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地名与文化内涵浅析[1].

汉语地名与文化内涵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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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翠幸

河内外语大学中文系

提要：地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上各国民族语言中皆有自己的地名系统，而每种语言的地名都蕴含着本民族浓厚的文化特色。本文从汉语地名的语义、命名类型及其文化内涵进行初步分析，希望通过本文，能够使关心汉语、汉文化的学者更加了解汉语地名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汉语地名命名文化内涵

引言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演变。地名的起源非常古老。早在上古时代具体的地名业已产生。人们首先接触、认识的应当是他们周围的具体的地理实体名称，随着生产、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地名的记载也就逐渐增多，先秦时期的地名数量就已经无法估算。人们对更多地理实体名称的总体观察和了解，将他们进行概括，归纳和升华，最终导致了“地名”术语的诞生。

地名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地名与社会文化有着不能割弃的关系，研究地名必须要联系其相依相存相灭的社会文化背景。地名形成中包含一定的社会生活文化特点。地名是用一定的语词表达的，是语音、字形、语义的结合体，有一定的语法结构，特定的表达手段，所以它自然成为语言学所关心的对象，这些都是地名的表层，反映的是用语言组成的符号系统的内部结构；而地名的文化内涵则应是地名的深层，反映的是地名的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文化是语言符号系统与物理世界之间的中介物，是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符号的产生和发展，是民族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符号对物理世界的反映摹写。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的地名，常是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所涉猎的对象。

一、地名的语义

语言学家所感兴趣的不只是地名的形式和它的构词过程，而且还有地名的意义（它的语义）。地名语义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系统。地名语义所提供的信息大致可作内隐和外显两种形式区分，外显信息是通过地名本身影响出来这个地名所指称的地域是属于自然地理实体，行政区划、或人工地物三类中的哪一类，并包括其相关地理位置的描述和属辖关系的确认。前者又叫指类义，即地名所表示的类别，如山、河、城市等。后者又叫指位义，即地名所标示的方位。实际上也是地名的最基本的意义，可称其为基本义。地名的基本义与地名的本质功能紧紧相连。而内隐信息则是地名所指称的地域在历史、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人口、交通等各个领域的信息总和。实际上就是在历史长河和现实社会中形成并确定下来的附加义和引申义。如：“卢沟桥”，它的外显信息是其地理位置，在河北省，并且它是一座桥，这是它的基本意义；但在这地名的内部，我们还会知道“卢沟桥”因建造精美、桥栏上石狮子千姿百态而在中国国侨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还因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而成为无人不晓的地名。这些是地名的内隐信息，是地名的附加意义。对于不同的

地方来说，附加意义的多少，其知名度的高低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茅台，绍兴因产名酒，景德镇因产名瓷而为人所熟知。附加意义的知名度有时甚至要超过了基本意义。

弄清地名的本意、来源和其他意思是一个复杂的，有时实际上是不能解决的课题。地名意义的复合性并不代表地名意义的复杂性，实际上，地名作为名词，意义是具体的，主要是用来指称地域，所以想对于一般名词来说，含义比较单纯，就象与人名一样，属于专名，是个体事物的专指，而不是某一类别事物的泛指。

1．地名的取义倾向

地名是反映地里实体的信息，也就是说，语言世界要与物理世界相一致，但是在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还有一个中介，那就是文化世界。地里实体的命名并不是随意的，反映什么信息，选择什么字眼，都要受到文化世界的影响和制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聚落的国家，但毕竟同是中国人，华夏儿女，同样受到华夏文化的哺育，因此地名自然浸润着华夏文化的芳香，反映着中国人的心理世界，有着相同的语义取向。具体说来，地名的语义取向有这样几个倾向。1．1 趋吉避凶

选取吉祥美好的字眼，而摒弃凶险邪恶的字眼。“渴望和平、健康、快乐、幸福、富裕、荣誉、进步，讨厌战争、灾荒、死亡、疾病、痛苦、贫穷、落后，这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状态。趋吉避凶，人之常情。在中国，这种心理特别强烈。中国的人名和地名中充满了吉祥的字眼。”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人民一直渴望着能过上一种安定、祥和、富足的生活，这在地名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很多中国地名都以太平、安、宁、昌、兴等为首字。

另外，具有吉祥美好的文化意义的动物较易进入汉语地名的语义系统，而具有凶险的邪恶文化意义的动物则为地名语义系统所排斥。龙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高贵的动物和皇权的象征，自然带上了神秘、高贵、吉祥的文化色彩，因而以龙命名的地方特别多，如吉林的二龙、长龙；辽宁的龙王庙；江西的龙岗、龙湖；福建的龙山、龙镇；云南的龙武、龙街；四川的九龙等。凤也是中国人心目中吉祥美好的动物，地名中有凤的地名也很多，如陕西的凤州、贵州的凤岗、湖南的凤凰等。

其他如马、牛、羊、鹿在中华文化中，都具有正偏离的意义，因此在地名中出现得较多，而鼠、蛇、驴、狼，狐狸则具有负偏离意义，因此出现得较少或近乎绝迹。

１．２姓氏地名所占比重最大

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十分漫长。政治上，宗法制度发展的相当完备。天子是天下共主，是整个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是家族单位。经济上一直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商品生产很不发达。因而形成了聚族而居，一家一户即可构成一个村落的特色。这样，姓氏自然成为居民区命名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因而形成了遍布全国的最有广泛性和最具代表性的姓氏地名。姓氏地名的比例与行政区划的大小成比例关系。即行政区划越大，姓氏地名越少，行政区划越小，姓氏地名越多，在省级地名中，姓氏地名为零；而村级地名中，姓氏地名却占绝对优势。比如北京胡同，纵横交错，数目繁多，胡同的名称五花八门，包罗万象。除了直接以显眼的标志命名，或干脆根据地形、地貌来称呼的以外，还有不少以人名命名的胡同。既有像季阁老胡

同、张皇帝胡同、石大人胡同，也有像史家胡同、解家胡同、郎家胡同、朱家胡同、秦家胡同、蔡家胡同、蒋家胡同、孔家胡同等以当地地名人姓氏命名的胡同。

１．３地理特点与地貌特征为起名依据

中国早期地名中就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特点。地名的来历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如西鄙以方位为名、三户以数字为名、企京以京得名、唐邑以邑为名、东单、西单俱以人工建筑为名，不胜枚举。有人认为，地名中京、郭、毫、高、宋等用字，就直接源于商代上层人物的高房建筑。可以说，因山为名、依水取名和因事为名的地名命名原则，是地名命名原则中的重要原则之一。

在江苏省盐城地区，古称“淮夷地“，由于地形原因，有的望之象梯，则名＂梯＂，如云梯关（在今响水黄圩）；还有因长江和淮河冲来的泥沙沉积，并在其东部形成岸外沙堤（俗称沙岗），即今郊区、建湖、阜宁境内的丁马岗、龙岗、上岗、沙岗等。在湖、荡、沼泽之间，则以陆地为主，而较高的高地或土丘，被称为“垛”或“墩”，如历史曾记载南宋岳飞屯兵“三垛”抗金兵的建湖的湖垛（今县城），郊区的丁垛（今冈中）和刘垛（今郭猛），还有沟墩、丰墩、施家垛、张家垛等。

2．地名中的同义手段——同地异名

同义手段问题是现代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同义手段就是某一个零度形式和它一切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形式的总和，或者说是它们所构成的一种关系模式、关系网络。王希杰先生用其“四个世界”的理论体系把现代修辞学中的同义手段分为语言世界的同义手段、物理世界的同义手段、文化世界的同义手段和心理世界的同义手段。其中物理世界的同义手段就是不同的语言符号所表示的是同一个物理世界的事实。同义手段学说在现代修辞学史上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它把中国现代修辞学推向了第二次高潮，而且还给其他学科带来了科学新颖的方法论原则。古代汉语研究学家李维奇先生就曾用同义手段成功地建立了古代汉语研究体系。基于同义手段如此科学的地位与重要的功能，本文也试图将同义手段引进地名的研究。在地名中存在大量的同义词，即同地异名，或称一地多名。

例如：北京，南北朝前称蓟，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洪武年间称北平府，明成祖定都于此始改称北京；杭州，五代称四府，南宋称临安，别称武林；再如：苏州则有吴郡、吴门、吴中、平江府、姑苏等名称。

２．1 古今名

所谓今名是指现行的标准地名，在这个标准地名之前用过的旧地名都是古名。古时的文人喜欢用自己的出生的地名或曾经生活过的最有意义的地方的地名与自己的姓组成号，喜用这些地方的古称、别称、为求行文文辞博雅，宁弃今明。一般的小地域的地名易名之后，旧地名比较难于保存下来，而那些大地域的地名，尤其是文化历史名城的旧名，则不容易消亡。这是因为那些地名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沿用旧地名容易勾起许多古老文化的忆想。

如今之南京，历史上出现的名称很多。战国时楚之金陵，秦改秣陵，三国吴称建业，晋改名建康，隋开皇九年废建康入江宁，唐武德八年改归化为白下，唐贞观九年改白下复称江宁。上元二年江宁县改名上元。明代称应天府，清代称

江宁府。此外，尚有石头城、留都等别称。明永乐帝建都北京后始有“南京”之称。

2．2 简称和别称

地名的简称多取单子，旧时可能是由于文言文性的需要，同时为了适用于成片地名的联称，简称的经济实用在地名运用中得到了共时，因而也就逐渐流传开来。中国的大多数省区都有简称，有的省市简称还不止一个。如上海，因在隋、唐以前松江下流近海段河道称沪渎，故简称沪。又因市境西部战国时曾为楚春申君黄歇封地，故又简称申。广州简称为穗、广。简称地名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取原地名的一个单字作简称，例如：京、津、江、浙、云、贵、川、蒙、青、藏；一是起用单音的历史地名，例如: 民、赣、豫、鄂、粤、湘、皖等。

实际上，简称也是一种别称，除此之外。不少文化悠久的城市还另有文雅的别称，又叫别名。如四川省省会成都别称“锦官城”，这个别称闻名遐迩，大诗人杜甫的“锦官城外柏森森”、“花重锦官城”等著名诗篇早已使它名扬四海。《<指南录>后序》一文所涉的吴门、三山、分别为今苏州、福州的名称。吴门，今苏州别称，语出《韩诗外传》：“颜回以孔子登日观，望吴门焉”。三山，福州别称，因城内有三座山得名。再比如广州又称花城、羊城、五羊城等。

二、地名的命名类型

为客观物理世界的事物命名，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也是这种认识活动的成果。这种命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心智的创作。地名的命名依据和方法虽较复杂，兼以汉语言不同时期的讹传，分合和转变也比较混乱，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地名的意义类型，归纳言之，概有如下几种（当然这几种类型不能笼概地名类型的全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做出如下几种典型类型的分类）：地形地貌地名

中国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以地形地貌命名的地名是复杂多样的，表示地形通名的用字，如山、峰、岭、冈、岛、湾、阜、浦等大量出现在地名中。

地形地貌地名属于自然地理名称，从古到今，这类地名的名称变得最慢，山名、水名、平原的名称往往一名数千年，有时从未更易。

方位地名

方位地名得名，其因一是聚落地的延伸或扩大，原地名不适宣人际交往，故需在原地之首，冠以一定的方位名，派生出现的自然村地名；二是因聚落地中的自然地理实体，如路、河、桥等，需以方位定名，以示区别，方便群众交往。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在绍兴市自然村地名中，以方位作通名的计有361个。用方位组合成地名，在中国国内并不少见，在中外地名史上普遍应用的。以方位定名，从其语词结构来看有这样几种形式。比如：

冠以“前后”作通明的，如前礼江，后礼江；前璜、后璜；前柏舍、后柏舍等。

冠以“上中下”作通名的，如上古筑、中古筑、下古筑；上庄、中庄、下庄等。

冠以“里外”作通名的，如里色康、外色康等。

冠以“东西南北”作通名的，如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东长沙；西杨江；南子口；北庄等。

冠以“横”作通名的，如横塘上、横湖沿、横漫池等。

方位地名在古代多以阴、阳居多。西汉谷梁赤最早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东汉服虔说：“水南曰阴”。而且在这类地名中，带“阳”字的地名数量明显超过带“阴”字的地名，根据应邵的解释，这批带“阳”字的地名全都因位于河流之阳而得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人的先民之依赖于水甚于山，另一方面先民择地而居多选择在河流北岸阳光充足的地方。

祥瑞地名

地名用吉祥和善良的语词构成其专名部分，以表示命名者或改名者的主观希望及意旨，都可以成为示意地名或意愿地名。如长安、汉寿、安陵等。

这种地名不论在古在今，还是官方地名，或民间地名中都大量存在，官方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民间则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纪念地名

年号地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纪念性地名。历史上最早的年号地名出现在东汉建安八年（２０３年），三国吴、南朝齐、北魏等政权都有过这样的地名。有许多历史上的年号地名一直保留到今天。如宝应县，唐葆影元年得名，今江苏宝应县、绍兴市，宋绍兴年间的名，今浙江绍兴市、景德镇、宋景德年间得名等。

纪念地名除了年号地名之外，还有纪念史实，如遵义市、八一路、八一大道等。另外纪念某一英雄、历史人物、构成了人物地名。如中山市、王陵城等。

自然资源地名

在汉语地名，用当地自然资源命名的地名，似宣独立成为一类。自然资源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物产地名的多样多量说明中国的自然资源自古到今都很丰富。如金乡山、火山、百雁关、铁山、桐柏山、等。

数字地名

即用数字作序首组成地名，在自然村地名中比较多见，但现时极时少应用。用数字组合成地名，简而易行，颇受群众的欢迎。如五岳、五湖、九江等。

形象颜色地名

土壤和水文的形象颜色常常是命名的依据。地名描述土壤水文特点时或从视觉上分辨其色泽，对水流还有分清浊、别深浅等角度。如白水、白沙、黑山、黄土岭、长白山、玉山、青山、青城山等。河流地名中像深湾、淡水、青水河等。自然地理事物的形象也是地名命名的一个重要依据。如马领（形拟马领）、象鼻山（形似大象的鼻子）、鸡公山（形似引颈报晓的公鸡）等等。

天文气候地名

以自然天文气候作为地名的命名法之一，是古已有之。人类最早接触的是自然客观事物，天文气候地名的蓬勃发展是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过程的一个表现。

根据地名命名的方法，得出地名的类型，找出地名的得名之由，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地名不仅记录了自然和社会历史，是历史的百科全书。不论采用何种命名方法命名的地名，总是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该地域的某种认识，某种感情或某种期望。几百年、几千年过去了，这便成了十分难得的纪录，让后人知道许多该地在命名朝代所发生的故事。因此，历来的史家对于众多的地名的“得名之由”十分重视，做过许多记录和考证。如凉州、温泉、日南郡、雾城、冰城等。

三、地名的文化内涵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划或居民点所取得名称，它是人们在广阔的大地上拓居活动的真实见证，是文化起源、生产发展、行政沿革的可靠纪录，是自然环境的素描，是历史研究的窗口，是民族语言的刻痕＋，是人文，民俗探讨的珍贵资料，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可以这样说，地名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见证，这蕴集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汉语地名，既反映了中华民族思维的特点和思想观念，又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兴衰沉浮，为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地名是时代的标志，通过丰富多采的地名来考察，挖掘和整理地名中所表现的民族岁貌、社会风俗、为社会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如：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流域有一些俄语命名的地名、吉林、辽宁地区有一些日语命名的地区，这反映了早期沙皇俄国、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十年动乱期间出现了一些新地名，如“红卫”，“向阳”等地名，也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生活特点。

地名的起源来自于图腾

最早的地名不是随意起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的产生主要根据在该地上居住的氏族或不落的名称，以表示该地是属于某氏族或某部落的地方。地名渊源于图腾名称，最早的地名即图腾地名，这可在许多地名中找到确凿的证据。

如荠图腾氏族的长期居留地便名“齐”，水名变为“济”；羊图腾氏族的长期定居地便名“姜”，水名“姜水”；古突厥人以狼为图腾，故名所居之地为“狼山”，唐初突厥灭后，亦常因突厥地名，于安北部都护府，设置狼山州等。

反映原始人类思维结晶的神话传说地名

古代神话是全民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新石器时代，是神话产生发产的重要时期。八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也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能力。神话正是人类在这一充满新事物和新气象的历史时期里慢慢催发的原始文化的精神蓓蕾。

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在中国广为流传，在地名上也留下了印记。如现河南桐县有盘古山，山上有盘古庙，当地传说是盘古开天辟地的地方。

女娲也是被民间广泛信仰的一位创世大神，有关她的地名也很多，如女娲在陕西骊山被称为“骊山老母”，并有老母殿为人祭祀，河南还有女娲成，河北纱县有女娲宫等。

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也留下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地名。如山西有夏县，传说夏禹曾在此建都，因而该县以夏命名、河南禹县，古为夏禹国而得名等。

神话传说地名描绘了中国先民的生活图景，反映了中国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过程。

反映政治道德观念的地名。

从政治地名可以触摸到社会思想的脉动，它忠实记录了每一时代的政治思想，在封建社会，儒家的政治思想占统治地位，因而形成了大批以忠、孝、人、义、德等儒家伦理道德观命名的地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具有新时代气息反映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地名应运而生，如苏红（安徽省泾县东南，市革命老区，在1932年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建国后为纪念这一光荣革命历史，取名苏红）。中国政府实行新的民族

政策，各民族一律平等，为此更改了大批地名，删除了带有民族歧视的字眼，如镇南关——睦南关——友谊关；平远——镇戎——同心（县名，宁夏中部）等。

政治地名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差不多都会在政治地名中得到反映。如纪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视天下，刻石记功的秦山、秦皇岛。记录北京开始成为一统帝国的元代大都、记录红军长征的红军渡等。

充满着硝烟气息的与军事有关的地名

在地名通称中如城、镇、关、寨、堡最初是作为军事设施出现的。另外在历史上出现与军事事件有关的地名，有一些一直保留到现在。与军事有关的地名除了这一部分军事同名外，还有大量用军事行为、军事人物、军事武装设备作为命名依据的地名。比如在唐朝天宝时代，发生了安史之乱，官军收复首都长安后，因憎恶安禄山，取出地名中的“安”字，如改安西都护府为镇西都护府、安南都护府为镇南都护府等。

地名所呈现的宗教色彩

宗教地名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往往精炼的传达了该教的教义，反映了人们内心的精神需求。严格地说，中国并没有全民信仰的宗教，儒家学说在中国影响深远，但儒家本身是一个政治思想流派，是一种处世原则，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中国人心目中的宗教一般情况是道教和佛教，与宗教有关的地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佛教色彩：佛教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它不光有信仰对象和宗教仪式，还有一套完整的教理、教义。因此与佛教有关的地名较为常见。如普陀山、观音岗、昆明的圆通街等。

道教色彩：

道教是真正产生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宗教崇拜仙人。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地名首字为“仙”字约有60个之多。另外道教主张清静无为，修炼保真得到成仙，地名中用字多为真、玉、虚等。尤其是“玉”字因其晶莹剔透，一尘不染，被道家视为圣物，应用频率最高。如：江西三青山的玉华峰、湖北武当山的与虚宫。

结语

汉语地名是汉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它又是在汉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下产生和发展的，所以汉语地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深深的汉文化的烙印。汉语地名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整个中华文化特征是一致的，这是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之下形成的，因此，汉语地名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带有强烈的汉文化色彩。

地球上的地名数以万万计，它们都不是凭空偶然产生的，相反，都有一定的自然社会根据。地名是一类特殊的语汇，普通性富于特殊性之中，通过对地名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语言规律规则的认识，有助于把握汉语的体质特征，有助于语言学，语义学，语法学和修辞学的研究，而且对于了解汉民族心理特征和汉民族文化都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地名的研究，能够更多更深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至意识形态等等。

参考文献

李如龙《汉语地名雪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

刘恒《略论地名的起源与演变》测绘出版社，1985年

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华林浦《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