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燕赵文化精神-的生成因素

第１２卷第５期２０１０年９月石家庄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０１．１２，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１０

论“燕赵文化精神＂的生成因素李新ｔ－２（１．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０７１００２；２．保定学院中文系，河北保定０７１００２）摘要：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总结的以“悲歌慷慨”为质性特征的“燕赵文化精神”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是由该地区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其生成因素主要有三方面：慷慨豪迈的地域民风，英雄豪俊的层出不穷，以及儒学尚质求实传统的发扬。关键词：《史记》；燕赵文化精神；生成因素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９７２（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７—０３

所谓“燕赵文化精神”，是指在河北地区从古至今所形成的、以“悲歌慷慨”为质性特征的地域人文传统。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最先根据地理环境、民俗特征把它概括为“好气任侠”、“悲歌慷慨”（《史记・货殖列传》），其后南朝梁文学批评家刘勰称建安时期的河北邺下文人的作品“慷慨以任气”（《文心雕龙・明诗》），同时代诗人江淹则径直以“燕赵悲歌”（ＯＪａＪ赋》）表述之；到了唐代，“古文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则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送董邵南序》），中唐诗人韦应物诗云“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送崔押衙相州》），“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诗云“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逢侠者》）……经过历代名人的反复陈述，燕赵文化精神的内涵终于确定下来．并逐渐形成了该地区的人文传统。燕赵之士遂以慷慨悲歌、好气任侠者自许。１１１２／３８－２垃而燕赵文化精神的生成，也是与河北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俗风情乃至自然地理环境等等诸多社会、人文、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对其内涵及生成情况加以认知。一、地域民风，慷慨豪迈河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先秦时期人文活动已很繁盛，名见于典籍者，有夏朝的有易氏、商代的孤竹国，西周春秋时期分封的燕国，战国时代“三家分晋”之后的赵国和北方少数民族狄建立的中山国。燕国、赵国、中山国三大诸侯国军事力量十分强盛．称雄于列国之中。尤以燕、赵二国为最，被列入“战国七雄”之中，而后河北地区一直称之为“燕赵”，沿用至今。而燕、赵、中山等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是和燕赵人雄健尚武的习性分不开的．这正是燕赵民风的典型气质之一。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刺秦事迹，即为一例。其中写到荆轲受命赴秦：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柯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２１２５３４燕赵之地少温柔敦厚的长者而多慷慨豪放之士，人们少揖让而多任侠，民风剽悍而少拘禁，由此可见一斑。司马迁还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河北地域的文化风俗作出概括。如描述属于燕赵之地的种、代一带的风俗：“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慎、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桑……自全晋之时已患其傈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有赵之风也。”［２１３２６３又言中山一带民风：“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踣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挪并言燕亦“地踔远，人民稀，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印狮；还有“邯郸亦漳、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７—３０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史记》中的河北名人研究”（ＨＢｌｏＱｗｘ０３２）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李新（１９８０－），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保定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万方数据１８石家庄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年９月

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呼２６４。由是观之，司马迁由地理环境、民生状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俗特征来揭示出燕赵文化的精神．并把它概括为“好气任侠”、“悲歌慷慨”．得出的结论是比较科学的。“傈悍９９、６６矜馕”、“儇急”、“好气９９、４６任侠”。正是燕赵之地民风的真实写照：甚至其顽劣者不免作奸犯科，一些女子竟“游媚贵富”。皆“仰机利而食”。与安于农桑注重名节之民大相径庭。这种民风的形成，当与燕赵之地处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接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于是便具有了介于胡汉之间的边缘性，甚至中山之国即由北方少数民族狄建立。燕赵人民广泛而长期地与北方少数民族接触、交往乃至融合，必然濡染其强悍、尚武的胡风豪气。从而形成了慷慨豪放、好气、任侠的民风。而出生于赵国的先秦儒家著名思想家苟子。则在人们与自然长期斗争的生产力发展实践基础上．从“天人相分”的角度，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在《苟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阵１坳荀子此论，突破了原始儒家“知天命９９、６６畏天命”的天命观，如孔子曾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肿慵＞，“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瞅问），他的学生子夏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４ｌ偶帅。在天命面前，显得十分消极、被动；而苟子则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敢于与“天”即大自然相抗争，正如陈红兵先生在《苟子的主体性思想》一文中所说。“苟子‘不与天争职’、‘不求知天’的观点，是针对道家、阴阳家一味探讨天地运化规律，不注重人的社会实践的作用、价值而言的，本质上是为了界定人在天人系统中的价值和地位，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体现了自觉的主体意识”１５１璐。苟子所倡导的那种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人的主体性精神，也分明是燕赵人民慷慨、好气民风的直接体现。另外。河北地区的地势地貌特征为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的山地，高原海拔多超过１０００米，部分达１５００米以上，不少山峰海拔在２０００米以上”嗡ｍ。由此可见．整个河北地区既有巍峨耸峙的高山，又有海拔不高的低平原，二者相差竞达２０００多米。而正是由于河北地区的地貌高低起伏，复杂多样，才使得生长在这里的燕赵人们长期面对险峻的生存环境，更易形成慷慨不平之气和豪迈磊落的胸襟。

二、豪俊英雄，层出不穷正所谓“地灵人杰”。禀赋着雄伟刚健的山川灵秀的燕赵人民．自古就不断地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俊杰．正如有着“子美集开诗世界”唧之称的大诗人杜甫诗中所云：“渔阳豪侠地。”嘲ｍ而且大都是豪气纵横、慷慨悲歌之士，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宏伟业绩，在青史上留名千载，永垂不朽！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姬职励精图治，“千金买骨”、筑黄金台以招贤纳士，并于公元前２８４年，任用中山国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乐毅为上将军，攻破齐国首都临淄，下城池七十余座，使燕国声望达到极盛。赵国大臣触龙为使赵国百姓免于秦兵蹂躏，仗义说服当政者赵太后，以其子为质，向齐国求得援兵。大败秦兵。号称“战国四公子”之一的赵国宗室大臣平原君赵胜为解邯郸之围．亲赴楚国求援。门客毛遂自告奋勇相随，慷慨陈辞，说服楚王出兵救赵，成语“毛遂自荐”即由此而来。赵国将领赵奢、李牧、廉颇，舍身为国、“完璧归赵”的蔺相如，以及慷慨悲歌、仗义刺秦的荆柯、高渐离，可谓人才济济，豪俊辈出。使得燕赵名副其实地并人“战国七雄”之列，并使燕赵慷慨、悲壮之气雄贯九州！西汉时期，观津（今河北武邑东）人窦婴，被景帝任为大将军，平定“七国之乱”，得封魏其侯。东汉末年，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的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三人，自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其势可谓壮烈。三国时代，涿郡（今河北涿州）人刘备，素有大志，曾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带领同为涿郡的大将张飞和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云等，取荆州，入两川，终于建立蜀汉政权，“三分天下有其一”，谥称昭烈帝。魏名将张颌、东吴名将程普分别为河间（今属河北）人和右北平（今河北丰润）人。三国之中皆有河北英豪纵横驰骋，逐鹿中原，足见燕赵豪杰雄风。两晋之交，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祖逖、中山魏昌（今河北安国西南）人刘琨奋发图强，“闻鸡起舞”、舍身救国。祖逖曾“中流击楫”，誓师北伐；刘琨则不

万方数据第５期李新：论“燕赵文化精神”的生成因素１９幸为奸人陷害，作诗抒愤，“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重赠刘谌》）唧懈正是燕赵男儿的慷慨悲歌。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冯跋，为“十六国”之一的北燕政权的建立者。此外，北魏末年青州起义军首领河间（今属河北）人邢杲；隋朝末年起义军首领上谷（今河北易县）人王须拔、魏刀儿，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窦建德、刘黑闼；唐代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人、曾“出将入相”的代国公郭元振，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兵部侍郎张溶，幽州（今属河北）人、禁军将领高骈等．皆出自河北地区。上述这些宋以前的历代英雄豪杰．以其雄心壮志，满腔豪情，驰骋天下，各自建立了丰功伟业，为百世后人所称颂，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页。这些前辈英雄的慷慨豪情，也为后世历代河北诗人所景仰和效法。从而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注入了“好气任侠”、“悲歌慷慨”的燕赵精神和英雄气概。三、儒学传承，尚质求实在燕赵文化精神中。与慷慨豪迈、任侠好气之风相联，又一直有着尊崇儒家尚质求实精神的传统。河北地区出现了战国时期荀子这样的儒家代表人物．还有西汉时期提出“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的大儒董仲舒。以及古文诗学“毛诗学”的传授者毛亨、毛苌，后汉三国的经学家崔驷、卢植、刘劭，两晋北朝的经学家束皙、高允等诸多儒家正统思想的继承和传播者。一直以来对儒家传统的尚质求实思想也广为接受。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言，“辞达而已矣”ｔｑ口姨鹳，认为语言文辞的作用在于充分地表达人的思维内容。即形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完美地体现内容，不必片面地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的华丽．鲜明地提出了尚质求实的思想，并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４ｌ＜宪问’．认为真正有德之人，未必追求华丽言辞的藻饰。当他的学生子夏问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日：“绘事后素。”日：“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４ｌ扒佾）也是强调先有美好的质地．再加以修饰。以尚质求实的观点教育学生．这种思想也成为了儒家的传统，为儒家后学所承传。特别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迥异，南朝重声色之美，而北朝尚质朴典正，如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就反映出了儒家尚质的思想。他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认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

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反对“趋末弃本”，“辞胜而理伏”。他所强调的“理”，正是儒家之道，提出“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同流俗”，反对“穿凿补缀”、“事繁而损材”的“浮艳”之风。ｆ－币∞棚而西魏的宇文泰推行崇儒复古的文风改革，倡导古朴。反对浮华。苏绰撰写《大诰》，即完全仿效《尚书》的质朴文风。到了唐代河北诗人的诗句中，儒家尚质求实的思想也深有体现，表现为抒情上的直抒胸臆和形式上的偏重古体。前者在高适诗中表现最为突出，他的诗在表达感情上直抒胸臆，自然流畅，如“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塞下曲》）【ｌｌ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ｍＴ７９，“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ｍ１９Ｄ等名篇警句，尽皆直抒胸臆，一任感情真实流露、宣泄。正如盛唐诗歌理论批评家殷瑶在《河岳英灵集》中所评：“适诗多胸臆语。”【・习・５２甚至钟惺在《唐诗归》中称其诗“只如说话”【１３雕。又如李颀之“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古从军行》）【一卵，李华之“可怜不得共芳菲，日暮归来泪满衣”（《春游吟》）‘１撇，卢象之“家居五原上，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