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许伯卿

内容提要《书目答问》，作为清末版本目录学名著，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但却很少有人从教育思想的角度，认真审读这部著述。本文从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入手，结合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该书进行研究——《书目答问》绝不只是一份备考应试的书单。

关键词张之洞，《书目答问》，教育思想

作为清末版本目录学名著，《书目答问》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但却很少有人从教育思想的角度，认真审读这部著述。本文试图从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入手，结合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该书另作一番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同仁的注意。

《书目答问》是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所编撰的一部供本省初学者阅读的普及性读物，他声称是在2200余种古今著述中，“分类以求”，“举二千余部”，为广大童生开出一部书单，很是花了一番功夫；然而，在同是光绪元年所写的《輶轩语》一书中，张之洞却“指示”，读一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另开书单，别指“门径”呢？这是疑问之一。张之洞自嘲《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并在该书《例略》开头就写有“此编为告语童生而设，非是著述”的话；可是，就在《书目答问》编成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年（1876），张之洞在给朋友、后来的内兄王懿荣的信中，却这样写道：“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开一书单也。”既然仅是书单、仅是公牍，“不可作著述

观”，又为何说一勾一抹都“颇有深意”？这是疑问之二。两个疑问，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书目答问》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这份书单到底有没有“深意”？

《孟子·万章》有言：“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其人必先论其世。还是让我们首先从张之洞本人入手来细究吧。

张之洞（1837-1909）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号抱冰老人，谥文襄。后人将其著述集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輶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抱经堂弟子记》等书及各种奏议文书均收录其中。在40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张之洞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教育实践活动。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张之洞一生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中法战争以前，张之洞担任湖北、四川学政和山西巡抚，创办过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这是早期；中法战争后，张之洞逐步转变为洋务派，担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先后在广东、湖北创办了一系列洋务学堂，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是中期；戊戌变法失败后，任军机大臣，主管学部，总揽全国教育大权，率先对书院实行改革，兴办各式各类新式学堂，同时大量派遣留学生，并参与了定学制、废科举的重大教育活动，这是后期。

纵观张之洞的生平思想，他更多是作为一个教育家而存在的。内忧外患的清王朝，使他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抱经堂弟子记》第4页）；“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创设储才学堂折》，《全集》奏议40）；“今日中国欲转贫弱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全集》奏议57）。现实需要迫使张之洞走上教育兴国的道路。作为一个自觉肩负历史重任的教育家，张之洞为初学者所编撰的《书目答问》，理应不只是一份备考应试的书单。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张之洞当然不可能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恰恰相反，他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致力于兴学办教活动，正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忠君卫道是他教育活动的轴心。这是形成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的根本原因。写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的《劝学篇》一书，可说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该书内篇九篇，讲中学；外篇十五篇，讲西学。认为“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总之，张之洞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安邦治国的根本，是国民的信仰，是精神上帝，动摇不得；而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历史文化，只能拿来作为工具，不可成为精神信仰；两者的共同目的，就是安定国民、抵御外侮，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他对传统文化遗产，采取总体坚决维护、局部具体调整的原则，进行整理。张之洞不知道，这种思想其实是个悖论，因为他要维护的正是历史必将抛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书目答问》正是这种困境和矛盾的产物。

所以，《书目答问》并不仅仅是一个书单，而是体现张之洞教育思想的严谨的学术著作。只是与《劝学篇》相比，《书目答问》的思想表达，显得非常曲折、隐晦；《劝学篇》是直接说理，而《书目答问》却是通过材料的垒砌间接表明观点。这也许是由于张之洞当时只是一省的学政，还不具备大声鼓吹的地位和影响。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政府着手编撰《四库全书》，共收图书3503种，7933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历10年始成，成为有清一代最大的文化盛事；乾隆四十七年（1782），复撰《四库提要》200卷，以经、史、子、集为纲，更分类属，对每本书都摘举要点、考辨源流得失，遂成为当时学习传统文化最权

威的入门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教材已明显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一些学者对其分类取舍开始表示不满。到张之洞，则更进了一步。但他又不能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所以他在编撰《书目答问》时说：“兹乃随后记录，欲使初学者便于翻检，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故不尽用前人书目体例。”强调自己编书的对象是“初学者”，而不是“藏书家”，由此取得某种自由度，可对传统的分类和取舍实行改造。正是这些变更和改造，透露了张之洞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良苦用心。

先看经部。对于经部，张之洞的收录标准是“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见《例略》）。《四库提要》原分十类，先五经，后四书，附小学，在编纂形式上仍体现着中世纪后期的信仰体系。《书目答问》却将它拆散，重分三类。除“小学”类目依旧，凡清政府列祖列宗颁定的官方教本，统称“正经正注”；凡清代汉学家或汉、宋兼采者，重作整理诠释的古典经解及其校本，则统称“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题注还申明“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这一调整，受害最大的是宋学即宋儒理学系统的“四书学”，它作为中世纪晚期信仰体系的理论根基，在占据官方教育舞台中心地位700年后，除朱熹本人的几本小书外，那些阐发圣贤义理的一大堆宋学著作，几乎全被作为空话的样板，驱逐出《书目答问》。

张之洞虽然在《輶轩语》中说，“为学忌分门户”，“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但通观全书，张之洞推尊汉学、排击宋学的隐衷时有流露。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邵懿辰（1810-1861）的处理。邵氏虽名为经学家，实则专用李光地、方苞的理学见解，排击乾嘉汉学，所以《书目答问》通篇不提邵氏著作，就连书后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亦漏举邵氏；以邵氏当时的声望，是不应该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