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和海派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

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

海派有多种含义，第一种指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廿世纪初期时，活跃于上海地区的一群画家，所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第二种指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表演风格，第三种指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第四种指那些由海外跨国公司或海外机构派遣回国，担任驻华机构代表或中高层管理人员。

文学史研究界有“海派”文学之说，但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标举“海派”旗帜的创作团体，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也是色彩各异，既有新文学作家群所排斥的“星期六派”，也有后期创造社的某些成员、“现代派”和“唯美派”，甚至有人将鲁迅、茅盾等人也归入海派。历史上，海派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挑起“京海之争”的沈从文等人对海派的定义是“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拍”相结合；鲁迅则指出：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总体看来，人们将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都当作了海派，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而忽略了他们在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异。若从艺术流派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他们热衷于在都市生活中虚秘五光十色的美，热衷于表现商业文明的节奏和情绪，有同人刊物，真正体现了流派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

园城、萧乾的北京老城根等，浪漫主义情采较浓。另一类是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他们以写北京地方风情为主，虽然对古老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接近自然的田园风光有所依恋，有所顾惜，但更多的是批判。这部分作者也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和侵扰，但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关注着社会人生，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金钱世界，走的仍是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后期的代表是“新感觉派”小说。“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刘呐鸥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都市风景线》。另有穆时英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代表作有《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施蛰存的小说以心理分析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主要作品有《梅雨之夕》、《上元灯》等。“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描绘了都市五光十色的繁荣景象，以及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在艺术上，注重借助叙述者的主观感觉，创造一种意识跳跃、不断流动的特殊文体，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 “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3、萧乾以忧郁的儿童的眼光，描写人间的不平和世态炎凉（《篱下》、《放逐》、《雨夕》）；以“乡下人”的眼光，发现劳动者的苦难和人性的美（《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邓山东》）；从民族意识揭露宗教、教会的虚伪（《栗子》、《皈依》、《鹏程》）等等，都带有人生、人性忧郁的色彩。长篇《梦之谷》通过爱情悲剧控诉金钱社会和黑暗势力；抑郁缠绵的情感抒发，笼罩了南国山光水色的明丽，成为感伤的抒情诗。 “京派”的特点：人道主义为根基的为人生的创作思想；由文化层面探讨人性、人生和国民性。多写自然风物、纯真爱情、童心、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时或对都市上流社会发出讥刺。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二、新感觉派小说的兴起和特点 1、初期海派：接续鸳蝴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概说：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表现市民生活，迎合大众口味；过渡性都市描写，沉醉于物质享受而又有负罪感；“都市男女”主题，性爱小说风尚，表现现代人性的“新式肉欲小说”；重视形式的创新，上海追新猎奇的风貌。（1）张资平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主题，彻底的媚俗化。“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显示出海派的驳杂。创作《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2）叶灵凤以感伤恋情小说为起点，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31年后转向对都会女性的

比较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创作风格

比较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创作风格三十年代小说发展繁盛，随着大革命的失败，社会矛盾加剧，阶级斗争风起云涌，文学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增加，也刺激了以叙事为己任的小说的发展，小说在完成其重大的现代性转折之后，逐渐走向部分的整合。此时期出现的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按照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体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1）京派小说的创作风格 30年代京派作家活跃于北方，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和文化中心上海，其基础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知识分子。这个时期的京派作家承继“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在表现中国农民的民族性格和南北方乡镇生活的解体上做出了开拓。 ①京派小说家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民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世界、萧乾的北京城根的篱下世界等都是对乡村世界的描绘。而城市的描写，则作为与乡村世界对立的人生，被纳入到京派宏大的叙述总体之中。 ②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并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京派小说继承了“五四”国民性主题，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 ③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回忆中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对平凡的人生、命运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的眼光，使得美由绚烂归于平静无奇，归于自然调和。（2）海派小说的创作风格

①追求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海派小说受市民审美趣味的牵动，与政治性、社会性强烈的主流文学拉开距离。张资平的海派X爱小说，是将创造社本来就有的青年苦闷源于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的主题用滥彻底地媚俗化，他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不过逐渐消退，而为了商业目的，公式化地利用S情因素制造小说的恶俗的一。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在城市罪恶之中发现美，但初期对城市的认识是肤浅的。海派文学一支笔已经伸进了新式饭店、赌窟、跑狗场等消费场所，可现代文明的体验不足，因此显露出狂放颓荡，心理上也表现出扭曲变T。 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X爱小说成为海派表现现代人性的试验场。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X爱小说是世纪病态的标本，拥有很多城市读者。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尝试心理的、象征的、新鲜大胆的小说用语和多种多样的表达式。叶灵凤凭他的都市敏感，知道上海已出现了新的“族类”，便发挥自己对英法文学了解的特长，吸收西方现代派表现城市人的艺术经验，来开发新的小说品种。总之，京派小说远离文学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创作风貌与海派小说商业化的创作特点大相径庭，二者作为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径，都表现出了小说创作的繁盛。

中文作业京派与海派的异同

茶与酒 ——读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有感读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给我最深的印象，如果用王朔的一部的小说名字来形容的话，就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当然这可能也不是很贴切。这些小说有的描写乡村风情，有的叙述都市生活，有的抒发爱国豪情，有的书写男女爱情。而我想浅谈一下读完京派与新感觉派小说的体会。我认为，京派小说温婉而雅，好似小家碧玉，她就像一杯茶，散发着丝丝芳香，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来细细品味；新感觉派小说浓郁新活，好似江湖侠女，她就像一杯酒，烈的让人感觉火辣辣。它们一个低调一个高调，但是作为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它们所揭示的意义、反应的社会现实是大同小异的，正如茶与酒一样，人们都在喝，都为人们接受，它们的本质作用是一样的，都是被人们作为饮品，调节生活这盘大餐的味道。京派小说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等人，其特点是淡薄现实功利文学观，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和纯正趣味，寓人生理想于自然、人性、人情美之中，创作风格恬淡沉郁，将古朴情调融入乡野生活的诗意中。新感觉派小说代表人物有穆时英、施存蛰等人，其特点是生动地揭示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状态，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都市病态生活与心理，刻意追求主观感觉印象的契入，运用直觉的、印象式的、蒙太奇等多种艺术手法。京派小说作家，自称是“乡下人”，他们用饱蘸情感的笔，复活着有关故乡的记忆：大自然怀抱中宁静和谐的生活，善良淳朴的优美人性。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新鲜而奇异。热烈的放荡，粗俗的撒野，映现出违背文明污染的真情实性。在敦厚与朴鈉、温和与宽容、青春与衰老中，有哭亦有乐，有血亦有泪，有爱亦有憎，然而并不现出生的黯然与狰狞，有的是生的一份欢喜，一份真诚，一份庄严，一份期待，一份对命运的默默承担，在那些男人和女人、老人与小孩多姿多彩的生命中弥漫开来。沈从文的《边城》重点表现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唱响了一曲人性和神性的颂歌。但边城里始终有几丝不和谐的音响在耳边萦绕，比如，翠翠、老大、老二的爱情故事等，都拆解着显文本所彰显的主题。新感觉派的年轻作家以稚嫩的笔剖视着现代都市的迷乱与罪恶，以及沉沦深陷于其中难以自拔，从而失去清醒理智与高贵尊严乃至美好感情的形形色色的都市人群。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她在夜总会这一笙歌宴舞之地着力描绘挣扎于都市不同位置的失意与失败者。在暴露丑恶与浮华的程度上，能将笔触越过人物混迹声色、寄情酒乐的表面，刺其空虚颓丧、生活既无目的又无丝毫希望的心里痼疾。京派作家神往、陶醉于青山绿水之间淳朴村姑的天真明慧的同时，寄居上海的文人却在声色犬马的灯火楼台摄取着欢场女郎强欢卖笑的苍白凄楚。京派与新感觉派，一杯茶与一杯酒，一个描写美、一个展现丑，但我想他们都可以归于一处，就是对那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的追求。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1）海派与京派论争的过程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2）历史内涵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妄图以京派风格将海派文人“规范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个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受到构成某个流派的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京派海派这

两种文化的产生与他们的文化母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割裂文学流派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犹如缘木求鱼。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了自由主义，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现代商业经济中心的上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们最终影响并决定了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差异性。（3）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 ①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后世的乡土小说等提供了创作借鉴。 ②海派为文学提供了另一类型的都市文学；引进多种现代派手法，在小说结构、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有所创新；对人的“精神内海”的表现，有新的开掘，对194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及后来的都市小说有重大影响。总之，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确立后进一步深化并求得发展的时期。京派和海派小说各具特色，各有影响，共同造就了1930年代小说的繁荣，推动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

京派和海派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海派有多种含义，第一种指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廿世纪初期时，活跃于上海地区的一群画家，所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第二种指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表演风格，第三种指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第四种指那些由海外跨国公司或海外机构派遣回国，担任驻华机构代表或中高层管理人员。文学史研究界有“海派”文学之说，但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标举“海派”旗帜的创作团体，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也是色彩各异，既有新文学作家群所排斥的“星期六派”，也有后期创造社的某些成员、“现代派”和“唯美派”，甚至有人将鲁迅、茅盾等人也归入海派。历史上，海派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挑起“京海之争”的沈从文等人对海派的定义是“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拍”相结合；鲁迅则指出：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总体看来，人们将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都当作了海派，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而忽略了他们在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异。若从艺术流派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他们热衷于在都市生活中虚秘五光十色的美，热衷于表现商业文明的节奏和情绪，有同人刊物，真正体现了流派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

浅谈京派和海派的形成

浅谈京派和海派的形成现在分别说到京派和海派，我们都会联想到一系列不同的事物，有如被周立波标榜着的咖啡，和他所谓的赵本山吃着的大葱；或者同种事物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比如同样是旗袍，也明确的分着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这两个名词，早已脱离其最初形成时的语境，成为伴随着它们各自所代表的地域的两种亚文化，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同时也打破了地域，无处不在，无处不能看到它们互相的碰撞、斗争、交流与融合。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追本溯源，我们还是先从它们最开始出现的文学界说起。“京派”，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文学流派，“京派”作家代表有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等，称为“京派”是因为他们当时多在京津两地活动，发表的文章都在京津刊物，又具有较为统一的艺术风格。而“海派”最开始有多种含义：活跃于上海一带的一群画家的画作和风格；京剧在上海的表现风格；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等等都称为“海派”。京派和海派文学就有着鲜明的差异和斗争，京派文学追求自然和人性的美，有着淳朴、平和、隽永的语言风格；而海派则首先提出“都市男女”，着力描写五光十色的繁荣都市和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具有世俗性与商业性。那么为什么在这两地的作家群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所有的艺术和文化都离不开它们所生长的土地，北京和上海，我们需要认识这两块特质的土壤。简单的从上海说起，上海自从开埠以来，一直是与外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同时有进驻了各国租界，商业发达，西方文化强势的影响，使上海很快成为了一个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窗口和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现代化和都市化在这里生根发芽。于是快节奏的生活、商业气息、灵活多变、中西结合、都市人的病态心理……这些也很自然的进入了艺术表现，成为海派风格的特征。而相对于上海的开放，京津一带却在内陆，未能接触到这样的“西风”吹拂，又是一贯的政治中心，风格自然不同。鲁迅有段对京派和海派的分析：“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虽然尖刻绝对了点，但引用于此，还是能说明些问题的。总的来说，还是艺术源于生活，离不开地域与时代，人的性格也是如此，“海派”和“京派”的形成，是特定时代中在不同地域上孕育出来的文化体现。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之争 “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京派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们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使得他们的缺乏政治批判力的小说，具备了文化批判的一定深度。如京派小说针对现代道德沦丧而发的对传统道德、民间道德的呼唤，以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标准，对农村、市井、知识阶层生活进行的厘定，就充满了博大的文化审视态度。京派小说普遍富有平民性，他们对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表现出特有的关注，对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然地染上了保守的色调。海派是指区分于鸳鸯蝴蝶派的拥有“现代质”的海派，是指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化的立场上来打量上海，用现代上海人的口气讲述上海故事的文学流派。初期海派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世俗化、商品化倾向。初期海派小说注重商业化，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往往以迎合市民的口味而拉开与反映现实生活的主流文学的距离，单纯地描写市民的衣食住行，平庸世俗。第二，性爱小说成为初期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海派作家的性爱小说，有反映现代青年婚恋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乏民主精神。但他们更多的情爱小说格调不高，往往在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幸福之中，夹杂着旧的贞操观念及卑琐的占有欲等陈腐意识，有的甚至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第三，注重小说形式的创新。初期海派作家能够熟练地运用晓畅流利的白话语言，注重性心理的描写，有的还尝试运用心理分析手法，变换叙事切入的角度，这都表现出初期海派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性。它为第二代海派作家的登场准备了条件。新感觉派在第二代海派时期，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的性爱小说的余绪，下连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极为重要的阶段。吴卫萍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

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地域文化。“京派”是指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多些；“海派”则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带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比较多。他们是历史上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现代延伸。从文学角度看，它们都是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先后形成的。“京派”追求的是纯文学，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一定“距离”，却与人生密切相关。他们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卞之琳、汪曾祺等。它的产生主要来自学院派，因当时北平（京）有清华、北大、辅仁、燕京等著名大学。他们不追求新锐，但思想绝非封闭和保守，而是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步伐放得比较缓和。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表现出平民性，有的自称“乡下人”，有的如林徽因等又出身高贵，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却统统关心民生，在大学合流了。另一方面是民族性，代表了“五四”以后由积极面向世界又回到重视民族改造本身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重造现代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成为其崇高目标。如果说“京派”是乡村中国的文人文学，那么“海派”则是现代都市的文学。“海派”是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繁荣的产物，表现的是都市日常生活，其作品是一部活的都市生活审美史和都市习俗的民间变迁史。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文艺，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所以“海派新锐都市文学”既有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诗论，还有张爱玲、苏青的“市民传奇”小说。甚至连当年的左翼畅销文学，如蒋光慈、丁玲、茅盾等作品，也染有某种海派性。穆时英、苏青可都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宁波人哦。对于“海派”的研究等于在书写自己的人生的记忆，“就如同踏上了一次返乡的路途”。因为我（吴福辉）出生于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特别是上海的童年生活印象很深。比如我小时候就读的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原工部局西区小学）非常著名，这是位于租界边上的小学，其设施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之好：有专门的音乐教室、手工教室、礼堂等。我记得最早看的戏剧就是在学校礼堂演的大型提线木偶戏《爱丽丝漫游记》，学校走廊上有可以直接饮用的自来水，课间还供应牛奶。在我清晰的记忆里，当年的上海无疑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有称之为远东第一楼的国际饭店、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电影院。那时从上海去日本不需要办理签证，买一张船票就去了。当然这只是旧上海的一方面。由于母亲这边的亲戚，我也知道售票员舅舅的下层市民生活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可以说“海派”的产生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现代性商业的发达，催生了专供知识市民阅读的先锋文学和一般市民消费的通俗文学。在这些作品中，都市生活被丰富多彩地呈现，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海是一个现代文体的试验地，大量对西方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引介、模仿、借鉴的新潮同时在上海涌现。我是在１２岁读六年级的时候随父北上的，童年记忆是扎了根的文学记忆，以后对于“海派”的研究自然就有“回乡”的感觉。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

京派与海派的比较京派、海派是30年代南、北相对的两个流派是两个有各自的审美追求、创作方式、创作风格都比较复杂的创作群体。京派是指30年代前后活动在以北平为中心的的北方城市，集中在京、津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老舍、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凌叔华等。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北大、清华等大学里的师生，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学文》等北方文学报刊上因此作品的学院派味道很浓，追求古典文化传统、文风古朴典雅。作品带有理想化色彩，返璞归真，描写山水田园和理想王国。更多显示了北京古老文明都市的风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作品中更讲人情、人性和理想，提倡自然和传统。海派的代表性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禾金，黑婴等，他们的作品追求表现现代化大都市现代生活节奏，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表现当时焦躁不安的人生情绪。更多的借鉴外国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技巧，注重感觉和印象，运用大量闪动的生活画。注重表现人的心理活动，努力呈现潜意识、性心理乃至变态心理。更多表现了上海的生活情景，表现金钱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和扭曲及都市人精神的高度空虚。揭露了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京派特点：这个小说流派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

民世界，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等。它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这种态度使他们发掘普通人生命的庄重和坚忍，特别能写出女性包括少女的纯良。在新旧变革的漩涡里，由追寻逝去的美，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怀旧气息。文化的保守主义使其避开当年激烈政治斗争和直接的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它是主张个人的，充满个性化的，不是感情的狂放宣泄，而是情绪的内敛，理性的节制。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但其作品均在政治讽刺之外，开辟出一条哀伤的，寓意的世态讽刺和风俗讽刺的路子来。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京派针对现代社会的道德沦丧，在作品里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不断的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的呼唤，寻求回应。这样，是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特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海派特点：海派与生俱来有着多元、创新、变异、时髦这四个特质。多元，就是海纳百川、中西合璧；创新，就是见多识广、富有创造；变异，就是注重变化，与时俱进；时髦，就是追逐时尚，引领潮流。然而，毋庸讳言，海派也曾有消极面，如崇洋意识、市侩心理、奢浮风气等。第一，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它受市民审美趣味的牵动，与政

京派与海派文学流派比较

京派与海派文学流派比较京派与海派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京派代表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文学创作风格，海派则代表了上海这个开放、多元的城市文化氛围。本文将对京派与海派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在文学形式、创作主题以及艺术风格方面的异同点。一、文学形式京派的文学形式更加传统与古典，注重诗词、歌赋、戏曲等。其代表作家有林则徐、郭沫若等。京派的文学作品常常融入汉字的独特韵味，情感表达深邃而内敛。其中，京剧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音乐、舞蹈和唱腔等多种艺术手段，将文学作品生动地演绎出来。相比之下，海派的文学形式则更加多元化和开放。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都市，文化氛围高度开放，吸引了各地人才的涌入。因此，海派的文学作品不限于传统的文学形式，同时还融入了现代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形式。代表作家有丁玲、巴金等。海派作家们以开放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将现实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创作主题京派的文学创作主题较为庄重与宏大。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京派的作品往往以国家兴亡、历史伟人等为中心，以表现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其中，林则徐的《赴戎州》以忠诚和牺牲精神为主题，寄托了作家对国家未来的良好祝愿。

海派则更加关注个人的命运、生活环境以及社会议题。他们以个体的经历和情感为切入点，以“写人为写社会”为理念，揭示社会弱势群体的艰辛生活和对命运的抗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女性命运为主题，展现了当时农村女性的艰苦生活和对爱情的追求。三、艺术风格京派的艺术风格偏向于传统的古典美。其作品以情感的内敛和审美的典雅为特点，注重意境的营造。例如，郭沫若的《丰乳肥臀》以优美的辞章和史诗般的叙事手法，将人物的命运与社会背景相结合，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思考与洞察力。而海派则更加注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真实和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形象和社会背景。他们以直白而真实的语言描绘社会的丑陋和个体的悲惨遭遇，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总体而言，京派和海派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京派注重传统与古典，以庄重的主题和典雅的艺术风格为特点；而海派则更加多元化和开放，关注个体命运和社会问题，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社会的复杂性和个体的苦难。两者各具特色，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瑰宝。

京派海派的名词解释

京派海派的名词解释京派和海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的两个概念，用来描述不同地区或群体在某一方面的特点。虽然这两个概念中有些模糊性，但它们依然是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中独特的名词。本文将从历史、地域特征、文化表现等方面来解释京派和海派的含义。一、历史渊源京派和海派最早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京派起源于北京，由于北京长期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京派艺术在古代曾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京派的代表形式是京剧，自清代兴起以来，京剧成为了传统戏曲的代表，也成为了京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海派起源于江南地区，以上海作为中心，因其对外开放的地理优势和商业繁盛而逐渐形成。海派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新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瑰宝。二、地域特征京派和海派在地域特征上有明显的差异。京派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以北京为代表。北方地域气候干燥，这使得京剧演员的嗓音更具穿透力，表演时声音会更加高亢有力。京剧的表演注重力量感和气势，舞台动作刚猛有力。相比之下，海派主要分布在南方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代表。由于南方气候湿润，海派戏曲演员的嗓音更加柔和细腻，表演时声音多呈现出一种低沉的情感。海派的表演注重细腻和柔和，舞台动作更加流畅自如。三、文化表现京派和海派在文化表现上也有显著的差异。京派艺术深受古代文化和宫廷乐章的影响，它注重的是正统的表演风格和场面的壮观。京剧舞台上常见的演出形式有大旦、小生、老生和丑角等。京剧音乐强调曲调的高亢和韵律的变化，舞台形式注重整齐划一，动作严谨。相比之下，海派艺术较为主张创新和个性化，注重现代性

和包容性。海派戏曲中的表演形式各异，有评弹、沪剧、琴书等。海派音乐强调曲调的柔和和旋律的流畅，舞台形式灵活多样，动作流畅自然。总结起来，京派和海派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京派以北京为代表，注重表演力量感和气势；海派以上海为代表，注重表演细腻和柔和。京派和海派在传统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音乐风格和舞台形态等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是中国艺术文化的瑰宝。这两者的存在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京派和海派的名词解释，不仅仅是对两个地域的定义，更是对丰富多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传承这些瑰宝，使它们在当代文化中发扬光大。

[精品]京派与海派的比较

[精品]京派与海派的比较京派和海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独特的地域性流派，它们代表了不同的风格和文化传承。京派始于北京，是文人雅士的流派，而海派则源于上海，强调商业和现代性。下面将对京派和海派进行比较。一、文化背景京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期间的文化氛围。北宋时期，文人雅士集结在瓮城之中，相互切磋，文化繁荣。京派厚重深沉，强调艺术的“性静神浮”，注重艺术学习和自然景观的提炼。海派则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上海当时复杂的商业和交通环境的产物。海派注重实用和现代性，融合了不同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二、艺术风格京派通常被认为是古典的、优雅的，追求内涵和精神上的宁静。京派在艺术表现上，讲求线條清爽、笔力雄浑，形态多样的艺术风格，如花鸟画、山水画等，具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而海派则更加注重功能性，海派的艺术风格独特，集合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特点，在艺术表现上加重现代性的特点，强调实用性和实用性美学。三、文化传承京派的文化传承最为重要的是家族相传，父子、师徒、亲友之间和文化名门相传，京派师徒制度相传至今。而海派则以机构化的传承方式更多，如学院和艺术团体，比如上海美术学院等。京派的传承模式有利于保持文化的纯正性，培养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力；海派则更注重教育和学术的规范化，推动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四、社会影响作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首都，北京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京派作为北京文化的代表之一，深受国家重视。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背景的凝聚，在教育、文化、艺术、哲学和政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海派则因其独特的商业和现代性特点，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象征之一。综上所述，京派和海派虽然在文化背景、艺术风格、文化传承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各自拥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历史价值。了解、传承和发展这两种文化流派，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所呈现出的不同艺术风格及其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

试论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所呈现出的不同艺术风格及其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 1930年代的中国小说进入繁盛阶段，政治和商业对小说的介入十分明显，小说领域分别被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远离文学党派性和商业性的“京派”和最接近读书市场的“海派”所分割。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和以张资平、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海派”在艺术风格上有着很大的不同，都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1）“京派”和“海派”不同的艺术风格 ①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 a．京派创作的突出特点在于追求一种执著而独特的“理性主义”文化品格他们一方面企图远离政治，另一方面又充分继承了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倾向，忠实于现实与人生，他们在现代文化、文明和封建传统文化相对立的流行格局中，熔铸一种具有浓厚的原始风貌与自然气质的乡村文化形态，形成一个复杂的文化三维空间。包括：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第二，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第三，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第四，在题材、主题及意象方面表现出开放的民族性。例如，凌淑华的《弟弟》表现出对中国人生范围内的封建文明的嫌恶和现代文明异化人性的疑惧。其中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

也反映了他们对真善美的无限向往。 b．京派小说在美学上表现为追求一种“和谐”的审美理想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这种美学意识表现在文学创作方法和文体建构上，便是将艺术与生命并重，生命形态不愿受束缚，小说便自然要摆脱开重情节、重故事的成规，趋向散文化、生活化，从而描绘出完整的社会生活。例如，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无故事，近似随笔或是散文，信笔写来，不事雕琢，表现出平淡、古朴、闲适、中和的风格。她只是将北平城里两个阶层的人生片断互相穿插，几乎不见故事线索。他们重视的是气氛的渲染，意境的营造，内涵的隽永，是“人与自然的契合”。 ②海派小说的艺术特点 a．强调主观感受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上海这个大都会的现代风景和生活。例如，刘呐鸥早年在台湾生活，15岁赴海外求学，历时数载，较早就受到现代主义的熏染。刘呐鸥在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被公认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 b．情节结构独特小说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叠合交错的表达式，来反映都市的繁华和喧哗。例如，穆时英的代表作《南北极》文字有气吞全牛之概，穆时英用他那特创的风格，写出一堆粗犷的故事，笔法精悍、泼辣，痛快淋漓，因而他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

京派海派与当代中国文学

京派海派与当代中国文学京派和海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重要的流派，它们分别代表着北方和南方的文学风格和创作理念。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文学也经历了诸多变革和多元化发展。本文将探讨京派海派与当代中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发展。一、京派文学的特点与发展京派文学，又称北派文学，是指流行于北方地区的文学创作风格与思维方式。京派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概括与抽象，力求以简练的语言和含蓄的表达方式传递作者的思想与情感。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有鲁迅、茅盾等，他们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探讨社会问题，并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思考。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京派文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许多作家受到京派文学的影响，延续了其传统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京派文学的影响也可以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找到一些共性，比如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困境的探索。二、海派文学的特点与发展海派文学，又称南派文学，是指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文学风格与创作风格。与京派文学不同的是，海派文学更加注重细腻的描写和感性的表达，追求个人情感与审美的传达。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余华、王安忆等，他们的作品以诗意和浪漫主义的细腻情感而闻名。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海派文学仍然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方面，许多海派作家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之上，融入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表达出更具时代感的创作主题。另一方面，海派文学也不断吸纳新的元素和风格，以创新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三、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交流，当代中国文学呈现出多元化和跨界的发展趋势。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作为经典流派仍有影响力，同时也有许多新兴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方式逐渐崭露头角。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差异的特点。作家们以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创作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作品，涉及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产生影响力，也受到了国际读者的关注。总结起来，京派和海派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流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代表了不同地域、不同创作风格和思维方式，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各种风格和流派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共同构建出丰富多样的文学景观。当代中国文学正在不断创新与发展，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世界。

京派海派政治之争

京派海派政治之争 1933年—1934年的京海派之争虽历时一年便草草收兵，但是它向世人展示了北京与上海文化的不同方面，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京派海派文学的不同风格。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文坛是由以鲁迅、茅盾为领导的左翼文学所把持，京海派之间的论争也只不过是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声音。二者之所以有争论，主要是由于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引发的。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沈从文从“家中大司务老景’”谈起，说“这个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职责，从而引出了“现在的文学家”，他们“如何把身份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实指海派文学。他同时又指出所谓的“海派”，不单指上海的“文学作家”，也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群教授”，他们的创作或授课“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有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他觉得“文学家态度的改变”，要以他家大司务为榜样“那大司务处事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是学习的态度”。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新文学界中的‘海

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评剧界所流行的。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地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意味。”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和困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言语中流露着对京派作家“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嘲讽，摆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出击。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