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观后感精选五篇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精选五篇秋菊打官司观后感1挺着肚子的秋菊一遍遍走在山里通向山外的老路上，步伐缓慢、艰难，但又执着、坚定。

在她的生命里，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

因为修房纠纷，村长踢伤了她的丈夫，而且还踢了那个“要命的地方”，秋菊从此开始了一段打官司、讨说法的人生经历。

想想看，在秋菊的一生中，除了婚嫁生子，还能碰到几次这样的大事?一根筋的秋菊心无旁骛，只想要村长给个说法、认个错。

这在村里原有的秩序格局里面本来是不可能的。

因为村长在村民的普遍观念里面，总归是一村之长，有点权威，甚至盛气凌人都是可以忍受的。

秋菊自己也说，“他是村长嘛，打两下也没啥。

”可是这次村长的行为似乎冒犯了更高的权威，即秋菊不断唠叨的“他不能随便往那要命的地方踢。

”秋菊肚子里的娃还不知是男是女呢，要是真踢出个毛病，那计划生育不就把她提前计划了吗?看来生儿育女，有个真正传宗接代的后，才是村里人生命的全部尊严所系，睾丸永远比肋骨重要。

但这还不是我真正想说的问题。

我更想表明，秋菊的一根筋其实与我们所谓的权利意识、法治没太大关系。

她的行动并没有自觉到挑战现有制度及秩序格局的地步，所谓“村长打两下也没关系”的观念即是对这种关系的认同。

在讨个说法的过程中，她所期望的是某种更高的权威，这种权威不是秋菊所主导的，而是秋菊所依赖的，用秋菊丈夫的话说就是，我就不信没有管他的地方。

所以，值得质疑的倒是，这种一根筋的精神能否导向法治?我不愿用“法盲”或“国家权力支配村庄生活”一类的概括来说明秋菊的行动，我更愿意用心体验秋菊本身的感受和渴望，虽然我们作为品评者的身份已经注定无法用同情的眼光看待秋菊。

秋菊的行动不过是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数千年来保护自己的最基本方式的缩影。

可以想象，假如不是因为秋菊生了小孩，假如村长一直拒不认错，那么以秋菊一根筋式的执着，她完全可能把官司打到北京，打到北京的信访胡同。

这不就是又一个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吗?虽然张艺谋对秋菊上访事件所给出的理由未免有些回避农村干群矛盾冲突之重点的意味——这当然是一向善于与制度妥协的他圆滑聪明的体现，但就秋菊这种上告之路来说，电影依然忠实描述了某种现实。

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或隐约体会那些与秋菊同命运、甚至比秋菊悲惨得多的人们在真实世界是如何为了活着而走上漫漫上访之路的。

他们就像电影中的秋菊一样，孤独、蹒跚，而又不得不走出这一步，因为正式的制度没有给他们想要的说法和出路。

这样看来，秋菊的运气的确是好多了，她所遇见的那些“公家人”都是好人，公安局长还让她坐上了自己的小车，甚至建议她将自己告上法庭。

张艺谋在这样的剧情安排中当然将自己的粉饰和矫情暴露无遗，但也不要一味指责他的虚伪，因为现实中毕竟也会出现上告者碰到清官、通过某个拍案而起的领导的批示而解决自己问题的情况。

不过仔细想来，这种柳暗花明的好运气实在是对传统制度的反讽。

秋菊对上面领导所报的希望其实是最不可预期、最捉摸不定的希望。

秋菊的不断上访本身已经意味着对这种自上而下制度的不信赖，她的行动已经表明这种体制本身是矛盾百出的，一方面她说，“我是老百姓，你们都是公家人，谁知道你们在底下是不是都商量好了。

”另一方面，她其实也用行动表明这些属于制度的官方人之间并没有内在一致的行动，否则她就不会层层上告了。

秋菊的层层上告说明，村长被警车带走时她所产生的那种面对法律的困惑并非她主动“打官司”的行动所导致的，也不是所谓法律没有满足她的期望的困惑，因为她的行动从来就不是所谓的法律行动，因为在她的视野里，压根就没有想到过法律，她自始想到的只是更高一级的层层说理的地方。

秋菊的行动逻辑再次说明，“公家人”与“老百姓”的分野仍然是那种秩序状态下最根本的分野。

她的希望在高处，而不在法律。

只要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不变，秋菊离法治就还遥远。

所以，在秋菊打官司的过程中，法律的每一次介入都是那么突兀，生硬，比如她想不通作为好人的局长也会当被告，她也想不通村长怎么那么突然就警车带走。

法律的世界和秋菊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秋菊事件是这两个世界偶然碰撞的尴尬结果。

单纯认同其中一个世界而排斥另一个世界的做法都是简单化的，事实上，在这个转型时期，这两个世界注定相遇，而且两个世界、两种秩序和制度形态对于秋菊们的生活都是那么重要，因此，我们所有法治建设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如何让这两个世界相遇，让秋菊们的代价和困惑更小一些。

可是，正因为世道在变，正因为两种秩序的交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所以我认为，电影中秋菊的困惑也许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而秋菊对新的制度和秩序的接受能力或许比我们所设想的又要大得多，不要以为秋菊只是一根筋。

村庄原有的秩序格局和现代的法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事实上，要命的地方不只一处，利益和尊严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并不是截然两分。

现代法治对于轻重伤害的界定在传统秩序里面也是存在的，如果村长真把秋菊丈夫的肋骨踢断踢残，以秋菊的性格她照样会较真，所以生殖崇拜在电影里面多少是个回避现实冲突的夸张表现。

现实中多少村民的上访可比秋菊要艰难得多，也要执着得多，对于他们来说，受到伤害的要命地方当然大都不仅是“那个地方”。

另一方面，现代的那套法制并不就是违背村民的诉求和期望的。

也许不是法律本身的规定错了，而是我们运送法律和正义给秋菊们的方式有问题，秋菊、包括村长本人，不见得对村长最终被拘留完全不理解，他们只是感觉这种解决方式的降临太突然，太陌生。

因此，即使我们的法律是平等的、尊重权利的、正义的，但我们运送法律的方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来去匆匆的，是动员、宣传、普及、是领导的意思。

这种方式和秋菊上告的方式实质上没有根本区别。

所以，阻碍现代法治的观念一定是这种普遍的认识，它不是秋菊所特有的，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如果说制度建设任重道远，倒不是因为我们在农村碰见了秋菊，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秋菊。

我们的观念和秋菊的观念同出一辙：这种观念不仅是秋菊身上——秋菊一直寄忘于更高的领导出面;也不仅在秋菊家人身上——她公公说，“县里定下的事，政府定下的事，我们没意见”;它还体现在村长身上——村长一直认为他是国家干部，“我是公家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上面都知道，他不给我撑腰，给谁撑腰?”;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还体现在那些城里的法官、局长身上——市中院的法官下来调查，对秋菊说，“你这个案子，领导很重视”，这当然不纯粹是说给秋菊听的理由，他们的确是奉领导之命才下乡调查这种“芝麻大的事”的。

所以法治的障碍不仅是农村，而是整个社会。

但如果我们相信社会走向法治不可抵挡，如果我们相信法治之路毕竟在进步，那么秋菊在这个事件之后对现代法治的困惑也会逐渐降低。

这样说并不是排斥或掩饰那些因为某个具体事件而对法律丧失信心的情形，但我相信大多数那样的情况，不是法律本身错了，而是运送法律的方式出现了问题。

我仍然坚信，相比自上而下、层层上访，把希望寄托于某个清官和领导，法律对于千千万万的秋菊来说，更可靠一些，更可触摸一些。

秋菊困惑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的另一个理由是，就日常生活的秩序状态而言，秋菊所处的生活秩序对于她和村长、和村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有着极强的修复功能。

我们看到，即使是秋菊到村长家去讨说法，她也照样和村长的家人寒暄、问寒问暖;村长家人也会盛情邀请她吃饭;村长的妻子甚至还不时插嘴帮秋菊说上两句好话(媳妇：“人家秋菊来了，你就看一下(医院证明)。

”村长：“你懂个屁。

”);而电影中秋菊生小孩，村长在风雪之夜叫人将秋菊送往医院的情节，更是说明这种村庄秩序的稳固，不会因为法律的介入而轻易被破坏。

村长事后甚至还对秋菊丈夫说，我送村里的大肚子去医院也不是头一次，这和打官司是两码事。

秋菊好后，她爱告还是告去。

所以，村长的被抓并不意味着以后两家人的关系就会势如冰火。

村庄的秩序状态就像一潭湖水，虽然不能称为死水微澜，但秋菊所经历的事件就好像是投在湖水中的一颗石子而已，在荡起一阵涟漪、甚至溅起一些浪花后(比如村长的被抓)，又很快恢复平静。

真正对法治秩序和村庄内部秩序造成双重破坏和阻碍的不是这种在任何地方都可见到的冲突，而是外在的征地、税收、交公粮，是修高速路，是修水电站，是在这些国家行动中暴露出来的制度不公与盘剥，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不要先问老百姓的秩序如何、素质如何、这种本土资源能否转变，而要问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到底为老百姓做过什么，并且是用什么方式在做。

所以，在现实社会的法律运作过程中发生的许多冲突比秋菊所经历的实在要残酷得多，激烈得多。

我们已经指出，张艺谋对“那个地方”的强调显然是一种艺术的夸大，是为了电影能通过审查，能占领市场。

事实上，要说表现原始生命力的话，张艺谋已经在《红高粱》与《菊豆》中对原始欲望的崇拜、宣泄和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秋菊打官司》里面，真正的关注早已不在这里，“睾丸”不过是一种引子、托辞而已。

作为对中国现实都有所了解的法律人，我们不能顺着导演给我们的路子像秋菊那样一根筋地钻下去。

事实上，自从秋菊拒绝将村长丢在地上的钱一张张拣起的那一刻，她所维护的尊严就已经与“要命的地方”没有什么关系了，何况医院的诊断已经证明睾丸的伤害对今后的生育并不会造成影响。

在这个时候，秋菊捍卫的已经是纯粹的尊严，这种尊严不仅包括那个要命地方，而且包括其它的任何地方，包括身体，也包括灵魂。

法律如何规定身体，如何施加处罚，主要是一个具体技术的问题。

而支撑这个技术的应该是对身体本身的尊重和维护。

而我们的许多讨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讨论法律对什么行为和事件进行调整，法律应不应该调整，而是在于我们一说到调整就用那些时髦的学术语词认为法律就是一种支配和控制，是一种外在强加的支配和控制的技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法律的技术根源于人类维护自身尊严的内在原因。

在作出“法律乃支配和控制”这一判断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就把制定法律的活生生的人和处于法律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硬分为两种群体，立法者是主体，其他老百姓都是客体，我们还是认为立法者比其他人更有话语权。

如果这样，现代法治和几千年的传统秩序就毫无差别，这才是一种忽略现实法律复杂性的宏大叙事，那我们所有的分析和建设法治的努力都是虚无的、无意义的。

如果真是这样，秋菊就永远没有新的希望。

这种态度其实是对秋菊居高临下傲慢和对强权卑躬屈膝顺从的结合体。

好在我们还知道秋菊、我们大家都是要为追求基本的平等、自由、幸福而奋斗的，好在我们还能知道某种现代制度能为我们实现这些追求提供一种空间和可能。

村长被警车带走，至少会让秋菊和村长以后都知道，村长将别的地方打两下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即使我们承认那个地方在秋菊看来更加重要。

但如果村长连别的地方都不能打，也就更不应该打要命的地方了。

相信在村长放回来后，我们的领导和上级的有力说服工作会让村长和秋菊都不再为这种法律的突如其来而困惑，会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

这种论证似乎已经远远脱离剧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