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怎样形成的
人类的祖先为了在日常生活交流信息，于是发明了语言。为了便于研究，语言学家根据语言的使用范围和特征，把语言分为共同语和方言。所谓共同语，指一个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在中国，先秦称“雅语”，两汉称“通语”，清末以后称“国语”、“普通话”。何谓方言？方言是就民族共同语而言，是指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区的人共同使用的语言，在中国，也有地方称它为“地方话”、“土语”或“土话”。一个民族语通常都有一种或几种方言，如汉语，就有官话方言、晋方言、徽语、湘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平话等十种。此外，各种方言可以再细分为地区、地域和地点等各种方言。如闽方言区，可以再分为闽南、闽北、闽东、闽中、莆仙等各种地域方言；而闽南这一地域方言，又可以再分为泉州、漳州、厦门等地点方言。
方言的历史非常悠久，但目前还无法阐述清楚。然而，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与社会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中国西周以前，因史料限制难以论述。到了公元三四世纪，不仅北方方言有差异，南北方方言也有明显不同。这时汉语方言，除了北方话以外，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经在东南地区逐步形成。周秦以后，汉人逐步南下进入南粤（即今广东、广西等地），他们所操的北方汉语与当地异族语言融合，于是就逐步形成了粤方言、平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中国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入主中原，并相继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氏政权南迁江南，大批汉人也因社会动乱而不断南迁。在北方，汉语因与异族语言接触发生重大变化；在南方，南渡的北方人带去的汉语与当地汉语方言融合也发生变化。这时，汉语出现了“南染吴越，北亲夷虏”的混杂局面。客家方言、闽方言，乃至赣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古以后社会发生的人口大规模迁移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现代汉语方言的格局，在中古以后就基本形成。
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古时期，由于秦晋方言在各地方言中影响最大，可以把它视为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汉代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也逐渐从陕西、山西移至河南汴洛中州，以至江苏金陵一带，进而扩展到东北和西南各省，汉语基础方言的中心也进一步移至北京一带。
方言与民族共同语，地区方言与地域方言，地域方言与地点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把方言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历史悠久。在中国西汉末年，杨雄就写了《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记述西汉时各地方言的词
语，全书13卷，共约12,000字。此书当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著作。
东北方言常用词语的演变(初稿)
东北方言常用词语的演变 绪论 方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多数方言的形成，是由于封闭、阻隔、交流不畅、语言发展不同步的原因。每个地方的方言在经过了历史的洗礼后都会有所变化，经济在变化，生活环境在变化，地方方言也会有所变化。有的地方语音的变化比较大，比如吴方言，“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的发展，语音在近年来发生了更多变化，即使是没有受过专门语音训练的苏州人，也能较明显感受到苏州新老派方言发音的区别。”东北方言作为北方方言的一种，简洁、生动、形象，富于节奏感，这与东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十分吻合。 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差距比较小，普通人能够通过语调感受到区别。人们可以比较容易通过语调判断出说话者是东北人。30～40年代的老人与我们80年代后的年轻人用词上就有很大的差距。一个纯粹的并且受普通话影响不大的南方老人，几乎是很难听懂东北的老年人所说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东北方言；相反，如果听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后的人说话就会很容易了解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就是80年代后的年轻人已经把很多古老的比较生僻的地方方言中的日常生活用语自觉地排斥了。不过语音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词汇和词义的发展是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现实现象的认识的变化紧密联系着的。”日常生活词汇的变化，在东北方言中最明显。不同类的词汇变化是不同的，变化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东北方言的变化方式也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归纳：词语用法的扩大或缩小；意义的扩大或缩小；词语的消亡；新生的词；词义的转移。 随着东北俗文化的推广，东北小品频频出镜，这也让各个地方的人熟悉了东北方言。但是很多人只是能从语调和句调中听出东北方言的特点，如果从历史经济学角度研究，东北方言的日常词汇经过了时代的变迁，变化尤其明显。词汇的变化以60年代左右的人为一个过渡，他们既用三四十年代使用过的词，也掌握很多新生于八十年代以后的流行语，他们的词汇是一个新与旧的混合。很多词已经逐渐消失，这些词大部分都是表现一些日常用品和具体实物的词语，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在不断更新换代，有些已经被淘汰，比如：巴锯子、电匣子、柪子等，这些事物的淘汰使得相应的词也随之消失。新的科技也引进了新的生活用品，比如：电脑、空调、手机等等。新事物的产生，也伴随地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旧词的消亡和新词的产生在东北方言词汇变化中是最为明显的现象。 “词义的演变是指形式不变，而意义发生了变化。词义是和词的语音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对现实现象的反映，现实现象的变化自然会引起词义的变化。”东北方言的演变也与这个大方向相同：一是城市里面的语言，影响了乡下方言。城市的发展较农村快，接触的新生事物也相对较多。语言的流通性很大，更新换代的频率也比农村要高；二是经济发展地区的流行语影响了城市语言。一般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快，其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就会很多，这样就会带动一个地方词汇的更新。三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
方言是怎样形成的
人类的祖先为了在日常生活交流信息，于是发明了语言。为了便于研究，语言学家根据语言的使用范围和特征，把语言分为共同语和方言。所谓共同语，指一个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在中国，先秦称“雅语”，两汉称“通语”，清末以后称“国语”、“普通话”。何谓方言？方言是就民族共同语而言，是指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区的人共同使用的语言，在中国，也有地方称它为“地方话”、“土语”或“土话”。一个民族语通常都有一种或几种方言，如汉语，就有官话方言、晋方言、徽语、湘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平话等十种。此外，各种方言可以再细分为地区、地域和地点等各种方言。如闽方言区，可以再分为闽南、闽北、闽东、闽中、莆仙等各种地域方言；而闽南这一地域方言，又可以再分为泉州、漳州、厦门等地点方言。 方言的历史非常悠久，但目前还无法阐述清楚。然而，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与社会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中国西周以前，因史料限制难以论述。到了公元三四世纪，不仅北方方言有差异，南北方方言也有明显不同。这时汉语方言，除了北方话以外，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经在东南地区逐步形成。周秦以后，汉人逐步南下进入南粤（即今广东、广西等地），他们所操的北方汉语与当地异族语言融合，于是就逐步形成了粤方言、平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中国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入主中原，并相继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氏政权南迁江南，大批汉人也因社会动乱而不断南迁。在北方，汉语因与异族语言接触发生重大变化；在南方，南渡的北方人带去的汉语与当地汉语方言融合也发生变化。这时，汉语出现了“南染吴越，北亲夷虏”的混杂局面。客家方言、闽方言，乃至赣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古以后社会发生的人口大规模迁移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现代汉语方言的格局，在中古以后就基本形成。 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古时期，由于秦晋方言在各地方言中影响最大，可以把它视为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汉代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也逐渐从陕西、山西移至河南汴洛中州，以至江苏金陵一带，进而扩展到东北和西南各省，汉语基础方言的中心也进一步移至北京一带。 方言与民族共同语，地区方言与地域方言，地域方言与地点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把方言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历史悠久。在中国西汉末年，杨雄就写了《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记述西汉时各地方言的词 语，全书13卷，共约12,000字。此书当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著作。
四川方言由来及一些语言
四川方言由来及一些语言 四川方言的来历: 四川方言是四川省境内所有汉语方言的总称，共有三大汉语方言。一是四川官话，一般称之为四川话；二是属于客家方言的“广东话”，一般称之为“土广东话”；三是属于湘方言的“永州话”，一般称之为“老湖广话”。简而言之，四川省境内的四川汉语方言有三大类，即四川话、客家方言和湘方言。这三大类方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一、元末明初的移民 古代的巴蜀地区，由于邻近的地缘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与楚国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语言方面，与楚国、秦国相近，如陕西治中地区与蜀地“梁益之间”的语言相近，川东与楚接壤，“巴蜀多楚人”。在以后的历代战乱中，如五胡乱华、黄巢起义、金兵南侵等，都有一些外地人迁入四川境内，语言上与当地人融合。对现今四川方言的形成起着深远的影响的是元末明初和清前期的两次大移民。 元末明初的战乱中，移民入川的有四部分人： 一是“避乱入蜀”或“避兵入蜀”。湖北罗田人徐寿辉率领的红巾军在长江中上游起事，当时称之为湖广（即今湖北、湖南和广西的一部分）地区的居民逃亡入蜀。二是义军入川留居的。红巾军由巫峡入川占领川蜀留下的义军，特别是明玉珍、明升父子建立“大夏”农民政权15年，其入川部下，多数是湖北人。 三是避祸入川的。明朝官军占领湖广之后，一些与红巾军有牵连的人，为躲明朝官军捕杀之祸，从湖广逃亡入川，投到明升部下留居之处。 四是明军入川留居的。明太祖朱元璋派傅友德、汤和、廖永忠率明军分别从北面和东面进川攻打明升农民政权，因傅友德、汤和均是安徽人，其部下也多为安徽人，有的留居四川。 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的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朝以前入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85户（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总之，元末明初的数十年战乱，大批湖广籍乡民和部分安徽籍、陕西籍军民留寓四川，带来了他们家乡的方言，随着世代人口的衍生，他们的乡间与四川住地的语言相融合。由于湖北籍人为多，故楚语影响大，为清前期移民入川后，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官话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二、清前期的移民与四川方言的形成 清朝前期的移民，有朝廷号召与民间自发移民两种类型，移民时间相继一百余年。朝廷号召“移民实川”具有强制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其强制就如民间传说的是捆绑入川，时间在移民填川初期，子民被成群结队的强制入蜀。民间自发性的移民，多是由于原籍天灾人祸，难以生存，闻西蜀沃野千里，是求生存的好地方，故举家、举族入蜀，这种自发移民的时间持续到乾隆末年。无论是官方号召移民还是民间自发性的移民，都具有地域集中、群体性强的特征，在入川落业以后，同籍而居、聚族而居十分突出，因而在相当一段时期仍保留在原籍的语言乡音。1．四川汉语的第一大方言——四川话的形成 清代前期入蜀的移民以两湖、广东、陕西等地的为多，其中以湖北籍的为最多。如方言学家论述，早在六百年前，官话方言就从东面和北面渗入四川；到清代前期，以湖广为主（特别是湖北）的大批移民入蜀，在与原四川民众的共同生活中，互相融合，经过一个历史过程，以湖北话为基础形成了今天四川官话的体系，一般称之为四川话。四川话的代表是成都话，就是说，四川官话是以成都话为标准
七大汉语方言形成原因
七大方言的形成原因 汉语方言的形成主要有两个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也就是人口的迁徙和不同民族的接触。? 北方方言：地域的不同导致语言的差异慢慢变大，但在古代，朝代更替，经济中心不断南移，北方人们逐渐南移，也就带去了他们的的语言，因而使得如今华北到华南四分之三的中国人所使用的都是北方方言，从而形成了北方方言区。 吴语：它的形成则可以追溯到到泰伯入吴和越国的成立。早在两千多年前，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南奔，到达今常熟、无锡一带，他们的语言和当地土着（所谓“百越”人）的语言结合，构成吴语的基础。 湘语：根据记载，在殷末，也就是殷代末期，当时在中原的鬻熊往西南迁徙，带着一批人，迁到了湖北这一块地方，结果和原来的那些少数名族语言融合，产生了古楚语的底层，在古楚语基础上产生了今天的古湘语，产生了湘语的底层，但是湘语要分新湘语和老湘语，老湘语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新湘语是湘语跟西南官话融合的结果，所以新湘语其实是属于西南官话的一种，属于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 赣语：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赣语的全部本征最终完全得以确定。此外，隋唐之后江西地区成为全国十道之一的“江南道”，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人口剧增，江西第一次大规模向外移民也是由此间拉开序幕，南昌、吉安一带的人口不断向湖南东北的湘阴、宝庆、新化等地移民。在后续的几百年间，又由赣北、赣中继续向湖南东北、湖北东南的江汉平原及鄂东山区、安徽南部的安庆、池州及巢湖平原、福建西北移民。这批次的移民将赣语同时带到上述地区，赣语今日的分布格局因此而形成。 粤语：当年秦国士兵去攻越的时候带了五十万军，打到广东一带，那五十万兵留下来了，戍守屯边，管理岭南三郡，这是粤语产生的最早一个底层，后来真正的现代粤语的形成是在宋末，北方汉人为了要躲避辽人和金人的攻击，一路南逃，经过南雄，有一个叫珠玑巷的地方，在珠玑巷那里定居了一批汉人，可以说是现代粤语的鼻祖。 客家话：所谓“客家”，是相对“土着”而说的，指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居住的汉人。根据晚近学者的考证，客家先民本来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汉语居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逐渐向南方迁徙而形成今天的客家分布情况。他们的南迁，虽然开始于东晋，然而形成特殊的群体还是宋代以后的事。据近人统计，目前全国的客家住地，括纯客住我们认为，客家方言是北方方言分别被粤方言、闽方言、湘方言同化的产物。 吴语和闽语：秦汉时期吴语稳步发展。汉代吴语流传到东南地区，形成闽语。晋代永嘉南渡，吴语受到北方话影响，同时吴语也包围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成为士大夫必学的方言，六朝民歌及笔记小说里可以见到其踪迹。六朝初，吴语这一名称已经产生，指吴地的方言。西晋末，永嘉之乱（西元310年）后，大批北人南迁，发现吴语跟他们的中原话差别很大。《世说新语·排调》说：“刘真长始见王丞相，……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 唐时国家安定兴盛，使得吴语得到巩固，分化。到开汀、开漳之时闽客两语即界线划然分明，说明闽语已经形成并巩固，北宋编的韵书《集韵》中已经编入闽方言专用方言字“囝”，皆与今闽语正同。同时也收入不少吴语字。则吴语自然也已形成而巩固了。 二、语言自身的原因? 汉族带到新居住地的汉语，在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也是造成汉语方言差异的重要原因。?
天津方言的形成
天津方言的形成 天津方言主要是指天津市内六区和西青区大部分，东丽区小部分土著居民平常使用的语言，一般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很有地方特色，是天津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作为一名天津人，在会说天津话的同时，更应该知道天津方言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 天津市的方言从辖区地图由北往南的大体状况是，唐山话—北京话—天津话—静海话—沧州话。天津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一个分支，天津方言片的东、南、西三面被静海方言片包围着，北部则是武清方言片，这就形成了一个“方言岛”。方言岛是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即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移民，使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来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方言区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区域。“天津方言岛”学说，也是中国著名人类学家李世瑜在比较了天津话与周边方言的特点之后提出的。 天津方言的形成与发展与天津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天津地处渤海之滨，华北平原的东北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休养生息。而且天津地邻渤海，河渠纵横，与北京相邻，更是北京与各地区水陆相通的要路。所以天津人爱说话的原因便可追溯至此。经商贸易，天南地北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语言沟通是必需的，而且南北文化交汇，文化相生，更使天津人经多识广，眼界开阔。 天津在历史上便是是商埠码头，九国租界，具有多元文化，也是中国北方贸易转运集结地。明清两代，苏皖和晋冀鲁豫地区的大量移民，或屯垦，或漕运，或逃荒，或经商，陆续迁至天津；随后盐业、金融、实业、商业，乃至政界、军界、文化等人物在天津安家落户。因此，河北、山东和东北的方言，尤其是北京话对天津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种种影响。 对于天津话的起源形成，说法各有不一，但是“燕王扫北”这种说法最为可信。燕王扫北”即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前被封为燕王，被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北京、天津一带戍边。同时他也带去了不少家乡及附近的人——包括大量安徽人和苏北人等——戍边屯垦。后来朱棣夺取帝位，亲赐天津这个地名，在此筑城设卫，即天津卫。至此，天津成为真正的城市，并且从安徽及苏北来的军人是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家眷、亲属等也随他们迁入天津。这样，他们占据了当地的上层地位，其使用的江淮方言也成为强势语言。而天津卫内其他地区的人较少，所以形成北京音与静海音包围天津方言岛的态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天津方言的形成与发展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密不可分的关系，天津方言是我国语言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语言文化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其生动质朴，贴近生活，幽默诙谐的特点不仅成为天津人民生活和生产中强有力的工具，更是为我国相声小品等文化类增色不少，在文学、影视、话剧、曲艺、小品等文艺作品中常被使用。作为一名天津人，我们在普及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应该保留住这一美丽的文化遗产，创造更好地辉煌。
彝语方言形成
语言的起源比民族的起源更加古老。大家知道，语言是民族特征之一。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就旱已有了各种不同的氏族部落语言。法国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语言》说:“语言是最好不过的社会事实，社会接触的结果。‘它变成了联系社会的一种最强有力的纽带，它的发展就是由于社会集体的存在。”可以说，一种语言的形成也是一种民族的形成的先声。 《勒俄特依》有一段故事说:远古很多动物会说话，人们说什么话它们都描，没什么人间秘密可育。人们就想办法制伏它们。说有一种智水和一种愚水，智水岁3衬，谁喝了谁就聪明，愚水盼”谁喝了谁就成哑巴。有一天，智水盛在木碗里，愚水感在铜碗里，动物们看到铜碗漂亮就喝铜碗里的水，结果都从此变成了哑巴，人都喝木碗里的水，结果人会说话并且很聪明。彝语方言形成由https://www.360docs.net/doc/4c19214082.html,/编辑发布 这则传说故事主要说明人与动物的分界在于人类有了语言，而动物则没有。 云南红河地区彝族史诗《查姆》(《阿普独摩》)中也有语言 民族学资料表明: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进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也与社会发展一样.从氏族语言、部落语言到民族语言。语 言一方面它不受制于社会制度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促进语言的发展或消亡。例如古代汉语不可能大面积相通或统一，它是随着汉族社会的逐步统一而逐渐相通或统一起来的。彝语也一样，早期是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逐渐发展成为彝民族语言。 从汉文史志记载来看.从汉朝《史记》开始记载下的一早期彝族氏族、部落分布广、数量多。这些氏族、部落即后来的支系是形成彝族族体的基础。这些氏族部落的方言土语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的融合后形成彝语的荃础。 《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邓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愉，名为街、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裔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榨都最大。”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西南夷者，在蜀郡傲外。有郎国，东接交队。西有滇国，北有邓郁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枉，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有浦、昆明诸落.西极师，东北至叶愉，地方数千里。无君长，编发，随畜迁徙无常。自铭东北有榨都国，东北有冉垅闲，或土著，或随畜迁徙。” 《华阳国志·蜀志》:“榨，夷也。汉山日夷，南中日昆明，汉嘉、越衡曰榨，蜀曰邓，皆夷种也。” 《新唐书·南蛮传》:“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天宝中，皆受封爵。”“勿邓地方千里，有邓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裹五姓，皆乌蛮也，居邓部、台登之间。妇人衣黑给，其长曳地。又有东钦蛮二姓，皆白蛮也，居北谷。妇人衣白增，长不过膝。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润、戎数州之哪，皆隶勿邓。勿邓南
中国方言的历史
中国方言的历史 中国方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方言的国家，中国的方言世界丰富多样，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 古代的方言形成主要受到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影响。中国广袤的土地使得不同地区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方言。例如，北方方言通常以清晰、干净的语音为特点，而南方方言则更加柔和、抑扬顿挫。这些方言的差异来源于地理上的分隔和不同民族的迁徙。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逐渐演变和扩散。尽管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但人们通过贸易、婚姻和移民等途径促进了方言的交流和融合。这种融合使得一些方言相互影响，产生了新的方言变种。 方言的演变还受到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政治中心的迁移和统一战争的发生，都对方言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汉朝统一后，官方语言普遍推广，对方言的使用产生了限制。而在唐宋时期，文化繁荣和交流使得方言演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不仅如此，方言还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增加，方言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更加频繁。一些地方方言逐渐消失，被普通话所取代。然而，一些更为偏远的地区仍然保留着独特的方言。
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成为了现代中国的重要课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方言的学习和研究。方言教育得到普及，方言词典的编纂也得到大力支持。同时，一些方言文化节日和活动也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进一步促进了方言的传承。 方言不仅仅是语言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方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学和民俗知识。通过学习和传承方言，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总的来说，中国方言的历史深远而复杂。它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语言多样性的重要贡献。保护和传承方言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方言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展和繁荣。
方言 开题报告
方言开题报告 方言开题报告 一、引言 方言是指在同一语言系统内，由于地理、历史、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的不 同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的语言变体。方言是人类语言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地域文化、历史传承和社会认同等多重功能。本文旨在探讨方言的起 源与发展、方言的分类和特点以及方言的保护与挑战等方面内容。 二、方言的起源与发展 方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形成初期，由于地理 环境的限制，不同地域的人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语言系统，这些语言系统随着 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方言。方言的发展受到地理、历史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地理因素主要包括地形、气候和交通等，这些因素影响了人们的语音发 音和词汇选择。历史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这些因素塑造了方言 的发展轨迹。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群体的交流和迁徙等，这些因素促进了方 言的传播和变异。 三、方言的分类和特点 方言的分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比较常见的分类方法有地理分类和语音 分类。地理分类是根据方言的地理分布来进行划分，比如北方方言、南方方言等。语音分类是根据方言的语音特点来进行划分，比如浙江方言、四川方言等。方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语音方面，方言的语音发音 存在差异，比如普通话的“sh”音在一些方言中发音为“s”音。词汇方面，方言的 词汇选择与普通话有所不同，比如北方方言中的“馍馍”在南方方言中称为“馒头”。
语法方面，方言的语法结构也有所差异，比如某些方言中的否定句结构与普通 话不同。 四、方言的保护与挑战 方言的保护是重要的语言文化遗产保护任务之一。方言的保护需要从多个方面 进行，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学校的方言教育和社会的方言认同等。政府可以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方言的使用和传承，同时加强方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学 校可以将方言纳入语言教育课程，培养学生对方言的兴趣和认同。社会可以通 过方言文化节庆、方言歌曲等形式，增强方言的传播和认同感。然而，方言的 保护也面临一些挑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现代化的发展，方言的使用范围逐 渐缩小，方言的传承面临着困难。同时，方言的保护也需要与现代社会的语言 需求相协调，避免过度保护的问题。 五、结论 方言作为人类语言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承。 方言的起源与发展受到地理、历史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方言的分类和特 点表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方言的保护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等多方 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与现代社会的语言需求相协调。方言的保护与挑战并存，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努力。通过对方言的研究和保护，可以促进地域文化的传 承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中国方言的形成与分类及其保护
中国方言的形成与分类及其保护 中国方言的形成与分类及其保护 摘要：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的文化，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特别的意义，汉语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根据语言特点可分为七大方言。虽然我国方言很多，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普通话的推广，渐渐淡化了方言，所以作为一种文化，还是应该好好保护报存下来。 关键词： 汉语方言形成分布保护 引言 中国地理面积很大，民族众多，当地所说的语言也差别很大，很多人就好奇中国的方言是怎样起源的，又是如何发展的，方言大体上有多少种，是怎样分类的，下面将向大家阐述中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现状。 一、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分类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移民、语言的发展和变异以及民族之间的融合等等的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各种方言。 所谓的方言就是指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同语有所差异的一种语言。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他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 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但由于这些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言。 十里不同言，请问为什么中国方言如此多，是如何产生的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移民，一个是文白异读。移民是从中华民族历史政区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汉语的方言地理分布是怎么
形成的。文白异读则是从语言使用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它每个层次之间的演变，语言演变的不一致性造成方言分歧。从周朝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到秦汉的政权统一；又是三国并立，晋代又统一；南北朝结束在隋唐；五代十国又手束在宋太祖手上。这一路打打停停，促进了各少数民与汉民族的文化融合，同时也创造出了辉煌的方言文化。 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分别是，1、北方方言；2、吴方言；3、湘方言；4、粤方言；5、闽方言；6、赣方言；7、客家方言。 一、北方方言的形成发展。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在方言之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以北京话为代表，内部一致性较强。在汉语各方言中它的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3%。分布区域包括长江以北的汉族地区，长江以南镇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带，湖北（东南一带除外）、 四川、云南、贵州以及湖南省西北一带。北方方言下面又可分四个方言小区：华北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徐州、蚌埠一带属华北东北方言，南京、镇江等地属江淮方言（也称下江官话）。北方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直线距离约有3200公里，从东南的南京到西北的酒泉，直线距离约有2000公里，其间各地的人通话基本没有障碍。 通称北方方言，即广义的北方话，一般所谓"大北方话"。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官话方言有它突出的地位和影响。近1000年来，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唐宋白话到元曲到明清小说，都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创作的，再加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通行地区从元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心脏地带，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实际上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汉语方言的分区原则和现代汉语的方言分区
汉语方言的分区原则和现代汉语的方言分区 汉语方言的形成是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汉语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汉语化进程表现为：1.中原居民的大量南迁，促使当地土著的语言汉语化而融入汉人；2.北方游牧民族进踞中原，一批批换用中原汉语而成为汉人；3.周边民族对汉语、汉字的借用。由此形成了人口众多、遗传不同的汉民族以及幅员辽阔、方言歧异的汉语区。 与强调语言共时特征歧异而治丝愈棼的划分思路不同，汉语方言划分的基本原则有：1.方言区域分布和移民轨迹（包括州府建制、河流走向等因素；移民的数量反映为州府建制的变化，移民的路线与河流走向密切相关）、文化底层分区的一致性；2.汉语历史语音和现代方言、周边民语的互证性；3.音系特征和基本词汇、语法结构的综合性。首先，务必消解以北京话为主要参照系统的定势性立场，定势性立场造成了方言历史演变阐述中的混淆先后；其次，应当彻底破除汉语方言的差别主要在于语音差别的“印欧语眼光”，冲破汉语方言“一元分化”论模式并树立“南耕北牧·冲突交融·混成发生·推移发展”的语言文化历史观；再次，务必突破静态系统的音位记录方法，接受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理论，树立“异化即同化”的观点，采取音素或音位变体的记录方式，否则南方汉语的百越底层会视而不见。最后，务必制定综合南北方言的基本音素、基本词汇和基本结构的比较项。除现代方言之间的对比，还要注重与文献语料的贯通和与毗邻民语的溯源。 由此可见：1. 北方民族的进入中原和中原居民的大量南迁，南方民族语区才逐渐成为南方汉语方言区。2. 吴语和闽语的底层来源语都是百越语言，不排除存在内部差异。3.永嘉之乱后出现古赣语，唐代中原居民的再次南迁才分裂为北赣语、南赣语，宋明从南赣语中又分裂出客家话。4. 徽语是魏晋后南迁汉语对山越同化不足的结果，徽语的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具异源性。5. 宋以前桂北汉语称之为古桂话，宋以后形成平话和桂北土语群的分野。6. 中古后在湖湘流域形成湘语，唐宋后分化出与西南话接近的新湘语，由此形成与老湘语的分野。7.
一文读懂：中国八大方言的来龙去脉
一文读懂：中国八大方言的来龙去脉 提起中国方言，80后、90后更多的是童年记忆，日常生活中已很少使用，只是给父母打电话时、跟老乡聚会时用用。至于00后，大多已不会讲方言，有些能听懂但不会说。可以推想，用不着半个世纪，方言真的要消亡了！今天，就来为大家讲讲，中国的“南腔北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汉语最初的源头，可追溯至三四千年前夏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就当时而言，中原之外的地方被称作“四夷”，“四夷”之人不说汉语，他们的语言是另外的系统，如壮侗语系、苗瑶语系、藏缅语系等。后来，这些“四夷”有的被华夏族同化，开始说不太标准的“华夏语”，这就成了最初的方言；另有一些“四夷”未被同化，他们的语言成为少数民族语言。到春秋战国时，各地方言很难互相通话了。在北方，中原人听不懂胶东方言，称之为“齐东野语”；南方话就更听不懂了，连孟子都称南方人为“鴃舌之人”，把南方话视同“鸟语”。在秦汉之前，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汉人数量较少，土著较多，南方是一大片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他们大多使用当地的百越族语言。 从秦汉时期开始，历经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再到明朝初年的“江西填湖广”，清朝初年的“湖广走四川”，清朝的太平天国事件，以及“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移民反复出现，由于移民的规模巨大，他们迁出地的语言和迁入地的土著语言融合，百十年后往往会形成新的方言。了解了方言的形成原因后，下面请随小编一起来认识一下中国八大方言：吴语、湘语、粤语、闽语、赣语、客家语、晋语和北方官话。 一、吴语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吴语的历史最为久远。早在3000年前的商末、先周时期，周人首领古公亶父的儿子吴太伯（周文王的兄弟），离开陕西岐山，率众来到太湖一带，从而建立了古吴国，这
天津方言形成的地域因素及历史因素分析
天津方言形成的地域因素及历史因素分析 一、天津方言的定义 天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天津方言是天津文化的主要载体。所谓天津方言（或天津话）就是指市内六个区和西青区大部分、东丽区小部分土著居民所使用的方言。简言之，天津市的方言从辖区地图由北往南的大体状况是，唐山话—北京话—天津话—静海话—沧州话。天津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一个分支，天津方言片的东、南、西三面被静海方言片包围着，北部则是武清方言片，这就形成了一个“方言岛”。方言岛是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即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移民，使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来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方言区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区域。 天津方言岛，呈倒了个的等腰三角形，其底边距旧城北约l 公里，尖端距旧城南约22 公里。方言岛以北的居民，语言接近北京话，东北接近唐山方言，西南和东南接近静海一带方言。据专家考查推测，这个方言岛中的天津话来源于江苏和安徽北部的方言。经著名社会历史学家学者李世瑜先生在上个世纪80 年代中期的调查考证：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皖北平原。 二、天津方言形成的地域文化因素分析 天津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与天津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天津地处渤海之滨、华北平原的东北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休养生息。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地近渤海、河渠纵横，与我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相邻，是北京与东北、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水陆相通的要路。 天津人爱说话，是地理位置之使然。九河下梢，交通枢纽；漕运码头，河海相通；移民城市，五方杂处。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块，无论经商贸易，还是装船卸货，第一要务，就是用语言沟通。———这是天津人能说会道的动因。 天津是商埠码头，九国租界，多元文化。当年，租界里住着末代皇帝、总统总理、部长督军、豪族贵戚、盐商巨贾、外国政要和高官寓公。南北文化交汇，东西文化相生，上层雅文化与下层俗文化在这里融合。于是，天津人经多识广，眼界开阔。———这为天津人提供了能说会道的广阔的素材。 天津方言大约是在元明清时代形成的,因为在此以前天津地区还是一片海滨
黑龙江方言的形成、特点和分区
黑龙江方言的形成、特点和分区 本文通过对黑龙江方言的形成过程、语言结构特点和方言内部分区情况的介绍，揭示了黑龙江方言在整个东北方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方言学研究的价值，希望为进一步开展具体方言小片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理论借鉴。 标签：黑龙江方言方言分区东北官话地域方言 一、黑龙江方言的形成过程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东北边疆，北部和东部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南与吉林省接壤，西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由于东北三省自古以来历史、文化与地域上的联系比较紧密，学界一般以东北方言或东北官话来统称东北地区居民内部使用的方言，黑龙江方言即是其中的一支地域方言。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以及三省毗连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远古时期这里便有汉族移民，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族人一直很少。从唐代契丹、棘羯经金元两代女真直到明末形成的满族，历代在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都属阿尔泰语系。从辽代开始，才有大批汉族人从内地移居东北。这些汉族人大都是契丹建立辽国前后，从幽燕地区被掠夺到东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他们所说的幽燕方言的影响逐渐扩大。12世纪中叶，女真统治者迁都燕京时，女真族大都会使用汉语了。金灭辽后，继续强迫大批关内汉族人移居东北。这些汉人和早期来的汉族人加在一起，数量已相当可观。汉族文化水平高，人口多，汉语在东北各族语言中自然就占了优势。这种汉语就是以燕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在和东北少数民族语言密切接触过程中形成的早期东北官话。 对黑龙江方言可以有两种理解（聂志平，2005）：一是黑龙江省的汉语方言；二是从属于北京官话中的一个分支。第一种理解是从地域角度来说的，指黑龙江人使用的所有汉语方言，包括一些因移民原因而形成的方言岛。第二种理解黑龙江方言是北京官话的一支，这里不包括黑龙江地域内所属的其他方言的方言岛，比如处于抚远县境内的二屯话、处于嘉荫县境内的太平屯话和处于虎林县的虎林话，以及黑龙江西部从肇源到漠河站道两侧狭长地带的站话，都不属于我们所谓的黑龙江方言。这里的黑龙江方言，是从语言角度来理解的。 由于汉民进入的较晚，因此，黑龙江方言形成的历史只有二三百年。黑龙江早期的居民主要是满、蒙、朝鲜、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等少数民族。汉族居民多数由河北、山东迁来。河北、山东人第一次大批闯关东发生在元明之际。清朝康熙中叶之后，灾荒严重，迫使关内的贫苦汉民大批迁到关外，特别是自嘉庆（公元1796年）以后，由于清廷禁垦令的废除，移民更是大量涌入。孙维张（1986）认为，当时移民的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是从海路来，多为山东人，从胶东跨渤海，登大连港，或定居于辽宁东部，或经辽宁北上；二是从陆路来，多为河北人，间或有河南人，出山海关，沿辽西走廊，或北上黑龙江，或定居于
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
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潘悟云 内容提要 上古东南大部分地区的居民并非汉族，说的不是汉语，所以东南地区的汉语来自北方，那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对于南方方言的具体形成过程，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汉人，汉人迁徙到南方以后，在当地土著语言的影响下，加上语言自身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汉语方言。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方言形成的主体是南方土著，他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学习汉语，形成一种带有本族母语特征的混合语，以后通过双语的中间阶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这种混合语性质的汉语就是东南汉语方言。各种印欧语大多通过居民迁徙形成，在印欧语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史观和谱系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汉语的方言史观，加上中国史书所载，南方在古代人烟稀少，似乎是北方汉族几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这就是第一种观点形成的背景。但是，近年来发现南方人类基因与北方大不一样，这说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体并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来的南方土著。笔者试图从南方方言的语言特征出发，论述东南汉语方言形成的主体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语言为底层的混合语。 不同的语言史观会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例如，各种原始语的构拟，就是以谱系说作为出发点。笔者认为汉语南方方言不存在原始语的问题。应该以各个历史层次面貌的构拟来取代原始语的构拟。 一、东南地区居民的古代来源。 通常的看法，南方的汉族居民从北方迁来。按古代史书的记载，古代的南方人烟稀少，后来经过几次大的从北而南的移民运动，南方的人口才增加起来，所以南方汉族的主体是北来的移民。潘悟云（1985）说：“前汉的汉族居民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南大部分还是人烟稀少未开发地区，浙南和福建除了回浦（今临海东）和冶县（今福州）两地有县级建置以外，几乎是空白的一片。”游汝杰（1992）也指出北方大规模汉族南迁的史实，同时据《禹贡》四卷十一期陶元珍《两汉之际北部汉族南迁考》一文制成会稽等古十三郡户口变化表： 年代户数占全国人口数占全国 元始二年（2）635492 5%强3062079 5%强 永和五年（140）2043322 21%强7409139 15%强这一百多年间，户数增加了2.2倍，人口增加了1.4倍。这种增加自然会归因为北来的移民。 但是，近年来中国人类基因调查表明，汉族南方居民的基因更接近于南方的少数民族，而与北方汉族居民明显不同。如果南方的居民真的大部分来自北方，他们的基因应该接近北方而与南方少数民族不一样。南北基因的这种差异只能说明，南方汉族居民的主体来自古代南方的非汉族居民。如果对史书的记载作深一层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古代东南地区居民，文献上通叫作百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南越、骆越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指的就是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人数并非人们认为的那么少，我们举南越（粤）、闽越（粤）、瓯越为例。《汉书》记载南越王赵佗上书说：“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馀”。这句话有点自吹自擂，但是士卒数十万应该是有的。他在书中很看不起闽越，说：“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这句话也是言过其实。武帝建元七年闽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汉庭求救，如果闽越只有数千众，南越也就不必害怕了。当时，汉武帝准备遣兵帮助南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说：“臣闻越甲卒不
邵武方言的形成
邵武方言的形成 邵武方言的形成 邵武话属客赣方言，但又具有闽方言的某些特点。邵武方言的形成与外来移民大量迁入有关。 闽北是闽越族领地，土著居民有自己跟汉族不同的文化与语言，早期虽有汉人到闽北开发、定居，但对土著语言冲击不大。到了三国鼎立时，东吴人大批进入闽北地区聚居，随之而来的汉语及其方言，有力地冲击了当地土著语言，对闽北方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陈元光父子、王审知兄弟先后入闽，带来大批中州语言进而影响闽北语言。宋末元初由于战乱，大批浙赣人涌入闽北，闽北语言又渗入了吴楚语言和赣方言的成份，闽北方言区从而形成。邵武与赣方言区的江西交界，明清时期江西移民大批进入这地区，从而在这里形成了闽方言与赣方言过江渡地带。 邵武方言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异，大致有四种土语：一是以城关话为代表，通行于水北、莲塘、沿山、吴家塘、拿口等乡镇的广大地区，称之为“邵武话”；二是通行于洪墩镇和张厝乡一部分，拿口镇一部分的“洪墩话”；三是通行于和平、大埠岗、肖家坊、桂林等乡镇和张厝乡部分地区的“和平话”；四是只在西部一小块地区使用的“金坑话”。这四种话之间都能勉强通话，只是“洪墩话”和其他三种话通话困难一些。使用人数最多的是“邵武话”和“和平话”，最少的是“金坑话”。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江西人、福州人、闽南人、上海人、浙江人、东北人来到这里。各地人杂居一处，共同使用普通话交际，加之大力推广普通话，普通话在邵武相当普及。邵武方言受普通话的影响极大，以致一些方言的音和方言的词汇逐渐被普通话的字音、词汇所融合代替，某些方言特点正在消失。在邵武青少年中，许多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却不会说邵武方言。 下面将邵武方言（以城关方言为准）与普通话的日常用词作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