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以我国防范电信诈骗政策为例
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

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xx年xx月xx日CATALOGUE目录•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概述•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形式•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过程•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案例分析•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的影响与挑战•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的优化路径01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概述大众传媒是指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向广大受众提供新闻、信息、娱乐和教育等服务的大众传播机构。
定义大众传媒具有广泛性、时效性、互动性和跨地域性等特点,能够迅速传递信息,引导公众舆论,塑造品牌形象,并推动社会发展。
特点大众传媒的定义与特点定义公共政策是指政府为了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规范。
特点公共政策具有目标性、权威性、时效性、灵活性和综合性等特点,能够调整社会关系,引导社会行为,配置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
公共政策的定义与特点03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扮演着信息传递者、舆论引导者、社会监督者和合作伙伴等多种角色。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01大众传媒是公共政策的重要传播渠道公共政策需要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公众传递相关信息,引导公众舆论,推动政策实施。
02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具有舆论监督和信息反馈的作用,能够帮助政府及时发现政策问题,调整政策方向。
02大众传媒的公共政策参与形式媒体直接报道某个公共政策议题,介绍政策内容和实施计划。
直接报道媒体深入挖掘公共政策背后的故事,分析政策产生的原因、影响和挑战。
深度报道媒体针对某个公共政策议题进行系列报道,从不同角度呈现问题的全貌。
系列报道媒体报道媒体揭露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回应。
媒体舆论监督曝光问题媒体对政府公共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推动政府改进政策。
批评政府媒体进行调查性报道,挖掘政府官员或政策制定者的不正当行为。
调查性报道倡导行动媒体倡导某种行动或行为,推动公众参与和配合。
以“唐慧案”为例分析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

以“唐慧案”为例分析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近日,“唐慧案”成为了舆论的热门话题,此案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与讨论。
就此案而言,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法律层面上的,更是在政策层面上的。
自媒体在此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政策议程的设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从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方面进行分析:一、自媒体对唐慧案的热议引起社会关注自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得每一个人都拥有了发声的权力,唐慧案发生后,社会各界愈加关注,并且在自媒体平台上热议不断。
这种关注度的提升,让舆论更加关注到政策层面上的重要性,进一步推动了相关政策的改变与完善。
二、自媒体带动公众舆论,影响政策制定过程在唐慧案的背景下,通过自媒体传播相关信息,不仅仅能够引发大众的共鸣与反响,更能够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例如,通过自媒体上的文章、视频等形式,公众表达出对相关政策的不满与质疑,让政策制定者看到公众的声音与观点,对政策的制定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自媒体直接参与形成政策的过程自媒体平台不但能够引导公众舆论,更可以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
比如,网络上的一些知名自媒体人物,他们熟悉网络生态、了解群众需求,能够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人气优势,参与到一些政策的制定中,让政策更贴近于实际。
四、自媒体能够传递政策信息,增强公众知晓度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同时,也需要把政策传递给公众,这样才能让公众了解政策、知晓政策,并更好地参与到政策的实施中来。
自媒体平台便是这方面的重要渠道,通过网络传播,快速传递政策信息,让公众更好地知晓政策并参与到实施过程中来。
总之,唐慧案的发生将自媒体与政策议程设置关联起来。
运用自媒体这一平台,不仅能够引导公众的关注和舆论,而且也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的思路、意见和建议,从而更好地推动政策改革、完善,为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借鉴和启示。
网络舆情传播与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

网络舆情传播与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万旋傲摘要网络舆情传播在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过程中彰显了重要力量,这其中,哪些关键因素对政策议程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基于对我国214起舆情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网络舆情的传播热度和网络舆情的事件特性都对政策议程的形成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当舆情事件所指向的公共政策可行性越高、舆情传播热度越高、政策诉求越高、有同质事件发生时,该舆情事件触发政策议程形成的概率越大&关键词网络舆情政策议程舆情传播热度事件特性Network Publich Opinion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Ageeda Setting in ChinaWan XuanaoAbstrach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social issues into the policy agenda, online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highlights its important powea,among which,which key£oc W v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cy agenda is the cov issue cencerned by this papea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214 cases of public opinions in China,it is found that both the populaVty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event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have a sic-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polica ayenda.To be spcciCc,the more feasible the public polica directed by public opinion events is,the higher the popu-larita of public opinion cemmunication,the higher the polica appecl and the oc-网络舆情传播'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currencc of homogeneous events,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that such public opinion ev/ntt will triggeo the formation of police agenda.Key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Police Agenda;Public Opinion Intensity;Ev/ntt Characteristics-引言1962年,政治学家巴查赫和巴热兹的《权力的两方面》一文,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文章指出,权力具有两方面,一方面在于能否影响决策过程,而更重要的是在于能否设置议事日程。
简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简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作者:王世进来源:《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2期摘要: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具有双面性,应用恰当,则会保护和体现公众利益,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的发展秩序,否则,就会产生负面效应,使本来并不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公众的生命财产和阻碍社会问题的解决。
因此,运用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对于正确把握报道议题的角度及倾向性极为重要。
关键词:大众传媒议程设置议程设置功能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及其功能的解读议程设置。
美国传播学者麦康于1972年首先提出了议程设置论,认为议程设置是一种直接探讨媒介如何引导公共形成舆论或转变已有舆论的理论假设。
其中心思想一是公众的知晓权,即媒介将事件或问题告知公众,而公众则依据媒介提示的层面或内容思考问题;二是公众与媒介的一致性,即公众对问题的看法是依据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进行有效判断。
由此可见,媒介设置议题时,通过围绕特定目的而达到一种影响社会、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这就决定了媒介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
议程设置功能。
“议程设置功能”是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以及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
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如果强化某类新闻报道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就需反复播出该话题,形成一种强制信号,潜移默化般地把这种信号输入公众脑中,公众依据这种信号自然也就衍生出一种类似的信号,至此,二者也就达到了统一,形成正向发展关系。
具体而言,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可分成三部分过程:第一,媒介自身议程,即对讨论的问题根据需要界定其重要程度和影响社会力度的大小;第二,公众自身议程,即公众观念来源,判断的深度、力度和广度,主要是媒体自身议程影响的结果;第三,政策自身议程,即公众议程的结果,将会影响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促进事件朝着更加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三者其实是发出——反馈——改进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相互关系。
以“唐慧案”为例分析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

以“唐慧案”为例分析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唐慧案”是中国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起事件,涉及到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自媒体在近年来迅速发展,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对社会舆论和政策的形成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通过以“唐慧案”为例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唐慧是一名重庆女子,2017年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2019年11月25日,网上出现了一段唐慧在监狱内被性侵的视频,并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
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也成为了自媒体热议的焦点。
自媒体在报道和评论中,对唐慧案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舆论导向,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影响。
在唐慧案中,自媒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自媒体对唐慧案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和分析,使得案件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
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大量关于唐慧案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吸引了大量的阅读者。
在自媒体的影响下,唐慧案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通过对案件的深入报道和分析,自媒体促使了政府和社会对该案件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和关注,从而对相关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媒体在唐慧案中对社会舆论进行了引导和塑造。
自媒体在报道和评论中,对唐慧案进行了舆论引导和煽动,引发了社会上的强烈情绪和讨论。
一些自媒体平台对该案件进行了煽动性的报道,制造了一些不实的言论和情绪,影响了社会对该案件的真实认识。
这种舆论引导和塑造,使得唐慧案成为了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对政府和相关部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媒体在唐慧案中对政策议程设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通过对案件的报道、舆论引导和对政策的影响,自媒体在唐慧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慧案也反过来影响了自媒体的发展和规范,对自媒体的责任和影响产生了一定的警示和启发。
但需要说明的是,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政策议程的形成不仅受到自媒体的影响,还受到政府、利益集团、公众舆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电信诈骗的社会影响与应对措施

电信诈骗的社会影响与应对措施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信诈骗案件屡屡发生,给社会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给人们的生活和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危机。
本文将探讨电信诈骗的社会影响,以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来减少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电信诈骗的社会影响1. 经济损失加剧:电信诈骗犯罪团伙不断研发新的诈骗手段,目的在于盗取个人和企业的财产。
大量的资金被骗走,给个体和经济体带来沉重的损失。
2. 信任危机:电信诈骗让人们对社会与网络世界的信任受到冲击。
一旦受害者上当受骗,他们往往会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对其他交易也产生怀疑,这将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3. 人身安全受威胁:除了财产损失,电信诈骗还可能对个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一些诈骗犯罪团伙使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或者敏感信息,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二、应对措施1. 加强宣传教育:政府和媒体应加大对电信诈骗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民众的防范意识。
宣传活动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发布宣传手册、开展媒体广告等形式进行,向广大民众普及电信诈骗的常见手段和防范方法。
2. 加强执法打击:执法机构应加强与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合作,形成打击合力。
同时,加大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加强对电信诈骗犯罪行为的调查和定罪力度,从根本上削弱犯罪分子的犯罪动力。
3. 提高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是防范电信诈骗的重要前提。
政府、企业和个人应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意识,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如完善网络防火墙、加强密码保护、及时更新安全软件等,确保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4. 加强跨部门合作:电信诈骗不仅仅是警察和司法机关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各个部门的合作。
公安机关、通信管理部门、银行、电信运营商等应加强合作,共同研究技术手段和政策措施,构建多方协作的机制。
5. 增加惩罚力度:加大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法律制裁力度,提高犯罪成本。
同时,完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相应的立法措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段和方式,提高法律的适用性。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麦库姆斯肖在当代,竞选者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通过大众媒体向人们展示自己,而不是直接出现在人们面前。
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成为许多人接触政治的唯一途径。
包含在新闻、专栏文章、社论中的竞选者的誓言、承诺和高谈阔论,成为人们决定是否投票的依据。
人们所知道的事情,大部分是通过大众媒体或其他人获得的第二手或是第三手信息。
虽然,还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大众媒体能在竞选中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态度,但有一些相当有力的证据显示,选民能从大量可得到的竞选信息中获知情况。
当然,人们对大众传媒提供的政治信息的关注程度因人而异。
有些人,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并对政治抱有很大兴趣(包括一些最不可能改变政治信仰的人),积极地搜寻信息,而大多数人是在轻而易举的情况下获得信息的。
正如贝雷尔森精辟地指出:“在任何问题上,多数人‘听到’,但几乎没有人‘认真倾听’。
”但同时,贝雷尔森还注意到,那些与媒介接触最多的人最有可能知道竞选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立场。
特莱那曼和麦奎尔在对1959年英国大选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选民们确实从大众媒介那里获知情况。
并且很明显,他们直接按照媒介对竞选运动中的问题的强调程度而获知事件。
对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格外关注的朗夫妇发现:“大众传媒迫使受众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它们树立政治人物的形象,它们不断地向大众建议他们所思、所知、所感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也许,柯恩对这一假设的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的阐述最为简洁。
他指出,报纸“也许多数时候在告诉人们持什么观点方面并不成功,而在告诉人们考虑什么问题方面却惊人地成功”。
大众传媒或许对人们态度的方向或强度影响不大,但学者们假设,大众传媒为每一个政治竞选运动设置议题,影响人们对政治问题的重视程度。
研究方法为了便于调查在1968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的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本项研究试图将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称之为竞选运动中关键性议题的问题与他们在竞选运动中通过大众媒介获得的实际内容相比较。
大众传媒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调查及对策思考——以新兴媒体为例
大众传媒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调查及对策思考——以新兴媒体为例-就业指导论文大众传媒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调查及对策思考——以新兴媒体为例大众传媒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调查及对策思考*——以新兴媒体为例刘子婧张雨涵黄益辉(成都理工大学四川成都610059)摘要: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自制问卷对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学1000名在校本科生进行抽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870份,有效回收率为87%。
全部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当前部分大学生怀疑新媒体信息的真实性,质疑新媒体的权威性,导致部分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观混乱,对社会的信任度下降。
针对新兴媒体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问题,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净化网络环境,新媒体应提高媒介素养,强化“把关人”的角色,大学生应提高思辨能力,从三个方面努力,更好地发挥新媒体在大学生价值观引导上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价值观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6.0400引言新媒体是以信息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它是区别于报刊、广播、影视等传统媒体的新兴传播方式,是依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简言之,新媒体较之于传统媒介,信息化体现地更为明显,它变得更加开放,几乎成为了整个社会和时代不可缺少的工具。
据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新网民最主要的上网设备是手机,使用率为64.1%,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
学生群体占比为38.8%,在整体网民中占比最大,在职业结构上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的最大群体。
二者结合不难发现大学生是使用网络的主力军,新媒体以其独特的功能和魅力强烈地吸引着最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大学生群体。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研究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研究第一章:引言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问题进行解决的途径。
而大众传媒则是在政府进行政策解决过程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通报消息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平台,用来促进公众对公共政策的互动和反馈。
因此,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政策的实施和落实,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联系1.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大众传媒其作为新闻媒介,可以在政府想要提出政策或决策的时候及时报道其想法。
此外,大众传媒也可以通过采访和调查向公众呈现问题以及政策的内容。
也可以向公众提供政策的基本知识,更好的理解和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
因此,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紧密相关。
2.大众传媒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实施大众传媒既能够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时也能够影响政策的实施。
一方面,传媒可以通过调查采访等方式,对于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关注并加以引导。
同时,传媒对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进展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和理解政策的实施情况,促使政府及时调整和改善政策。
第三章:大众传媒如何帮助政府更好地达成公共政策目标1.在宣传政策,推进政策的落实方面在公共政策的宣传推广和落实方面,大众传媒有着重要的地位。
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媒体宣传,将政策宣传到公众中去,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认识政策,并能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同时,大众传媒在政策落实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报道、呼吁等手段,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工作,协助政府推进政策的落实。
2.提出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政策制定的形成,或政策宣传的形式,同时还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获取公众意见的重要渠道。
政府部门或官员在得到传媒通过分析问题、梳理论点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后,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问题,并能够更及时地向公众作出反应和回应,最终推动相关政策得到较好的、有意义的推进。
以“唐慧案”为例分析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
以“唐慧案”为例分析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唐慧案”是指2021年3月,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唐慧遭遇了一起恶性事件。
唐慧被指控动用职权打人,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这个事件中,自媒体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它对政策议程的设置和影响也引起了热议。
自媒体是指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进行自主创作和传播的媒体形式,其传播途径主要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平台和自媒体平台等。
在“唐慧案”中,自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通过报道、评论和舆论引导,影响了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对政策议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媒体通过报道和评论塑造了事件的公共认知。
在“唐慧案”发生后,自媒体迅速展开了报道和评论,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向公众传递了事件的细节和背景,激发了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和热议。
自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影响了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将事件置于了公共议程之上。
这种公共认知的形成,直接影响了公众对政策问题的关注和诉求。
自媒体通过舆论引导影响了公众对政策议程的关注重点。
自媒体在报道和评论中往往会选择性地突出某些事件细节,夸大事件的影响,甚至向公众传递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念和立场。
在“唐慧案”中,一些自媒体通过舆论引导,将事件的焦点聚集在城市管理、公共权力行使、公民权利保障等政策议题上,引发了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讨论。
在一定程度上,自媒体的舆论引导影响了公众对政策议程的关注重点,引导了公众对政策问题的关注和表达。
自媒体在“唐慧案”中对政策议程的设置和影响十分显著。
自媒体通过报道、评论和舆论引导,塑造了事件的公共认知,影响了公众对政策议题的关注重点,通过评论和呼吁对政策议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媒体在“唐慧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政策议程的设置和影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也要看到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影响的局限性。
在“唐慧案”中,自媒体在设置政策议程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影响仍然受到了一些限制。
自媒体的观点和立场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容易受到自身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其对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偏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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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Exploration理论探索90 传媒∷MEDIA 2018.10(上)
通过代表性发声来强化舆论引导,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形成治理合力,做好以网络为基础条件的政府环保传播工作。
作者系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处副处长本论文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城市烧烤大气污染治理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240041008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1]范俊玉.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2]张萍,晋英杰.大众媒介对我国城乡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04).[3]金鸣娟,卞韬.大众传媒在农村生态文明传播中的作用及对策研究[J].东岳论丛,2015(11).[4]杨英,戴雅娜,徐运红.生态经济建设中媒体语言的引领策略[J].生态经济,2015(05).
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以我国防范电信诈骗政策为例文/刘砚硕
摘要:本文基于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框架,建立了大众传媒-多源流模型,并采用案例分析法,将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功能设置、舆论功能与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相结合。通过对防范电信诈骗政策出台的研究,发现大众传播媒介在普通社会问题与焦点社会问题上对政策议程制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前者阻碍了社会问题提上政策议程,而后者推动了社会问题提上政策议程,对我国议程设置现代化、合理化具有借鉴意义。关键词:大众传媒 议程设置 多源流理论 电信诈骗
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联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两部委、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针对电信诈骗犯罪共同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该通告首次提出了“对所持有的电话进行实名登记,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真实身份信息登记的,一律予以停机;个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员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资金24小时后到账”等防范电信诈骗的源头治理政策,这标志着我国防范电信诈骗政策成功提上议程。该政策的出台源于轰动一时的“徐玉玉事件”——山东一位18岁女生被电信诈骗团伙骗取9900元大学学费,导致心脏骤停,不幸离开人世。一时间,“徐玉玉事件”迅Theoretical Exploration理论探索
传媒∷MEDIA 2018.10(上) 91速登上媒体的头版头条,引起了政府官员的高度重视。在“徐玉玉事件”被媒体报道后的3个月,《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通告》就正式出台,而防范电信诈骗政策是如何成功提上政策议程的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政策出台中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仍需进一步探讨。一、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机制1.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功能源自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的重要学术观点,他认为:“我们就像这些囚犯一样,也只能看见媒介所反映的现实,而这些反映便是构成我们头脑中对现实的图像基础”。简而言之,大众传播媒介为我们提供了简化真实环境的模式,从而为我们设置了现实环境或事件的议程,议程设置的过程就是在公众的头脑中不断树立起对公众事物的突出形象。大众传播媒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议程设置”现象,是由于媒介必须从最近一段时期内发生的事件中有选择性地报道新闻。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信息筛选与过滤的“守门员”,担任着选择信息以及如何报道信息的任务。公众所了解到的时事,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很大程度是大众传播媒介“守门”功能的结果。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建立起具有重要意义的总体性事物;第二层面则是决定这些事物中的哪些方面是重要的、需要报道的。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看,第二层与第一层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是由于前者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构建重要事务,从而组成公众和媒介的“议程”。2.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力还取决于它们与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如果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精英阶层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在这一阶层很可能会影响媒介议程,并且也会相应地影响公众议程。大众传播媒介与外部来源之间存在着四种类型的权利关系。第一种类型是强大的外部来源和强大的媒介。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如果双方一拍即合,那么就会构成积极的共生关系,从而共同对公众议程产生强大的影响。第二种类型是强大的来源和弱小的媒介。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外部来源将会掌控媒介。在我国政府(外部来源)与媒介的权利关系就属于第二种权利关系类型。大众传播媒介是党的喉舌,各级媒体都分别属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监督和管理,媒介议程也会相应地受到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影响。第三种类型是弱小的来源和强大的媒介。在这种权利关系中,媒介机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设置自己的议程。第四种类型是媒介和外部来源的权利都很弱小。在这种权利关系中,公众议程就会由事件本身来设置,而不受非媒介或领袖的影响。例如,在有关自然灾害的报道中,就是由这个事件本身来设置议程。媒介、领导人或者公众都很难在这种情况下设置议程。
二、“大众传媒-多源流”模型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日益开放、民主、多元化的变革社会与多源流理论所主张的动态性、系统性相契合,因此,中国社会为多源流理论的发展及中国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虽然,现阶段应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视角利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则能有效拓展多源流理论中国化的适用性和范围性。将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源流理论结合诞生的大众传媒-多源流模型,从问题源流上解释了焦点事件的产生,从政策源流上提供利了多重话语表达的通道,从政治源流上改善了绝对话语权,从而增强了多源流模型的中国适用性和解释力。1.大众传媒产生“被把关”的问题流。在我国,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党的喉舌,除了起到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的作用,同时,也是政府官员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换言之,社会问题进入问题源流必须引起大众传播媒介的关注,才能引起政府官员的关注。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大众传播媒介又是如何将社会问题进行选择性的报道或宣传?又是以怎么样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说,大众传播媒介对问题源流的“把关”表现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普通社会问题处理机制。大众传播媒介在对普通的社会问题进行报道或宣传时,媒介与外部来源(即政府)的权利关系属于弱小媒介与强大外部来源类型。在这种权利类型下,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问题的报道或宣传受到政府官员意志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引导了社会舆论的导向,制约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表达。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问题和事件的报道和宣传,从而建立起了一种具有公信力的观点,不断的引导和说服公众持有相同或者相近的观点,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导向。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无法接收到未公开发表的观点,持有与媒介不同的观点始终难以被媒介所接收,与其相应的社会问题也难以被媒介报道。因此,这类社会问题想要被媒体报道并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就须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社会问题集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和矛盾,使问题本身成为焦点问题或者突出的社会问题;二是社会问题被改革者发现并提出,从而打破在该问题上的沉默螺旋。Theoretical Exploration理论探索92 传媒∷MEDIA 2018.10(上)
第二种是焦点社会问题处理机制。当焦点社会问题发生时,大众传播媒介与外部来源(政府)的权利关系属于弱小媒介与弱小外部来源类型。在这种权利类型下,媒介和政府难以影响对该事件的公众议程设置,焦点社会问题按照事件本身的发展来设置公众议程,并引起媒介与政府官员的关注。2.大众传媒构建“交互式”的政策流。处于中心与外围的政策共同体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占据中心地位的政策共同体相对排外和封闭,处于外围的政策共同体则较为依赖中心政策共同体。而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将政策宣传与政策反馈有机结合,构建了核心政策共同体与外围政策共同体的交互式沟通途径。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缩小了政策信息鸿沟,推动了参政的均等化,为外围政策共同体与核心政策共同体沟通奠定了基础。21世纪以前,互联网在我国还未普及,政策信息传递通道不畅通,政策信息被视为机密在少数精英阶层中传播,政策决策过程相对封闭。获取政策信息的多少与获取政策信息者的社会地位有直接的联系,社会地位高更容易获取更多的政策信息。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政策信息的鸿沟逐渐被填平,推动了政策参与均等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在政策共同体之间建立的互动机制使得政策共同体成员间政策话语权的博弈出现了新的变化。处于中心位置的政策共同体开始向外寻求政策互动,而处于外围的政策共同体利用自身专业技能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对政策信息进行宣传和解读,对决策者绝对的政策话语权产生了冲击,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使处于中心与外围地位的政策共同体之间的政策互动模式出现新的变化,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媒介议程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更加明显。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党的“喉舌”,既服从党的约束和管理,又赋予了新闻自由的权利,而大众传播媒介参与议程设置的过程则有利于实现“管”与“放”之间的动态平衡;此外,大众传播媒介参与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收集和整理社会各阶层合理性的评论或批评,将公众的利益诉求呈献给相关政府部门,从而在议程设置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的“交互式”平台。3.大众传媒推动“多元化”的政治流。在大众传播媒介普及的时代,国民情绪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表达,公众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访谈等传播媒介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倾向,民意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力,对政策议程设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大众传播媒介在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促进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形式不断向良性互动发展。处于中心地位的政府仍然主导着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与结果,但政府推动政策议程的方式从强硬推行转变为软化互动。在多元政策共同体、大众媒介监督、活跃的媒体民意三者共同的推动下,政府必须重视每个群体中突出的社会问题与诉求,在社会和谐稳定与政策贯彻实施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开始潜移默化地展开心理上的“软化”,同时根据相关利益群体的反馈不断修改建议,在不断“软化”和“互动”过程中推进政策议程实现。其次,随着网络与移动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微博、微信等媒介上的意见领袖可能是知名评论家、明星或者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这一类人的规模不大,但都具有广泛的受众和一定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促成主流意见的形成。网络时代的意见领袖群体具有相近的价值取向和兴趣,他们不仅在大众传播媒介上表达民众的诉求,而且不断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促成大规模民众积极参与的网络行动。
二、基于“大众传媒——多源流”模型的案例分析
1.防范电信诈骗案例回顾。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因网络用户个人信息泄露而遭受电信诈骗的事件频频发生。据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6》显示,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我国6.88亿网民被电信诈骗团伙欺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915亿元人民币。电信诈骗团伙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活动日益猖獗,从涉及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渗透到网络账号和密码、银行账号和密码、购物记录、出行记录,并且形成了“源头——中间商——非法使用人员”的黑色产业链。尽管电信诈骗是我国诈骗犯罪的重灾区,但政府对防范电信诈骗的政策主要采取宣传、教育、提高公民防范诈骗意识等手段,也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直到“徐玉玉”事件的发生引发了我国对电信业的整改并出台了相应的防范电信诈骗政策。2.问题流分析。在“徐玉玉”事件发生之前,大众传播媒介与政府的权利关系属于强大来源与弱小媒体类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媒介议程,即对新近事件进行选择性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对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时,将与政府工作、政府政策、政府官员等有关的重大事件进行优先报道,将电信诈骗金额小、涉案人员少的事件排除在媒介议程之外。电信诈骗的事件不断被媒介议程掩埋,政府、官员无法接收到公众对于电信诈骗问题的诉求,导致电信诈骗案件难以得到政府和官员的持续关注,问题源流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