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理论视阈下王永江新政之探析
141周望连接理论与经验：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的“政策试验”
连接理论与经验：政策扩散理论与中国的“政策试验”周望【摘要】要全方位提升中国政策科学的研究品质，必须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当代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与中国政策过程实践更加有效地“连接”起来。
作为政策过程理论发展中的新兴范式，政策扩散理论是当前政策科学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
西方学者有关于政策扩散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扩散的动因、扩散路径的特点与模式等。
政策扩散理论可以为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提供一个适宜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而中国基于“政策试验”的政策扩散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它呈现出一个“吸纳—辐射”的运行轨迹。
通过对中国以试验为内核的政策扩散现象进行长期扎实的研究，将有助于扩展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版图，甚至还可能重新定义和建构整个政策扩散理论体系。
【关键词】政策扩散；政策试验；试点；“吸纳—辐射”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有关于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十分热烈，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果都极为丰富。
但受到学科建制较晚等因素的影响，相关研究在多个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其中较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多数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文献存在着与当代公共政策过程理论相隔离的情况：它们或是一味强调中国政策过程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或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对中国的政策过程现实进行较为生硬的分析，而都较少去仔细思考中国的政策过程实践与当代政策过程理论体系到底在哪些关键因素上存在着联系和差别。
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使得中国政策科学研究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有效对话，进而无法在国际政策科学讲坛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既要能够回应“中国问题”，立足于探求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真实世界，加强对本土政策实践问题的学术关怀；同时也要具备“国际视野”，主动地从国际政策科学界已有的理论积累中吸取养分，尤其是注重观察中国的特殊性能否对当代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将基于中国经验的本土化理论纳入到当代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体系之中。
通过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当代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与中国政策过程实践有效“连接”起来，在中国众多独具特色的政策实践基础上建构起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政策本土性理论，并对当代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产生影响和贡献，将其发展成为能够包容西方、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在内的一个全新理论体系，而不仅仅是西方的理论。
宋代买扑制度考察
（一）买扑制度演进
1、专卖制度 由于买扑制度是建立在专卖制基础之上的。为此需要先了解专卖制度，以探求买扑制做 出了怎样的改变。 盐业产业链可以概括为“产盐——收购——运输——销售”。自秦汉以来，政府控制的 主要手段是直接专卖法：生产者户籍归政府统一管理，政府提供以必要的生产工具，所产盐 必须以规定价格售予政府，政府随后运输至市场并按照既定价格销售，从而控制了产业链的 全部环节。到唐后期，刘晏任盐铁转运使，以间接专卖取代直接专卖制：官府仍垄断产盐与 收购，但将其转售给盐商销售，实现了“官产——官购——商运——商销”的转变。4
在此之后，有关买扑制度的研究大致以裴文分类为限，在不同产业内分别展开。李华瑞 （1991）[2]指出，在榷酒系统中，买扑制仅仅是官榷制的补充形式。通过对官田领域的研究， 杨永兵（2012）[3]指出，北宋年间官田从支付控制的租赁制逐步向买扑制转化。直至北宋末 年，天下官田“除赡学给赐沿边州县官田外,悉召承买”3，已经完全实行了买扑制。而在盐 业领域，杨学兵（2010）[4]认为采取了专卖与买扑并存的制度。并且即便同为实施买扑制的 区域，买扑者实际参与经营的范围也有差异。
激励不相容与控制权失衡：多重逻辑下行政机构改革困境的一个整体阐释
第25卷第5期天津行政学院学报V 0I .25,N 0.52023年9月J O U R N A L O F T I A N J IN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I N S T I T U T ES e p.2023D O I :10.16326/j.c n k i .1008-7168.2023.05.004 收稿日期:2023-06-15作者简介:蔡潇彬(1986-),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㊂激励不相容与控制权失衡:多重逻辑下行政机构改革困境的一个整体阐释蔡潇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 要:中国行政机构改革困境可归因于机会主义倾向㊁有限理性㊁信息成本及历史遗产等要素的交互影响㊂四者的交互作用分别导致微观层面的异质化动机㊁信息不对称㊁锁入效应以及宏观层面的目标设定权独占㊁检查验收权外推㊁激励分配权弱化㊂微观层面的不对称信息㊁异质化动机和锁入效应交互作用进一步导致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㊂宏观层面的目标设定权独占㊁检查验收权外推和激励分配权弱化交互作用则进一步导致控制权失衡㊂宏观与微观层面诸要素在多重逻辑下交互影响共同导致中国行政改革困境㊂关键词:行政机构;行政改革;激励不相容;控制权失衡中图分类号:D 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3)05-0037-08一㊁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我国政府部门长期致力于改革完善组织机构㊁调整优化职能定位,自1978年以来已推动9轮大规模行政机构改革㊂但改革效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多轮改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 精简 膨胀 再精简 再膨胀 的恶性循环,我国的行政机构改革始终面临着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困境㊂如何解释我国行政机构改革面临的上述困境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是必要的㊂行政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对行政机构改革困境进行研究的学者众多且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㊂从研究层次看,有微观㊁中观㊁宏观层面的研究㊂微观层面,李靖㊁李景鹏试图从行政人员个体层面入手分析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内部阻力[1][2]㊂王顺顺指出机构内 宗派 导致的小团体主义㊁利益再分配带来的个体心理问题是机构改革后常见的 阵痛 问题[3]㊂中观层面,任晓试图从政府机构自身层面对我国行政改革的阻碍因素进行分析[4]㊂刘军磊指出了省级党政机构存在职能交叉问题[5]㊂汪永成则试图突破机构或个体的狭隘视角,以一种较为系统的视角来分析我国行政改革的阻力问题,他借鉴里格斯(F r e d W.R i g gs )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组织改革遭遇的阻力问题[6]㊂宏观层面,胡伟㊁王世雄试图以综合的视角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困境进行剖析,他们从宏观㊁中观及微观三个层次分别概括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难题[7]㊂周志忍则指出作为73Copyright ©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顶层设计的机构改革方案较为笼统㊁抽象㊁原则化,对改革实践的指导和约束力非常有限[8]㊂从研究视角看,有思想视角㊁利益视角和制度视角㊂思想视角方面,李景鹏强调官本位思想是阻碍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9]㊂王顺顺强调机构改革中单位文化差异带来的思维理念冲突问题可能影响改革推进[3]㊂利益视角方面,唐丽萍认为行政改革的阻力主要源自体制内外的既得利益群体[10]㊂周志忍则强调现有利益格局固化及改革新理论与传统动力转换机制间的张力导致行政改革面临动力困境[11]㊂杨兴坤认为部门利益难超越是改革的阻力之一[12]㊂吴志华把 利益悖论 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缺乏内动力的根本原因,所谓 利益悖论 指 行政体制改革的显化公共目标取向与改革执行者隐化自我利益取向之间存在矛盾 [13]㊂制度视角方面,潘晓珍㊁韩沛伦认为, 依赖政府型 社会结构是阻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深层原因[14]㊂何颖强调正式制度规范在我国行政机构改革中的作用[15]㊂王友云㊁郑元宁则强调作为非正式规范的人文阻力因素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有阻碍作用[16]㊂高小平认为行政管理中的结构性制度大都由政治因素决定,运行性制度大都由管理因素决定,赋能性制度主要由服务因素决定,他指出应重视制度在行政机构改革中的赋能作用[17]㊂回顾文献可见,学者们对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困境议题进行了有益研究㊂但总体看,既有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归因层面,对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困境的深层逻辑研究不深㊂要切实阐释我国行政改革 精简 膨胀 再精简 再膨胀 的困境,须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㊂二、前提假设与分析框架本文基于两个前提假设,即人具有有限理性并追求效用最大化,采取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的视角,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探寻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困境的生成逻辑㊂在分析方法方面,本文将运用 分析性叙事 法㊂该方法是由贝茨等人发展出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结合了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两大研究进路的优点[18](p p.1-5)㊂历史制度主义学派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三大主流制度主义学派之一,该学派较为强调宏大结构对个体行为的约束性,而相对忽视个体的能动性,主张回到历史事件的详细叙述分析中去理解制度变迁,特别强调对特定历史过程及事件情境的叙述和分析㊂历史制度主义学派在解释社会现象时非常重视路径依赖现象和复杂历史过程的意外结果[19][20](p p.693-721),以及重视时机和次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21](p.7)㊂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除了在 制度是重要的 这一问题上与历史制度主义学派持有相同观点外,其他方面的观点均与历史制度主义学派相左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通常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同时引入了西蒙[22](p.47)在其开创性研究中所提出的有限理性作为其另一大假设[23](p.5)㊂尽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也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制度被理解成内生性的游戏规则而非外生性的宏观约束㊂ 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看来,能够解决社会困境的方法就是制定规范个人行为的游戏规则,即制度㊂ [24](p.43)该学派突出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认为个体行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注重在给定前提假设下对个体行为进行逻辑推演,认为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是个体互动的内生结果,把制度视为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㊂相对来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较为忽略制度的非正式因素㊁权力关系及历史过程和情境等方面在制度过程中的作用㊂历史制度主义学派由于过于强调宏观结构的约束作用而相对忽视行为个体的能动作用,以及过于强调历史过程及事件情境,而常被批评为制度决定论㊂该学派常被认为在一般理论开发㊁解释微观行为及解释制度变迁方面存在重大缺陷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而来,尽管其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假设,但总体上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㊂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偏好是外生的,非正式制度方面㊁权力关系㊁历史过程及情境等要素83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则被忽略,因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常被批评为过于理论化而忽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㊂分析性叙述法强调将历史研究的叙述方法和理性选择模型相结合,将深刻把握具体事件与精准理论模型相结合,以此解释制度变迁的机制和过程[25]㊂鉴于分析性叙述法综合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进路的诸多优点,本文将运用分析性叙述法对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困境进行深入分析㊂在具体操作上,本文将灵活而非刻板地运用该方法,同时引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及历史制度主义学派的解释要素分析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困境㊂分析框架方面,本文将采用科尔曼在解释宏观社会现象时所采用的 船型框架 ,即 宏观 微观 宏观 分析框架[26](p p.3-4),从微观层面分析宏观现象㊂本文主要从微观激励维度和宏观控制权维度考察我国的行政机构改革困境㊂微观激励维度主要考察异质化动机㊁信息不对称及锁入效应,宏观控制权维度则借鉴周雪光等人的研究[27],进一步把控制权分为目标设定权㊁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㊂在考察上述诸要素间的逻辑关系时,本文将进一步引入四个基本解释要素,即机会主义倾向㊁有限理性㊁信息成本及历史遗产,前三个要素代表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主要关切,第四个要素则是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关切㊂本文将重点考察上述四个基本要素如何导致控制权失衡和改革者间的激励不相容,以及控制权失衡和激励不相容如何在整体上导致行政机构改革困境㊂三㊁激励不相容:行政机构改革困境的微观层面考察尽管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但行政系统却非铁板一块,存在纵向 条 与横向 块 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分割的现象,以至于李侃如(L i e b e r t h a l)和奥克森伯格(O k s e n b e r g)把我国体制描述为 碎片化的集权主义 [28](p p.1-5)㊂在这种局面下推动行政机构改革必然存在诸多困难,因为任何一项政策产出都需要相关参与主体共同努力,行政机构改革政策的出台及执行也是多方博弈的结果㊂自阿利森(A l l i s o n)的开创性研究[29]以来,政策产出是政府内多元利益博弈结果的观念深入人心,本文亦将沿袭这种思路考察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困境㊂从互动博弈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简单地区分出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几类参与者,即作为改革推动者的中央政府和作为改革执行者的各部门㊁委员会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显然改革政策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执行者配合与否及配合的程度㊂由于我国行政系统 条块分割 体制易导致部门主义现象,上级政策推动者的殷切改革期望可能会在各部门及地方被打折扣,因为改革推动者和改革执行者间的激励通常不相容㊂激励不相容主要由不对称信息㊁异质化动机及锁入效应三个方面导致㊂(一)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信息与不完全信息不同:不完全信息指的是因信息获取方面存在困难导致信息不完整;而不对称信息指的是信息在分布上存在不对称性,即有些人拥有较多信息而另一些人则拥有较少信息㊂不对称信息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导致,一是机会主义倾向,二是信息成本的存在㊂信息成本的存在使人们不可能获取所有信息,而人的有限理性又使得人们即使拥有完全信息也难以充分利用㊂在有限理性和信息成本的约束下,必然会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即拥有更充分信息的一方会策略性地使用信息㊂具体到行政机构改革中,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二分视角看,被改革者显然拥有更多关于其机构的优缺点及运行效率等方面的有效信息,具有自利倾向的被改革者必然会向改革者提供有利于自身的信息而隐瞒不利于自身的信息㊂从信号理论[30](p p.1-5)的视角看,被改革者必然会策略性地发送其机构运行良好而不必改革的信号,以影响改革者的改革意图㊂不仅如此,被改革者出于理性自利的目的还会主动地对改革者进行游说以追求对其有利的改革政策,进而形成一个针对改革者的游说集团㊂这个游说集团可能提供有偏误93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的信息,干扰改革者的改革决策,因而,不对称信息导致改革者与被改革者间的激励难相容㊂(二)异质化动机异质化动机是导致激励不相容的另一因素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并不比其他人员更高尚,在面临各种替代选择时,他们同样基于理性逻辑来做出选择㊂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并不会因为他们为公共部门工作而自动地比普通民众更高尚,也不会更倾向于为公共利益而努力工作㊂和普通民众一样,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有自身利益关切,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㊂对于改革参与者来说,理性选择理论同样适用㊂从理性自利视角看,作为改革推动者的中央政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动机㊂其一,国家需要不断适应世界发展潮流,追赶发达国家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㊂为融入日渐一体化的国际体系,一国政府需要不断调整相关制度规制㊂例如,我国为加入WT O 组织对国内诸多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㊂其二,中央政府既需要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又需要提升公信力㊂一方面,中央政府必须积极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努力提供更多㊁更好㊁更便捷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并积极回应多元社会需求㊂另一方面,因为政府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机构臃肿㊁人浮于事及贪污腐败等,这些问题无疑会削弱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心,中央政府须予以关注㊂总之,中央政府推动改革的动机乃是对外适应国际环境变化㊁提升国际地位,对内解决公共事务及政府自身事务中存在的问题以强化自身合法性基础㊁提升政府公信力㊂就改革的执行者而言,其动机与改革推动者中央政府并不同㊂中央政府关注其国际地位及国内政权稳定性,而各部委及地方政府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㊂对部委及地方政府而言,如不能争取更多利益,至少要保留住既有利益㊂如果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对地方政府而言成本大于收益,那么地方政府便很难积极执行相关改革政策,相反,它们可能会策略性地应付中央改革要求㊂金太军的一个研究很好地展示了地方政府如何消解中央政府在改革方面的努力[31]㊂显然,改革的推动者和执行者动机是互异的,异质动机推动下的改革也就很难达到预期改革效果㊂(三)锁入效应诺斯在考察制度变迁路径时认为,自我强化机制可能带来 锁入效应 的后果,即一旦达成某种解决方案,就很难再从中走出来[32](p.129)㊂事实上,这种 锁入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社会现实,不同部门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自成一体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以正式规章的形式规制整个部门,也以非正式规则的形式约束部门工作人员的日常行为㊂非正式规则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会以多种形式不断延续下去,成为一种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的隐性契约或者关系性契约[23]㊂隐性契约虽不具法律效力,却是约束各方的强有力规范㊂由各种规范所确定的利益分配方案的实施,同样会出现 锁入效应 现象,既得利益者倾向于追求更大利益,或至少维护既有利益㊂改革通常涉及利益调整,由于 锁入效应 ,被改革的机构会抵触改革措施,设法规避改革政策㊂此外, 锁入效应 的长期后果是路径依赖㊂所谓路径依赖,指一旦某种结局出现便可能产生一条独特路径,后续行为倾向于沿袭该路径㊂ 锁入效应 与路径依赖相互强化,促使机构不断固化规范并抵制外部影响㊂改革推行者与改革执行者均受 锁入效应 影响㊂就改革推行者而言,当改革制度或改革程序正式推行之后,改革便可能成为一种常态㊂这可能因为制度化的改革机构或程序本身有寻求延续或扩大其使命的需求,也可能因为每届新任领导效仿前人改革做法㊂总之,改革制度或程序及其相应运作机构一旦形成,便倾向于维持下去㊂就改革执行者而言,如果改革政策有利于其部门,或至少不损害其既有利益,则可能贯彻执行改革政策㊂但事实上,大部分改革都涉及利益重新分配,改革执行者基于 锁入效应 会抵触改革政策㊂因此,改革推动者和执行者往往因 锁04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入效应 而产生不相容激励,进而导致改革困境㊂四㊁控制权失衡:行政机构改革困境的宏观层面考察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学派强调,产权是一组行为性权利,或者说是一个 权利束 [33](p.67),即产权是包括占有权㊁使用权㊁收益权及转让权在内的一系列权利㊂周雪光㊁练宏等人把 权利束 的思想引入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提出了中国政府治理的 控制权 理论㊂周雪光等人认为,政府中上级对下级的控制权亦可被看作一束权力,即控制权可以被分割为多种权力,在 权利束 观念下,政府部门的分权或权力下放就突破了传统的零和博弈观点[27]㊂周雪光等人认为,中国政府上下级间的控制权可分为三种,即目标设定权㊁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这些权力的不同组合便形成了不同治理模式[27]㊂周雪光等人的 控制权 理论对于分析中国行政机构改革困境具有较强适用性㊂行政机构改革是一个多重博弈过程,在理性逻辑作用下,参与改革的各方不断根据对方行动做出反应,改革参与者间的不相容激励阻碍了改革,而改革参与者间控制权的失衡则加剧了这种阻碍㊂(一)目标设定权独占我国行政机构改革一般由中央政府发起并设定具体改革目标,再以文件形式向下级政府下达改革指令㊂邹谠曾用 全能主义 来概括我国政府特点,在他看来,我国的 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㊁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 [34](p.3)㊂孙立平等人则将改革开放前的政府体制总结为 总体性支配 体制[35]㊂在这种 总体性支配 体制下,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换句话说,国家支配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㊂ 总体性支配 体现了哈耶克所说的 致命的自负 ,即理性的自负,它夸大了人类理性的限度,认为人有充分理性能够以计划的形式安排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㊂这种理性自负成本极其高昂,我国曾为此付出沉重代价㊂高度集权时期的理性自负遗产仍影响着当代政府政策过程,近年对 顶层设计 的过度追捧便是例证㊂前文已述,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具体信息,因此,地方政府在设定行政机构改革目标方面更有优势㊂理论上,作为改革推动者的中央政府应该在行政机构改革的目标设定方面赋予作为改革执行者的地方政府或部门更多权力,以使改革更符合地方或部门实际情况㊂这并非否定中央政府的目标设定权,中央政府拥有剩余控制权[36],即最终否决权,可在必要时候和方面否决地方政府或部门设定的目标㊂但实际上,行政机构改革的目标设定权通常由中央政府独占,地方政府较难为改革设定目标,这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改革积极性㊂(二)检查验收权外推中央政府在独占目标设定权的同时,却把很大部分的检查验收权外推给了作为改革执行者的下级部门或政府㊂在没有强有力的外部检查验收力量监督的情况下,改革的政策执行便有可能沦为选择性执行㊁伪执行甚至不执行㊂所谓的选择性执行指仅执行对自身有利的改革而忽略对自身不利的改革;伪执行指通过各种手段来规避或改变政策的本质而使其偏离预定目标;不执行指在改革政策损害执行者利益时,有些执行者干脆选择不予执行改革政策㊂即便在有些领域上级保有了检查验收权,下级也能在弱化上级检查验收权方面采取诸多应对性策略,如 共谋 [37]㊁ 变通 [38]及 应对 [39]等㊂检查验收权外推使中央良好的改革愿望在地方贯彻执行中大打折扣㊂检查验收权外推与检查验收的高额成本有关㊂杜赞奇在考察20世纪初华北农村的国家与社会变迁时发现,自清末至民国,国家主要通过一种 国家经纪 体制来完成收税任务㊂这种经纪模式通常给国家造成重大税收损失,因此,国家力图 不公开地将某些税收及政府职能转嫁到村庄领导者身上,企图以此来摆脱对经纪体制的依赖 [40](p.37)㊂但无论是清政府㊁民国政府还是华北日伪政府都没能实现这个目标,原因是重建一套体系并使其运作的成本要远超收益,最终政14Copyright©博看网. All Rights Reserved.府不得不重新依赖旧有的 经纪体制 ㊂类似地,建立一个垂直的行政机构改革检查验收机构的成本也极其高昂,以至于任何这样的做法都得不偿失㊂即便在现有上级对下级的检查验收渠道里,要不折不扣地开展检查验收也面临成本急剧上升问题,因此,上级通常只能有限度地对下级进行检查验收,而把大部分检查验收权外推给了下级机关㊂(三)激励分配权弱化根据周雪光等的观点,政府控制权的最后一个维度是激励分配权㊂需要指出,此处的激励与前文所说的激励并不同,前文的激励是 m o t i v a-t i o n ,此处的激励是 i n c e n t i v e ,主要涉及奖励与惩罚的分配问题,即谁该被奖励或被惩罚以及奖励或惩罚的强度㊂激励分配权的弱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权力的弱化和地方政府权力的增强;二是各个主体所具有的激励分配权力本身在弱化,即与前期相比,激励分配权本身难以起到相同作用㊂这两方面的弱化最终导致激励(m o t i v a t i o n)的弱化㊂尽管上级政府完全有命令下级政府的权力,但一般情况下,政府会尽量避免通过强制手段来迫使下级执行命令㊂根据郑永年的观点,中国目前是一个 行为联邦制 国家,其中强制㊁谈判和互惠是解析 行为联邦制 的三大机制,这是因为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由地方的经济发展驱动的,因此,在调节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上,互惠成了一种日益自给自足的机制[41](p.62)㊂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可能不考虑地方关切而在激励分配时实施强硬政策, 一票否决 制仅在有限领域里实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㊂在激励(i n c e n t i v e)分配权日益弱化的情况下,作为改革执行者的地方政府没有太大的激励(m o t i v a t i o n)去完全执行改革政策㊂五、行政机构改革困境的整体阐释(一)微观层面的逻辑阐释前述关于激励不相容的三个方面之间并非彼此孤立地起作用,这三个方面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影响关系㊂概括地说,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如下:第一,有限理性和信息成本的存在导致了信息不对称,具有有限理性的个体行为者产生机会主义倾向,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则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第二,行动者基于理性自利逻辑各行其是,而不同行为个体在不同制度环境条件约束下具有不同的理性定义,这导致了行动者间的异质化动机;第三,过去的历史遗产不断对当前的行为主体产生影响,限制了当前行为主体的选择集,导致 锁入效应 出现,这个效应反过来又不断强化现有的选择集,促使现状不断得到维持;第四,异质化动机在不对称信息的强化下导致激励不相容,而 锁入效应 则使这种激励不相容状态稳定化㊂(二)宏观层面的逻辑阐释控制权失衡维度的诸要素之间同样存在着复杂逻辑链条,其基本的逻辑关系可概括如下:第一,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留下了深厚的历史遗产,这种历史遗产以理性自负为其特点, 顶层设计 是理性自负的当代表现,在理性自负观念下中央政府通常独占目标设定权,从而置地方政府于相对被动局面;第二,在有限理性及成本压力的约束下,中央政府倾向于把检查验收权外推给下级政府,这导致了 选择性执行 共谋 变通 及 应对 等现象,上述现象反过来削弱了中央政策的有效性;第三,在中央与地方间相互依赖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互惠而不是强制成为央地关系的主轴,因而激励分配权在央地间的分配会向地方倾斜而使中央拥有的权力逐步弱化,在仅剩的激励分配权的实施中该权力本身还会进一步弱化;第四,目标设定权的中央独占导致政策与地方实际产生偏差,也导致两者的目标进一步异质化,检查验收权的外推为地方政府的规避行为提供了激励,激励分配权的弱化则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规避行为㊂上述诸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导致中央改革政策面临着地方阻碍而难以达到预期目标㊂(三)宏微观整体逻辑阐释在处理宏观与微观层面关系上,吉登斯关于24Copyright©博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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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如何知著——从微观史向总体史
008《名家名作》·评论见微如何知著——从微观史向总体史姚丹阳历史学是一门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但是人类历史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人？传统的历史学范式的回答是“帝王将相家谱”，但脱开这些颇具影响力的帝王将相，将目光转向底层以后，我们却可以看到，由于时代原因，那些对历史进程并没有太大贡献，却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的小人物由于其文字、传说、记忆等资料无法详尽地保存而使其能够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发挥其光芒，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也是很艰难的议题。
如何让一个小人物的一生“保鲜”，就是我们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本文将以余新忠所著《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高红霞、张克令所著《民国银行家的生活样态与人际网络——以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为例》，冯筱才所著《“科学家的悲剧”：周行功故事的生产、传播与记忆》三文作为切入口，展现现代中国史学界对微观史学的研究水平、研究态度与研究立意。
一、内容简介余新忠所著论文《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主要分为传说中的法云、从传说到历史、夕照寺与法云、若干思考等部分。
第一部分描写了作者作为族人在家乡中听见的关于法云和尚的传说。
第二部分描写了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如何按图索骥找到关于法云和尚的历史线索。
第三部分以北京夕照寺为线索，钩沉了法云的史迹与生活状况。
最后一部分是作者对个人日常生活史、区域史的感悟。
根据晚清地方志、口述、信件等材料勾勒出法云和尚的一生，并且就如何让微观史和地方史走向总体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篇论文是《民国银行家的生活样态与人际网络——以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为例》，文章分为引言、徐新六的社会交往与活动、徐新六的人际网络圈层、人际关系资源与网络的建构、结语几部分。
引言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即作者为什么要用徐新六进行研究。
第二部分是运用报纸等资料梳理并分析了徐新六的人际网络和平时会参加的活动并进行了分类。
王艮源于“身”的治理思想研究
自孔孟肇始，政治治理便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在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治理”具有统治、政治、管理等思想内涵，并在思想中呈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
王艮作为泰州学派的开山鼻祖，他正视明中叶的社会危机，并且不囿于其师王阳明的治理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身”为本、心怀百姓的路向，将政治治理付诸实践，凸显了“平民儒者”的天下使命。
正如梁启超所言：“阳明活用孔孟之学，而泰州又活用阳明之学者也。
必如泰州，然后阳明学乃真有关系于社会于国家也。
”［1］（P519）王艮在“治理”论域中展开对“身”与“生”、“身”与“安”、“身”与“心”等关系的思考，从治天、治世、治心等方面系统地构建了以身为本体的治理体系，展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独特理解。
一、“身”生：治天思想的特质宇宙论视阈下万物的根源问题是宋明理学家讨论的主要议题，各大家对万事万物本体的探寻所形成的道体观在其理论体系中处于形上之端，是理论系统中其他方面如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及存养之论的理论依据。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理气说明万有的本质，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虽也以“理”作为宇宙万有的本质，但他以心释理。
阳明认为“心即理”，以心为本体，开出了理学发展的新路向。
“心学”立场无疑是阳明学研究的重心。
然而，陈立胜教授却看到王阳明万物一体观中的“身—体”立场，指出阳明“身体”之“身”并不“单单是现代个体意义上的‘身躯’（‘躯壳’），这个‘身躯’是‘嵌在’万物一体这个‘大体’（‘整体’）之中的，是‘一体’的一个‘单位’‘环节’”［2］（P8）。
作为阳明的高足，平民出身的王艮将论点聚焦于人之“身”，他突破形上本体的抽象性与玄虚性思维，将“身”确立为万物的根本，以简约命题阐释其对万物根本之“身”的理解。
其以“身”为本、“安身立本”的学说，开辟了阳明心学新的本体论视阈。
1.以“身”为治理之本“身”作为“修齐治平”的逻辑起点，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政治理想的根本。
孔子以“身”为本，此“身”为己，个人追求理想人格希冀成为“君子”，将理想秩序对象化为现实世界；孟子则推行“仁政”，并提出了“存心养性”的修身学说，以“民”为本是其治理思想的特质。
政绩工程
• 企业家的逐利行为很可能转化为一种“寻 租行为”，给社会造成负外部性； • 官员的政绩冲动也很可能转化为一种公害 行为，给社会提供一种“公害物品”。 • 政绩工程现象是官员在缺乏约束机制的条 件之下，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民众利益而 产生的一种结果。
政绩
• 总是与考核联系在一起，考核的标准和内 容就是政绩所追求的目标。 • “贤能” • “德、能、勤、绩、廉”
• “政绩”指官员在职期间办事的成绩。 • 管理者把考核结果用于一般的人力资源决策，诸 如升迁、任免、调任等，所以政绩的考核对于官 员个人的职业生涯很重要，并且通过考核间接地 可以促使官员个人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是一种 较为有效的激励方式。 • “领导者追求政绩，如同企业家追求利润。运动 员追求荣誉一样，是怎么自身价值的一种职业动 机。”
“政绩工程”的间接成本
• 政绩工程的间接成本是由政府所提供的物 品给民众和社会带来的间接损失，这种间 接损失是由政绩工程引起的，它对当地经 济和社会未来发展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这 些损失包括市场秩序损失成本、官员恶性 竞争成本，以及信任和道德成本。
1、扰乱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发展
•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这 包括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 物品，此外，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也需要 政府提供经济自由，财产权保护，和契约 执行等物品和服务。 • 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通常会限制人们的经 济自由，并且通过强迫民众投入一定资源 ，从而损害了财产权保护，此外，很多政 绩工程通常都不能够履行最初的契约。
• 有些政绩工程建设本身需要协作生产，即 政府在提供物品时，需要民众的配合与协 调。
• 政绩工程不仅为民众提供一种公害物品， 损害民众自身消费市场物品和自我提供物 品的能力，而且还会给当地未来发展造成 负担。这是因为，有很多政绩工程要么是 通过借款和贷款方式来实现的，在没有收 益的情况下，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十分沉重 的债务。
储殷作文模板
储殷作文模板储殷（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朝代——商朝的时期。
储殷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的地方。
首先，储殷时期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分封制特征。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贵族地主阶级和农民工人阶级的分化。
贵族地主阶级通过与周围部落的战争扩张自己的土地，形成了大片的封地，而农民工人则成为了贵族地主的附庸，为他们耕种土地、生产农产品。
这种分封制的社会结构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储殷时期的政治制度呈现出了明显的王权神授特征。
在这个时期，商王被认为是天命所归的神圣之人，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
商王通过祭祀活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认为自己是神灵的代表，是上天所选定的统治者。
这种政治制度为后来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次，储殷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农业经济特征。
在这个时期，农业生产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农产品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产品。
商王通过对土地的分封和对农民的征税来获取自己的财富，也通过对外贸易来获取自己的财富。
这种农业经济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储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宗法制特征。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活动主要是以祭祀活动为主，祭祀活动是商王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
商王通过祭祀活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通过祭祀活动来获取自己的财富。
这种宗法制的文化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储殷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储殷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的地方，这对我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特点，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方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11030061_民主何以“全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元论题及其系统性解读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２０２２ＮＤ０３１４）；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项目（２０２２ＺＤ４３）作者简介：王永香（１９８５—），女，重庆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主政治研究；赵继龙（１９９７—），男，甘肃天水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２０２３ ３Ｎｏ ３，２０２３ 学 术 探 索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年３月Ｍａｒ．，２０２３民主何以“全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元论题及其系统性解读王永香，赵继龙（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质态的调适与升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向。
比之于其他层面展开的讨论，“民主何以全过程”这一视点构成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元论题”。
就结构要素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全”的形成动力不止一端，包括以民主集中制为精髓的实践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相结合的经验铺陈、由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构成的权利聚合，以及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链接的程序展演。
从整体性层面来讲，这些现实要素是系统解答人民民主过程之“全”的重要内容，也是持续走好中国式政治现代化道路、助力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元论题；中国式政治现代化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２３Ｘ（２０２３）３－００４５－０７一、问题的提出不可否认，在现代政治生活的场域中，民主已经成为文明治理的基本标识，“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政治共同体至少在形式上都高度认可了民主的普世价值”。
［１］（Ｐ６０）作为一种直接简明的政治学阐释，“人民的统治”构成了民主的基本内涵。
在这里，“人民”一词内生性地带有国家权力的“来源”与“行使”双重维度，前者意在说明国家权力由谁赋予、归属于谁，后者则重点强调其具体运行与操作问题。
政策网络理论的研究述评
各方交换各种资源 ，包括 资金 、人员 和服务 。③ 结盟 的需 要 。
参与主体为 了寻求拥有共同利益者并结成利益 同盟 。④追逐权
力的需要 。网络主体寻求与有影响的主体建立关系 ，从 而控 制 关键 资源 ，建立权力网络 ，扩大 自己的影响 。相关 主体试 图通 过结成 网络来协调彼此间的观念 、利益等方面 的分歧 ，在政 策
能 ，渐渐从 隐喻式 的分类 学发展成 为完整 的分析理论 （ ｒｈ Ｍａ ＆ ｓ
Ｓ ｉ ，２ｏ ） ｍｔ ｈ ｏｏ 。
综合学者的研究 ，政策 网络 的形成建立在 ４种原 因或者需
要之上 ：①交流信息和意见 的需要 。利益相关者 围绕特定 的实 质性政策议题或政治效能交流相关信息或者建议 。这种情况 往 往发 生在一些重要事件的过程之 中。②交换资源 的需要 。参 与
般而言 ，政 策网络形成的基础是利益纽带 ，然而 ，网络
收稿 日期 ：２ ０ — ２ ０ ０ ８ １ —５
作者简介 ：田雪莹（ ９ ８ ） １７ － ，女 ，满族，黑龙江哈尔滨人 ， 博士后 ，研究方向 ： 企业战略与社会责任 、技术创新与管理； 叶明海（９ １ ） 男 ， １６ 一 ， 浙江宁波人 ，教授，博导 ，博士 ，主要从事企业品牌、公共政策管理研究。
概念界定以及 不同学派的主要观 点进行 了评述 ，并基 于研究现 状，提 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 ：政策网络 ；来源 ；定义；理论发展
中 图分 类 号 ：Ｆ ８ ． ２ ７７ 文献 标 识 码 ：Ａ 文 章 编 号 ： １０ — ９ Ｘ ２０ ）１ ０ ６ — ３ ０ ４ ２ ２ （０ ９ ０ — ０ ８ ０
过程 中采取一致行动。
一
是一个隐喻 ，用以指涉政策过程 中所有公 、私部 门行动者间 的
知识、制度、利益理解中国改革的三个维度
知识、制度、利益：理解中国改革的三个维度2021-08-29 09:58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胡键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实践过程，但近年来对中国改革的理解越来越简单化，甚至仅仅用“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之类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改革这一复杂的社会实践。
①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否存在的问题，即便存在，仅仅用这样一个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改革，笔者认为这也是不科学的，它会导致对中国改革的理解的片面化。
中国的改革是从方案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同时也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重大利益调整。
这一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涉及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是经济开展政策的核心，只有在有效的制度之下才能带来经济增长。
因此，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那么是确保利益增长的必要手段，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整体性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但是，制度创新并非是毫无依据的，必须要在一定的知识存量的根底上才能确保制度创新的成功，否那么制度创新会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
基于此，本文将从知识、制度和利益三个维度来理解中国的改革。
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学术界的成果所见不多。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分析经济结构(即制度)变化的原因时，不仅涉及了收益(即利益)问题，而且也指出知识的重要性。
他认为，“除非根底知识存量增长，否那么，新技术创造最终将陷入收益递减〞，“知识存量和技术存量扩大人类福利的范围，但它们不决定人类在那些范围内怎样到达成功。
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
②从诺斯的这段话来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其一，知识会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其二，知识并不决定经济结构的变革方式；其三，诺斯所说的知识并不包括制度和技术，而仅仅是指科学知识。
后来，也有学者如拉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提及知识对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但他所说的知识特指社会科学知识，认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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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理论视阈下王永江新政之探析[摘要]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分为自然“存储”和社会“存储”，其中社会“存储”的有效开拓与补偿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王永江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重要决策人物。
在担任奉天省财政厅长和代省长期间锐意推行新政，比较成功地开拓和补偿了曾经一度枯竭的社会“存储”。
但是，由于张作霖在“整饬军武”和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与物力，使社会“存储”不能够得到再开拓与再补偿，良性经济循环遭到了破坏。
王永江的新政也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存储”理论，王永江，奉天省[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23-05赋税征收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物质保证，也是形成国家经济能力的根本途径。
王永江在辅佐张作霖期间积极推行税收与财政变革，曾一度促进了奉天省的经济发展。
本文拟从“存储”理论的视角探寻王永江的理财思路及其推行的新政与当时奉天省经济发展、衰退的内在联系，以期对我们探究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某些迂回曲折的经济现象有所裨益。
一“存储”理论又称库存论，其主要内容是确定物资库存量、补货频率和一次补货量，以缓冲调节供求之间的不平衡，避免因此而造成损失。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存储”，即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它作为一种社会自我调节的力量而存在，既包括有生产关系的成分，也包含着生产力的因素，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抽象出的某些结晶和沉淀物，并从动态体系上给以新的概括的产物。
一般说来，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自然存储”，即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开拓能力以及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方式等；另一类是“社会存储”，即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积聚的财富。
如果社会结构中“存储”的“输入”等于或大于“输出”，即“存储”的耗费获得了及时补偿，社会呈现稳定发展局面；如果“存储”的“输出”大于“输入”，即社会耗费没有得到及时补偿，造成“存储”的耗竭，则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可以说，“存储”的多少与补充方法是否完善，是反映一个社会结构是否有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志；而如何在“存储”消耗之后及时进行“存储”的开拓补偿，则成为稳定社会最重要问题。
1916年张作霖执政奉天之初，正是奉天省财政、金融最为混乱时期。
连年亏空二百到三百万元，并欠债款一千万元。
日本人乘机一再掀起“挤兑风潮”，致使奉票跌价，官银号濒临倒闭。
1917年5月，张作霖大胆起用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
王永江(1871―1927年)，字岷源，奉天金州人(今属辽宁)，曾任辽阳警务处长、奉天省城税务局长、官地清丈局屯垦局正副局长、奉天省警务局长兼警察厅厅长、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奉天省代省长等职。
著名史学家金毓黻为他著传：“曩论近30年东北政治人才，应以永江为巨擘，以其手眼明敏，长于裁断，具有近代政治家之风度为足多也。
”王永江上任伊始，即以“秋霜烈日”精神，大刀阔斧地改革奉天省财政，进行自然”存储”的开拓和社会”存储”的补偿。
通过王永江的一系列改革，到1921年，奉天省的财政状况己有好转，不仅偿还了1000余万元的外债、弥补了每年两三百万的亏空，还有1000余万元的结余。
“东北财赋之岁增额，有如几何之累进数，库入之丰，允称奇迹”。
从“存储”理论视角分析，王永江主要通过清丈土地、移民招垦、节省财政开支、大力发展实业等方式，成功地开拓和补偿了曾经一度枯竭的社会“存储”。
二根据“存储”理论，社会结构中“存储”越少，抵抗各种干扰的能力越弱。
因此，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要千方百计地对“存储”进行开拓和补偿。
不同的“存储”有不同的开拓与补偿方法和途径。
自然“存储”的开拓与补偿，主要靠扩大劳动对象和提高生产技术等方式来获取；而社会“存储”的增加与补偿，则通过减少社会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法来解决。
王永江在财政变革过程中采取清丈土地、移民垦殖、发展农业试验场和农业职业教育等方式进行了自然“存储”的开拓与补偿。
1清丈土地张作霖主政东北初期，奉天省工商业不甚发达，所以田赋依然是最重要的税源之一。
王永江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必须考虑如何从土地方面增加税收。
民国时期，奉天省土地垦殖的重点主要是对各类官地和熟地进行清查丈放。
王永江于1916年5月任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局长，同年7月兼屯垦局副局长，随即着手奉天省土地一步进行清丈和招垦；担任奉天省代省长后，更是积极办理。
据统计，从1915年至1924年，奉天省共丈放内务府庄地67万余亩、陵产地7.9万亩、各王公庄田167万亩，总计240余万亩。
其中1921年2478亩，1922年17947亩，1923年11132亩，1924年112亩。
清室三陵祭田官地、祭果官地等项土地约有七八十万亩，每年可收入租款二十七八万元，以为祭祀岁修之用，于1925年起也逐渐丈放。
民国时期皇庄丈放，皇室仍享有利权，但浮多地亩归国有。
奉天省丈放“浮多地亩可直接获有数万元之款”。
在王公庄地的丈放中，奉天省更是从中攫取了大量财富。
按照《查丈王公庄地办法》，“所收庄地、基地价款，以二成拨归国有，以八成收归各王公名下存款账簿，专储备领。
浮多地价尽数拨归国有”。
仅1924年，奉天省丈放王公庄地1242692亩，共收入王公庄地八成地价4905017元。
1925年奉天省又下令将未经呈请丈放的各王公庄园“一并收为省有”。
另外，1915到1924年十年间，奉天省共丈放余荒140多万亩，按照平均价格2元计算，大约285万余元。
显然，通过清丈土地、清理浮多地亩及督促垦地升科，奉天省控制的土地数量大大增加了；由此所获得的收入更成为当时的一项大宗收入。
奉天省的自然“存储”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补偿。
2推行移民垦殖政策与清丈土地相呼应，王永江推行招徕移民政策。
辛亥革命时，“奉天省人口已超过1千万，每方里有150人左右，已超过山西、陕西等省。
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人口已成饱和状态”。
因此，大量关内移民大都进入黑吉两省。
为了吸引移民入奉，王永江尽力给移民提供优惠和方便条件。
民国十二年(1923年)，奉天省设立垦务局，分给流民荒地农具种子，新垦驻地三年起科；1925年，奉天省在天津设置移民局，并通过《奉天省垦荒大纲》，规定移民“未到达之前，应由县政府预定地点，分饬各村长详查当地有粮之大户，先令垫借牲畜、籽种及粮食”，解决了移民后顾之忧，从而招徕了许多关内移民。
关内移民给奉天省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
美国学者薛龙即指出：正是移民的劳动，到20世纪下半期，才使东北成为中国农业最丰产、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3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土地的开垦和利用程度，是自然”存储”增加与否的主要标志。
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程度高，土地利用系数大，自然“存储”则随之增加。
关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王永江把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视为最重要的途径。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王永江从发展农业试验场人手。
1922年王永江令奉天省实业厅设立棉业试验场，勘定省会大西门外第一苗圃造林隙地51亩为场地，开办费790元，常年经费986元，专门进行棉花的品种和种植技术实验㈣。
在王永江的积极倡导下，1924年奉天省洮昌道设立了道立林木场，附设农事试验场，位于辽源卧虎屯地方，占地158垧3亩。
该场育有美利奴羊60余头，栽培树木数万株，经费由道属15县均摊，每年1万元。
一批农科职业学校也先后成立。
康平县立农科职业学校1923年2月成立，设桑蚕科、园艺科。
安东县立农科职校1923年3月成立，设蚕桑科、园艺科。
怀德县立农科职校1923年8月成立，色水稻科。
此后，奉天省又陆续设立了一些农科职业学校。
如昌图县立农科职校、绥中县立农科职校等等。
农业试验场和农科职业学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地利用系数，提高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程度，促进了奉天省自然“存储”的开拓与补偿。
三社会“存储”的补偿主要靠减少社会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来解决。
社会“存储”的耗费之后能否得到正常补偿的关键，剔除突发性的干扰因素，一般决定于社会的自我耗费量。
如果社会的自我耗费能限制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存储”的消耗就一般能得到补偿；反之，如果超出了自然“存储”所能提供的限度，“存储”就会逐步消耗而得不到补偿，从而无力调节对结构的干扰，必然导致结构的瓦解。
王永江首先从减少社会耗费入手进行社会“存储”的补偿。
1节省财政开支王永江节省开支的第一个办法是极力精简机关人员编制，节制冗费。
如当时省长公署第一科负责人事、吏治、财政、外交、蒙旗事项。
所管之事，相当繁多，除会计、庶务、收发、管卷部分不算在内以外，仅有主任一个、主稿一人、科员四人、办事员三人，一共不足十个人。
各机关的经费也甚为节约。
教育厅、实业厅经费每月仅奉大洋二至三千元。
在王永江任职期间，厅长上班均乘人力车，不准购买汽车。
同时王永江认真审查各行政部门财政预算，预算以外用款严格控制，绝难批准。
王永江更是以身作则，自己身边不设秘书，凡事亲自批阅。
王永江还提出加强地方财政款项监督来节俭开支。
1917年9月，根据王永江财政报告，奉天省公署发出《关于奉省财政困难已达极点筹议裁并机关缩减经费》的通知；1921年11月，奉天省公署颁布《统一各县管理地方公款主任办事细则》；1923年1月31日，王永江更是明确下令“大幅度压缩县区行政经费”。
王永江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节省财政开支办法是废止严重亏损且将来没有收益希望的官营事业，“建立有利可图的企业”，并提出“官有财产有归民实之必要者，速归民实，以免损失”。
2规范税收政策规范税收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
王永江担任财政厅长后，首先加强对财政官员管束。
王永江制定奖罚章程制度，按照税捐局所在地的耕地面积、商户、人口数及农副产品生产情况等来决定各税捐局的年应征税额。
如果超过规定税额，按照超过的收额数量，提出若干层，作为奖金。
奖金归税捐局长以下人员分劈。
若果税收定额完不成之税捐，考核其原因，如因自然灾荒等，可酌情减税收定额。
如因税收人员办事不力，或有贪污等情，即按章惩处。
同时，王永江尽行撤换不良捐局长，改变了以往各县知事与税捐局长虚报、贪污的积弊。
由于王永江“先之以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决定税收比额，严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
一时榷税之吏，皆股栗听命”。
奉天省财政面貌为之一新。
王永江在民国初年税捐收入的基础上，做出预算，厘定税目。
把税捐进行更进一步分类，如统捐包括出产税、豆税、销场税、术植税、茧丝税、粮货税和船税等。
正杂各税包括契税、矿税、出井煤税、酒税和酒牌照税、烟税和烟牌照税、渔税、剪税等。
从而，改变了过去税目繁多、征收不便的积弊，也利于各地规范化管理与征收。
3发展实业积极发展实业是王永江一贯主张，尤其是提出了政府应投资于实业，并把官有营业视为一项重要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