又要关注情感、意志等方面的培养。
3. 因材施教，激发潜能梁启超认为，每个子女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潜能，教育要因材施教，激发子女的潜能，让他们在适合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就。
4. 重视实践，培养能力梁启超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鼓励子女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梁启超子女教育实践1. 家风传承梁启超重视家风传承，以身作则，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他要求子女遵守家规家训，注重品德修养，培养他们成为有道德、有担当的人。
2. 严格管教，注重德育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尤其是德育方面。
他要求子女尊敬师长，关爱他人，诚实守信，勤奋好学。
同时，他还注重培养子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3. 因材施教，激发潜能梁启超根据子女的兴趣和特长，制定了不同的教育方案。
例如，长子梁思成对建筑艺术感兴趣，梁启超便鼓励他学习建筑知识，最终使他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
4. 重视实践，培养能力梁启超鼓励子女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如参观博物馆、参加社会调查等。
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匿名赞相关句子1、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2、养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3、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4、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
惠、怀无亲，外内弃之。
天未绝晋，必将有主。
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
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
”其母曰：“能女是乎？与汝偕隐。
”遂隐而死。
晋文公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5、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6、怀德忘怨原文：颜回问：“朋友之际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谓吾不知。
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公德、私德与道德建设
• 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法学和伦理学的长足发展，公德与私德 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在西方首先明确地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是19 世纪哲学家和法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密尔紧随其后。 [i]梁启超正是从边沁和密尔等人的著作中发现公德与私德的概 念，并加以引申和发挥。他这样定义这两个概念：人人独善其 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ii]梁启超将中国旧 伦理与当时的西方伦理即“泰西新伦理”作了如下的比较：
• 中国旧伦理还常常谈及“事父”与“事君” 的关系。尽管事君在中国旧伦理中已被私 人化，但比起事父来毕竟更接近国家伦理。 因此，从中国旧伦理对事父和事君之关系 的处理上，也可看出其重私德而轻公德的 特征。如，《论语·子路》云：
•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 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 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矣。”
• 我们看到，在重私德而轻公德上，孟子比 起孔子来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 所要包庇的已不是父亲偷羊的小罪，而是 性命关天的大罪。
• 我们看到，美国人是把家庭伦理置于社会伦理和 国家伦理之下的；具体地说，对于克林顿在家庭 伦理上的不良表现和在国家伦理上的良好表现， 美国人赋予后者以更大的权重，以致最终对克林 顿给以原谅。对于美国人的这种伦理态度，若从 中国旧伦理来看便会感到大惑不解。人们会想： 万恶淫为首，像克林顿这样一个淫荡的人怎么能 当好总统呢？为什么不赶他下台呢？进而认为： 美国人尽是些浅薄之辈，只重经济，不重德性； 只看钱，不看人。按照中国旧伦理，人之所以为 人者就在于人有忠孝之良知；如果一个人缺乏忠 孝之良知，那么，他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遑论 做总统的资格？这话听起来似有道理，但需要进 一 Morality, Private Morality and Moral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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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公德私德论”及其德育困境的开解作者：赵莎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29期摘要“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私德以修身、公德以利群；私德外推即为公德......”，这是梁启超关于公德私德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论点。
在实际的德育工作中，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却出现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私德外推为公德”的德育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性质的儒家道德文化基因。
只有首先培育起公民的独立人格意识，使公民在心底生成平等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才能在中国民众身上起到实效。
关键词梁启超公德私德论独立人格意识作者简介：赵莎，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治与法治。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10.239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论述了“公德”和“私德”这一对道德范畴，并提出了“私德外推为公德”的道德外推论。
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国人对于公私德问题的看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公德薄弱的问题也愈发引人关注。
那么，梁启超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来的这种论述；他对二者关系的推论在实际的德育工作中又会出现怎样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浅显的分析，并提出开解其德育困境的路径设想，期望能对公德的培育发挥一点实际效用。
一、梁启超“公德私德论”观点概述在中国，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是由近代政治思想家梁启超首次提出来的。
但“公、私德”的概念并非梁启超首创，它是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接受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启蒙而提出来的道德划分。
有关公德和私德，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论概略》中指出：“德就是道德，意思就是内心的准则。
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做私德；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为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
”梁启超并没有对福泽谕吉的思想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一定的革新，其突出表现为“群”的概念在梁启超道德思想中所处的核心位置。
“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在梁启超看来，私德用于修身，公德用于利群。
私德的主要内容是主张个人修为以及顺从家庭伦理，它的功能在于使人成为一个懂得礼仪规范、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束性”的人；与此相应，公德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公共责任感，它所指向的是外在的“群”，加强群体凝聚力，促进群体利益。
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变化是梁启超生平思想的最大特点，也是大多数人认为梁启超思想具有矛盾性特点的症结所在。
正如对于改良和革命的态度一样，梁启超对私德和公德的价值观也经历了一个前后似乎矛盾的转换历程。
流亡日本之际，梁启超阅读了日本本土的一些伦理学著作，这些著作让他感慨颇深。
他将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思想与西方伦理学的“家庭、社会、国家”三个伦理范畴作对比，发现中国伦理学的缺陷极为突出，表现在私德的不断发展完善和公德的严重缺失。
如儒家的父子、夫妇和兄弟这三伦都属于西方“家庭伦理”的范畴；而西方伦理学的社会范畴对应到儒家伦理，却发现只有“朋友关系”可以划归其中，但很明显的是，社会关系当然不可能仅仅包括熟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同时，从国家伦理的范畴来看，其不足就更为明显，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居然将其仅仅缩小到了君臣二人的关系上，而反观西方，它甚至包含了公民主体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关系。
这样的对比，使梁启超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及西方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化根因在于公德意识的完善。
而在中国社会，私德领域是在不断发展进步，但公德却似乎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于是，在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的鼓舞下，梁启超发出了重视公德的呼吁。
但是，在后来的旅美之行中，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由起初对公德的强烈呼吁转变为对私德重要性的强调。
如果说，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启发了他对公德的宣扬。
那么，仅仅一年之后，在1903年流亡美国后，梁启超便开始了对私德的关注。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的思想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发生了看似前后矛盾的转变呢？通过资料的查阅，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梁启超已经认识到，他对公德的宣扬在实际中并没有取得他预期的良好效果。
通过反思，他意识到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导致了国民道德改造的困难。
同时，他也看到自己了前期思想的不全面和不成熟性。
他开始认识到抛弃私德单纯呼吁公德就如同“拿鸡蛋碰石头”，空手搏击而无所着落。
由此，梁启超便开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情来分析公德和私德的关系。
并于此后适应性地提出了“私德是公德的前提，私德外推即为公德”的观点，转而强调私德的重要性。
二、梁启超“公德私德论”的德育困境到此，梁启超的道德思想似乎已经发展成熟。
针对前期公德宣传所面临的困境，梁启超从传统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提出了“私德外推为公德”的公德培育路径。
然而，也正是这种伦理性的道德传统却导致了梁启超的道德外推论同样出现了德育困境。
根植于人伦关系性质的伦理道德结构使得道德价值观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一方面对无关的陌生人极度冷漠；另一方面却表现为对熟人关系的无底线热情。
（一）从“公”和“私”说开来梁启超的公私德思想是接受西方尤其是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思想启发得来，但是它却既没有发展成为西欧式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发展成为像日本那样的无条件的忠君爱国的绝对共同体意识。
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中西“公私”词源的差异上。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公与私·公私》一书中对中日公私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
在中国，“私”的原意在《韩非子》中被解释为自环、自围；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奸邪。
“公”的原意在《韩非子》中被解释为解开围圈，与共人相通的“共通”；在《诗经》中，“公”是对于“共”的表示，是公宫、公室、国家等众人共同劳动、祭祀的场所，由此“公”成为与君主、官府等统治机关相关的概念。
沟口雄三指出，“公”字有两层内含，其一为“共同、相通”，其二为“称谓与统治机关”。
前者具有伦理性，而后者没有，中日的差异就由此生发出来。
中国传统思想对公的解读兼具这两种含义，但是日本却只指涉了后一种解释。
日本天皇无条件而且无媒介地直接成为“公”本身，导致日本对天皇的狂热崇拜。
在中国，这种伦理性的公私观则愈益内化到主流的儒家道德文化的血液中。
（二）德育困境的原因这种伦理性的“公私观”反映到道德上，集中表现为儒家以人伦考究为中心的道德思想。
而梁启超正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由私德外推为公德”的德育设想。
梁启超所言：“道德之本体一而巳，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 。
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道德本没有公和私的区别，只是应用于现实生活中时便出现了所谓的对应修身的“私德”和对应社交的“公德”。
这种本体上的一致性是私德可以外推为公德的设想的前提，而当时对于私德的蔑视则是导致公德宣传不力的症结所在。
关于如何外推，梁启超言：“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其实也就是儒家所讲“推己及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一篇中对这种外推式的人伦关系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剖析。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
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
顺着这个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
本立而道生。
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
” 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血亲关系的辐射和外推，这种血亲伦理更注重的是个人品质（私德）的培养，克己复礼成为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一层层外推，使得求诸于己的私德拓展至公德。
但这样的层级外推同时也导致了中国传统道德里“群”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
“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像是一种同心圆性质的水波纹外扩关系。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 在梁启超的公德观中，“利群”是一个核心概念。
然而，在这样的思想传统下，“利群”利得是哪些“群”就变成了由个人观念来定。
而且即使是同一个“群”，不同的主体也有各不相同的定义。
这种边界感模糊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实际上成为一种放大的私人关系网。
（三）德育困境的表现由私人关系网络拓展开来的社会环境，使得道德价值观标准都得根据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定。
普遍的统一的标准并不能发生作用，价值观起作用的前提是弄清楚对方与自己是什么关系，然后再依据关系的亲疏采取不同的适用标准。
“私德外推为公德”的模式首先注重个人品质的完善，个人品质更多的是一种人格上的自我要求，而公德培育最重要的是外在的规则意识的养成。
这种人伦关系式外推的公德培育路径显然不利于规则意识的生发。
反而更容易造成各种无规则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对于与我无关的“陌生人”态度极度冷漠。
像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普通的陌生人办事态度非常消极，甚至故意让对方多跑几趟才给办；再比如，一些人对自己和家人的受贿行为极度隐瞒，却冠冕堂皇地批评讽刺他人的贪污行径等。
另一方面，对于所谓的“自己人”却无底线热情。
为熟人办事，必须要有特殊照顾，各种既定规则都可以适应性地修改；对自己的小圈子、小团体无条件地维护和包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等。
三、梁启超德育困境的开解路径梁启超对王阳明的“致良知”的道德哲学一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曾问道：“在宣传爱国主义和合群精神的信念中，我们能忽视诚和致良知的原理吗？” 可见，在他看来，通过私德宣传公德，除了运用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外，别无他法。
我们这里提倡的开解路径，并不是全然否定梁启超的德育方法，而是强调其方法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首先培养起公民的独立人格意识。
由此才能对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模式进行一定的冲击。
（一）前提：培育公民的独立人格公民独立人格是一种有着明晰的权利和义务观念的现代型人格。
它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不是自我主义。
中国传统观念基本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以“我”为中心的自我主义。
而个人主义与之不同，它首先是预设了一个团体的概念，个体是对应于团体才得以存在的。
每个人都是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大家地位相等，互相尊重。
同时，团体的正常和谐运作离不开每个成员积极履行相应的义务，享有应得的权利。
在这种观念下，才有可能培育起平等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
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呼唤独立的个人意识，但是一系列的德育现状，却愈发造成了“集体文化中的个人挣扎”。
反观我们身边的德育工作，我们对于公民的独立意识的启蒙确实还甚为薄弱。
比如我们只告诉学生要爱国，却几乎从不启发他们去思考“我为什么要爱国、爱国爱的是什么”；我们只告诉学生要帮助他人，却没有让他们先去想想“我是谁、我和他人的边界是什么”；我们只告诉学生“什么是你的义务”，却忽视了给他们讲清楚“为什么要履行义务，要积极争取属于你的权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