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

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

“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3、萧乾以忧郁的儿童的眼光，描写人间的不平和世态炎凉（《篱下》、《放逐》、《雨夕》）；以“乡下人”的眼光，发现劳动者的苦难和人性的美（《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邓山东》）；从民族意识揭露宗教、教会的虚伪（《栗子》、《皈依》、《鹏程》）等等，都带有人生、人性忧郁的色彩。长篇《梦之谷》通过爱情悲剧控诉金钱社会和黑暗势力；抑郁缠绵的情感抒发，笼罩了南国山光水色的明丽，成为感伤的抒情诗。

“京派”的特点：人道主义为根基的为人生的创作思想；由文化层面探讨人性、人生和国民性。多写自然风物、纯真爱情、童心、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时或对都市上流社会发出讥刺。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新感觉派小说的兴起和特点

1、初期海派：接续鸳蝴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

概说：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表现市民生活，迎合大众口味；过渡性都市描写，沉醉于物质享受而又有负罪感；“都市男女”主题，性爱小说风尚，表现现代人性的“新式肉欲小说”；重视形式的创新，上海追新猎奇的风貌。

（1）张资平

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主题，彻底的媚俗化。“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显示出海派的驳杂。创作《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

（2）叶灵凤

以感伤恋情小说为起点，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31年后转向对都会女性的

动态刻画。最现代的文体，狂放颓丧背后潜藏着旧式的温婉。《朱古律的回忆》《七颗心的人》。还创作过通俗长篇小说。

2、新感觉派

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海派承上启下极重要的一个阶段。

现代人的眼光，新异的现代形式，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

（1）施蛰存早年的短篇集《上元灯》中的小说，颇有诗的意味，但并不采用现代主义方法。《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短篇集，运用弗洛伊德学说，转向较为典型的心理分析，有时略带神怪、魔幻色彩（《将军底头》、《魔道》等篇）。写城镇中青年女性性苦闷的《春阳》、《雾》，折射着性爱意识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明的冲突。其后的《小珍集》、用心理分析方法写社会现实生活的怪现状，则有回归现实主义的趋向。

（2）穆时英早期的短篇集《南北极》，写到阶级对立、又宣泄破坏、占有一切的情绪，具有流氓无产者气味。此后转向感觉主义、印象主义方法，表现爱情和死亡（《公墓》），都市的战栗和肉的沉醉（《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黑牡丹》），展览“十里洋场”的畸形“风景”。写出人物在“快乐面具”后的悲哀，是穆的一大成就。

（3）刘呐鸥短篇集《都市风景线》，多写大都市病态和糜烂。

“现代派”的特色与倾向：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与病态，提供了另一类型的都市文学；引进多种现代派手法，在小说结构、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有所创新；对人的“精神内海”的表现，有新的开掘。醉心于表现二重人格；有某种悲观绝望、颓废色情的倾向。作业：

1、三十年代小说的多元化发展

2、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

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 “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3、萧乾以忧郁的儿童的眼光，描写人间的不平和世态炎凉（《篱下》、《放逐》、《雨夕》）；以“乡下人”的眼光，发现劳动者的苦难和人性的美（《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邓山东》）；从民族意识揭露宗教、教会的虚伪（《栗子》、《皈依》、《鹏程》）等等，都带有人生、人性忧郁的色彩。长篇《梦之谷》通过爱情悲剧控诉金钱社会和黑暗势力；抑郁缠绵的情感抒发，笼罩了南国山光水色的明丽，成为感伤的抒情诗。 “京派”的特点：人道主义为根基的为人生的创作思想；由文化层面探讨人性、人生和国民性。多写自然风物、纯真爱情、童心、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时或对都市上流社会发出讥刺。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二、新感觉派小说的兴起和特点 1、初期海派：接续鸳蝴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概说：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表现市民生活，迎合大众口味；过渡性都市描写，沉醉于物质享受而又有负罪感；“都市男女”主题，性爱小说风尚，表现现代人性的“新式肉欲小说”；重视形式的创新，上海追新猎奇的风貌。（1）张资平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主题，彻底的媚俗化。“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显示出海派的驳杂。创作《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2）叶灵凤以感伤恋情小说为起点，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31年后转向对都会女性的

比较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创作风格

比较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创作风格三十年代小说发展繁盛，随着大革命的失败，社会矛盾加剧，阶级斗争风起云涌，文学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增加，也刺激了以叙事为己任的小说的发展，小说在完成其重大的现代性转折之后，逐渐走向部分的整合。此时期出现的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按照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体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1）京派小说的创作风格 30年代京派作家活跃于北方，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和文化中心上海，其基础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知识分子。这个时期的京派作家承继“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在表现中国农民的民族性格和南北方乡镇生活的解体上做出了开拓。 ①京派小说家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民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世界、萧乾的北京城根的篱下世界等都是对乡村世界的描绘。而城市的描写，则作为与乡村世界对立的人生，被纳入到京派宏大的叙述总体之中。 ②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并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京派小说继承了“五四”国民性主题，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 ③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回忆中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对平凡的人生、命运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的眼光，使得美由绚烂归于平静无奇，归于自然调和。（2）海派小说的创作风格

①追求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海派小说受市民审美趣味的牵动，与政治性、社会性强烈的主流文学拉开距离。张资平的海派X爱小说，是将创造社本来就有的青年苦闷源于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的主题用滥彻底地媚俗化，他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不过逐渐消退，而为了商业目的，公式化地利用S情因素制造小说的恶俗的一。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在城市罪恶之中发现美，但初期对城市的认识是肤浅的。海派文学一支笔已经伸进了新式饭店、赌窟、跑狗场等消费场所，可现代文明的体验不足，因此显露出狂放颓荡，心理上也表现出扭曲变T。 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X爱小说成为海派表现现代人性的试验场。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X爱小说是世纪病态的标本，拥有很多城市读者。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尝试心理的、象征的、新鲜大胆的小说用语和多种多样的表达式。叶灵凤凭他的都市敏感，知道上海已出现了新的“族类”，便发挥自己对英法文学了解的特长，吸收西方现代派表现城市人的艺术经验，来开发新的小说品种。总之，京派小说远离文学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创作风貌与海派小说商业化的创作特点大相径庭，二者作为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径，都表现出了小说创作的繁盛。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论文 3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内容提要】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关键词】沈从文,京派,海派,文学观. 一京派作家群，其实是一个成员庞杂，时空跨度大，在行进过程中无论其队伍还是其文学倾向都有所发展变化的作家群体。一般认为它是由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冯至、曹禺、梁遇春、徐祖正、凌叔华、林徽因、梁宗岱、李长之、萧乾、芦焚、田涛、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所组成。如果着眼更广的范围，还可以包括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巴金、靳以等人。名曰“京派”，实际上地域因素在这个群体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它主要是由聚集地(先是北京后为昆明、成都、武汉)的学者文化和学院文化孕育而成。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也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有的只是校园或学院文化中较为普遍的学术交流、文化聚会(如读诗会等)性质的沙龙雅聚，或者仅仅只是个人间的交谊。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京海论争”似乎促使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但同时由于文学观念与志趣的分歧，也标志着它由前期向后期的过渡。这一由“虚”而“实”、由“前期”而“后期”的发展衍变过程，又恰恰是这一群体的自然生存生态与社会接受生态互动的结果. 诚然，校园或学院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它毕竟不像政治社会那样动荡不安，而且还保持着文化上的自由与宽松。加之，文学并不等同于政治，文学的创作并不等同于政治与思想的革命，因此，虽然同样聚集于大学的校园，从事文学革命的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的活动也就不同于专门从事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的活动。当然，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支最早的生力军——“京派”，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能忘情于社会人生，相反却积极地投入了批判旧人生、创建新人生的行列。但是他们的主要成员却以自己的行动，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作出了既不同于政治思想革命家，也不同于文学的社会解剖派和社会革命派的另一番解释。在他们看来，文学的世界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世界，文学所建构的世界人生之于现实人生，是一种自足自为的世界人生，文学只有将日常的具体的实用的人生通过艺术的创造转变为审美的人生才有意义。文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是要在自然的人生状态中找寻“真切”和“真情” ，通过艺术的创造去探寻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因此，努力地实现和捍卫文学艺术家及其艺术创造的独立品格，就成了贯串于前后期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的核心。他们总是力图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干扰，去创造一个自足自重自主自为、和谐圆融的纯艺术世界。如果说京派作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追求的话，那么，维护艺术的独立品格，构建自足的艺术天地，实现艺术表现的“精”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

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成就方面也可形成鲜明的比较。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然而，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因此，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在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是第二代海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叶灵风等。新感觉派是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穆时英被成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代表作有《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刘呐鸥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都市风景线》。施蛰存的小说以心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其中，“海派”所指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下文所提到的新感觉派。 1 关于“京派”与“新感觉派”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而新感觉派是一个小说流派，发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其作品多表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态生活，刻意描写主观感觉和印象，着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并流露出颓废悲观情绪。因主要受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新感觉派。 2 “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各自的艺术特色 ⑴从写作手法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1）海派与京派论争的过程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2）历史内涵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妄图以京派风格将海派文人“规范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个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受到构成某个流派的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京派海派这

两种文化的产生与他们的文化母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割裂文学流派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犹如缘木求鱼。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了自由主义，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现代商业经济中心的上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们最终影响并决定了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差异性。（3）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①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后世的乡土小说等提供了创作借鉴。 ②海派为文学提供了另一类型的都市文学；引进多种现代派手法，在小说结构、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有所创新；对人的“精神内海”的表现，有新的开掘，对194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及后来的都市小说有重大影响。总之，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确立后进一步深化并求得发展的时期。京派和海派小说各具特色，各有影响，共同造就了1930年代小说的繁荣，推动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

京派和海派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海派有多种含义，第一种指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廿世纪初期时，活跃于上海地区的一群画家，所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第二种指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表演风格，第三种指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第四种指那些由海外跨国公司或海外机构派遣回国，担任驻华机构代表或中高层管理人员。文学史研究界有“海派”文学之说，但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标举“海派”旗帜的创作团体，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也是色彩各异，既有新文学作家群所排斥的“星期六派”，也有后期创造社的某些成员、“现代派”和“唯美派”，甚至有人将鲁迅、茅盾等人也归入海派。历史上，海派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挑起“京海之争”的沈从文等人对海派的定义是“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拍”相结合；鲁迅则指出：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总体看来，人们将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都当作了海派，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而忽略了他们在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异。若从艺术流派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他们热衷于在都市生活中虚秘五光十色的美，热衷于表现商业文明的节奏和情绪，有同人刊物，真正体现了流派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京派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们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的缺乏政治批判力的小说，具备了文化批判的一定深度。如京派小说针对现代道德沦丧而发的对传统道德、民间道德的呼唤，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的厘定，就充满了博大的文化审视态度。京派小说普遍富有平民性，他们对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对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然地染上了保守的色调。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初期海派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初期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地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着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的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换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它为第二代海派作家的登场准备了条件。新感觉派在第二代海派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连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阶段。吴卫萍

30年代小说整理

30年代小说一，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到30年代，进入成熟、繁荣的时期，究其原因：（见朱栋霖本p159）二，30年代小说的成熟与繁荣的标志（或30年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一共6条，见笔记本整理）三，小说流派（一）“左联”和左翼小说 1 “左联”准备期（1）普罗文学（小说）——见笔记本整理主要是太阳社成员，以蒋光慈为代表。其他成员：洪灵菲，楼建南，戴平万，孟超，钱杏邨等。还有后期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华汉（阳翰笙）等。注：太阳社（用文学为革命呐喊）——思想大于艺术，公式化、概念化通病。粗暴的革命画面，“革命加恋爱”的流行主题。普罗文学（小说）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一转变时期出现的一个小说流派。 ①蒋光慈强烈的宣传鼓动性，对重大事件的及时反映，昂扬的激情与艺术追求。但早期作品形象流于浮面。《少年漂泊者》以少年的流浪历程，展现五四到五卅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短裤党》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丽莎的哀怨》纠正简单化描写的尝试，写出人物思想性格复杂性。《咆哮了的土地》（《田野的风》）革命现实主义对“革命浪漫蒂克”一次攻克。以客观写实反映早期农民武装运动的风暴，对概念化的有力校正。 ②洪灵菲凄婉与刚烈、感伤主义与英雄主义统一。后转向工农题材。《流亡》知识分子型革命者在革命流亡中的困顿、爱情与不屈。自叙传色彩。 ③华汉《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从政治观念生发故事。1932重版时五个序言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历史批判性总结。（2）柔石／胡也频（二者转变都在后期）同样是文学革命→革命文学转变中的初期无产阶级文学家（这一点与普罗小说家相同），与左联作家群具有相同的创作倾向。 ①柔石早期写青年婚恋题材，后期表现知识者的追求、开掘下层人民的命运。《二月》

京海派文学

海派文学 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京派文学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北京老城根等，浪漫主义情采较浓。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他的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被看作“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老舍小说显示出浓厚的市民特色与地域文化性。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老舍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几乎可以包罗现代市民阶层生活所有方面的广大的“市民世界”。而构筑起这个市民世界的支柱，正是作者用“文化”分割出来的三种类型的市民形象：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正派市民。老舍在执著地描写“城与人”同时，始终在做着“挖根”的工作，无论是早期的《二马》和《离婚》，还是后来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他都一直关注着与民族性问题有关的文化批判，而这种批判都是通过他的作品的“人文景观”，即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实现的，因此，与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同，他关注的始终是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的题目中所说的“老舍的创作视点”。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老舍的基本的创作视点。这一视点既决定着老舍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也决定着老舍作品的独有的特点。正因为他的“俗”，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经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使他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同时，也正因为他重视文化对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决定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也决定了他的批判不同别人的批判。比如，

海派文学代表人物及作品

海派文学代表人物及作品海派文学百科名片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简介 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

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海派文学大体一致的特点: ?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 ?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起源上世纪30年代达到极盛。上海成为文化中心是多层次的。它既是进步文化中心，如《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和创作……与此同时，上海的一般文化也相应地活跃起海派文化肇始于中国画，亦起源于京剧，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便形成了海派文化这个概念，可见这是客观历史的必然产物。海派文学就是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诞生的，可以看到，在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吴越文化的和其它地域文化，受到了世界文化主要西方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富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海派文学。概括海派发展三阶段: 1.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包天笑、周瘦鹃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地域文化。“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先后形成的。“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却与人生密切相关。他们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卞之琳、汪曾祺等。它的产生主要来自学院派，因当时北平（京）有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著名大学。他们不追求新锐，但思想绝非封闭和保守，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步伐放得比较缓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表现出平民性，有的自称“乡下人”，有的如林徽因等又出身高贵，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却统统关心民生，在大学合流了。另一方面是民族性，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成为其崇高目标。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海派”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繁荣的产物，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所以“海派新锐都市文学”既有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诗论，还有张爱玲、苏青的“市民传奇”小说。甚至连当年的左翼畅销文学，如蒋光慈、丁玲、茅盾等作品，也染有某种海派性。穆时英、苏青可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哦。对于“海派”的研究等于在书写自己的人生的记忆，“就如同踏上了一次返乡的路途”。因为我（吴福辉）出生于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特别是上海的童年生活印象很深。比如我小时候就读的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原工部局西区小学）非常著名，这是位于租界边上的小学，其设施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之好：有专门的音乐教室、手工教室、礼堂等。我记得最早看的戏剧就是在学校礼堂演的大型提线木偶戏《爱丽丝漫游记》，学校走廊上有可以直接饮用的自来水，课间还供应牛奶。在我清晰的记忆里，当年的上海无疑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有称之为远东第一楼的国际饭店、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电影院。那时从上海去日本不需要办理签证，买一张船票就去了。当然这只是旧上海的一方面。由于母亲这边的亲戚，我也知道售票员舅舅的下层市民生活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可以说“海派”的产生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现代性商业的发达，催生了专供知识市民阅读的先锋文学和一般市民消费的通俗文学。在这些作品中，都市生活被丰富多彩地呈现，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海是一个现代文体的试验地，大量对西方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引介、模仿、借鉴的新潮同时在上海涌现。我是在１２岁读六年级的时候随父北上的，童年记忆是扎了根的文学记忆，以后对于“海派”的研究自然就有“回乡”的感觉。

“左翼”“京派”“海派”的小说

第八章“左翼”“京派”“海派”小说（3课时）第一节左翼小说一、蒋光慈的初期革命文学创作 1.“革命+恋爱”题材；革命浪漫蒂克的创作倾向具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但思想大于艺术，观念大于形象，概念化、公式化较为严重。 2.小说代表作：《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田野的风》二、柔石及其《为奴隶的母亲》《二月》（1929年）通过主人公萧涧秋在芙蓉镇的经历，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进行了思考。否定了陶岚的个性解放主义，陶慕侃的人才教育主义，方谋的三民主义等。《为奴隶的母亲》（1930年）采用白描手法，以深切客观的写实，表现了一个悲惨的“典妻”故事，塑造了春宝娘这样一个忍辱负重的中国普通农妇形象。表现了她的精神痛苦。柔石的作品脱离了当时左翼文学的概念化倾向，达到了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三、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1.《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塑造了莎菲这一“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形象。她在爱情生活中表现出的伤感、颓唐、自恋自悼的情绪，是“五四”时期获得个性解放，在革命低潮中陷入彷徨无助情境下的知识分子的“时代病”的真实写照。作品表现了丁玲强烈的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 2.《水》（1931年）标志着丁玲创作由个性文学向革命文学的转变。四、“东北作家群”之萧红的创作

1.东北作家群：P108。《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是萧红的主要长篇代表作。 2.《生死场》（1934年），鲁迅支持下出版的“奴隶丛书”之一。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表现了东北农民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小说体现了萧红对普通、卑贱的最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注，尤其是女性视角下对女性命运的格外关注。描写了王婆、周月英、金枝等群体女性人格与尊严被漠视，生不如死，或如死般生存的不幸命运。《生死场》在表现“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闭塞、愚昧、落后的同时，也也了北方人民“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写他们在日本侵略者带来的新灾难面前的反抗。 3.《呼兰河传》（1940年12月） 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小说写出了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味。萧红童年回忆的笔调中充满了面对故乡时的情感矛盾，一方面是对家乡人们愚昧、保守生活，家乡旧风俗、旧习惯的鲁迅式的批判，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又对故土的“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自己曾有的儿时生活充满思念与留恋，从而表现出一种哀婉的牧歌情调。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4.萧红体是萧红创造的独特文体，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体现出小说文体的散文化特征，她以超常规的稚拙浑朴的语言，突破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自叙传的叙事方式、散文化的结构和诗化的风格构建出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体现了萧红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

京海派文学

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海派文学 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京派文学 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北京老城根等，浪漫主义情采较浓。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

第二个十年小说

第二个十年小说政治和商业对文学的影响明显，因而形成了三大派别左翼，京派和海派左翼拥抱政治，海派拥抱商业，京派两个都远离。左翼从一开始的幼稚，到后来的讽刺和剖析小说，日渐成熟。除此之外还有丁玲和萧红的创作京派的总体特点是文化保守主义，其代表有废名和师陀，还有萧乾林徽因海派则是立足于上海图书市场，最重要的是新感觉派，代表是施蛰存 |左翼小说左翼小说以左联的创作为核心，其并非是一个纯文学派别，而是一个政治文学性兼有的团体。其成熟时期的核心是以矛盾为首的现实主义社会剖析小说，其中张天翼和沙汀带有讽刺文学的特点，吴组缃和叶紫的一般现实主义小说，还有艾芜、萧红的抒情小说。其未成熟时期

有所谓革命罗曼蒂克的小说，其代表是蒋光慈，柔石和胡也频，我觉得巴金也属于此行列。 ①左联准备期间的小说和革命浪漫主义小说左联成立以前以太阳社为代表的小说鼓吹革命，不过有概念化的通病，还具有“革命+恋爱”的主题。后来在这一框架内不少青年作家得以突破自我，走向成熟，其题材从写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革命和恋爱，变为直接表现工农领袖领导的革命风云。一般认为丁玲的《水》标志着对概念化的“普罗文学”，也即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突破，而瞿秋白等五人为华汉的《地泉》作序，则开始批判革命的罗曼蒂克倾向。蒋光慈，在五卅时就写出了中篇《少年漂泊者》，27年完成《短裤党》，之后有《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其作品是典型的革命罗曼蒂克文学，背景是时代斗争和重大事件，宣传性极强，但是作品水平不高。从《丽莎的哀怨》开始，蒋光慈开始力图写出更加复杂的人物，后期有《咆哮的土地》，转向写实和农村革命题材，在各方面都有所突破。不过其英年早逝。柔石，前期有《疯人》集，长篇《旧时代之死》，中篇《三姊妹》，后期多写家乡之事，表现青年知识分子追求，开掘下层劳动人民命运，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京派、海派是30年代南、北相对的两个流派是两个有各自的审美追求、创作方式、创作风格都比较复杂的创作群体。京派是指30年代前后活动在以北平为中心的的北方城市，集中在京、津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老舍、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凌叔华等。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北大、清华等大学里的师生，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学文》等北方文学报刊上因此作品的学院派味道很浓，追求古典文化传统、文风古朴典雅。作品带有理想化色彩，返璞归真，描写山水田园和理想王国。更多显示了北京古老文明都市的风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作品中更讲人情、人性和理想，提倡自然和传统。海派的代表性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禾金，黑婴等，他们的作品追求表现现代化大都市现代生活节奏，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表现当时焦躁不安的人生情绪。更多的借鉴外国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技巧，注重感觉和印象，运用大量闪动的生活画。注重表现人的心理活动，努力呈现潜意识、性心理乃至变态心理。更多表现了上海的生活情景，表现金钱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和扭曲及都市人精神的高度空虚。揭露了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京派特点：这个小说流派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

民世界，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等。它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这种态度使他们发掘普通人生命的庄重和坚忍，特别能写出女性包括少女的纯良。在新旧变革的漩涡里，由追寻逝去的美，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怀旧气息。文化的保守主义使其避开当年激烈政治斗争和直接的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它是主张个人的，充满个性化的，不是感情的狂放宣泄，而是情绪的内敛，理性的节制。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但其作品均在政治讽刺之外，开辟出一条哀伤的，寓意的世态讽刺和风俗讽刺的路子来。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京派针对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在作品里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不断的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的呼唤，寻求回应。这样，是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特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海派特点：海派与生俱来有着多元、创新、变异、时髦这四个特质。多元，就是海纳百川、中西合璧；创新，就是见多识广、富有创造；变异，就是注重变化，与时俱进；时髦，就是追逐时尚，引领潮流。然而，毋庸讳言，海派也曾有消极面，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等。第一，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它受市民审美趣味的牵动，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