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一)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一)

【内容提要】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新的学术人才的涌现，其中不乏像钱钟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第二是权威性的学术机构真正开始运作，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第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形态基本确立；第四是代表20世纪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论着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

【关键词】人员构成/学术机构/学科形态/学术经典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深化时期。其特征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格局的变化，学者队伍基本上由五四时期及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学人构成，这样的人员结构给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全面的影响。二是现代学术机构真正运作起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巨大的学术机构，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都是在30年代开始全面、系统地实施研究计划。三是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学科形态在这时基本确定。就文学研究而言，小说史、戏曲史、词学、文学批评史、晚清小说史、新文学史等研究专题，从3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或中文系被逐步列为专业课程，由专职人员系统讲授，形成了20世纪特有的文学研究专题，对20世纪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是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论着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像吴梅的《曲学通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钟书的《谈艺录》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论着在这一时期完成或出版。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作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才得以确立。因此，在概括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学术成果时，我们应该注意到30、40年代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即它一方面延续了五四新文化确立的现代学术规范和样式，另一方面，30、40年代的研究者在各个研究的具体领域又体现出自己的研究风格和个性。特别是当20世纪中叶中国学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后，80、90年代所谓学术的复苏，便是直接以30、40年代的学术作为传承和衔接的对象。

一、30、40年代的学术人物

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个性特征，首先是从研究人员的结构变化上体现出来的。20世纪前2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员结构，主要是由晚清学者和“五四”初涌现的一批学术新人为主体。前者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吴梅等一辈人，后者有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复等。到了30、40年代，这些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大都先后谢世。1920年刘师培病逝，1921年严复病故，1922年被王国维视为晚清第一学人的沈曾植逝世。1924年开晚清翻译小说先河的林纾(琴南)病逝。1927年维新派元老康有为离世，同年6月，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尽。1929年，梁启超因手术失败而亡故。到了30年代中期，章黄学派的章太炎和黄侃，以及章氏及门弟子鲁迅、钱玄同也先后逝世(黄侃1935年，章太炎、鲁迅1936年，钱玄同1939年)。而与此同时，“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学术人才，除了少数在20年代初少年得志外，大多数直至2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浮露水面，开始进入各主要的学术机构或兴趣转向文学研究。如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郭绍虞、俞平伯、杨振声、梁实秋等，都是在20年代中后期才到大学任教。此时的胡适是“五四”以来硕果仅存的现代学术领军人物。经历了20年代动荡政局后的胡适，1930年11月重新回到北京大学过完他的40岁生日，随后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生涯。胡适这一时期对学术最重要的贡献，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研究学术外，便是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筹措资金，延揽人才。在研究方面，尽管胡适的

学术兴趣已转向中古思想史研究，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文学的研究。1931年他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30日，在国文系演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2年10月30日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教学上，1934年9月—1935年6月，胡适在国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1935年9月—1936年6月继续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同时增加了“中国文学史”(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讲授)、“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与傅斯年、罗庸合开)和“传记专题实习”课程。1936年9月—1937年6月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并与马裕藻、罗庸、郑奠合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在北京大学的建设方面，胡适争取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经济资助，增加了北大的经济实力，使之有能力在学术上做一些事。文学院延聘的人员中，经胡适聘请的学者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朱光潜等。北京大学学术声誉的重建，对30、4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起着稳定和推进作用。(注：参见耿云志编《胡适评传》，P226～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胡适之外，30年代中国学术的构建，在人员组成上，有两批人最值得注意，一是20年代中后期30年代初从欧美回国的留学人员。像傅斯年、杨振声、洪业、陈寅恪、闻一多、梁实秋、朱光潜等；二是30年代中期开始至4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及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一批学生，如钱钟书、李长之、程千帆、林庚、王佐良、王瑶等。前一批人对30年代文学研究的贡献，首先是他们对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术机构，正是通过他们在30、40年代的有效组织工作而声誉鹊起。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所拟定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强调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性，使得以后的《史语所集刊》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刊发有所留意，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杨振声本人是新文学家，他在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期间，延聘了包括朱自清、俞平伯在内的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杨振声之后，朱自清担任中文系主任，此间，闻一多受聘担任中文系教授并一度替代朱自清代理中文系主任。可以说，清华中文系主任人选基本上是由“五四”时期涌现的新派人物掌握。这些人受新文化运动和西方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有着较为新颖的思想视野，同时又有着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由他们来聘任清华中文系的学者，自然有不同于传统的选拔标准，如担任国文课程的教授刘文典与杨树达，对新思想也是持开放、接受的态度。有这样一批学者来研讨学术，传授文化，保证了后来清华大学中文系能够持续发展，形成所谓的清华学派的研究特色。(注：关于“清华学派”这一概念，最早由王瑶提出，后有不少人附议。参见王瑶《我的欣慰和期待——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诞生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王瑶《润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30年代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培养出一批学术新人。他们是前一批人的学生，他们的重要不仅是在精神气质上体现了老师的治学风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做的工作比起老师、前辈来更显得具体、系统和扎实，是师辈学术思想的发扬光大。这些后起的学人中，被后世誉为学术大师的人物可能不及晚清和“五四”时期来得多，但这一辈学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真正称得上是专家。如，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李长之的文艺批评、程千帆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钱钟书的中国诗文鉴赏、王佐良的英国文学研究等，都被后来中国学术界所广为认同。上述两批人构成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最主要学术阵容。除此之外，还有两批人值得注意，一批是20年代至30年代逐渐从苏联、日本回国的人员，如周扬、胡风以及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等人，他们不是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专注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人，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他们的论着更多地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思潮特征。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运用，与这些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另一批则是被视为文化立场较为保守的学者，如吴宓、黄侃、汪辟疆、陈衍、柳翼谋、冒鹤亭、唐文治、钱基博等。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

持有亲和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中反对将学术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直接挂钩。在他们看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相比，政治、经济、军事等可能都不及西方，惟独文化上中国文化可以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特别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并不见得落后于西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注：如陈衍在回答钱钟书问学时认为，科学技术是西方发达，但文学则是中国的优秀。参见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他们对30、40年代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教学上，从20年代开始至40年代，他们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像吴宓主持的清华国学院，唐文治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馆，柳翼谋所在的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以及黄侃、汪辟疆对中央大学文史人才的培养，都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注：参见孙敦恒编著《清华国学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陈其昌、胡子远《唐文治传略》，收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申耆《柳诒征传略》，收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另：柳诒征培养的学生可见《同学子弟传略》，收入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程千帆《＜汪辟疆文集＞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但总体上讲，这两批人在当时的整个学术格局中还是处于边缘状态。所谓边缘，是指他们的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以及学术地位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像那些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文学的学者，比较多地停留在对苏俄文艺理论和思想观点的译介和初步运用上。如，20年代后期太阳社的一些成员及周扬、冯雪峰等人在30、40年代发表的论文，除了文献价值外，其自身的学术思想的成熟程度还不能与同时期研究传统文学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也就是说，这一时期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及苏俄文艺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的论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被后来研究者公认为是学术经典的作品很少。这可能与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的生长环境有关，即苏俄的文艺思想在当时主要还是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受到当局的压制，研究和传播这些思想的学者在政治上也常常受到迫害。因此，这一派的学术研究不可能像别的学术研究那样得到充分的支持和发展。至于像吴宓、黄侃、汪辟疆、柳翼谋、钱基博、陈衍等一批学者，虽然也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机构教学、研究，但他们不是决策者，不构成这些学术研究机构的主流，而且有些学术机构本身也不是学术重镇，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有特色的研究被保留而已。如，吴宓主持的清华国学院虽然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史研究人才，但整个国学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从1925年筹办至1929年停办，只持续了四年。后来，吴宓仅仅是清华外文系的一位名教授而已，根本没有学校决策的大权。至于吴宓筹办的《学衡》杂志及他负责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最终也因社会影响越来越小而自动停办。相比之下，像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集刊》、容庚负责的《燕京学报》(有几期由顾颉刚负责)和朱自清、闻一多等参加编委的《清华学报》等，是作为学术机构的正式出版物得到政府和学校的资助，能够连续不断地出版下去，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当然较之前者稳定而巨大，扶植和培养的学术人才也多得多。不仅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学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学术史上构成了一种现代的学术研究的承传关系。也就是说，所有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学者，大都与上面提到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目前所见的从学术史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论着，较多地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学者的研究方法、思想观念和学术成果方面。如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黑龙江大学与《文学遗产》编辑部编辑的《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及吕薇芬、张燕瑾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系列丛书等，大都体现了这样的研究特色。但与此同时，对20世纪重要的学者之间的学术思想的交流情况，目前还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学研

究的学术更新，与当时学术机构中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员流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因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的经历不同，往往影响到他们看问题和理解问题的方式。譬如，30、40年代文学研究与前20年文学研究的不同，尽管是通过研究方法、思想观念和研究成果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从根本上讲，还是30、4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其成长背景和知识结构与前20年主宰中国文学研究的学人很不一样了，即30、40年代的四种主要类型的研究者基本上是纯粹的学者为主，而且，30、40年代的思想文化也脱离了文化革命的氛围，进入到一个文化重建的思想阶段。学者们普遍愿意坐下来系统研究问题，那些能够提供给学者研究问题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很快就成为思想文化的研究重镇，那些占据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也往往能够成为一种主流的研究。相反，那些脱离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倒是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但在20世纪前20年，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人，首先是文化革命舆论的制造者，至于整个社会文化空气则洋溢着一种革命的情调。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学研究很自然地会着眼于新范式的创建，注重学术拓荒，而系统的、精确的研究往往来不及充分的展开。所以，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有大气象，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但在细节考证及论着的篇章结构安排上依然有不少瑕疵，而较为完整周全的研究要到30、40年代才出现。30、40年代像陈寅恪从史学的角度对唐代诗歌、小说的研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朱自清对“言志”、“载道”说的历史梳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夏承焘的唐宋词研究、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钟书的古典诗文鉴赏，的确都是堪称典范的专家研究。因此，回顾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进展，应该首先注意到学术研究队伍的构成、变化以及带给一个时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二、30、40年代的学术研究机构

大学和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全面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学术研究可以摆脱大学和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影响而单独存在，中国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而中国现代学术机构首先当推北京大学。虽然北京大学是在蔡元培手里完成现代转型的，但在20年代前期，北大曾一度陷于困境。那些“五四”时期的文化风云人物，差不多都离开了。1920年陈独秀逃离北京到上海，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7年4月，李大钊被害。同年，刚从日本回国的胡适被迫滞留上海，随后几年在沪上靠教书撰稿为生。(注：1928年1月22日，丁文江函告胡适不要回北京，因天津当局审判并杀害高仁山，判词中牵涉到胡适。1929年9月4日，胡适复信周作人，说：“我此时不想到北京来，有几层原因，一是怕搬穷……二是因为二年以来住惯了物质设备较高的上海，回看北京的尘土有点畏惧……三是党部有人攻击我，我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菽。”参见《胡适往来书信集》(上)，P459，P543～544，中华书局，1983。)经济上北洋政府忙于军阀混战，克扣教育经费，教师的薪水长期拖延不发，以至北京高校爆发教师集体向政府索薪的风潮。可以说，在北伐结束之前，中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学术结构的建设也处于停顿状态。一些学人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虽然对当时的学术起到推进作用，但无论规模还是社会影响，都还是有限的，更不要说研究基金的资助了。直到北伐结束，2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30年11月，胡适重新回到北京大学，1931年1月，蒋梦麟执掌北大校长，聘任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随后，聘任大批留学人员到北大任教，并颁布《国立北京大学学则》。蒋梦麟有美国留学背景，思想上倾向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早在20年代初发表的《北大之精神》中，他就倡导“大肚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这种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他治理北大的活动中。正是由于他的支持，胡适才得以在30年代的北京大学全面实施自己的学术计划。(注：陶希圣曾说：“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校务会议不过讨论一般校务。”“国立各大学之间另有聚餐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会所内随时举行，

有梦麟北大校长，梅月涵(贻琦)清华校长，适之及枚荪两院长……清华会餐席上，适之先生是其间的中心，梦麟是决定一切之人。北大6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6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评传》，P227～2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整个30年代的前6年，在胡适的学术生涯中，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确定了他几乎一生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凡是胡适在未来年代中想要研究的学术问题，在30年代前6年基本都涉及了。诸如中古思想史研究、文学史研究、《水经注》研究、清代重要思想人物研究等等。在文学研究上，他虽然没有像研究思想史那样全身心地投入，但对孙楷第的中国小说研究的提携和推荐，对郑振铎、陈寅恪《西游记》小说研究成果的关注，都是30年代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而且，像胡适这样身处学术主流中心位置的重要人物，他的推荐、介绍，往往会使某种研究和研究者较为顺利地获得学术上的发展。如傅斯年、朱光潜等进入北大就得力于他。傅斯年之所以在1926年回国后很快获得中山大学教授的聘书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主任之职，后又担任语言历史研究所筹备主任，表面上看，是朱家骅的推荐，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如果不是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密切，思想投合，傅斯年是不可能这样容易就获得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重要位置，更不用说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之职了。同样，朱光潜1933年回国，当时国内学术界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他之所以能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也得力于胡适。(注：据朱光潜说：是他的同学徐中舒将朱光潜的《诗论》讲稿交胡适阅读后，胡适聘任朱为北京大学教授。而且，后来筹备《文学杂志》，因朱光潜不像胡适等招人耳目，就由朱担任主编。参见《作者自传》，收入《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其他，像朱自清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周作人担任燕京大学教授，直接间接都与胡适有关。所以，所谓北京大学的影响实际上是体现了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重要学术人物的学术计划在30年代开始全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