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分析_刘文化

基金项目：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侦查取证行为规范化研究”(编号:13YJA820015)。收稿日期：2014－04－27作者简介：刘文化(1978－)，男，湖南衡阳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2014年第5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52014第27卷JOUＲNALOFHAINANNOＲMALUNIVEＲSITYGeneralNo．143（总143期）（SocialSciences）Vol．27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法律分析刘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摘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程序设计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申请应该由控辩双方提起，证明的事项应该包括实体性和程序性事实，对于拒不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还要实行一定的惩戒措施，其权利义务应该进一步明晰。关键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程序设计中图分类号：D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310（2014）－05－0113－06

近年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逐渐成为理论及实务界比较关注的问题。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两高三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首次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条件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57条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作出了规定。2012年12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则和规定也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说明。整体上看，我国立法层面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已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基本上还是一些原则性和粗放性的规定，关于侦查人员作证的范围、侦查人员作证的程序等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笔者拟就这些相关问题作一些探讨。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分析(一)顺应刑事诉讼对抗制庭审方式的必然要求1996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法庭审判的对抗制色彩得到进一步强化，通过确立控辩举证与辩论的法庭审判方式，审判中心主义在刑事审判中略具雏形，逐渐成为有效抑制侦查程序弊端的有力武器，法庭审判不再是对侦查结论的简单确认，庭审结果才是最终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唯一依据。现实的问题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控辩双方经常会围绕侦查程序合法性、侦查结论可信性等问题而产生分歧与矛盾，庭审由此陷入僵局，如何更真实、更有效地辨明案件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双重目标，必须依靠亲自参与案件侦查过程的侦查人员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能有效增强庭审的抗辩效果，更好地发现案件真相，帮助法官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实现合理合法判决，最终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效率的价值目标。(二)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应有之义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要求法官、陪审员必须亲自接触案件的所有材料，在审判庭上审查证据，检验物证，让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出庭并亲自听取他们的口头陈述，听取法庭辩论，然后据以对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裁判。言词原则要求法院审理案件，特别是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材料的提出和进行辩论，要在法官前以言词及口头形式进行，这样取得的材

311

DOI:10.16061/j.cnki.cn46-1076/c.2014.05.025料，才可以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相对应的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均不承认证人在法庭之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言词证言具有证据能力。［1］根据以上理论，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或者仅以书面说明代替亲自出庭作证，无疑是一种传闻证据，不但控辩双方无法通过交叉询问来探求案件真相，法官也被剥夺了获知事实真相的权利，因而不可取。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63条也规定：“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法律和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些规定，都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基本内核和要求。(三)维护侦查人员自身权益及抑制违法侦查行为的基本条件司法实践过程中，辩护方当庭对侦查程序提出瑕疵、当庭翻供的现象时有发生，被告人申诉自己遭受刑讯逼供、违心供述的情形也不时出现。为了更好地保护侦查人员自身权益，切实澄清侦查程序的疑点与分歧，侦查人员有必要通过出庭作证来进行必要的回应。这既是对被告方的负责，也是维护侦查人员自身权益从而防止诬陷的正当之举。另一方面，在当下侦查权过于强大而缺乏司法控制的背景下，刑讯逼供导致被告人虚假供述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无法完全避免，为了有效地防止违法侦查行为的发生，实现文明办案、法治办案，在被告人对侦查程序合法性提出异议的时候，侦查人员应该坦荡地出庭接受质证。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强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能使侦查人员充分顾虑出庭作证与被质证可能面临的压力，从而能够有效规避自己的违法侦查行为。(四)适用刑事诉讼制度国际化的潮流和趋势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准则。在英美法系国家，证人是指一切用自己的言词、语言、思想意识等形式对案件事实作出证明的人，不管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都可称之为证人。所以英美法系国家的证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括了所有在诉讼过程中向司法机关提供口头证词的人。［2］由此可以看出，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相当普遍，辩方自然也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需要传唤某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1条规定：“除非本规则另有规定，任何人均有资格作证。”该规则第605条、第606条对第601条的“本规则另有规定”作出补充，规定因职务关系而排除证人资格的主体只限于法官和陪审员，并没有排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资格。［3］在英国，“警察是法庭的公仆”的法律古训深入人心，实践中侦查人员接受法庭传唤却不出庭作证的情况很少发生。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理论一般认为证人是指向司法机关陈述所知案件情况且又不具有其他诉讼身份的人，因而把当事人及鉴定人排除在证人的范畴之外；同时亦主张主办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及侦查人员不得同时为证人。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6条规定：“所有的人均具有作证的能力。”同时，第197条排除了“法官或公诉人以及他们的助理人员”的作证资格。第195条明确规定：“司法警官和警员不得就从证人处得知的陈述内容作证。”德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资格未作明确规定，但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意大利相同。但在另一方面，大陆法系的司法实践也不是绝对排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法国的轻罪审判程序中，法官询问被告人之后，就是询问证人，警察作为控方证人最先受到询问，这说明法国的警察同样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4］

混合法系的日本对证人资格未作限制，《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3条规定：“裁判所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某些场合下，对任何人均可以作为证人询问。”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司法侦查人员职员不是当事人，可以作为证人。”［5］实践中，司法警察可以就勘验结果在公审日作为证人而受到询问。由此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实践上都有其存在的机制和条件，大陆法系国家出于职权主义调查案件真相的强大效应，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上相对保守，但也不是绝对排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而英美法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广度更加深入，显示出其开放包容的心态。411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可行性分析(一)法律基础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的必要义务，其中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与此同时，法律还规定了侦查人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关键环节视情况决定是否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二)司法解释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101条规定：“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

查的，可以由公诉人通过出示、宣读讯问笔录或者其他证据，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11月22日公告）第440条规定：“公诉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

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7号）第68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必要时，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人民警察应当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作证。”(三)司法实践基础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未颁布之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也曾出现个案。2002年3月26日，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作为证人对区检察院指控阿力甫涉嫌贩卖毒品一案出庭作证；2002年4月17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交通肇事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在庭审中两名北京市公交管理局丰台支队的民警分别以案件的侦查人员身份出庭作证；2005年12月21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出台《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首次规定了警察作证制度，要求刑事案件的有关侦查人员和其他执法人员应当依法就其执行职务时直接了解的案件情况出庭作证；2008年，厦门公检法三家也已开始探索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6］2009年4月，由江苏省海安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杨超、张进等人赌博一案，在海安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引人注目的是，海安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民警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这是该院2009年以来试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一次成功实践，此举在江苏省内尚属首例。［7］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具体构建上，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和温州市检察院都做出了更为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并在试行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和效果。［8］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性分析(一)侦查人员作证的条件侦查人员作证的条件是指侦查人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出庭作证。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和57条的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主要限于“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以及法庭调查过程中“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等情形。这一规定，是结合我国当前证人作证比例不高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比较可行和折衷的规定，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比较集中和突出的证据焦点和疑难问题。(二)侦查人员作证的范围侦查人员作证的范围是指庭审时侦查人员需要证明的事实范围，即需要证明什么、能够证明什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