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的关系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戊戌维新百年祭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戊戌维新百年祭近日与友人闲聊，围绕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思潮研究，无拘无束，议论评点。
虽是信口说来，倒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且有些问题，问的尖锐，答的爽快，与时贤所见略有不同，似亦可为寂寞文苑增添几分闹意。
耐不住友人的怂恿，记下要点，公诸于众。
如能博得新老朋友开心地或宽容地一笑，在下就要拱手说一声"谢谢"!洪秀全思想的特点友：老兄研究近现代思想史多年，为什么不见你写文章赞扬太平天国，是不是对这个革命有点有同的看法?袁：正因为我是研究近现代思想史的，便不想给太平天国唱赞歌了。
太平天国那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当然应该好好研究。
我念大学一年级时便读遍了当时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罗尔纲先生的着作，相当入迷。
从那时开始我一直关注着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
有些着作的水平确实很高，真是人才辈出。
可是，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着眼于有没有给一个国家或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增添什么新的内容。
应该紧紧盯住时代风云造就的思想家们的活动轨迹，揭示其中蕴含的时代、社会和历史的信息。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太平天国自然是文化学或社会思潮研究的不可忽视的课题，但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能提供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
在我看来，在这块瘠土上耕耘的人已经过于拥挤；而就自己说来，唱赞歌于心不忍，评头品足又不合时宜，所以就三缄其口了。
友：难道洪秀全不是革命的思想家，建立了一套革命的思想体系吗?袁：洪秀全无疑是革命的领袖，且是唯一的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始终的领袖。
不过，无论就政治或军事上说，他都平庸无奇。
前期实际的政治、军事领袖是东王杨秀清。
造反开始不久，在永安封王便规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永安封五王诏》，《洪秀全集》第18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在《天朝天亩制度》中规定的操作体制中，身为军师的杨秀清，实际上处在总管一切的位置上。
而且他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对洪秀全有所不满也可设法治一治，后期也有他人代为策划。
戊戌维新运动发生的原因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发生的原因和教训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
那么，戊戌维新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戊戌维新运动的教训有哪些?下面就由店铺来告诉你们戊戌维新运动发生的原因和教训吧!戊戌维新运动发生的原因政治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民族的危亡激发民族意识。
经济上：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思想上：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万国公报》和强学会的建立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继续宣传维新变法。
不久，他们联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演讲。
随后，他们又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发行。
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形成了。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洋务运动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
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
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
各地先後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
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
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
当时齐集在公车上书，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连署。
戊戌维新与新文化运动
戊戌维新与新文化运动19世纪末，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内部落后，清朝已经岌岌可危。
为了挽救局面，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了“戊戌变法”——即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的核心是推行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强化国家实力，要求推行“改旧图新、兴学育人”。
其中，文化领域的改革，旨在借鉴西方的先进文化，弥补中国文化的缺陷。
受到戊戌维新的影响，中国的文化界也开始兴起自己的改革运动——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激烈对话与碰撞。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极为重大。
它代表了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过渡阶段，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空气开始活跃，在各种场合展开对传统文化、儒学等的批判，思想上的解放和民主观念的萌芽，都在这个时期萌发。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包括：胡适、鲁迅、周作人等。
胡适主张“文学为人类服务”，把文学置于生活之上，大力推崇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鲁迅则呼吁“民主主义文化”，关注民众生活状况，大力鼓吹文化革命，用藐视和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周作人则在文艺领域大力宣传现代思想，提出“个性解放”的问题，倡导文艺“虚心求真，大胆创新”。
此外，新文化运动还影响到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当时，“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倡导的是“新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结合。
在这场运动中，人民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反叛，形成了主张民主、科学的思想风潮，奠定了新思想阶层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基础。
总之，戊戌维新和新文化运动，都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它们超越了个人、超越了政治制度，更多地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思想意识的改革和中国文化遭遇现代文化时的冲撞和转型。
正如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所言：“百年中国没有过国家，只有阶层。
”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它不仅是国家、民族发展的标志，更是对国家、民族发展做出决定性贡献的源泉。
地主阶级维新派(戊戌变法)
地主阶级维新派(戊戌变法)1898年，中国正面临着深重的危机。
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民众疾苦。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群有识之士站了出来，他们主张变法维新，以图救国救民。
这批人被称为地主阶级维新派，他们的核心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维新。
他们的上书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在全国各地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们发表文章，举办演讲，甚至创办了报纸《时务报》，以传播他们的思想。
1898年，光绪皇帝决定采纳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建议，实行变法维新。
这一年被称为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也被称为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官制，废除科举制度，实行新式教育，改革军事制度，发展工商业等。
然而，戊戌变法并没有持续太久。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康有为和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
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它让人们看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同时，戊戌变法也暴露了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他们虽然主张变法，但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这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要事件，它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让我们看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地主阶级的局限性。
地主阶级维新派(戊戌变法)1898年，中国正面临着深重的危机。
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民众疾苦。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群有识之士站了出来，他们主张变法维新，以图救国救民。
这批人被称为地主阶级维新派，他们的核心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维新。
他们的上书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在全国各地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们发表文章，举办演讲，甚至创办了报纸《时务报》，以传播他们的思想。
维新派的教育实践背景
一、引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腐朽，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发起了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
在教育领域，维新派人士提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口号，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
本文将从维新派的教育实践背景出发，探讨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二、时代背景1. 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民族危机19世纪末，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纷纷侵略我国。
甲午战争后，我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民众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日益加深。
2. 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端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以科举考试为核心，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培养不出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
科举制度导致社会阶层固化，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官职紧密相连，使得教育成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
3. 民主思想的传播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民众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积极传播民主思想，呼吁改革教育制度。
三、理论基础1. 启蒙思想维新派人士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认为教育是开启民智、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普及教育、救亡图存”的观点，强调教育对国家命运的重要性。
2. 人才观维新派人士认为，国家兴衰取决于人才。
只有通过改革教育制度，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
3. 现代教育理念维新派人士主张借鉴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如普及教育、分科教育、职业教育等，以提高国民素质。
四、实践意义1. 打破封建教育制度束缚维新派的教育实践打破了封建教育制度的束缚，使教育成为培养人才、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
2. 促进民族觉醒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民众觉醒，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民族复兴奠定基础。
3. 推动社会进步维新派的教育实践推动了社会进步，培养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五、总结维新派的教育实践背景源于我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和封建教育制度的弊端。
戊戌变法与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与维新运动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危机，民族危亡的形势迫使人们寻求改革和变革的道路。
在这一背景下，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应运而生。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改革目标、改革措施等方面，全面分析戊戌变法与维新运动，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和影响。
一、历史背景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危机阶段的产物。
在这个时期，清朝政府的内外压力日益增大，国内各方面问题也逐渐积累，使得很多人都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和变革。
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改革目标戊戌变法旨在挽救清朝，使其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恢复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它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增强国力，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体系。
维新运动则更为广泛，旨在彻底改革中国社会制度，摒弃封建主义，建设现代化国家。
它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倡导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追求经济独立和民族复兴。
三、改革措施1.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尝试建立立宪制度，以提高政治透明度和公正性。
同时，它还试图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维新运动主张适度的立宪，通过推行议会制度、设立宪法等手段来实现政治上的改革，增加人民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2.经济改革戊戌变法推动了一系列的现代化经济改革，包括银行业的改革、邮政系统的建设、促进工商业发展等，以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
维新运动强调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倡资本主义经济，并倡导民族企业家的崛起，以推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国家的工商业发展。
3.教育改革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都重视教育的改革，致力于让中国人民接受现代化的教育。
它们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人才，以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四、意义和影响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都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封建向现代化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开启思想解放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思想，启发了他们对封建体制的批判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系探析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系探析随着历史发展，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其中戊戌变法可以说是其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改革行动。
戊戌变法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本文将探讨戊戌变法以及其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首先，戊戌变法的推行，不仅从政治制度上重构了传统中国的封建政治，而且在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例如，自强运动使人们对旧有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屈从产生了怀疑，从而促进了思想开放。
同时，改进教育体系，推广普及教育，努力推进国内产业的发展等许多方面的改革，也使得中国朝着近代化的步伐迈进了一步。
除此之外，戊戌变法极大地开放了南北方之间的壁垒，形成了共同的国家意识，并激发了国家崛起的念头。
这种思想的传播，激发了民族情感及文化认同，这一过程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和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戊戌变法为后续的改革行动奠定了基础。
戊戌变法之后，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戊戌变法中美国化政治、立宪制度等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基础。
可以说戊戌变法为后面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前因支撑。
当然，在戊戌变法推行之后，也遭遇了种种问题和反对意见。
尤其是由于改革的推行方式以及推行者的背景等因素，导致了官员和士人阶层的反弹、反对和攻击，这也对戊戌变法的推进带来了很多限制和困难。
此外，戊戌变法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变数和复杂情况，比如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八国联军的入侵、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互相矛盾及其它国际影响因素等，都给戊戌变法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和困难。
总的来说，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意义非常重大。
它不仅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而且还为中国后续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其中包括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的建立，以及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开端，从而对今天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
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江中孝2012-05-04 09:41:18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6期内容提要：以往有关戊戌维新历史的著述总把康有为视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氏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百日维新时期光绪皇帝为推行新政所颁发给京城内外臣工的上谕，除各项改革措施外，就书籍而论仅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张之洞的《劝学篇》影响最大，光绪帝所强调的戊戌变法的指导思想也与这两本书的主张基本契合。
康有为在资历、品性、学术上都难以令人信服，其思想学说在规模空前的维新实践中也难以起到理论指导作用。
关键词：戊戌变法指导思想康有为《校邠庐抗议》《劝学篇》作者简介：江中孝，《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晚清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广东广州510610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说成是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康有为的“两考”在当时虽如梁启超所说的在学术思想界引起震动，但除康门弟子和少数人外，几乎受到新旧人物的一致反对。
朱一新、洪良品、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陈宝箴、王先谦、叶德辉甚至张荫桓、郑孝胥、陈庆年、章太炎都对康有为的学说不以为然，①“两考”也先后被朝廷以上谕的形式诏令毁版。
②连光绪皇帝和他身边主张变法的大臣都影响不了，难道会成为这场变法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本来是不言而喻、无须辨析的。
但奇怪的是，既往有关戊戌维新历史的著述总把康有为视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著作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这场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指导。
笔者近年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百日维新时期，光绪皇帝为推行新政所颁发给京城内外臣工的上谕，除各项改革措施外，就书籍而论，仅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张之洞的《劝学篇》，这两本书在当时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戊戌变法戊戌六君子与百日维新的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戊戌六君子与百日维新的失败原因1850年代末至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
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次重要改革，曾被寄予厚望，然而却以失败告终。
在这其中，戊戌六君子是当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本文将探讨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始于1898年，光绪皇帝下诏实行变法，六君子被任命为变法首要领导者。
他们试图借鉴西方制度，推行各项改革，包括设立新政、变法维新等。
然而，变法遭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与反对，内忧外患交加，最终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结束。
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发生在1898年光绪皇帝被软禁期间，他下诏实行一系列改革，试图挽救国家危亡。
维新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但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民族危机的加剧，最终也未能成功。
失败原因保守势力的强大：中国当时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对变革持强烈反对态度，导致了改革的困难和阻力。
缺乏有效执行：改革虽有雄心壮志，但在执行层面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执行力，导致了改革措施的难以贯彻。
外部干预：外国列强的干涉加剧了中国的危机，限制了国内改革的空间和时间，加剧了改革的失败。
国内矛盾激化：改革过程中，各方利益冲突激化，社会矛盾加剧，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和动荡的加剧。
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情况下，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次重要改革，虽然意图良善，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希望我们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前行。
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保守势力的强大、缺乏有效执行、外部干预以及国内矛盾激化。
这两次改革的失败，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反思。
戊戌变法,挽救民族存亡的斗争思维导图脑图
挽救民族存亡的斗争戊戌变法（1898）背景阶级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并逐渐登上政治舞台思想原因：洋务运动推动西学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促进了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为维新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原因：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资产阶级维新派早期维新派的产生以及特点代表人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主张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维新派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康有为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思想观点的核心：托古改制，主要目的是减轻阻力地位：康有为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合乎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论依据，其思想被称作“思想界之一大飓风”“火山大喷火”梁启超代表作：《变法通议》思想观点：明确指出变法的根本在于改变政治制度，宣传伸民权、设议院地位：维新派的宣传家谭嗣同代表作：《仁学》思想观点：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念，批判君主专制、宗法等级制度及纲常礼教，倡导男女平等地位：批判纲常礼教最为激烈严复代表作：《天演论》译稿思想观点：用进化论阐述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地位：系统地将近代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主要活动公车上书（1895）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中国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端宣传维新思想刊物《万国公报》《时务报》--当时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报刊《国闻报》--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报纸南北呼应②团体强学会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保国会百日维新开始标志：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措施政治除旧：裁撤闲散衙门和冗员布新：准许臣民上书言事，允许创办报纸经济除旧：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布新：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军事除旧：裁减绿营布新：建立新式军队文化教育除旧：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布新：将书院、祠堂等改为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选派留学生结果戊戌六君子 被捕遇害评价性质戊戌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与爱国救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影响戊戌变法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开端，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次变法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对中国社会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动了近代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历史教训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899-1900）义和团运动（1898-1900）原因根本原因：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矛盾激化直接原因：外国传教士在山东活动猖獗，民众的反教会斗争此起彼伏口号扶清灭洋过程1898 年，义和团在山东、河北一带兴起1899 年，先后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袁世凯等，对义和团进行镇压1900 年春，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以“招抚”代替“剿灭”，承认其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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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第 12 卷 第 4 期 邯郸师专学报 2002 年 12月 Vol. 12 No.4 Journal of Handan Teachers College Dec. 2002 论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的关系 刘焕峰1 , 张 波2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政治教研室，河北 石家庄 050000； 2. 邯郸师范专科学校 历史系，河北 邯郸 056004) 摘 要：新教传教士为传教而参与维新，戊戌维新派为挽救危亡而推动变法，两者之间交往密切，形同师生，共同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的浪潮。同时，新教传教士的弱点也影响到了戊戌维新派。 关键词：新教传教士；戊戌维新派；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32(2002)04-0049-06 100 多年前，在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该运动的兴起虽源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刺激。但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是变法运动的两大推动力。[1]( P296)维新派力图用变法维新运动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中力挽狂澜；而新教传教士则为变法维新运动推波助澜。两者之间交往亲密，联系密切：维新派视新教传教士为“吾人维新运动的一位良师”。[2](P130)新教传教士则视维新派为“我们的学生”。[3](P99)师生之间又遥相呼应，互相援引，共同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的浪潮。 一、“良师”的“醉翁之意”和“图报”情节 1860 年以后，新教传教士借助于炮舰的威力，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教。由于他们身份特殊，加上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文化掮客”的作用。他们打着知识传教的旗帜，利用建学校、译西书、办报刊等方式向中国传播西艺、西政、西教等西学。例如傅兰雅创办的图文并茂的杂志《格致汇编》“专译西国农、矿、工艺、格致等报，而以言政治之报辅之，亦间载重要时事”[4](P69)；狄考文、丁韪良等传教士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 1877—1890 年间出版教科书 100 多种，3 万多册，其中包括算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宗教、伦理学等书籍；尤其重要的是“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的广学会（初名同文会）及其报《万国公报》的创办，更加加大了西学的传播力度。西学的传播对当时中国人民思想解放，对近代化人才的培养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教传教士不但宣扬西学，还针砭时弊，倡言革新。他们指责洋务派“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单讲西国枪炮之势力”[5](P232)；指出中国政治上下不通情，官民不相通，批判八股 —————————————— 收稿日期：2002-04-19 作者简介：刘焕峰(1975—)，男，河北南皮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基础课部讲师，史学硕士。
502002 年 邯郸师专学报 第 4期 ——————————————————————————————————————— 取士的科举制度。他们在批判时政时，还“屡进善言，赞襄善举”[5](P247)，提出具体的革新措施，如（英）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提出：“亟行变通改革者：一曰教民之法，二曰养民之法，三曰安民之法，四曰新民之法”[5](P233)；（美）李佳白在《上中朝政府书》中提出：“养民有要”、“教民知本”、“和睦有序”、“武备亟讲”四大端[5](P249)；在《改政急便条议》中提出：“重农而奠民食”、“取才以获实用”、“建学以储人才”、“专任以定趋向”、“制禄以劝官吏”、“设法以励操守”、“举善以公仕路”、“经武以备不虞”等八事[5](P252)；（英）甘霖在《中国变新策》中提出撮举新法四条：“善待救世教会以博收道学”、“广立庠序以参考西学”、“任设报馆以增益知识”、“建造铁路以广商务”[5](P265) 等等。 新教传教士不但倡言改革，而且还亲自投身到维新变法洪流之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推进中国的革新运动。新教传教士经常与维新人士会晤，共商变法大计，他们在“开启民智”方面，建议维新派办报刊；针对维新派组织涣散，行动不一的状况，他们建议维新派广集社、立团体。对这些建议维新派无不采纳。新教传教士还亲自参加到这些团体之中，如李提摩太、李佳白、白礼仁都曾列名强学会。其中李提摩太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周旋于各派之间，协调各方推进变法。他曾尽力平息李鸿章胸中的怨气（李鸿章因想加入强学会遭拒绝，而对维新派心存怨恨），他还会见了翁同龢、孙家鼐等人，据苏惠廉所著《李提摩太传》中说，李提摩太“用书劝人和亲自会面中国官员绅士，受（李）氏的感力，多至不可计数”[6](P237)，并非是夸大之辞。戊戌政变前，为挽救危机，李提摩太又北上入京，出入英馆，寻求援救。政变后，他又致电英驻上海领事，要求搭救康有为，使康脱险。尽管人们对英救康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李提摩太致电上海领事求救却是事实，其电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故事后，梁启超致信李提摩太说：“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不已。”[7](P417)李提摩太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为中国变法奔走呼号，出没于顽固派刀丛剑林之中，实属不易。其后，在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论现在救中国的问题，我是尽力所能”[6](P234)。这也的确是实情。 那么，新教传教士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的革新运动呢？这是因为： 第一，新教传教士的“醉翁之意”在于传播“上帝的福音”。 传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他们所以热衷于西学的传播，一方面是想把科学置于宗教的控制之中。狄考文认为，中国终归要引进西方科学，传教士应设法把这种西学置于基督教的控制之下，而不应落到唯物主义者手中[8](P96)。但是使传教士始料不及的是，以后事实的发展，却是科学成了维新派抵制宗教的工具。另一方面，传播西学是为了减少传教的压力，促使中国人信教。正如唐才常所言：传教士所引进的“所谓西学者，不出呻吟彼族之天主、耶稣各经旨”，其意在“使人渐平其恶教之心，与彼相安无事而已。”[9](P193)。 在传教士的革新言论之中，也不乏为基督教褒扬者，以为其传教开通道路。甘霖在《中国变新策》中提出的撮举新法四条中第一条即为“善待救世教会”，还说，“传教士奉其善道，劝世化民，断不可凭籍权势”，“教会则推爱己及人之道，无远弗届，爱邻国如己国，故中国兴立新学，舍教士而鲜有能助之者”，“彼天主、希腊等教蒙不敢越俎而言，惟吾耶稣救世教，深愿有一举。”[5](P266)这些无非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为扩大教务大开方便之门。 第二，新教伦理的影响。新教是 16 世纪西欧宗教改革的产物，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
512002 年 刘焕峰, 张 波：论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的关系 第 4 期 ——————————————————————————————————————— 起而产生的革新派别。它“强调的是此岸的拯救，是从现实的苦难中解脱”，使“人们的心灵从追求天国的虚幻来世的拯救转向现世的生活和劳作”[10] (P166)，它宣扬“因信称义”，使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繁琐礼仪和压抑封闭式的苦修中解脱出来，使宗教生活世俗化，使人的个性得以解放。正因如此，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才能够接受科学，并能产生革新思想。新教还宣扬“天职观”，使世俗生活宗教化，他们认为所有世俗的工作都是神圣的，都是在光耀上帝，这就使他们对各自世俗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并努力在各自工作中恪尽“天职”。这就使新教传教士能够进行世俗的西学传播和革新变法的宣传工作，并为此殚精竭虑，往返奔波。不但在中国是这样，即使在近代日本也是如此；是新教，特别是美国的新教在日本通过创办印刷出版业和新闻事业等，向日本民众灌输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使“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扭转„„其结果构成了全面吸收西洋文化学问的趋势。”[11](P77)中日两国这种相同的情况并非是一种巧合。 第三，新教传教士的“图报”情结。诚然，在近代中外冲突之中，外国传教士是站在本国政府一边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在他们倡导革新的言论中，也不乏为本国谋利益的企图。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提出的中国应办九事中，有五事要求聘用西人。为什么要用西人呢？用李佳白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宜用本国之人，以其性情同而关系重也。然而时会所乘，局势各变，有时不得存畛域之见„„况中国近数十年间渐用新法，而习新学，而制新器，以至生财济民之术，多取法泰西各国，斯不能不用西国之人。”[5](P257)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在李提摩太聘用西人的五事之中，有四事要求用英美之人。还说，“其当用英美二国者，因英美„„两国并无忮心，皆不好战，最宜襄助中国耳。”[5](P240)其为本国谋利之心昭然若揭。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些新教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能将他们和本国政府完全等同起来。这些新教传教士或由于久居中国，日久生情，或出于一种宗教徒的宽大、慈悲与诚善的情怀，他们对中国产生的深情厚意，深切期望中国变法革新的愿望也是客观存在的，对此不能完全否认。李提摩太曾言：“於中外之士，言中国宜改行新政者，或正襟端笏，或沥胆披肝，谆谆而道，要皆深望中国之由蹇而解，由困而升。”[5](P251)又说：“士居其国，既与人以同乐，而不能共人之忧，则亦妄人而已，又何士之足贵哉？”“圣门之内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皆不虚也。”[5]( P249)林乐知也说，要中国变法是“区区之心，实于中国不胜其图报地主之情。”[5](P262)变法前后，有的传教士殚精竭虑，上书言政、倡言革新，有的教士不避危险，奔走呼号，既是“图报”情结的体现，也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此情结的感染支配所为。 二、“学生”：借风使船与“买珠还椟” 新教传教士在华活跃，传播西学，倡言革新之时，也正是康梁维新派宣传、领导维新变法时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使新教传教士的言行对维新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早在长兴讲学时，康有为就“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置。”[6](P240)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他又要求弟子读西书。据梁启勋回忆，在万木草堂读书时，“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局（该局翻译馆中有传教士，且均为新教传教士——引者注）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
522002 年 邯郸师专学报 第 4期 ——————————————————————————————————————— 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皆读。”[12] (P63)梁启超不但自己广泛地阅读，他还向读者推荐了大量的西书西报。他说：“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创《万国公报》„„每月一本，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必读焉。”[7] (P456)他尤其称赞《泰西新史揽要》，说该书是“西史中最佳之书。”[7](P455)谭嗣同也曾广泛阅读西书，梁启超初见他时，说他“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6] (P53)谭嗣同所著的《仁学》中“以太”的提出，可能就是受了傅兰雅《治心免病法》的影响。 维新派的革新措施也常受新教传教士的影响，对此无须多言，单就“公车上书”中具体变法措施来说，康有为提出的“富国”、“养民”、“教民”的具体方案与李提摩太的，言论如出一辙。怪不得李提摩太看后，惊呼康有为“把我所做的各种建议都缩小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的见解如此相同。”[3] (P99) 不仅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就是在具体维新行动上，两者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试举几例：(1) 1895 年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天足会，1897 年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在上海发起“试办不缠足会”，1898 年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又在长沙创办“湖南试办不缠足会”。(2) 1897年前，新教已在上海设有女学；1897 年经连三也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所女学堂。(3) 广学会自 1889 年起出版月刊《万国公报》；1895 年 8 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双月刊，也称《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 这些事实的出现，并非都是偶然因素。更有意思的是，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也恰恰是新教的弱点所在： 1. 康梁等人在百日维新前，曾一度流露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羡慕之情，希望中国设议院，走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在运动高涨时，却仅仅提出开制度局的主张，尽管其中原因种种，但也不能不说明这是康梁思想的倒退。与此相类，戊戌变法开始后，传教士纷纷上书献计献策，但很少有人对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发表议论，他们认为设置议院“在中国尚难仿照办理。” [13] (P608)。 2. 人们在谈及维新运动失败原因时，常说维新派严重地脱离了民众。[14] (P272)这种严重脱离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