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1

目录

内容提要: (1)

一、朦胧诗的起源 (3)

（一）回顾五、六十年代诗歌的特点 (3)

（二）朦胧诗的出现及特点 (3)

二、朦胧诗的成就 (5)

（一）历史成就 (5)

（二）艺术成就 (5)

三、朦胧诗的争论 (8)

四、朦胧诗的优缺点 (12)

（一）朦胧诗的优势 (12)

（二）朦胧诗的缺点 (13)

参考文献： (14)

论朦胧诗

内容提要:

朦胧诗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股艺术变革力量，它伴随“人”的觉醒，与僵化雷同的艺术形式断裂，催生出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原则和诗歌观念，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灿烂而凝重的一页。“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指以一代青年为主体的当代早期先锋诗歌运动。朦胧诗的精神内涵主要体现了以下三点：1、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2、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3、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改变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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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朦胧诗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股艺术变革力量，它伴随“人”的觉醒，与僵化雷同的艺术形式断裂，催生出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原则和诗歌观念，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灿烂而凝重的一页。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指以一代青年为主体的当

代早期先锋诗歌运动。朦胧诗是孕育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朦胧诗的作家群则是以生长在“文革”时期的年轻人为主。他们生活在那个特殊混乱的时代，现实中的黑暗给予了他们写作的动力。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是朦胧诗的重要特征。它高度宣扬主体意识，以意象化方式追求主观真实而摈弃客观再现。朦胧诗的精神内涵主要体现了以下三点：1、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2、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3、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改变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的崛起。朦胧诗这种对传统诗歌艺术规范的反叛和变革，为传统诗歌创作提供了新鲜的审美经验。朦胧诗在创作上讲求陌生化，即延长知觉的过程，突出审美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唤起了审美主体的主体性觉醒。个人化，自我的抒情方式，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其思想根基恰恰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生命意识。民间化，是一种写作立场，更是一种审美的自由民间化立场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就意味着尽量摆脱体制化立场，追求思想与艺术上的审美自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坚持，意味着保持个人写作的纯粹独立性。其代表人

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

一、朦胧诗的起源

（一）回顾五、六十年代诗歌的特点

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与共和国文学范式决定了这时期诗歌的基本范式是：颂歌与战歌。

时代对于诗人，以及诗人对于自身,都是这样要求：“必须具有正确的、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感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物质和精神的伟大变革，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诗也就是时代真实而嘹亮的音调,也就是人民意志的代表”。

在主情的诗歌创作中，强烈的个人情感被社会，集体的本质取代，诗歌独特的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被怱略，被消极。

（二）朦胧诗的出现及特点

在“颂歌”“战歌”的匡制下，诗歌创作的主流到了文革十年，已走上了“假、大、空”的绝路，而一些地下的诗歌创作中心在形成，他们写与颂歌不同的“朦胧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洋淀诗群”，由一批北京赴白洋淀下乡插队的知青构成，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等，同时在福建，四川等也有这样的创作群体。

后来成为“朦胧诗”主将的北岛、舒婷等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北岛的《回答》就是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

它以高度概念化的意象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首诗的成功首先就是这种批判思想的成功，但承载这种思想的是高超的诗歌艺术。北岛用他强健的笔触付与了作品强大的艺术张力。它将抽象的伦理观念与平易的意象相结合，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思想力量。不仅如此，其强烈的悲剧感，更是让人透不过气来。冷峻的反讽、浓郁的悲愤、炽热的感情，如火山喷发一般使人惊心动魄。

这些年轻人的写作既不是为了发表，更不是为了名利，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真诚与激情，所以他们的诗显现出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完全不同的思想空间。诗中许多意象具有鲜明的色彩感，如“镀金的天空”、“冰川季”、“冰凌”、“黑海”、“好望角”等等，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性。特别是“死海里千帆相竞”，就是对文革十年群魔乱舞、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白色恐怖、正义不彰的高度概括。诗中最撼人心魄的是诗人对黑暗势力的连珠炮般的轰击，那么激烈而坚定，那一连串“不相信”所代表的正是善良与正义的呼声，也代表了人民的不可欺、历史的大浪淘沙。诗的最后一节，诗人将强烈的感情和控诉进行了高度的升华，从而使诗具有了哲理的意蕴，历史的深度。也表现了诗人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对于人民的坚定信心。其浪漫主义情怀和象征主义意象高度融合，严肃、冷峻、庄重、热烈，既有曲折的情思，又有深刻的反思，既有深沉的回顾，又有热烈的希望。

1979年,权威性刊物《诗刊》又先后刊出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心爱的祖国》等诗,标志着朦胧诗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到1980年，全国许多刊物争相刊登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冲击着中国文坛。

二、朦胧诗的成就

（一）历史成就

1、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

2、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

3、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改变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的崛起。

（二）艺术成就

朦胧诗的艺术旨趣和美学追求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的影响：

1、陌生化——延长知觉的过程，突出审美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唤起了审美主体的主体性觉醒。实际上，任何诗歌的审美价值都在于其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说，朦胧诗潮的诗歌所创造并形成的陌生化手法和艺术旨趣，为中国诗歌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也为当代美学

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凭据，更为新诗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2、个人化——自我的抒情方式。

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艺术现象，其思想根基恰恰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生命意识。新时期中国民众的心灵的苏醒首先在诗歌中显露出来了，个性化抒情分明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承继与张扬。从艺术的脉络上看，它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有着相互的衔接，特别是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等人的诗歌(讲究内在的旋律、意象的原则暗示性与朦胧美)，九叶派诗人穆旦等人的诗歌(凝重、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抑或心灵的感应。诗人们恰到好处地熔铸了群体意识与“代言人”的角色内质，又尽情发挥着个人化抒情的潜力和持久性。朦胧诗个人化抒情风格为我们的新诗发展完成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一步。

3、民间化——是一种写作立场，更是一种审美的自由。

民间化立场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就意味着尽量摆脱体制化立场，追求思想与艺术上的审美自由，意味着对个体精神的坚持，意味着保持个人写作的纯粹独立性。朦胧诗的创作追求便因循了这样一种自由。不论它的前期探索还是它后来的自觉原则，都紧密地恪守了这一立场和旨趣。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生命经验，朦胧诗让一个个诗人的艺术个性在单一平实的传统文风里

更加分明。

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即使现在读起来，不少朦胧诗人的诗作仍深具魅力，比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当年称得上传诵一时。确实，由于朦胧诗人大多经历了“文革”导致的精神危机，出现了类似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的现代主义背景，因此，朦胧诗人迅速被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所吸引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因此使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向前跳跃了好几步，并逐步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走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朦胧诗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开启了诗歌的多个方向，启迪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源头性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朦胧诗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一座含金量罕见、挖掘不尽的宝库。

三、朦胧诗的争论

“朦胧诗潮”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大讨论。

1980年3月第一届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上，评论者丁力指责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为“古怪诗”。评论家鲁扬表示，对这些晦涩难懂的诗，人民大众有权不看，也有权利说一声“我们不懂”。学者李丛中甚至否定了“朦胧诗”之为诗。诗人公刘在他的《新的课题》一文中，对于青年诗人们看待历史的片面和悲观情绪由衷地感到忧虑。他主张给这些敏感的迷途者以“必要引导”，“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道路”。

诗人们并不认同被“引导”的位置。南宁会议后不久，诗评家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对“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一批新诗人”予以公开支持。他的论断，主要来自于他对诗歌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要求（其实，这同样也是“新诗潮”反对者立论的基点）。谢冕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以理想的“五四”开放的文学精神作为标尺，对诗界提出这样的规劝：“对于这些‘古怪’ 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

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这一立场，为一些人所赞同，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后来，支持新诗潮的批评家孙绍振、徐敬亚，还撰写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后来被称为“‘崛起’论”，这三篇文章则被称为“三崛起”。

“朦胧诗”对已然习惯既有诗歌程式和浅白趣味的读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几十年的阅读习惯使读者和批评家培养出特定的审美趣味，与此相违的“朦胧诗”必然要遭遇到传统和习惯的抵触。面对这种抵触，步履维艰的“朦胧诗”却不无决绝地固守自己的艺术阵地，北岛说：“我们做好了数十年的准备，就这样写下去。”而舒婷则以先驱者和献身者的姿态承诺：“给后来者／签署通行证”。

与这种坚持相始终的，是学者与诗评家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对朦胧诗的支持和肯定，他们以欣喜的眼光看到了“一批新诗人”乃至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正在崛起。徐敬亚这样为朦胧诗辩护：“诗是独特的领域，寻常的逻辑、理智和法则在诗歌中应该解体。”似乎有一种逻辑：越是日常就越是大众化，越是大众化的就越是文学的。这种逻辑已形成范式，具有左右读者的强大惯性。

“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故意不让人读懂，但我主

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当时，谢冕大胆提出，不同的文学类型应有不同的读者范围。这在当时的文化界，是一个勇敢的冲破禁锢之举。

理论家在唇枪舌剑的同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全国的诗爱者、诗写者争相传抄，争相摹写朦胧诗。朦胧诗已成诗之洪流，青山遮不住。

到了1980年下半年，这些备受争议的诗“无意”中获得同样备受争议的命名：“朦胧诗”。1980年第8期《诗刊》刊载了《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的文章，对那些“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的作品，称为“朦胧体”。文中引述的诗例虽不是《今天》诗人的作品，但谈及的现象，和后来有关诗歌朦胧、晦涩的争论的举证，则主要来自于“新诗潮”探索者的作品。因为争论的最初阶段，主要围绕艺术革新与阅读习惯、鉴赏心理之间的矛盾展开，“朦胧诗”的名称遂被广泛使用。

1980年，诗歌争论的另一热点发生在福建。《福建文学》（福州）开辟了以舒婷创作为主要讨论对象的“新诗创作问题”专栏，时间持续一年多。编者的按语说，“舒婷的创作，不是偶然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当前诗坛上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的代表之一。如何分析这股新诗潮，是目前诗歌界普遍关注和思考的中心，也是我们这场讨论争议的焦点。”讨论后来从对这一“新的诗

歌潮流”的分析，扩展到对中国新诗60年的经验和问题的争辩。

对于朦胧诗，一些老诗人给以积极支持。但另一些有威望的前辈则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朦胧诗的“理论的核心”，“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自照自己”，“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诗界的这些权威者最担心的倒不是朦胧诗本身，“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他们最不满的是那些“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诗歌的发展方向”的批评家。有关朦胧诗评价的争论持续几年时间。支持者认为，这些诗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和陈腐的套式，探索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挑战的艺术革新潮流，推动了当代诗歌“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批评者则指责其思想艺术倾向，是“反现实主义”的，是摭拾西方现代派的余唾，背离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对朦胧诗及“‘崛起’论”的批判，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达到“高潮”。但时变境迁，这种依靠政治权利施加的压力已难以顺利奏效。为愤激情绪所控制的挞伐者在当时也未能看清情势：朦胧诗事实上已确立其稳固地位；作为一个“诗歌运动”，它也已处在“退潮”的阶段。

《今天》以及朦胧诗，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这

些诗人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其时代意义和诗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上，“个体”精神价值的提出与强调，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在推动当代诗歌艺术视野的拓展，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都有难以忽视的功绩。至于说到“朦胧”，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至少在“当代”中国，“朦胧”并不能从“纯”技术的层面理解，或单纯看成风格问题。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拒绝所谓的透明度，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合作” 。因而，“朦胧诗”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却不一定就是十分离谱。

四、朦胧诗的优缺点

情感性、象征性、多义性、跳跃性和社会现实性构成了朦胧诗意象的五大特点。因此，每个品读的读者对朦胧诗的具体理解会不同。“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有时朦胧诗让每个读者的最终理解的区别会比这个更大，因此每个读者只能从每首朦胧诗本身去具体衡量它的优劣了。

（一）朦胧诗的优势

朦胧诗的创作，广泛吸收采用了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加之充分发挥了汉语言的魅力，综合运用使诗的艺术技巧得到更完美

的发挥；朦胧诗发挥含蓄的特色，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和想象空间，使意象与意象叠加，让读者在细细品味之余，产生形象意义多解；独特的审美情趣、创作技巧，使读者的品读在透与不透之间，体会到“朦胧”之美，韵味悠长；倾向人本主义，注重自我表现，首先确定自我的独立存在，营造以“我”为主体的叙事方向，故能更好的追求心灵的自由和体现个人的生命意志，对社会的批判、怀疑，对存在的困惑、迷惘，对人生的失落、伤感，是朦胧诗的基本情绪。

（二）朦胧诗的缺点

朦胧诗潮与法国象征派和英、美意象派诗歌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它的象征与意象，所以容易造成个体真实的遗失，过分地强调的以“我”为中心，从而忽视客观环境的存在，难免会使个体思维沦陷与混沌，生命乃至灵魂将会因失去固有的支撑而导致个体的衰竭；容易造成品读偏僻晦涩，涵义模糊，让读者感到困惑；过分追求意象，无节制地滥用意想、瞒天修饰、非法常规地用词使作品失去了“可感”的能力，造成似懂非懂，不能给人以明确的印象，这是朦胧诗的致命伤，事实上也是它走向衰退的原因。艾青曾指出朦胧诗的创作“排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盖世界”的地步，我个人以为这话有失偏颇，但确实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朦胧诗潮在艺术上的追求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巅峰，其独到的风格和美学旨趣对诗坛来说都是一个典范。正如

谢冕先生所说:“新诗潮弥平了新诗史上的最大的一次断裂，它使五四开始的新诗传统得到了接续和延伸；它结束了长期以来新诗向着古典的蜕化，有效地修复和推进业已中断的新诗现代化进程；它结束了新诗思想艺术的‘大一统’的窒息，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由此开始了艺术多元发展的运行。新诗潮结束了新诗的暗夜，以富有活力的实践撒下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线的曙光。”朦胧诗的发轫和消隐都缘于那段特定的历史和人文环境,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汉语诗歌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2、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3、臧克家《关于“朦胧诗”》，《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4、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

5、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诗探索》1995年第2辑。

6、参见《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7、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8、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