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京派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们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的缺乏政治批判力的小说，具备了文化批判的一定深度。如京派小说针对现代道德沦丧而发的对传统道德、民间道德的呼唤，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的厘定，就充满了博大的文化审视态度。京派小说普遍富有平民性，他们对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对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然地染上了保守的色调。

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

初期海派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初期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地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着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的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换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它为第二代海派作家的登场准备了条件。

新感觉派在第二代海派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连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阶段。

吴卫萍

一、京派与海派之争。

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对京、海两地许多作家以“玩票白相”的态度对待文学的风气提出批评。1933年12月，苏汶在《现代》杂志发表《文人在上海》，就沈从文对于上海文人的观点进行辩驳。沈从文对苏汶的回应则是其在1934年1月10日发表的颇具“檄文”味道的《论“海派”》。该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1934年2月21日又发表了《关于“海派”》。这些文章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胡风、徐懋庸、曹聚仁、姚雪垠、祝秀侠等作家纷纷撰文参与论争，“京派”与“海派”问题遂成为1933年末、1934年初文化界最热门的话题。鲁迅除在1934年2月连续以栾廷石为名发表《“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两篇文章外，亦在1935年5月发表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根据南北文坛的新动向，指出“京派”和“海派”走向合流的趋向。

真正涉及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①和苏汶的《文人在上海》②这四篇文章。鲁迅后来发表

的文章有对两方观点评价和总结的味道。鲁迅的文章发表后，左翼作家纷纷出来批判，“京派”和“海派”之争也从文学争论变成了与政治“帮闲”有关的社会论争了。自然，“京派”与“海派”之争至此也就结束了。

二、谈谈沈从文的文章。

《文学者的态度》。这篇文章作者以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作比，认为文学应当有一种诚实的态度。作者从一系列事实得出：“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当时的文坛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的文坛”。（玩票：旧指业余演戏白相：方言，游戏、玩耍白相人：方言，无业游民、流氓）。接着把这些人分为三类：“要成功”的人，“自以为成功”的人，“设计成功”的人。而“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

文章中，作者没有明确地说“玩票白相”文人就是“海派”。不过还是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就是苏汶的《文人在上海》。苏汶的文章认为“海派”文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毛病是因为他们要为生计奔波，不像“京派”文人有政府、院校支持。摆出哀兵的

姿态。且故意吧“海派”作家认为是生活在上海的作家。（沈从文的文章并没有把两者直接对等，认为北京的一些作家也有这种风气。）

《论“海派”》。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海派”作了明确的定义：“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且引申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所造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深恶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认为应当严肃地批判这种文学。同时，沈从文还对苏汶对“海派”地域的故意曲解作了批驳。

《关于“海派”》。前篇文章作者用“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两个词定义“海派”。此篇作者在这两个词前加了两个定语，变为“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对“海派”作了更为精确的定义。

三、看法。

1、读了这些文章，我觉得“海派”文学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炒作文学，市场化文学。都在迎合读者的需求，都不乏低俗劣质的东西。历史在重演。

2、双方论争的态度。当代学者杨义认为“京派海派之争是礼让之邦的…君子之争‟”。这话蛮实

在的。沈从文在这场论争中的就有一种很绅士的态度。虽然苏汶看起来激烈点，也远不像革命文学的论争者那样偏激热烈。如在《论“海派”》中，一开始就先说“我同意那篇文章”。接下来又小心翼翼地把苏汶排除在他批判的对象之外。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都是不愠不火的。自也显示了“京派”一种圆融、超然的态度。

3、鲁迅在《“京派”与“海派”》③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双方作了一个较好的论断。“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都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闲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杨义教授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中有这样一个评论。“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洋楼内的酒浆。当泉水汇入江流，

酒意受原野的清风吹拂的时候，梦也就残破，也就苏醒了。”④可看作对鲁迅的话的一个注脚吧。

4、《作协“扩招”冒犯了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杨早所写）⑤一文把当下的作协“扩招”和和“京派”与“海派”之争联系起来。“京派”一开始轻视“海派”，犹如十年、十五年前的“纯文学”轻视网络文学与青春文学一样。而最终，“京派”“海派”握手言好，一批网络写手也进了作协。这种对比我觉得蛮有意味的。

南方人与北方人的优越感之争

南方人与北方人的优越感之争这是个老话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称之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又说他们从官方拿到了点钱，整天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弟子，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曹聚仁比较京、海两派则说：“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曹聚仁：《京派与海派》）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姚雪垠：《京派与魔道》）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京派”与“海派”》）。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

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军成了时髦风尚，连皇帝都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至今你不得不惊讶于宋徽宗那笔瘦金体的书法造诣和他的艺术品鉴力，但崇尚柔美华丽的艺术需要付出代价，与此相对应，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全靠寡妇在打仗。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仔细想，这“害羞论”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只不过当时文人再得势，也无法遮掩宋军一败再败的现状，一种奇怪的心理补偿论才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怪论把辽金人想象成没有文化品味的种族，只会在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气象，外表虽硬充好汉，心理却矮了三分。这论调故意严格划分汉族

海派,现代诗派

海派文学百科名片海派的概念是与京派对立的，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未必是上海人）。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简介 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海派文学大体一致的特点： ①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 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起源上世纪30年代达到极盛。上海成为文化中心是多层次的。它既是进步文化中心，如《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和创作……与此同时，上海的一般文化也相应地活跃起来；而反动文化也相当猖獗。还有像《嫖界指南》这样的妓院文学、色情文化也泛滥成灾。五花八门的小报，是上海的又一道“风景”。可以说，当年的上海文化是多方面、多层次、综合性的复杂的共同体。这也许就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吧。海派文化肇始于中国画，亦起源于京剧，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便形成了海派文化这个概念，可见这是客观历史的必然产物。海派文学就是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诞生的，可以看到，在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吴越文化的和其它地域文化，受到了世界文化主要西方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富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海派文学。概括海派发展三阶段： 1.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包天笑、周瘦鹃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论文 3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内容提要】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关键词】沈从文,京派,海派,文学观. 一京派作家群，其实是一个成员庞杂，时空跨度大，在行进过程中无论其队伍还是其文学倾向都有所发展变化的作家群体。一般认为它是由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冯至、曹禺、梁遇春、徐祖正、凌叔华、林徽因、梁宗岱、李长之、萧乾、芦焚、田涛、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所组成。如果着眼更广的范围，还可以包括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巴金、靳以等人。名曰“京派”，实际上地域因素在这个群体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它主要是由聚集地(先是北京后为昆明、成都、武汉)的学者文化和学院文化孕育而成。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也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有的只是校园或学院文化中较为普遍的学术交流、文化聚会(如读诗会等)性质的沙龙雅聚，或者仅仅只是个人间的交谊。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京海论争”似乎促使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但同时由于文学观念与志趣的分歧，也标志着它由前期向后期的过渡。这一由“虚”而“实”、由“前期”而“后期”的发展衍变过程，又恰恰是这一群体的自然生存生态与社会接受生态互动的结果. 诚然，校园或学院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它毕竟不像政治社会那样动荡不安，而且还保持着文化上的自由与宽松。加之，文学并不等同于政治，文学的创作并不等同于政治与思想的革命，因此，虽然同样聚集于大学的校园，从事文学革命的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的活动也就不同于专门从事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的活动。当然，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支最早的生力军——“京派”，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能忘情于社会人生，相反却积极地投入了批判旧人生、创建新人生的行列。但是他们的主要成员却以自己的行动，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作出了既不同于政治思想革命家，也不同于文学的社会解剖派和社会革命派的另一番解释。在他们看来，文学的世界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世界，文学所建构的世界人生之于现实人生，是一种自足自为的世界人生，文学只有将日常的具体的实用的人生通过艺术的创造转变为审美的人生才有意义。文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是要在自然的人生状态中找寻“真切”和“真情” ，通过艺术的创造去探寻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因此，努力地实现和捍卫文学艺术家及其艺术创造的独立品格，就成了贯串于前后期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的核心。他们总是力图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干扰，去创造一个自足自重自主自为、和谐圆融的纯艺术世界。如果说京派作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追求的话，那么，维护艺术的独立品格，构建自足的艺术天地，实现艺术表现的“精”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

京派与海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特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流派，1933年至1934年，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有关“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到后来，“京派”与“海派”的外延、内涵有所变化，它们分别成为以作家居住地为划分一句的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的代名词。京派与海派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形成比较。京派与海派小说在思想文化内涵与艺术成就方面也可形成鲜明的比较。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然而，海派小说是不同于京派小说的，在地域上的分别上形成了这一流派。因此，海派小说则也有别于京派小说。初期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过渡的描写都市，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早期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在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是第二代海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叶灵风等。新感觉派是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穆时英被成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代表作有《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刘呐鸥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都市风景线》。施蛰存的小说以心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其中，“海派”所指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下文所提到的新感觉派。 1 关于“京派”与“新感觉派”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而新感觉派是一个小说流派，发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其作品多表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态生活，刻意描写主观感觉和印象，着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并流露出颓废悲观情绪。因主要受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新感觉派。 2 “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各自的艺术特色 ⑴从写作手法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1）海派与京派论争的过程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2）历史内涵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妄图以京派风格将海派文人“规范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个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受到构成某个流派的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京派海派这

两种文化的产生与他们的文化母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割裂文学流派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犹如缘木求鱼。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了自由主义，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现代商业经济中心的上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们最终影响并决定了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差异性。（3）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①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后世的乡土小说等提供了创作借鉴。 ②海派为文学提供了另一类型的都市文学；引进多种现代派手法，在小说结构、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有所创新；对人的“精神内海”的表现，有新的开掘，对194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及后来的都市小说有重大影响。总之，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确立后进一步深化并求得发展的时期。京派和海派小说各具特色，各有影响，共同造就了1930年代小说的繁荣，推动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

京派和海派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海派有多种含义，第一种指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廿世纪初期时，活跃于上海地区的一群画家，所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第二种指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表演风格，第三种指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第四种指那些由海外跨国公司或海外机构派遣回国，担任驻华机构代表或中高层管理人员。文学史研究界有“海派”文学之说，但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标举“海派”旗帜的创作团体，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也是色彩各异，既有新文学作家群所排斥的“星期六派”，也有后期创造社的某些成员、“现代派”和“唯美派”，甚至有人将鲁迅、茅盾等人也归入海派。历史上，海派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挑起“京海之争”的沈从文等人对海派的定义是“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拍”相结合；鲁迅则指出：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总体看来，人们将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都当作了海派，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而忽略了他们在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异。若从艺术流派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他们热衷于在都市生活中虚秘五光十色的美，热衷于表现商业文明的节奏和情绪，有同人刊物，真正体现了流派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京派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们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的缺乏政治批判力的小说，具备了文化批判的一定深度。如京派小说针对现代道德沦丧而发的对传统道德、民间道德的呼唤，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的厘定，就充满了博大的文化审视态度。京派小说普遍富有平民性，他们对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对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然地染上了保守的色调。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初期海派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初期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地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着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的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换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它为第二代海派作家的登场准备了条件。新感觉派在第二代海派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连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阶段。吴卫萍

京派海派矛盾老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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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小说流派纷呈、群星璀璨授课人：张春红 1 教学要求： 1、名词解释：东北作家群、京派、海派、新感觉派、祥子、吴荪甫； 2、了解30年代小说发展概况； 3、掌握茅盾小说的开拓性意义；巴金家族小说的主题；老舍小说的市民世界；沈从文小说的艺术风格等。一、左翼小说新人指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一批具有左翼倾向的青年作家。蒋光慈、丁玲、柔石、叶紫、沙汀、艾芜、张天翼等是这批小说新人的代表。 3 二、东北作家群一群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三省陆续流亡到关内的作家。代表作家：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萧红 4 他们在30年代的文坛十分活跃，其小说主要以描写东北风情为主。他们所描写的东北风情，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人的生活、风俗、心理。萧军《第三代》等；一类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的抗日活动。萧红《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萧红与萧军 5 三、新感觉派小说又被称为“新海派”。这派作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作品集中描写现代大都市的生活、人心、色彩。 6 第一代“海派”： “老海派” 代表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 1、张资平：“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 《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 2、叶灵凤：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张资平 7 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 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它的出现说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并发展至鼎盛与独立。 8 刘呐鸥：被称为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 穆时英：人称“新感觉派的圣手”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地域文化。“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先后形成的。“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却与人生密切相关。他们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卞之琳、汪曾祺等。它的产生主要来自学院派，因当时北平（京）有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著名大学。他们不追求新锐，但思想绝非封闭和保守，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步伐放得比较缓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表现出平民性，有的自称“乡下人”，有的如林徽因等又出身高贵，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却统统关心民生，在大学合流了。另一方面是民族性，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成为其崇高目标。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海派”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繁荣的产物，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所以“海派新锐都市文学”既有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诗论，还有张爱玲、苏青的“市民传奇”小说。甚至连当年的左翼畅销文学，如蒋光慈、丁玲、茅盾等作品，也染有某种海派性。穆时英、苏青可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哦。对于“海派”的研究等于在书写自己的人生的记忆，“就如同踏上了一次返乡的路途”。因为我（吴福辉）出生于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特别是上海的童年生活印象很深。比如我小时候就读的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原工部局西区小学）非常著名，这是位于租界边上的小学，其设施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之好：有专门的音乐教室、手工教室、礼堂等。我记得最早看的戏剧就是在学校礼堂演的大型提线木偶戏《爱丽丝漫游记》，学校走廊上有可以直接饮用的自来水，课间还供应牛奶。在我清晰的记忆里，当年的上海无疑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有称之为远东第一楼的国际饭店、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电影院。那时从上海去日本不需要办理签证，买一张船票就去了。当然这只是旧上海的一方面。由于母亲这边的亲戚，我也知道售票员舅舅的下层市民生活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可以说“海派”的产生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现代性商业的发达，催生了专供知识市民阅读的先锋文学和一般市民消费的通俗文学。在这些作品中，都市生活被丰富多彩地呈现，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海是一个现代文体的试验地，大量对西方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引介、模仿、借鉴的新潮同时在上海涌现。我是在１２岁读六年级的时候随父北上的，童年记忆是扎了根的文学记忆，以后对于“海派”的研究自然就有“回乡”的感觉。

京海派文学

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海派文学 30年代中国沿海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产物。上海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风气之先，但也是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余毒交杂，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对立严重的地方。清末才子佳人小说、“五四”后的新才子佳人小说、上海滩的腐朽社会风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小说的形成都有影响。鲁迅曾说，海派文学为“商”“帮忙”，从中不难看出它的格调。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海派没有成立过正式的组织，也未发表过宣言，之所以人们将其视作一派，是由于海派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幻灭，又有欣赏的挖掘。海派作家应该是指活跃在上海周围的作家，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音广义上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鸳鸯蝴蝶派海派小说主要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初期海派的叶灵凤的《紫丁香》、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和茅盾的《子夜》、张爱玲《金琐记》《倾城之恋》。京派文学 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园城、萧乾的北京老城根等，浪漫主义情采较浓。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

1沈从文与“京派”文学05

沈从文与“京派”文学近年来，现代文学学术界对沈从文和“京派”都有较多的关注，评价也在提高。这是时代变化的结果：在以往比较政治化的年代里，对作家和文学现象的评论是非常讲究区分所谓“主流”与“支流”的。与时代变革特别是革命思潮联系紧密的作家作品，一般都会被置于文学史叙述框架的中心地位，而象沈从文和“京派”这些离社会变革的现实较远的所谓非主流文学，很自然就处于文学史叙述的边缘。这些年似乎又倒了一个“个”，那些原先处于“边缘”的作家格外引起注意，反而越来越转向中心了。这种转变一开始可能多少带有要“重新发现”和“矫枉过正”的色彩，也有其必然性。但真正比较健全的有学理性的研究，还是要超越为自己所倾慕的作家“争地位”的心态，实事求是，把作家作品放到文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中去考察，看他们到底在那些方面取得了文学的创新，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其得失与地位。这一讲我们重点介绍沈从文和京派小说，不只是因为他们属于所谓“边缘”作家，以前我们在专科阶段也关注不够，现在需要多讲一点；更希望通过对沈从文和京派的评论，了解这样一些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拓宽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的视野。大家对沈从文的作品可能比较熟悉，我们不妨用更多的篇幅来欣赏，学习如何评论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抒情体小说。下面，先介绍“京派”这一文学现象，接着我们了解一下沈从文的创作概况，最后，着重鉴赏《边城》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一，关于“京派” 把“京派”和“海派”当作不同的文学流派，是后来文学史家的研究工作。不过因为这两派所涉及的作家群的范围都比较大，各自的情况又都很复杂，不同于其他有结社有纲领而且倾向鲜明的派别，所以有些论者对于把“京派”看作流派，仍持谨慎的态度。但学术界多数意见还是认为，“京派”是大致可以视为一种流派的。通常认为所谓“京派”，是指三十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要注意这个定义带有的时间和地域性，也有政治倾向性。这一文学派系的“命名”跟三十年代初发生于上海与北京两个城市作家之间的一场论争直接相关，当时双方互相攻击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的沈从文和上海的苏汶，后来又加进了鲁迅等人。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1一文，批评了那些主要在上海的新派的作家，指责他们对创作缺乏尊严感，有“玩票白相”的习气。稍后在《论海派》2一文中，他对上海某些文人作风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以轻蔑的口气指责他们是“名士才情”加上“商业竟卖”，并且把“旧礼拜六派”和所谓“感情主义的左倾”，统统都捆在一起，斥为“妨碍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与此同时，沈从文又标榜北京作家的“诚实与质朴”，主张要张扬文坛正气，破除“海派”的歪风。沈从文的批评大致代表了北方一些自由主义作家的立场：他们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以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而力图与此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上海的作家自然也有反驳。曾经追求过革命文艺，后来又倾向文学价值独立的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就指出，所谓“上海气”其实就是现代的都市气，是现代机械文明传播的产物，相信必将还产生更广的影响。应当说，沈从文对所谓“海派”浮泛作风的批评不无中肯，但也有他的偏狭。所以后来鲁迅属文《“京派”与“海派”》，说“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3鲁迅似乎在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是从地域文化角度为两派文人“看病”，对当时文坛弊病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其实所谓“京”“海”之争，不甚明了，多少也有文人的意气和派性在里边。不过，论争除了显现文学观上的不同，也确实反映出当时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别。近些年来有关上海和北京文化的比较研究多了起来，大家有兴趣可以找这些论文看看，也许对于了解“京派”和“海派”不同文化品格的形成是有帮助的。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已经从北京转到上海。上海是中国现代的大都市、大商，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大，整个文化氛围包括文坛的状况，比起北京和其他地区来，要更显得开放、求新、多变，但商业色彩也比较浓。上海文坛很复杂，既有典型的商业化的流行文学、堕落的文学，有新感觉派之类前卫的文学，有张爱玲这样很传统又很现代的文学，更有富于使命感而深受青年倾赖的左翼文学。所以，以“海派”来笼统地涵括上海文坛，并不大合适。相对而言，“京派”作家群的文学旨趣互相较为接近。由于五四的高潮早已过去，大批作家南下上海等地，三十年代的北京文坛变得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古都，又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文化的积淀深厚，有比较宽容豁达的风气。那些主要在北京天津的大学任教或上学的一批作家，可能也是因为远离了时代的中心，写作心态一般都比较雍容、恬静和扎实，在文化取向上较少商业的或党派的味道，却也比较守成和稳健。近年来有些论者认为当年的“京”“海”之争，看似偶然，却从根本上反映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格局，

沈从文与京派

沈从文与“京派” 1．“京派”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其主要成员和刊物有哪些？［提示：“京派”的主要特点是：作家各自的写作路线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创作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有相对的一致性。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着共性：①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题材。②从容的古典审美趋向。③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京派”作为20世纪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萧乾、李健吾、朱光潜等。其主要刊物有周作人实际主编的《骆驼草》，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先后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等编辑的《水星》文学月刊；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等］ 2．“京派”和“海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鲁迅是如何评价的？［提示：“京派”的作家群文学旨趣相互接近，其写作心态一般都比较雍容、恬静，在文化取向上较少商业的或党派的味道，比较守成和稳健。“海派”是与“京派”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海派”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海派”，是指所有的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左翼文学，二是新感觉派文学，三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而“鸳鸯蝴蝶派”当时也有新旧两派之分，旧鸳鸯蝴蝶派主要以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周瘦娟、张恨水为代表，而新鸳鸯蝴蝶派则以原来的新文学作家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也有人把后来于40年代崛起的张爱玲作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后起之秀，即海派的新代表。狭义的海派，则主要指鸳鸯蝴蝶派。也有人将具有典型都市文学特征的新感觉派视为典型的海派，而将左翼文学与此相区别。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 “京派”与“京派”比较起来，显得开放、求新、多变，但商业色彩比较浓。 3．沈从文笔下的城乡为什么会出现二元对立模式？［提示：沈从文笔下的城乡呈现着鲜明的二元对立模式，眷恋赞美乡村，厌倦批判都市。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作家认为，繁华在都会，人性在乡村；物质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等。他们无意于具体的城市生活特色，只关注这种生活中的人性变异，进而展示其生存困境。他们对城乡对立的“生存困境”的感知，又是以纯粹的精神体验的方式存在，来自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对社会人生的审美介入。作者欲从“湘西世界”与“城市世界”的对照中，显示

沈从文《边城》美感赏析

沈从文《边城》美感赏析林峰云《边城》演绎了一段纯美的爱情故事，阐述了中国古老的乡土风情之美。读《边城》，便可被一股浓浓的暖意牵引，被沈从文那不经意、淡如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所震撼。赏析《边城》，便被贯穿其中的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所感动，被字里行间所渗透的浓浓情意牵引。下面从三个方面来欣赏沈从文《边城》之美。1风俗美长期以来，人们对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缺乏恰当的重新认识，缺乏公正的评价。20世纪20年代，他的发生没能引发文坛的特别注意。30年代，沈从文秉持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文学的“清客化”、“商品化”而引发与“京派”、“海派”的论争，争议的结果就是，他被鲁迅归为“官的帮”一类。所以，建国后17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其通常不并作阐释。随着思想的革命与文艺观念的擅变，人们逐步消解了对沈从文的历史误会，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与理应的地位。沈从文对中国文学的主要贡献是用小说和散文形式建造起了自己独特的“湘西世界”。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读者看到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面。长期漂泊在异乡的沈从文，在充满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他更加怀念湘西美好的自然山水，以及那里充满真、善、美的自然人性。虽然童年的湘西己成为“往事”，但他用他的笔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了理想的归宿，也为读者塑造了另一个“世外桃源”。他“以其精辟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整体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弘画卷”。《边城》是沈从文力求构建的“湘西世界”中的一颗明珠。它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人物形象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在这些质朴、简约、平和、冲淡的文字中，诉说着作者深沉而又强烈的情感，展示了作者淡淡的哀愁、浓郁的怀旧情绪和充满诗情画意的乡土风情，处处体现着风俗美。文中端午节、赛龙舟、吊脚楼、唱民歌等极富民族特色的民间意象频现，使小说显示出奇丽的情调。端午节中赛龙舟和捉鸭子的比赛，是古老而健康的风俗体现，反映了湘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建筑也是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文化的具体写实。古老的吊脚楼，是一部底蕴深厚的乡土住宅建筑和少数民族民俗的文化史钱《边城》中有这么一段话:“坐着一叶扁舟，悠闲地行驶在小河上，遥远地就可以看到河岸上临空而建的空中楼阁，楼边飘着几缕山峦。”写出了吊脚楼独特的风采美。民歌是湘西人民表达感情的重要工具，情歌在这些民歌中占有重要分量，特别是青年男女通常以歌为媒自由恋爱。在唱歌中，沈从文发现了湘西人生命的热烈以及独有的热情和智慧。整部《边城》就是一幅优美的风俗画，给人以视觉、听觉和古老意蕴上的美感。2人性人情美

浅谈京派乡土文学——以沈从文为例

浅谈京派乡土文学——以沈从文为例摘要：京派文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北方城市作家群，以沈从文、废名等人为代表的，区别于当时主流左翼文学，主张脱离政治和社会，回归田园乡村，以小说和散文创作为主，后经汪曾祺等人继续发扬，与乡土文学实现融合，不断焕发出新的时代元素。21世纪以来，文学界风气日趋宽松，对于京派文学的认识观点也在不断发生转型，学术界由传统的政治视角转向文本、作家群，研究领域日趋多元化。本文分三部分对京派文学进行分析，并以沈从文这一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及其散文《湘行散记》为视点展开研究。关键词：京派、沈从文、乡土文学一、关于京派 “京派”是30年代活跃的文学流派，是远离当时政治中心南京和文化中心上海，在北方京津一带进行文化创作的作家，又称为“北方作家群”，开辟出与当时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相对的一条文学之路，以小说创作为主，以《骆驼》《水星》为主要创作阵地，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 “京派”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商业化，主张创作纯粹的、自由的文学，他们远离政治斗争和商业场、官场，去除文学的功利化，追求“纯粹的文学趣味”和“和谐、节制与恰当”的审美趣味，收敛情绪，抑制情感的过分宣泄。京派文学不事雕琢，主张纯粹、自然的生活描写，还原本真，因此小说中对于乡间生活的描写与现实生活十分相似，没有过度的艺术加工，给人亲切之感。京派是对五四时期国民性发掘的回归，作者针对现实生活的道德沦丧，在小说中寄予对美好的希冀，呼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复归。创作者秉持自由主义创作思想，自由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文学思潮，强调文艺创作的独立性和非功利性，反对将文艺工作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强调对个体意识和自由创作的追求，在小说、散文、文学理论各方面都有反映。

沈从文的生平简介

沈从文的一生简介沈从文也是首先作为一个地方性作家被人们认识到的，其是京派作家的领头人，也是一个主写湘西地方特色的作家。其常常以乡下人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来看待中国的常和变，经过自己的笔而形成了其著名的湘西世界。其并不用社会批判的视角来创作和批评，而是强化文学和纯粹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因而越发有“纯文学”的态度，不过其依然具有改造民族的梦想，只不过其方案是对人自然本性的复归，不是从社会革命而是从人文从文化来做出回答。其创作在30年代成熟，有短篇小说《龙朱》、《旅店及其他》《虎雏》《阿黑小史》《石子船》《八骏图》《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阿丽思中国游记》，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西散记》《湘西》，还有文论《废邮存底》《烛虚》等。总体来说我不是很喜欢沈从文的态度，这可能和我已经无法相信利维斯主义那种前现代的幻梦有关。面对时代的发展，有些人不免要回去美化一个过去不曾真实存在过的，前现代的淳朴乡下，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不免有些幼稚。其笔下的乡村固然是美的，但也带着几分痴气。

|湘西世界及其主题这一小节介绍其小说。沈从文写湘西乡村的小说，组成了一个湘西世界。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表现湘西下层人民“生命形式”，其笔下的湘西下层人民或许总是遭受悲剧和践踏，但是其质朴坚毅的朴素本性却是沈从文一直着意表现并加以赞美的。其小说带有文化批判的主题，其描绘梦和真构成的湘西农村，是为了和文本外的丑陋现实相对照，是借助一个乡土的梦境来批判现代都市的丑陋扭曲，这是他诗体乡土小说的主旨。其湘西世界的纯真主要是通过其人物生命形式的纯真有生气来体现的，这体现为其笔下恬淡自守的女性和雄强进取的男性形象。《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都是这一类姣好纯净的小女人形象。而男性的代表则是军人，他们勇武有血性，但又天真憨直，比如《虎雏》中的勤务兵，《灯》中的老伙夫等等。与其湘西小说相对比的则是他写都市社会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沈从文通常用讽刺的笔法极写城市情爱的病态扭曲。不过这类小说大部分比较浮泛，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是作为其湘西世界的反面陪衬存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之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之沈从文与“京派”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是一门有别于我们在本科阶段所学习的教材的一本文学研究性书籍，收录了有关现当代文学重点作家及重要文学史现象研究论析16篇，是将内部的讲稿集结起来，合成了这本书。并非是对整个现当代文学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都作了阐述，而是挑选了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以点带面的引领我们去探索。并且在每讲的最后都有对于这一文学流派或者作家的研究论著和研究概况，对于我们巩固知识、深入研究、扩展眼界都是很有帮助的。地域的区别一直是区分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比如老舍的”京味”小说，赵树理的“山药蛋派”小说，以及王安忆的上海文化小说，都代表了地域对于文学创作所产生的重要影响。30年代的“京派”和“海派”同样体现出这一点，但是与其他作家所不同的地方是，“京派”与“海派”并不局限于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的作家的写作，他们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这两个派别之中的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所致。而这两个派别的区别也不仅是地域上，更重要的是所代表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二者的论战也与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本书的第六讲主要讲的是京派文学，对于“京派”以及“海派”是否看作流派，很多作家都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两派所涉及的作家群范围都比较大，各自的情况也很复杂，但学术界多数还是认为“京派”是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流派的，也有称京派的作家是“大公报”作家、“北方作家”的。“京派”并不是专指或反映北平的文学，而只是一种借用、沿用。作者在这里并没有对“京派”的地位以及历史影响做过多的强调，而是在这一讲的序言中谈到，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里，文学通常都是被划分为“主流”和“非主流”的，而“京派”文学由于远离政治，远离社会变革，所以被划为“非主流”文学。文学史上通常所说的“京派”指的是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而这个定义与30年代初两位作家的论争有着直接的联系，以为是北京的沈从文，一位是上海的苏汶，后来又加入了鲁迅等人，作者对于沈从文在这次论战的观点采取了很客观的评价，认为沈从文对于海派的作风的批评不无中肯，但是也有他的偏狭。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狭”，除了文化观念上的不同之外，地域差异也是很重要的原因。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现代的大都市、大商埠，受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很大，整体的文化氛围比起北京和其他地区要显得更开放、求新、多变，文学的形式也复杂多样。而当时的北京，“五四”的大潮已经过去，文坛显得比较沉闷，但是北京作为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当时的作家主要是在北京或者天津任教或者求学，由于远离时代的中心，所以在文学追求上很少体现出政治或商业的味道。沈从文身上有着少数民族的血统，从小就与底层的人民打交道，所以深谙底层人民的生命喜怒哀乐和生命形态，所以他的小说也大都表现对原始质朴的乡村民俗和平凡的人的赞扬的态度，并且把城市中人的虚伪、矫情作为与乡村中的人的对比，来宣扬那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以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