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情况调查之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心理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情况调查之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心理状态

摘要：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逐渐凸显，接二连三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得仔细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呢？本文通过网络搜集大量资料并采访了部分农民工和一些城市居民，就这个问题从社会问题导致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方面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生存压力

正文：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想的是挣钱回家盖房，但新生代农民工想的却是扎根城市。这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生活环境的一同的教育环境2010年8有29日，1名新生代农民工杀害妻子后自杀。怀着扎根城市的梦想，这对“80后”农民工来到西安打拼。当他们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与这座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近时，一场琐事引发的争吵，将他们的城市梦想彻底击碎。夫妻之间的争吵本是常见的现象，为什么这对夫妻的争吵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很明显这次争吵导致了一次压力的释放。是什么样的压力对这对新行代农民工夫妇有如此大的威力呢？这个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转化而来的心理压力。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有很强的融入城市的愿望。但是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着巨大的困难。有人自嘲道：“也许，我们现在还算不上城里人，尽管有房了、生意也做大了，很快还会买车。我总觉得自己的个人素质和外在修养，与城里人还是有差距的。”“或许在别人眼里‘暴发户’这个字眼最为合适”。也有人很迷茫：“我现在很迷茫，自己和这座城市还有多少差距，我应该做些什么，使得自己不再和城市格格不入。”“还有我们夫妻之间的所谓矛盾，到底该如何缓解和消化……”

2010年5月4日，台州三个新生代农民工相约自杀。5月4日是一个燥热的初夏，三个年轻人相约，来到台州街心的草坪上。这是他们常常相聚的地方，距离他们租住的房子不过10多分钟的路程。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谈天说地的。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服了毒药，药力很快发作，其中两人抢救无效身亡，而活下来的阿友曾想二次自杀。在心理医生的开导下，目前情绪稳定。他们是“贫二代”。三个90后，都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境遇相似，也都曾怀揣梦想。而他们的青春记忆，却带着苦涩和残酷。事发后，阿友在ＱＱ空间写下了“生命怎么如此脆弱，为何总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才知道后悔”，“你们走了，我一个人活着好痛苦”等话语。阿友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社会的“贫二代”，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群体，存在着急需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心理问题。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背井离乡，人际关系缺乏，家境贫寒，今后生活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他们非常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比他们父辈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更多。他们不仅“子承父业”继续着父辈在城里辛苦、肮脏的活计，同样深受着工头、老板的盘剥，同样深受着城市人的歧视，而且他们还面临“腹背受敌”的双重压力。首先，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新生代农民，绝大多数是有户口无田地的。他们无法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城里劳命奔波之后，可以踏踏实实回家种那份属于自己的田地，他们一开始就是一无所有，根本没退路，进城打工是唯一的出路。再就是，不是“城中村”的苦命孩子就是农村里的“留守儿童”出身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小不仅缺乏文化基础课教育，更缺乏农民最基本的技能教育。他们面临着是农非农、似城非城的身份尴尬。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这些正处于年轻力壮的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很多。2009年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这一显著特征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表示，农村留守孩子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异常的“边缘心理”，强烈的“城

市失落感”导致他们中一些人存在着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不愿意扮演“边缘人”的角色，渴望超越父辈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但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心理的失衡加剧了他们走上不归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为什么会面临着重重困境？其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是不是受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使这一群体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我国自杀率的年龄特征总体呈现双峰型,第一个自杀高峰为15—24岁,第二个高峰为60岁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正好处于第一个自杀高峰15—24岁时期,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合法权益有了更多的保障,但侵害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更强,但维权耐力和韧性不足”,因而他们往往选择一种极端悲惨方式——自杀来反抗。在代工企业富士康中,42万多员工中85%以上是80后和90后,而年龄在20岁左右或者20岁以下的员工比例在50%以上。自2009年7月16日,深圳富士康25岁的员工孙丹勇因不堪审查压力,跳楼自杀以来, 2010年1月23日起至5月26日，深圳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12起跳楼事件，这一幕幕人间惨剧，俨然成了媒体趋之若鹜的新闻盛宴。连跳”事件的涉事人最大不过28岁,最小的仅18岁。富士康的员工接连一个又一个用自杀的方式了却自己年轻的生命,留给亲友是伤痛,留给社会的是冲击,面对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我们当前不仅应关注究竟是“N连跳”,而且应反思如何遏止这种现象。国外学者Caplan认为，心理危机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一个人感受到生活突然发生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时，其内心失衡，开始感到紧张。第二阶段：为了重新获得平衡，个体试图用其惯常的方式做出反应，起初个体一般不会向他人求助。第三阶段：如个体发现自己惯常的方式未能解决问题，于是焦虑程度开始上升，此时，当事人的求助动机最强，最容易受他人的暗示和影响。第四阶段：如果当事人经过自助和求助仍未能有效解决问题，他就很容易产生习惯性无助，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和希望，很多人正是在这个阶段中企图自杀。台州农民工相约自杀和富士康“九连跳”也许还是个体案例,但不可否认,也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困境的集中体现。大批人口向城市迁移,却缺乏相应的、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许多外来打工者其实被远远地挡在了城市的入口外“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每个个体生活改善、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础上的。“健康的个性人格和健全的社会管理制度,不仅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城市生活梦想,同时也能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惠及到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我们应该对他们投以更大的关注。尤其是他们的心理精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