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著名教授

西南联大著名教授 △ 陈寅恪 在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常常斜躺在走廊的藤椅上，一句话不说，两眼怒睁，看着茫茫黑夜。 每次亲友来吊唁，陈寅恪必一一还礼，或鞠躬，或叩首，虽极度疲倦，礼数不减分毫。 陈寅恪原本就有眼疾，丧礼上频繁的弯腰和低头，诱发了视网膜脱落，导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经同仁医院大夫检查，确诊为右眼视网膜剥离，急需手术治疗，不可延误，但手术后，要相当一段时间来休养。 得知情况后，陈寅恪选择不做手术，宁可失明，也要离开沦陷区。 11月3日，背负国仇家恨的陈寅恪，隐瞒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 有人奉日军之命，开出优厚条件，请陈寅恪到已沦陷的上海教书，被他严词拒绝。他说，我和父亲一样，同日寇不两立。 为躲避日寇迫害，陈寅恪出走香港，不久，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陈寅恪一家，被困在九龙。 在困居九龙的日子里，陈寅恪一家，几无下锅之米。 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君葆，指派了两名职工，携米十六斤、肉罐头七罐，前往陈宅救济。两位职工回来报告，陈寅恪先生一家，已经挨饿三天了。 为了买到一点食物，陈寅恪典衣卖物，最后竟然到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程度。 有个叫松荣的日本学者，因仰慕陈寅恪的学问，遂写信给日本军部，求他们照顾一下。 随后，日本宪兵来到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 宪兵们拼命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夫人，就拼命往屋外拖，誓死不吃日军的面粉。 陈家两父子，秉持的是同一种骨气。 这种骨气，自古及今，一以贯之，每到民族危难时，便在中华大地驰骋纵横，乃至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南开学生胡淑珍，清华教授陈寅恪，以及和他们相似的一众师生，终将于这个大时代，汇聚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上演震撼世界的传奇。 按下启动按钮的人，是三位校长：清华梅贻琦，北大蒋梦麟，南开张伯苓。 △ 梅贻琦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合并，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的成就，源自三位校长的团结。 梅贻琦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这个敬业中学堂，就是南开的前身，也就是说，梅、张二人，原本就有师生之谊。 △ 张伯苓 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拍拍蒋梦麟的肩膀，对他说，我的表，你戴着。意思就是，哥们儿，你做我的代表。 北大校长蒋梦麟，办事能力很强。 △ 蒋梦麟 傅斯年曾对胡适说，论学问，蒋梦麟不如蔡元培，但办事能力，比蔡元培高明得多。蒋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条狗。 蒋梦麟知道后，不以为意，表示认同。他说，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北大功狗。 这位办事能力超强的“北大功狗”，在进入西南联大后，崇尚起了“无为”。他说，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有一次，梅贻琦在提名联大院长时，清华所占比例居多，引起北大师生不满。 一些北大教授，跑到蒋梦麟那里“告状”，要求分校而治。这时，钱穆说了四个字，“此为何时？”周围人听罢，都沉默了。 钱穆认为，国难当头，当以和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而此时此刻，必须同舟共济。 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不可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 张伯苓、蒋梦麟以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而联大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梅贻琦的肩上。 梅贻琦倚重教授。 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在于有没有好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每当遇到重大事件，梅贻琦都注意听取有威望的教授的意见。别人问他办学主张，他回答三个字：吾从众。 梅贻琦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我这个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的灵魂。 有的教授拼颜值，有的教授拼才华，西南联大的教授，拼的是“命”。 朱自清开了三门课：国文、宋诗、文辞研究。 △ 朱自清 其中，文辞研究作为选修课，较为冷僻，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如此，朱自清仍然细心备课，安排考试，丝毫不懈怠。 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仍然坚持为学生批改作文。夫人看不过去，让他赶紧休息，朱自清说，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 为节省时间，朱自清在书桌旁放了个马桶，给学生改了一通宵作文，自己拉了三十多次痢疾。天亮时，朱自清脸色苍白，双眼凹陷，人都脱了相，仍坚持去给学生上课。 陈寅恪讲课，自成一派，只需看他肩上挎包颜色，便知道今天讲什么。黄色代表佛经文学，蓝色代表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上课时，陈寅恪喜欢平铺直叙，擅长引经据典。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单是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足足用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不敢随便走进他的课堂。 陈寅恪讲佛典时，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的助教和讲师，都赶来听课，本科生反倒没几个，为此，陈寅恪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 北大历史系学生王玉哲，曾对傅斯年研究《齐物论》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刊物上反驳。 后来，傅斯年在西南联大担任文科研究所所长，招研究生，王玉哲想报考，又怕傅斯年对他有芥蒂，几番犹豫下，还是壮着胆子报了，结果被录取，师生相处的很好。 杨振声指导大四学生写论文，题目是曹禺研究，这位学生迟迟未能完成。杨振声约其谈话，原来，该学生观点与他不同，怕导师通不过，故导致拖延。 杨振声对他说，只要认真研究，掌握材料，言之有据，便可写成论文，观点不必雷同。若师生一个模子刻出来，那学术还谈何发展？ 沈从文教书，为了让学生省事，不怕自己麻烦。 △ 沈从文 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找不到，就自己抄在竹纸上，待到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有一次，有个学生写了篇小说，对话富有哲理，颇为自得。沈从文看后，说道，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写对话，要贴着人物来写。 该学生听后，受益匪浅，多年后，成为小说大家，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汪曾祺。 豪华的教师阵容，让西南联大声名远播，不仅惠及联大的学生，还吸引了很多社会各界的“旁听生”。 当时，有位30岁出头，体态丰盈的大姐，成为西南联大国文课上的常客。 这位大姐，有课必到，风雨无阻，坚持每堂课都做笔记。 当时有好事者，见她不像学生，便四处打听来历，一问才知道，这位大姐，就是赫赫有名的“民国奇女子”施剑翘。 1935年，施剑翘为报父仇，只身一人前往天津佛教居士林，用勃朗宁手枪刺杀了大军阀孙传芳。施剑翘投案自首后，因社会各界人士声援，于1936年被特赦出狱。 姜文电影《邪不压正》中，周韵扮演的关巧红，就是以施剑翘为原型。 西南联大的旁听生中，除了施剑翘这样的巾帼英雄，还有大才子，比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 教授牛，学生牛，甚至旁听生也牛，还都是世界级的牛，西南联大，不愧是中国大学的珠穆朗玛。 然而，西南联大并不是偏安一隅的象牙塔，当时炸弹满天飞的昆明也绝非世外桃源，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漫长的八年里，从始至终都面临着两个严峻考验： 第一个考验：没钱。 第二个考验：随时有生命危险。 1938年4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梅贻琦之邀，设计西南联大的校园。 △ 林徽因、梁思成 梁思成夫妇加班加点，一个月后，将设计方案搞了出来，结果很快被否决，原因很简单：经费不够。 此后的两个月，梁思成一再调整方案，将高楼改成矮楼，将矮楼改为平房，将砖墙变成土墙。 最后，相关负责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梁思成，经校委会决定，除了图书馆的屋顶用青瓦，部分教授用铁皮屋顶，其余一律以茅草覆顶，另外，砖头和木料再削减一半。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梅贻琦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甩在他办公桌上，茅草房？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就算要盖茅草房，现在的木料，都不够用的！ 梅贻琦一声长叹，正因如此，才需要你这个高手，来严格裁定木材啊。思成，你想一想，若没有这些茅草屋，学生就得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如今共赴国难，你就勉为其难，再改一改吧。 梁思成听罢，心中一软，泪如雨下。 几个月后，一个叫杨振宁的16岁少年，考上西南联大，住进了梁思成设计的茅草屋。 △ 杨振宁（右） 杨振宁的教室，是铁皮屋顶做的，下雨的时候，叮叮咚咚响个不停。教室的地板是泥土地，没过多久，就变得坑坑洼洼。 教室的窗户，还没有玻璃，刮大风时，需要拿东西把窗户纸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杨振宁和他的同学们，住得不好，吃的穿的也差，但他们苦中作乐，不以为意。他们将掺杂谷子和沙粒的糙米饭命名为“八宝饭”，把穿漏底的鞋称为“脚踏实地”。 1940年，昆明的物价，居于全国首位，并且不断高涨。在最紧张时期，联大教授每月薪金，仅合战前的8元左右。 闻一多一家，从每天三顿饭改为两顿，干饭不能维持就喝稀粥，蔬菜从白菜豆腐降级为豆渣。为了贴补家用，闻一多开始给人刻图章，文人雅士的爱好，成了谋生手段。 △ 闻一多 梅贻琦家里有五个子女，夫人韩咏华没工作，仅靠梅校长的微薄薪水度日。 为减轻负担，韩咏华联合几个教授夫人，研制出一种碗糕出售。她们用红糖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的字样，取名“定胜糕”，取抗战定胜之意。 一开始，她们将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后来，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手提篮子，直接上街叫卖。 夫人如此，教授们也各显神通。 物理学家赵忠尧设计出制造肥皂的工具，在家里生产“中和牌”肥皂；航空系主任王德荣，研制出了“西曼”墨水；生物系的汤佩松，直接建了一个酒精提炼工厂，给当时的医院提供医用酒精。 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学生，只好甩卖物品。他们当掉冬天的衣服，购买新学期的参考书，等天气变冷，又把书当掉，将冬衣换回来。 西南联大师生，不仅食不果腹，在日机的频繁轰炸下，还常有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