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含的历史政治修辞以《都柏林人》中的两个故事为例

隐含的历史政治修辞：以《都柏林人》中的两个故事为例郭军*内容提要：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表面看去是十五个简单的故事，勾画了他同时代的都柏林人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但这只是文本的第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下面还隐藏着另一个叙事，即利用词语的多义以及人名和地名的影射功能、角色的隐喻身份、与历史人物的类比等而构造出的一个民族历史和地理政治的隐形文本，这种双重叙事是把历史与现状相对照，从根本上揭示了爱尔兰人精神状况的历史原因，达到了用琐碎的细节叙述其民族的目的，显现了“顿悟”美学的效果。

关键词：双重叙事“遭遇”“车赛之后”隐含的历史意义的顿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当时爱尔兰那样一个前现代的、殖民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伊格尔顿在他的爱尔兰研究著作之一《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谨》中所注意到的，艺术与政治当时还没有各自独立的领域，特别是在帕内尔的民族主义政治失败后，文化和艺术实际上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策源地①，所以有批评家甚至说，早期的乔伊斯玩的是政治，而不是语言技巧，当然这话过于极端，实际上，乔伊斯正是用复杂的技巧才构造出了复杂的政治修辞，利用这样的修辞，最终使得他的政治立场既不缺场，也不沉默，而是转入地下运作，靠的是利用词语的多义以及人名和地名的影射功能、角色的隐喻身份、与历史人物的类比等，构造一个民族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神话、文化抵抗和社会象征的隐形文本，达到了用琐碎的细节叙述其民族的目的。

于是，这样一个故事集便有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自然是故事本身，作为故事，它们构成了乔伊斯所说的“镜子”，让读者看到“瘫痪在如何实施其致命的行动”（Joyce，Dubliners 7）；第二个层面就是隐含的历史政治。

当时的文化领导人之一AE在约乔伊斯给他的《爱尔兰家园报》写故事时，让他写点简单的，不要吓着读者的东西，但是乔伊斯执意要吓着读者，怎么办？只能采取间接手段，于是使得《都柏林人》与《尤利西斯》一样，是个复杂的双重文本，在其描画爱尔兰众生相的文本言述层下面展开着一个绵延了八个世纪的历史积层，不断以其掩盖不住的“特殊腐味”（Joyce，Selected Letters79）侵蚀着乔伊斯时代爱尔兰社会空间中任何浪漫的文化喧嚣，为之罩上了命运的阴霾。

一这个积层隐藏在所有的故事里，以“遭遇”为例，我们从文本层面看到的是两个孩子厌倦枯燥窒息的学校生活，被故事中的巴特勒神父叫做“这个学院”的学校也就是《画像》中的斯蒂芬所上的那个贝尔维德中学，一所天主教耶稣会士所办的学校②，这是乔伊斯的父亲所信*郭军，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和乔伊斯小说。

得过的学校，它提供良好的教育，也对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严加管教，有着浓郁的天主教和民族主义氛围，但前者由于英国的入侵而与清教的禁欲主义和严酷的惩罚相结合，后者则又由于对帝国文化体制的抵抗而与狭隘的自闭性相结合，这两点都从巴特勒神父训斥利奥・狄龙把美国西部浪漫传奇故事带到学校来看时的言辞中流露出来，他要求孩子们背诵罗马历史，而把那类故事书叫“垃圾”，威胁利奥如果再被发现做同样的事，将受到严惩；同时他让利奥意识到他是“这个学院”，而不是“国立学校”的学生，后者指的是19世纪英国在爱尔兰建立的公立学校，其教育理念是英国新教观念，爱尔兰人历来认为那是英国人试图从宗教、社会和政治上控制爱尔兰的手段之一。

但是“这个学院”中的清规戒律和对孩子的封闭式教育也是与孩子的浪漫天性相违背的，所以孩子们在课余时间看美国西部冒险故事，叙事者还喜欢美国侦探故事，津津乐道“里面野性、淘气、漂亮的女郎”，正是这些传奇为孩子们“打开了逃避之门”（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3），于是故事中的几个孩子———叙事者，马奥尼・狄龙和利奥・狄龙相约逃学一天，出去体验冒险与浪漫，但是，头一天受到巴特勒神父严厉训斥的利奥临阵退缩，没有胆量一起前行。

于是只有叙事者与马奥尼上了路，他们的目的地设定在鸽房（Pigeon House），一个历史上留下来抗击外敌的六角形要塞城堡，乔伊斯时代的灯塔房所在地，坐落在利菲河（River Liffey）南岸的防波堤上。

孩子们在都柏林皇家运河（Royal Canal）的一座桥上碰面后，其实可以走近路，直奔东南方向，即可到达目的地。

但是他们却先北上，再转东南，最后再向正南方向行进，过利菲河，再往东，往北，理由是避开众人视线。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线路图：沿着斯特兰德北大街（North Strand Road）到矾油工厂（Vitriol Works），右拐，再沿着通向东南方向的码头路（Wharf Road）走到熨铁角（Smoothing Iron），向正南到利菲河北岸，过河，走上一斜坡，到利菲河的支流多德河（the Dodder）不远处的田野里，从这里再向东北，才可到达鸽房③，但是到田野里时天色已暗，更主要的是碰上一个变态者，使孩子们的胆气和兴趣均大败，冒险的计划遂半途而废。

这个故事中的历史政治修辞其实就藏在这个线路图里，因为对于乔伊斯这样熟知爱尔兰“历史噩梦”的作家来说，这个线路绝不是随意和偶然的，而是有意安排。

为的是勾起爱尔兰历史上那些惨败的记忆，再把孩子们流产的冒险计划置于其中，两相对照之下，处处显示了爱尔兰历史噩梦的吊诡性，表明爱尔兰人的任何追求都是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语境中的一次超越命运的尝试，但是这个语境本身已经表明了命运的把控是一种结构性在场，无所不在。

用《画像》中斯蒂芬的话来说，它就是“一张大网，在一个灵魂刚刚诞生时就会铺散下来把他扣住，不许它飞翔”（Joyce，Portrait203），“遭遇”把孩子们所走过的地点串联起来昭示的正是这个历史命运的强制性。

首先，从斯特兰德到码头路这一段路是都柏林的克隆塔尔夫（Clontarf）地区，是爱尔兰历史上好几次失败的“遭遇”所发生的地带，最惨重的一次无疑是爱尔兰人早已耳熟能详的著名的克隆塔尔夫之战（Battle of Clontarf），当时的战场就在这里④。

这是公元11世纪爱尔兰人抵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场恶战，爱尔兰人在当时最大的省国王布里安・博卢（Brian Boru）的带领下击退了敌人，但是博卢阵亡，他是当时最有希望和雄心统一爱尔兰的省国王，他的去世结束了一个英雄的时代，随后各省国王竞相争霸，一派混乱，正是在这些争霸中，其中的一个省国王由于向驻扎在威尔斯的诺曼人求援而引狼入室，开启了八个世纪的殖民历史。

这里的又一次重大“遭遇”，虽然没有流血，却是同样的惨败，这就是1843年10月8日原定在此举行的最大的一次“大型集会”，也称“魔鬼集会”（“monster meetings”），在英政府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取消。

这种集会形式由爱尔兰著名的政治家和自由主义战士奥康奈尔（O' Connell）所发明和领导，他利用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使群情激昂，逼迫政府取消英爱联合国会，而恢复“大学草坪上的古老议会”，即爱尔兰独立国会，他所领导的这个“取缔联合运动”（Repealing movement）的集会共举行过30多场，联合了最广大的爱尔兰民众共同争取共和与独立，他也由此被同胞们尊称为“导师”。

对于1843年10月8日那场“在里安・博卢战胜丹麦人的地点”所举行的集会，当时的《民族报》发了一则广告，称他们是“取缔联合运动的骑兵部队”，把他们的阵势描绘为：“每支部队有25个骑手，由军官打头，后面是6个纵队，4个横队，保持距离，每人手持杖棍和帽子”，并以极具鼓动性的语言号召：“取缔联合运动的志愿者们，聚集吧，前进吧！！！”结尾处再次号召“向着取缔联合前进！向着克隆塔尔夫前进！”⑤但是政府以大兵压境，阻止他们前进，为了避免牺牲，“取缔联合运动协会”只好临时取消了集会，以“倒高潮”收尾。

这以后，奥康奈尔再未能恢复他无与伦比的领袖地位，健康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抗英大业也一时搁浅。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频发的地区充满了各种历史记载，但无不是以征服者的胜利和爱尔兰的失败为内容，仅从孩子们在这条路上所经过的桥梁的名字上就可了解这点，因为它们几乎都是以征服者的名字所命名，如孩子们汇合的皇家运河上的拱桥，叫做纽考曼桥（Newcomen Bridge），就是以修建皇家运河的公司主管的名字命名。

总之，在这条路上，在孩子们还没有过河之前，他们就已经被那些悲剧的阴霾所包围。

过了利菲河往后，我们看到孩子们到达从利菲河到支流多德河之间那一片开阔地，进入林森德（Ringsend），那更是长期以来征服者进出爱尔兰-都柏林的门户，斯堪的纳维亚人当年在这里登陆，《尤利西斯》中斯蒂芬讲完历史课以后，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走出来徜徉的地方也是这片沙地⑥，在这里他眼前浮现出当年“一艘艘湖上人（挪威和丹麦人）的大帆船曾驶到这岸边，来寻觅掠夺品。

它们那血红的喙形船首，低低地停泊在融化了的锡镩般的碎浪里。

玛拉基系着金脖套的年月里⑦，丹麦海盗胸前总闪着战斧形的金丝项圈”（萧译本97）。

而这里的鸽房，即孩子们的目的地，正是17世纪英国国会军的先遣部队登陆的地方，紧接着，他们的首领克伦威尔也是在这里踏上爱尔兰国土，成为这个岛国的统治者，乔伊斯在《爱尔兰，圣者与贤人的岛屿》中告诉我们，爱尔兰人在诅咒时把克伦威尔与撒旦相提并论，说明了这个人的残忍，这个所谓的“人权的伟大捍卫者，实际上是一个野兽，他来到爱尔兰，用火与剑传播他的信仰”，他的清教士兵残酷屠杀爱尔兰天主教徒，“要把他们赶下海、赶进地狱”（Joyce，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176）。

在他以后，18世纪来管理爱尔兰的英国总督也在这里登陆。

于是，这里在见证了侵略者长驱直入、节节胜利的同时，也见证了爱尔兰人的一次次受挫和流亡，比如鸽房曾经是个兵营，存有弹药和枪械装备，它吸引了爱尔兰爱国主义者，他们试图获得这些装备抗击英帝国主义，但是从汤恩（Theobald Wolfe Tone）到埃米特（Thomas Em-met），再到后来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领袖亨利・哈塞特（Henry Hasset），无一成功者。

随着一次次起义的失败，天主教土著居民的生活日益艰难，广大农民更如同生活在人间地狱，这时，大批的百姓和志士仁人逃离爱尔兰，他们都是在这里告别祖国，流亡他乡。

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孩子们的计划最后搁浅的地点，可以说是乔伊斯历史噩梦感的最早表达，是后来在《尤利西斯》前三章中所给予的更为宏大的铺展的序曲。

在与出版商协商出版事宜时，他的律师曾向他建议，如果“遭遇”被拒绝，他不妨专门以这个地区为主题写一篇故事，我们难以想象，当自己的出版计划失败，再来写这“失败门户”的故事，那将是怎样一“遭遇”这个关于失败的故事，让孩子们从浪漫故事所打开的逃避之门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