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与教育转型——试论民国时期的学生就业困难(1912-1937)

社会问题与教育转型——试论民国时期的学生就业困难（1912-1937）摘要：中国新式学校教育开始于清末，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它随即成为国家主要制度性教育，毕业生逐渐增多，此系中国教育的重大变革。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都遇到了严重的就业困难，表现为毕业生的低就业率和已就业者的职业困境，构成了一个新的教育和社会问题。

而这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转型有极大的关系，这种转型是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急剧变革，该变革使社会的受教育者就业模式快速解体，短时间内天然地导致了学生就业困难。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的学生就业问题，放在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过程中来看待，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地理解这个问题。

关键词：学生就业困难；低就业率；职业困境；教育转型本文试图讨论1912—1937年中国社会的学生就业困难问题。

研究该问题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挖掘历史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研究民国——这个中国教育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则显得更有意义；另一方面也具有现实的关照意义，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仍旧十分严重。

但是对此问题的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专门的关注，只是在某些相关主题中涉及而已，近些年才有学者进行一些深入探索。

清末学生群体的就业困难问题在桑兵专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中有一些涉及。

民国学生就业困难比之清末更为严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失业：武增峰的《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教育反动》[1]，谭玉秀、范立军的《抗战前大学生失业问题探悉》[2]，黄佑志的《简论抗战前国民政府救济大学生失业的措施》[3]；学生失业的社会政治影响，主要是陈德军的成果：《南京政府初期“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角度的一个分析》[4]和《南京政府初期文科与实科比例失衡的社会政治效应》[5]。

本文将以民国时期的主要教育类报刊为史料来源，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去更具体地阐述1912—1937年中国学生就业困难现象的表现，并且尝试从教育转型的角度来分析此问题更深刻的历史背景，而这也是相同主题的研究较少涉及的。

一、问题的表现中国新式学校教育开始于清末，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它随即成为国家的主要制度性教育，毕业生逐渐增多，此系中国教育的重大变革。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却在教育救国的“凯歌”下很难就业，从而造成了一个新的教育问题，并引起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有两个重要的表现，首先是毕业生就业率低，即“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其次是能就业学生的职业困境，即毕业生通过职业对社会和个人的回报低。

（一）毕业生就业率低毕业生就业率指的是升学和就业者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

其统计是很烦琐的工作，民国时期无论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学校都没有对这个数据的采集有足够的重视，所以没有留下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或者地方性的更为精密的统计数据。

不过热心教育的社会组织、报社和杂志社进行了一些零星年份、地区或者个别学校的统计，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毕业生就业率提供了一些依据。

1914年京津地区某中学的校长称其学校毕业生“谋事而不得事者”占毕业生总数的1/2。

”可见该中学的中学生就业率大约50%。

江苏省教育会在1915年和1916年进行了两次省内各中学的毕业生就业调查，发现毕业生中的77%（1915年）和61%（1916年）为不能升学者，他们“大都无业，或虽有业而大都非正当者也。

”[6]由此可以推知，此时江苏省的中学生就业率至少在50%以下。

1916年黄炎培曾在报告中说：“现在中国教育上最可虑之事，莫如学生毕业后之状况，大抵一百分中有二十五分升学，三十分得有相当职业，而其余则皆失业之人。

”[7] 黄炎培是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他掌握的情况大抵也是以江苏省为基础，可知此时江苏省中学生就业率为55%左右。

以上情况是京津地区和江苏省的中学毕业生就业率，而作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其就业率应该高于全国水平，所以如果乐观的估计，民国前期中国的中学生就业率大概在50%左右。

民国时期关于小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非常少，仅有江苏省的统计。

1917年江苏全省超过75%的小学毕业者需要就业，但是“大都营营逐逐”[6]，也就是不能就业。

可见小学生就业率大概只有30%，低于中学毕业生就业率。

同时，作为学生群体少数的大学和专门学校毕业生，其就业相对较好，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就业率日益降低。

1934 年山西全省专科以上毕业生失业者有4 700人，而山西全省三十年来，专科以上毕业生总共不过8 905人。

像中央大学这样的一流院校其20世纪30年代某届“毕业生二百余人，半数未获相当职业。

”[8] 可见30年代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为50%，陕西省的就业率应该更低。

更尴尬的是，实业学校其教学宗旨便是直接面向社会生产，可是其毕业生的就业率仍然很低，“十之六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6]，也就是说其就业率大约为35%。

虽然以上的统计严密性和精准性十分欠缺，但是作为仅有的一些数据，还是可以作为估算民国时期学生就业率的依据。

此时期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基本不超过50%，比例极低，可见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不能就业者之多，“毕业即失业现象”之严重。

（二）毕业生的职业困境学生就业困难的另一大表现是即使毕业生找到工作，其工作性质也很单一，并非社会所实用，甚至产生反作用；而多数学生只是为暂时糊口，非心所愿。

从而构成毕业生就业的职业困境——就业后通过职业对社会和个人的回报低。

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大抵为教员者居多数。

其次为各行政机关人员，而为生利之农商者竟无一人。

”[7]当时教育界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毕业生多充任学校教员。

教育评论家舒新城曾说道：“（大学）文科毕业当教员，理科毕业当教员，商科毕业当教员，你教员，我教员，大多数全是教员。

”“一般专门学校及至于中学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都以‘教书’为本位，却是很普遍的现象。

”[9]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相对较好，因为人数少，学生素质比较高。

不过，其就业路径还是很狭窄，正如胡适曾对大学毕业生所说：“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

”[10]可见，新式学生进入社会，并没有给社会带去活力和创造力，为改造社会各个领域出力，其多数仍然做着传统的知识人职业——政治家、公务员或者教师，就业路径非常狭窄。

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计问题还有很多毕业生铤而走险，干起了很多不正当的职业。

“然人是有求生意志的，人又是靠物质来生活的，他们这一批‘职业落第’的人，再不为宋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鬼话所迷了，为一时一刻不可缺少的生存故，自然只好走非常的路：游民、兵、匪、娼妓、强豪者的走狗等等，凡可恃以吃饭的，将无不趋之若鹜。

”[11] 这些群体给社会和国家都带来了极大危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毕业生不但没有改造社会，反倒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危害，成了“高级”的社会破坏者。

而从个人的角度讲，职业对毕业生的个人回报也是相当低的。

从时人的一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面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心理写照，更可以体会学生们临毕业时的困惑和恐慌，及其初次工作的不如意。

1935年商务印书馆的一个编辑回忆他20世纪20年代中学毕业时讲道：“我会好几次真地去把这个问题和同级的同学、已毕业的老前辈以及师长们去商量过。

但是结果，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只会叹几口气，埋怨几句社会，而想不出半点办法。

就是出题目叫我们做这篇文章的国文教师（以“毕业后去向”为题——笔者注），也只在我们文卷上圈圈点点，末尾加上一个‘意沉痛而语真挚’的批头，并没有启示我们应当怎样去找出路。

”“一到临毕业的半年就渐渐地转入苦境的境况里，后来竟终日为职业问题发愁了。

等到真的跑到社会里来以后，更想到人生的无意味，感到非常无聊。

在这两年中，我无时无刻不是为职业问题和人生意义而瞎撞，乱碰，奋斗，就是如今，我还是这样苦苦的在黑暗中挣扎。

”“除了一小部分……可以天天在金屋里陪他的姨奶奶外，大多数的中学生，无论从中学出来直接跑进社会里来做事，或者往大学或出洋打了一个弯子再到社会里来做事，个个人都要来一尝这个滋味的。

”[12] 这种生活的苦恼还导致当时很多学生悲观消极，顾影自怜。

甚至以嫖妓为乐，耗尽家财，被父母、亲戚鄙视，青年学生为此而自杀的现象也层出不穷[13]。

可见民国时期学生就业困难不仅是个严重的教育问题，更扩展成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二、教育转型导致的就业危机那么，如此严重的就业问题原因何在？早在民国时期，各界学者就对此问题进行了各种讨论。

但是笔者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学生就业困难与当时中国正经历的教育转型有极大关系，而今日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也与之有些相似。

（一）中国学生就业模式的传统与转型近代变革以前的中国教育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建立，经过宋代的定型和明清的强化，形成了固定的“学校”体系——私立的私塾和书院，国立的府、州、县学和国子监。

其课程内容是背诵和理解“四书五经”，并进行八股作文写作。

学生学习的主要目标是应各级科举考试，通过定期举行的县级、省级和国家级考试相应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学衔，或者通过“捐”的方式获得监生或贡生的学衔，①从而成为“绅士”阶层，构成了中国传统四民社会②最高等级。

其中大部分进士和小部分举人会成为国家官员，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下受教育者的主要就业理想。

但是能通过最高级考试成为国家官员的读书人毕竟是少数，根据张仲礼的研究，清代绅士中最终能成为官员的只占大约3%[14]，而其他人只有继续参加考试争取更高学衔成为官员，或者自谋生路。

近代曾有人评论这种现象说：“此数十万人大都进不能得官，退不能迁业，以侥幸妄想终其身，诚为天下之至苦。

”[15]但事实上也不完全如此，社会也能够容纳一些未获官职的士人。

由于传统社会读书人相对稀少，19世纪中期每年只有25 089人通过县级考试成为秀才——最低一级的学衔，而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后中国所有获得学衔的读书人也只有约109万和144万[14]，如果以1851年人口43 189万人做基数[16]，那他们仅占总人口的0.25%或0.33%。

所以即使没能成为官员，他们要么可以利用祖上遗留的家产为生，而更多的可以就其他职业，尤其是需要文字读写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职业，这是一般老百姓不能胜任的工作。

如帮助家族和地方管理公共财产，主持公共工程，服务地方教育界，成为官员的幕僚，或者经商、行医[17]。

③重要的是，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仍然可以不断进行科举考试，向成为国家官员之路迈进。

这就是传统中国读书人走向社会的主要通路——也可以认为是科举时代受教育者就业的主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