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孙文宪

2010年1月宁夏社会科学Ｎｏ.1.Ｊａｎ.2010第1期(总第158期)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Ｇｅｎ.Ｎｏ.158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郭　勇,孙文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一、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二、对汉语的全面反思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三、“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关键词:言文一致;晚清;五四;启蒙;文学中图分类号:Ｉ206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2-0292(2010)01-0152-04

在晚清和“五四”的文学变革中,语言其实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对“言文一致”这个命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而对于“言文一致”的追求事实上折射出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共同渴求。学界对“言文一致”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但其中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对“言文一致”历史语境的还原做得还不够,对于“言”、“文”在不同语境中的复杂意蕴缺少细致分析,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加以阐释;与之相关的是,探讨这一命题时,很少意识到言文一致的追求其实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汉语的全新反思,涉及汉语,也牵涉汉字,形成了日后的汉字改革、国语运动与文学革新的汇流;此外,对于这一命题,或是分析晚清知识分子的观念,或是研讨“五四”知识分子的观念,而忽视了这一命题其实是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两代知识分子对待同一命题,其观念与态度也存在深刻的差异。由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对于“言文一致”的具体分析,从中见出这一命题与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之间的关联。一、文学启蒙———“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言文一致”从根本上说其实是语文变革的要求,这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罗根泽先生认为,王充“对于创作文学,内容方面主张`实诚'的表现,形式方面主张`言文一致'”,其依据即在王充所论“文犹语也”[1]116。

但是晚清和“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言文一致”要求,则与此前的语文变革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此时的变革要求并非是从言文问题自身出发,而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启蒙民众,在总体上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言文一致”命题,已经带有鲜明的“现代”印记。追溯晚清时代的“言文一致”运动,可以发现,这一命题是在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下发动起来的,学习西方文明以迈开现代化步伐,其实是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言文一致”这一命题下的共同追求。只不过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是在实现了国家独立的条件下来推行,并且日本此举也是为了摆脱汉语文化的影响。相对而言,中国的“言文一致”运动,进行得更为艰难,情况更为复杂,启蒙作为中国“言文一致”命题内在的动因也体现得更为鲜明。学界一般将晚清时代“言文一致”的首倡之功归于黄遵宪,依据便是他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但是,黄遵宪后来提出的观点更值得关注。他认为“语言文

收稿日期:2009-02-25作者简介:郭　勇(1978-),男,湖北麻城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论、中西比较诗学;孙文宪(1947-),男,四川剑阁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语言批评。＊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批评的知识状况和问题意识”(07ＪＡ751025)。

—152—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由此要创造“明白晓畅,务达其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令天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2]346黄遵宪的主张实际开启了后来白话文运动与汉字拼音化的先河,并且由强调自我表达的自由到强调开启民智,黄遵宪观念的变化正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启蒙意识的自觉,这一点一直延续到“五四”。与此相应,晚清的维新派也注意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对于言文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把“言文一致”纳入到改良革新的总体计划之中。康有为认为言文分离,为新思想的传播与接受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他在日本文献资料的影响下萌生了设计“幼学捷字”的念头,提出编写通俗读本,以之为变法革新的要务。应该说,康有为的主张更多地带有尝试的色彩,而真正把言文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则是梁启超。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梁启超宣扬变法,坚持以育人才、开发民智为要义。但是当时中国的教育却存在极大的弊端,其中一项即是“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3]34。有感于此,梁启超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3]35-39然而,在梁启超及白话文运动人士看来,言文分离已是既成事实。汉语自身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况,如何能够担当启蒙国民的重任?为此梁启超找到了国语与国民性的一个结合点———文学。他指出:“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世者,殊非夸也。”[4]2677国语传达的是一个国家千百年来的思想信念与精神追求,因而运用语言文字的文学自然也就传承特殊的民族精神。梁启超如此重视文学,是因为他注意到文学对于广大民众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因此在他看来,应该以文学作为革新思想、启蒙民众的工具,利用文学以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但是在晚清时代,只有以俗语写就的小说才是最贴近民众的。为此,梁启超大力鼓吹小说界革命,小说居于文学之最上乘地位,甚至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同他的政治观念、语言文字观念息息相关。“五四”时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识分子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与晚清知识分子有所不同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强调的是个性自由的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一致”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5]55钱玄同支持胡适,他明确宣示,言文分离是独夫民贼和文妖造成的,“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6]109。作为文学革命

急先锋,他甚至认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7]141。

启蒙国民、开启民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时意识到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又要向民众进行传播。这就涉及了语言问题,既然语言被视为传达思想的工具,要变革思想,语言就是一个关键环节。另外一个方面,文学与文章都是依靠语言而写成的,文学作品对民众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因而选择文学作为突破口,也是历史的必然。由此,语言运动和文学变革发生了密切关联,以文学实现启蒙的目的,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首选。二、反思汉语———“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中国古代的语文革新运动,主要探讨言说与书写、言语与文章的关系问题,是在汉语体系内部进行。但是晚清和“五四”时代对汉语的反思,是在同日本与西方语言文字的对比中进行的,这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有可能跳出本土文化视野,对汉语和汉语文化重新进行思考。在晚清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言文分离的认识其实并不一致。1897年,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裘廷梁也指出:“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8]26-27为推行白话文,裘廷梁激烈地号召废文言而崇白话,但是他所言“文字”其实是指文章。而梁启超不仅与裘廷梁的看法一致:“古代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后世语言文字分,始有离言而以文称者,然必言之能达,而后文之能成。”[3]35另一方面他却意识到言文分离不仅仅意味着言语与文章的分离,还涉及语言与文字的分离:“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以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分离之所由起也。”[9]其实黄遵宪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并在中西对比的基础上分析了汉语与西语各自的特征。梁启超承续了这一思路:“中国文字畸于形,宜于通人博士,笺注词章,文家言也。外国文字畸于声,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质家言也。”[9]他虽然表示“二端对待,不能相非,不能相胜”,却承认言文分离是中国落后、衰弱的重要原因:“稽古今之所由变,识离合之所由兴审,中外之异,知强弱之原。”[9]由于晚清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不是从语文自身的特性出发来探讨言文问题,而是出于启蒙的需要,内在设定的—153—前提是中/西二元对立,中国代表的是古典,意味着落后,西方代表的是现代,意味着先进。中国知识分子从启蒙出发,汉语与西语的对比自然被纳入到二元对立之中,不是二者各有优胜,而是有了明显的高下优劣之分。要实现启蒙的目标,就必须改变言文分离的现状,实现言文一致,这是晚清知识分子的逻辑与思路。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逻辑与思路同样为“五四”知识分子所继承。因此,梁启超的这种思路实际代表了晚清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探讨“言文一致”问题的两条思路:语言变革(落实为白话文运动)与汉字改革(主要是拼音化运动)。前者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运作,后者则涉及文字问题。语言变革和汉字改革运动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在晚清时代,就前者而言,众多白话报的出现就是实际的证明。就后者而言,众多的汉字改革方案纷纷出台,耐人寻味的是,语言变革是要以白话取代文言,树立其作为国语的地位。汉字改革却是借鉴国外,以外语作为改革的参照。例如中国最早提出造“切音文字”的宋恕指出:“今日本小学教法,先授和文,后授汉文;若师其意,江淮以南,须造切音文字多种,以便幼学。”[10]18作为流传最广的拼音方案,《官话字母》也是出自于避难日本的王照。甚至有人提议干脆使用日文以取代汉文,可见此时的“言文一致”追求,是在启蒙的要求下推行,以业已取得成果的民族国家语言为范本。在“五四”时期,这一思维模式得到了继承,但是“五四”知识分子毕竟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他们看来,语言变革方面,梁启超式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做法无非是旧瓶装新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打破旧瓶,以白话取代文言;在汉字改革方面,“五四”知识分子不再以日本为参照,而是直接取法西方,要求以表音文字如罗马字取代汉字,乃至有采用世界语的设想。“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要求言文一致,但与晚清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虽然胡适所说的白话依然是“俗语俗字”,采纳方言口语,但是“五四”知识分子所树立起来的“国语”———白话———实际上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11]528。正如钱玄同所说,“现在做白话韵文,一定应该全用现在的句调,现在的白话”[6]109。正是因为这种白话文不是单单采纳方言土语,也不是口语言说的直接记载,而是承载现代思想的重要媒介,因而现代白话不仅没有拉近民众与书面语的距离,反而拉开了这种距离,民众对此感到陌生。而在“言文一致”的大背景下,真正提倡书写和言说的一致是拼音化运动。鲁迅和钱玄同等人对汉字拼音化十分看重,其中包含的思路是实现书写和言说一致,使汉字变成表音文字。但从实际结果来看,恰恰是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胜利,相反是拼音化主张步履维艰,直至今天也没有实现。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转换意味着古代汉语体系退出前台,现代汉语体系得以建立。但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二者共同的书写基础都是汉字。汉字本身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是形音义合一的,这与西方文字有根本的不同。汉字是承载汉语文化更为基本的根基,一旦动摇了这个根基,汉文化的大厦也就会垮塌。钱玄同其实已经意识到汉字包含了一定的文化意义,他认为中国文字“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7]143。因此他不仅响应胡适的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