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研究述论

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研究述论

以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研究为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一、背景介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方言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也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和分化。因此,研究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时期的语言状况。

二、方言分区的背景:

1.政治分裂: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朝为刘宋、南齐、梁、陈,北朝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周。政权的分裂加剧了方言的分化,南北方言逐渐形成。

2.地理因素: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南方多山地和水域,北方地势较为平坦,这种地理差异也促使南北方言的发展出现差异。

三、方言分区的研究方法:

1.比较法:通过对南北方言的比较,分析其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差异,找出南北方言的特点和区别。

2.田野调查法:通过实地走访、采集语料等方式,收集南北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特点,从而深入了解方言的分布和变异。

四、方言分区的结果与特点:

1.语音特点:南方方言的语音特点较为保守,声调变化较少,而北方方言的声调变化较大。同时,南方方言的韵母较多,北方方言的韵母较少。

2.词汇特点:南方方言受到了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词汇较多且较复杂,而北方方言则受到了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词汇相对简单。

3.语法特点:南方方言的语法结构较为灵活,使用时重视词序和语法成分的顺序,而北方方言的语法结构较为固定,重视语法成分的层次和关系。

五、方言分区的意义与启示:

1.文化遗产保护:通过研究方言分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南北朝时期的语言文化遗产,使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2.历史研究价值:方言分区研究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时期的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3.方言保护与继承:方言是一种宝贵的语言资源,通过研究方言分区,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方言,促进方言的发展和繁荣。

六、方言分区研究的展望:

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和实验研究,以更加准确地划定方言的分界线和特点。同时,也需要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合作,如历史学、考古学等,来共同推动方言分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总结起来,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语言状况,保护和传承方言文化,以及深入研究历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南北方言的比较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南北朝时期的语言特点和差异,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依据和线索,并促进方言的保护和传承。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时代背景,同时也成为了后世文学的重要遗产。本文将从文学流派、代表作品和影响等方面,综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现状。 文学流派 1.乐府文学 乐府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个时期的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许多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和对劳动的困苦都反映在了这个流派的作品中。乐府诗往往能够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对现实痛苦的抱怨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 2.洛阳派 洛阳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种文学流派。此流派名字源自洛阳这个都市,而这个都市正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洛阳派的作品往往以艳丽的文学风格和瞬息万变的表现手法,深刻陈述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品是《陶渊明集》和《王右丞相号》。 3.神仙学派

神仙学派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这个流派的代表作 品常常描绘神仙们的生活、行为和情感等方面,可以说它们是一种神 话创作的延伸和发展。这个流派的作品往往给人一种神秘和仙境般的 感觉。其中最为代表的作品是《庄子》和《南华经》。 代表作品 1.《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描绘中国古代地理、人物、神话、神仙、神话生 物等的传说著作。它的现代版本分为《海外三千里》、《大荒北经》、《大荒南经》、《中山经》四卷。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和神 秘文化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地理、历史等 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2.《荀子》 《荀子》是中国道家哲学著作之一,它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荀子 和荀况合著而成。这部著作以道家的思想为基础,主张“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荀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宋朝以前的各个朝代,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3.《文选》 《文选》是一部集中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文学作品的选集,由南 朝宋时期的裴度编纂。这部作品涉及到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包括散文、诗歌、演讲、书信、碑铭等文学形式。《文选》被认为是 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均有很高的 价值。

汉语方言分区的发展及晋语区的形成

湖北师范学院研究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汉语方言分区的发展及晋语区的形成任课教师张春泉 完成时间2011年8月30日 课程名称中国语言学史 专业汉语言文字学 年级2010级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游子老来回到故里,唯有不变的就是那口乡音。其实,这里的乡音也就是方言。 说到方言,必然涉入方言分区的问题。汉语方言分区从章太炎开始,至今已有百年多的历史了。章氏在其书《訄书》中把汉语方言划分十种。继章氏之后,黎锦熙把汉语方言划分为十二系:河北系、河南系、河西系、江淮系、江汉系、金沙系、太湖系、浙源系、瓯海系、闽海系、粤海系。他的分区方法显然主要是依据山川河流的自然因素。再往后,一些语言学家及方言学家,通过方言调查,掌握了一定的语言材料。这一时期汉语方言分区主要是以语言材料为依据,以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参考。尔后有赵元任的七区划分,李方桂的八区划分。王力先生提出了五大支系理论:官话音系、吴音系、闽音系、粤音系、客音系。每个大系又分为若干小系。丁声、李荣德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所做的发言《汉语方言调查》对所分的八大方言区的语音特点分别作了更加准确、全面的描述。50年代中期以后,“八大方言”说占据主导地位。后来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闽南、闽北宜合并为一区,于是袁家骅的“七大方言”说越来越被广泛采纳,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汉语方言概要》)。随着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和《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等文章的发表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出版,汉语方言的分区有了新的飞跃,汉语方言分区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第一,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层次的新框架,“大区---小区---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代替传统的“方言---次方言---土语”,体现了新的方言观,即汉语方言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系统,无主次雅俗之分:明确提出划分汉语方言的分区的基本标准;第二,汉语方言分为了十个区:官话区,晋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和客家话区。这是第一次把晋语从官话里分立出来。这不仅在汉语方言分区上提出新的概念,而且在分区结果上打破了过去已经被多数人所接受的“八区”或“七区”说,是汉语方言分区,特别是汉语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分区呈现新的格局。 一提到“晋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词是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方言特征的。山西位于黄河流域的中部,而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更是汉民族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源头。几千年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自然包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古老的晋方言。黄河流域方言对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晋语在汉语方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晋语的地域特征“包括太行山以西山西的中西部、北部、东南部,

200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200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戴卫红 2008年国内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颇丰。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专著有:朱大渭《六朝史论续编》(学苑出版社)、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岳麓书社)、曹文柱《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商务印书馆)、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汉魏卷》(人民出版社)、王蕊《魏晋十六国徐兖地域政局研究》(齐鲁书社)、张泽咸《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施和金《北齐书地理志》、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灿辉《六朝区域史研究》(岳麓书社)、张灿辉《两汉魏晋凉州政治史研究》(岳麓书社)、高贤栋《南北朝乡村社会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韩昇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壮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索(修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译著有[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日]川胜义雄著,徐谷梵、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两种》。还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下文简称《资料》)第24辑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编《北朝研究(第六辑)》(科学出版社)。本年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有:3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举办了“地域社会与魏晋南北朝研究学术研讨会”,5月在山西大同举办了“北朝都城与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在许昌举办了“中国三国文化学术研讨会”,9月在陕西汉中举办了“中国三国文化暨十六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本年度发表于各类杂志的政治、军事、经济研究的论文400余篇,以下择要介绍。 一、政治 政治制度。张旭华《曹魏九品中正制再探讨——与王晓毅先生商榷》(《文史哲》第6期)认为官品制度创立于曹魏初年,上品二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关系并非是相差四品,而是表现为多层次性。李俊恒《曹操用人之道与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关系》(《南都学坛》第4期)认为曹操的用人之道,为此后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开其嚆矢。守屋美都雄,钱杭《关于曹魏爵制若干问题的考察》(《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五辑)、宗亮、张敏《蜀汉封爵制度考论》(《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张小稳《北魏赠爵制度的演进》(《历史教学》高校版第7期)分别探讨了曹魏、蜀汉、北魏爵制的相关问题。罗开玉《蜀汉行政建制研究》(《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期)系统地探讨了三国时期蜀汉的行政建制的构成及其特点。 晋文《多立皇后与不立皇后——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探微》(《学习与探索》第1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乎语言的哲学思想异彩纷呈,独树一帜。王弼具有鲜明工具主义倾向的言不尽意论,不仅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逐渐渗透到谈坐论辩、文学艺术、经籍训诂、文字研究、佛经翻译等广泛领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僧肇对语言的空观思想,较为重视文字音、形背后之意义的文字训诂思想,以及强调诗言志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等一道,成就了一种言无言的意境之美。 [关键词]名实关系论;王弼;言意之辨;语言的空观;无言之美 对于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褒贬不一。然而,上自汉末下迄南北朝统一,玄风大盛,学术思想的自由解放、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对于语言的哲学反思继先秦、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诸如名实关系论、言意象之辨、“理胜”与“辞胜”之辨、佛经翻译中的“格义”和“合本”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的也有工具论的,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本文将分别从语言,政治、实在,翻译和文字训诂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一、正名主义-从名实论到名理学 葛瑞汉曾经认为,中国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问题。把握名实关系,不仅仅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语言观的一条主线,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观的一把钥匙。名与实,在先秦名家和墨家那里,一般被规定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作为共相的名称、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但是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已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或逻辑学问题,而主要是一门如何认识、选拔、使用和评价人才的知识论和政治学。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品鉴的名实,它主要关注人才的流目品题与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二是才性的名实,主要研究人的才能与德性的离、合、同、异关系。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三是律学的名实,它主要研究的是官职的权责关系,以便进一步“参伍形名”-综合比验官吏的实践效果与法规的文字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 魏晋士人在“清谈”或“谈坐”这一学术社交活动中,十分讲究逻辑、修辞技巧,尤其是对辩论的技巧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所以,清谈其实就是一门关乎语言技艺和思想历练的活动。徐干在《中论·核辩》中指出,“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表明辩论的目的是辩明义理而非卖弄语辞,应该遵守“在彼犹在己”的原则,以求得以理服人的效果。刘劭亦在《人物志·材理篇》中认为,“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指出真正的辩论不能以辞害意,应该以辩明物理与人伦之定则为目的,看重的是言辞意义而非言辞的逻辑规则。绝大多数魏晋士人与徐、刘一样,皆对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诡辩的方法持排斥态度,视诡辩为纯粹的游辞和狡辩。这是因为诡辩固然可以使人关注到词与物的关系,不过极有可能将人类认知引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困境,对人类追求理论知识的真确性构成了威胁。该时代的人们只偶然会提及先秦名学论题,如西晋鲁胜《注墨辩序》便对名家予以了高度评价,然鲁胜又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成绝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都集中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形式性和有限性上面,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 二、言意之辨与语言的功能问题 与魏晋南北朝士人从语言逻辑转向形上玄思的趋势恰恰相反,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通常是以拒斥或悬置形而上学为口号的,认为形上玄思才是对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学 术研究对于中国哲学、文化、艺术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儒家经学,另一个是佛教学术。 一、儒家经学 1.经学发展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迅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相应发生 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儒家学说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了新的儒家学派, 如黄老学、玄学等。 ②佛教传入:南北朝时期,佛教被引进中国,与儒家思想相互 融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学说。

③政治制度的变化:东汉末年,中央政府逐渐衰落,各地方割 据成为常态。北方各个民族也分裂成多个小国,政治气氛更加混乱。 2.经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①强调性情意志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儒家学派,如玄学、黄 老学、新学等,相对于先秦儒家,更强调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性情意志是人的本质,只有超越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才能达到人的真正境界。 ②关注人的自由和人权:这个时期的一些学派,如黄老学、新 学等,强调人的自由和人权,认为天生人权不能被侵犯,政府的 权力也应该受到限制。 ③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者,认为文化深化了 人类的思想,提高了人类的道德境界。因此,他们把文化的意义 看得更加重要。

3.代表性学者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优秀的儒家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 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 ①王充:王充是汉代末期的学者,他强调人的本性是恶的,主 张道德教化的作用。他的《论衡》是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 ②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一种新兴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有王弼、郭象等。他们强调“太极一”、“道法自然”,主张“非我之心、非不 我之心”。 ③黄老学:黄老学是一个重要的学派,代表人物有郭璞、申鲁等。他们强调人的天性,主张“无为而治”。 二、佛教学术 1.佛教传入中国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这段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 迁徙与文化交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民族迁徙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频繁发生战乱,导致大量民众迁徙。北方的汉族逐 渐南迁,而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也被迫北上。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融成为了必然。 二、民族迁徙对文化的影响 1. 语言交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不断南迁,他们带来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方言。与此同时,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也活跃于北方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使得他们的语言和方言发生了相互影响和融合。这种语言交融对于汉字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 宗教思想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宗教。佛教的 传播使得汉族和其他民族在宗教信仰上产生了共同点,这也有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同时,佛教艺术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对当时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3. 文化艺术交流 随着民族迁徙及文化交融的加深,北方和南方的文化艺术逐渐融合。北方的音乐、舞蹈和南方地区的文学艺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北方的文人士族也开始研究南方的文学作品,这种交流和融合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民族迁徙与政治经济的互动

1. 政治动荡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频繁。中原地区的政权更迭导致大量的农民和人口流离失所,使得民族迁徙呈现出更加剧烈的态势。 2. 经济交流 随着民族迁徙的加深,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日渐频繁。南方的农产品和北方的手工业品相互流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经济交流也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 四、民族迁徙与社会结构的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融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原本的世族贵族面临动荡和改变,而新兴的商人、农民等社会阶层逐渐崭露头角。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得社会阶层的界限日渐模糊,也为后来南北朝文化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使得语言、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发生了交融和融合。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对于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民族迁徙也引起了政治经济的互动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对当今的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至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一 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和文化艺术,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贡献巨大,并且对后来的历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 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而引发了社会思想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逐渐向南方转移,魏晋南北朝逐渐崛起,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政治分裂、经济转型和社会动荡的现象。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同时,佛教的传入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思想更加复杂多样。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思想流派 1.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思想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有玄奘、林氏、河 上公等。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即通过不干预事务,而让天地自然运转,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有王充、郭象、 陶渊明等。儒家思想主张周公制度,强调礼、乐、尚义、守宗法、尊孔子、治家、平天下等。 3.佛家思想

佛家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有竺法淙、慧能、道信等。佛家思想主张超凡脱俗、涅槃解脱,强调世俗的苦难和人生的无常性。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成果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思想流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王充的《论衡》在儒学中拔得头筹,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此外,《庄子》、《列子》正式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性著作。而佛教的传入,则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流。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 四大类学派中的儒、道、佛和法家,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并得到繁荣发展。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则成为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独特呈现。佛家思想的影响,则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这些思想流派的特点和成果都成为了后世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 一时期,中国思想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形成了儒、道、佛、法等四大类学派。这些思想流派的特点和成果,对于中国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愈发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性。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简介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简介 一、历史文献: 1、正史:一志、二史、八书。 ?陈寿:《三国志》、李延寿:《南史》、《北史》 ?房玄龄(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 ?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 ?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 ?2、其它: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华阳国 志、水经注等 二、敦煌吐鲁番文书及敦煌吐鲁番学 三、近现代著作: 吕思勉、陈寅恪、唐长孺、王仲荦、马长寿、周一 良、汤用彤、何兹全、田余庆、胡守为等人的著作 一、东汉末年的军伐混战 ●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趁机扩张自己的实力。 董卓、袁绍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实力派。 ●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中军校尉袁绍率军诛杀宦官。董卓趁乱 领兵进入洛阳,废少帝,另立献帝,自称相国,独揽大权。190年,关东军阀推袁绍为盟主,进讨董卓。 ●董卓之乱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导火线。 3、曹操崛起的原因 ●曹操根据毛玠、苟彧谋划,于建安元年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 己势力范围内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作为傀儡,并迁都于许。从此,他“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上主动,号召力增强。 ●他采纳枣祗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许多州郡,史称 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从物质供应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今存为此书作注的第一人。著有兵书十万余言。 善于运用古代军事学说和战略战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他多次下令求贤,要求“唯才是举”。与东汉重视德行、门第不同,只要 才干杰出,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出身微贱,不懂儒家经术,不仁不孝,名声卑污,他都考虑予以重用,甚至拔为大将、牧守。豪强大族率众投奔者,也极力笼络,崇以官职。因此,他又不完全否定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部下对他如不竭诚效忠,一经发觉,立即清除,毫不容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手下人才济济。 ●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 赏不战之士。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残酷镇压农民反抗。同时对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也往往给予严厉打击。 官渡之战(200) 200年(建安五年),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官渡之战”。官渡在今河南中牟一带。

魏晋南北朝文献资料

魏晋南北朝文献资料 《三国志》 《三国志》陈寿(233—297)撰。有魏志(志一作书,下同)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陈寿字承柞,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蜀汉时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任治书侍御史。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但他的思想感情,仍倾向于蜀汉。关于《三国志》的宗旨、体例和后人对它评论的当否,可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 陈寿的时代距三国不远,不少事是他所闻甚至及见的。魏、吴两国都有官修史书,成为陈寿撰述的依据。蜀汉末立史官,但陈寿心怀故国,尽力搜求能得到的材料,如《诸葛亮传》中收录了诸葛氏集目录和传主自己编集的上表;《杨戏传》中收录了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都是《史记》《汉书》所未有的变例。《三国志》中包括董卓、袁绍等人的传,可与范晔《后汉书》比较对照研究。所撰日本古代史重要资料的《倭人传》,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陈寿书取材颇广,但漏略也不少,如名医张仲景、发明家马钧都未立传。少数民族只收录了东北方面,而蜀汉的南中诸族和孙吴的山越都付缺如。《三国志》以简练见长,而“裁制有余,文采不足”(清李慈铭语),是其缺点。 弥补《三国志》这一缺陷的,是宋裴松之(372—451)的《三国志注》。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先世东晋时渡江。松之官至国子博士太中大夫。他奉朱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元嘉六年(429)奏上。裴松之的宗旨是补缺略,备异闻,纠正错误,评论得失。他广搜博采,注中引书一百五十余种,绝大多数今已亡佚,如陈寿只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各用了十三字和四十一字叙述曹魏重要措施屯田,裴松之在《武帝纪》注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在《任峻传》注中,引用《魏武故事》所载曹操令以补充枣抵事迹,关于屯田有一百八十二字。裴注中保存的史料,质和量都不在原书之下,同为今天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依据。裴注的字数约为本书的三倍,但亦有六十一篇传(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传)没有注。关于裴注的评价,参看杨翼骧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一文,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一。 长期以来,《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受到重视。清代学者赵一清、钱大昭、潘眉、粱章矩、钱仪吉等,都曾为《三国志》作注。民国时,杨守敬的弟子沔阳卢弼(字慎之1876—1967)汇集各家之注,并附自己的校勘与见解,编成《三国志集解》,书前有1936 年自序。卢氏创获无多,但鸠集旧注颇完备,地理方面尤详,是目前最方便的本子。《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万斯同(1638—1702):《三国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国纪年表》。 谢钟英:《三国大事表》。 张守常:《三国大事表补正》。 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万斯同:《三国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 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

魏晋南北朝的语言学简述

魏晋南北朝的语言学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和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它们衍生出了多种语言学和文学文化,为中国历史上的语言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本文将从语系、发音、文字、文化等方面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学。 首先,从语系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仍属于汉语语系。北朝时代使用的“文言文”主要是隋唐时期使用的汉语,而魏晋南朝时期使用的方言基本上是今天北方方言的原型,东南方言则是粤语、客家语、闽语系统的原型。因此,魏晋南北朝语言仍然属于汉语语系。 其次,从发音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音特征以集体性为主,没有具体的发音规范,口头传译自由。据记载,当时的许多文字中有若干发音与现代普通话不同的老字,其中一些依旧在现今的台湾、贵州、广西等地保存有。此外,当时的发音也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发音模式,像“统、晋、南北朝”或“南汉、汉魏”等。 第三,从文字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字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秦汉、隋唐及新石器时代语料库大量涌现,文字发展走向多元,包括书面文字和口头文字。比如,秦汉时期有“篆书”和“小篆”,它们主要记录礼物等内容;隋唐时期有“细草书”和“唐草书”,它们主要记录历史、文艺类文章等内容;而新石器时代有“汉隶”和“楷书”,它们更加接近现代汉字。此外,在此期间,因为当时统治者认为文字太多而混乱,就有了汉书、尚书、曹植、竹书四书的出现,它们起到了规范和标准化的作用。

第四,从文化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个时期出现了诸多文学作品,包括“国语”、“文心雕龙”、“抒情诗”、“楚辞”等,以及许多民间文学,如“山歌”、“史谣”、“神怀”等。此外,它们还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思想体系,如“法家”、“儒家”、“道家”等,它们被尊称为“三教”,也为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它不仅影响了后世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因此,以此期的语言学为研究和分析的窗口,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发展脉络。

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综述

魏晋南北朝 东汉(建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魏、蜀、吴——西晋——东晋 南朝:宋、齐、梁、陈 —— 东魏——北齐 北朝:(初期)五胡十六国——北魏————北周灭北齐 西魏——北齐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关于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综述 前言: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经历了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晋实现短暂统一,之后又是南北朝分裂,此时期突出特点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民族矛盾尖锐。 政治上,这一时期一个主要现象是门阀制度的存在。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与庶族矛盾不断激化,文学创作出现了歌功颂德和寒士不平两个倾向。思想上,首先是玄学兴起,其次是佛教、道教兴起。学术思想的兴起影响了文人创作。如名士们追求玄学中寓含的任达狂放的生活沈约、刘勰等与佛教关系甚密,王羲之、嵇康等受道教的影响。 文学发展中,诗歌发生了巨大变化,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也发生了变化》),文学理论繁荣,文学批评兴起。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文人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人结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此外还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文人集团。 文学发展中,诗歌形式丰富多样,曹操及建安文人大量创作五言诗,七言歌行体也得到确立。曹丕《燕歌行》为文学史上完整的七言诗,南朝鲍照进一步改进七言诗形式。齐梁时期,沈约创造“永明体”,为律诗形成铺平道路。梁陈时期,出现了宫体诗。 近几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高达200多篇,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1]王文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就把建安诗歌和陶渊明作为两个独立的章节研究;[2]赵东栓《魏晋南北朝文学》则依次对建安时文人诗歌及陶渊明诗歌进行评析,语言幽默易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不同形式的诗歌都应受到关注研究。 正文: 一、建安正始诗歌 建安诗歌源于汉末大乱之际,此时汉统一思想结束,经学衰落。思想解放,建安诗风慷慨悲凉慷慨悲凉诗风相适应的是诗歌形式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民歌传统,创作大量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曹操擅长写五言诗,一方面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一方面进行创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就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步出夏门行》则是创新,

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杨英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5期 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出兴旺的局面。本年度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于8月8日至12日在山西大同召开,有近200位海内外学者参加,是历届年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日本学者近40人。此外,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三联书店)在近年来15篇最新研究成果中引入“品位”、“职位”等新概念,对乐师、史官文化的传承,汉代的禄秩,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的官品、散官等作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将传统的典制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考察了北魏政治史中后党、迁都、六镇等重大事件及其对北齐、北周政治的影响。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六朝疆域变迁、政区沿革等作了综合研究。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运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方志笔记等,并吸收天文、地理、建筑、艺术等多种成果,是近年来六朝史研究内容最全面的著作。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对魏晋南北朝并州地区的人文、宗教、政治形势及其演变等作了全面研究。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分城址、石窟寺、帝陵和石刻、世家大族墓等九个部分介绍了魏晋南北朝考古资料及研究状况。此外,《中华姓氏谱——卢》(卢美松著)、《中华姓氏谱——萧》(杨师群著)(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二书分源流、人物、人文、文献四篇,将魏晋南北朝门阀土族当作传统姓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将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新视角。除了专著外,论文集有: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本年度发表的23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从数量看,政治史最多,约有50多篇,思想、文化、学术史其次,约有近40篇;社会史类约有近20篇。人物、历史、地理、民族方面的研究不乏突破。文物考古的收获则提供了新的资料,尤其走马楼吴简作为第一手的真实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学者对吴国经济、田制、赋税、户籍等方面的认识,成果日益增多。以下试分类介绍。 一、政治制度史实事件人物 政治制度。阎步克《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补论》(《燕京学报》新1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通过对汉代因病、丧一度离职的禄秩情况和尹湾汉简所见“贬秩”的考察,认为虽然直到东汉散官仍是“官”而非“阶”,但诸大夫至郎官的闲散已开启了魏晋以下散官不断虚衔化的进程。张金龙《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官、武官与禁卫武官释义》(《江海学刊》第3期)对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文官、武官、禁卫武官的含义作了考察。何德章《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北魏天兴、天赐年间整体文化、制度发展的反复作了考证,并从政治文化背景解释原因。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中正品与官品间不存在一致性,乡品的获得唯有中正评定一途。他的《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郑州大

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摘要:魏晋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1] 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如玄学的“有无之辨”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2] 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不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五朝不竞”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

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晋书》本传)范宁更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頠、江惇、卞壼、应詹、熊远、陈頵等亦著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诸人,也都或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 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思痛”的共识。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唐修《晋书·儒林传序》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亦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将“亡天下”之罪一概归诸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概说-北大未名BBS-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讲稿 目录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讲稿 (1) 绪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概说 (2) 第一讲:建安文学 (4) 第二讲:正始之音与两晋诗歌 (10) 第三讲:陶渊明及其诗文创作—千古隐逸诗人之宗 (15) 第四讲:南北朝乐府歌辞与鲍照拟乐府 (19) 第五讲:南朝山水诗 (23) 第六讲:齐梁诗坛与南北朝文风的融合 (27) 第七讲:魏晋南北朝散文及小说 (31) 第八讲:唐诗概说与唐初诗歌 (44) 第九讲:初唐四杰与陈子昂 (53) 第十讲:声律、风骨和兴象——盛唐之音的前奏 (64) 第十一讲:盛唐之音与盛唐气象—群星璀璨、异彩纷呈的盛唐诗坛 (72) 第十二讲:田园牧歌山水清音——盛唐山水田园诗歌 (78) 第十三讲:金戈铁马之声——盛唐边塞诗派及其作品 (85) 第十四讲:诗仙”李白及其创作成就 (92) 第十五讲:诗圣.诗史—杜甫及其诗歌创作成就 (99) 第十六讲(上):中唐诗歌之再盛——大历诗人及元白诗派 (113) 第十六讲(下):白居易及其诗歌创作成就 (124) 第十七讲:韩孟诗派及(刘柳诗歌)元和贬谪诗人 (125) 第十八讲:唐代古文运动与韩柳散文 (142) 第十九讲:晚唐詩歌創作成就 (150) 第二十讲:琵琶起舞唤新声——唐五代词的发展及成就 (161) 第二十一讲:绝代之奇——唐代传奇小说与敦煌变文 (169)

绪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概说 一、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发展历程 (一)从曹操到李后主,时间跨度近800年:汉献帝刘协初平元年(190,袁绍率关东义师讨董,曹操为诸侯之一)——宋太宗赵匡胤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除,南唐后主李煜被毒死)。 (二)文学史发展分期表: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发展诸因素 (一)寒士之不平与士族之优游 1. 门阀氏族的产生 为了压制贵族,造成绝对王权,先秦时期君主们都提拔了不少自由平民和低级贵族参加到官僚政府机构。春秋、战国之际,“竹帛下庶人”(章太炎《检论订孔》上),列国诸侯更是大力提拔“士”作为官僚机构的骨干,世卿自此而坠。两汉的所谓布衣卿相,也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致身通显。他们不但授徒讲学,门生弟子千万,形成一种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而且子孙往往绍继家学,也必然造成累世公卿的情况。大家族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在东汉时就已经逐渐出现了。过去“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76)诏),自东汉后期开始“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仲长统《昌言》),“贡荐则必阀阅为前”(王符《潜夫论·交际篇》),“以族举德,以位为贤”(《潜夫论·论荣篇》)了。(阀阅:古代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的柱子。《玉篇·門部》:“在左曰阀,在右曰阅。”后来又叫棂星门。与明清时期贵宦人家的功德牌坊功能相似。)曹魏初期,实行九品官人法,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士族担任,九品的定评,自然操纵在他们的手中,于是官品的升降,大都凭借“世资”,久而久之,更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文苑王沈传》),“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卿,无仕进之路”(《二十二史札记》)的情况。所以,曹魏以后,世族势力更加发展。如颍川荀氏、颍川陈氏、东海王氏、河东裴氏均在魏晋南北朝为世“冠冕”。后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俱为江左“盛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自北朝至隋唐,也是“衣冠”连绵不绝,累世富贵。 2. 门阀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1)寒士的不平之音、进取之心 门阀制度阻塞了庶族寒门的仕进之路,才高寒士自然心怀不平:“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左思《咏史》其二)“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鲍照《拟行路难》其六)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2003年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论著颇丰。主要著作有: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康中乾《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林校生《“八王之乱”丛稿》(福建人民出版社),许辉、李天石《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戴洪才、周瀚光主编《六朝科技》(南京出版社),王家葵《陶弘景丛考》(齐鲁书社),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文化出版社),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许福谦《南北朝二史八书疑年录》(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李万生《南北史拾遗》(三秦出版社)、《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敏《南北史掇琐》(中州古籍出版社),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罗维明《中古墓志语词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二十辑也在本年出版。下面对研究论文分类择要介绍。 一、政治 政治制度。对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仍在继续、张旭华《后赵九品中正制杂考》(《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后赵石勒、石虎统治时期,曾下诏推行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这对当时其他少数族政权的选举政策以及加速胡汉进一步合流,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胡舒云《“九品官人法”性质辨析》(《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认为“九品官人法”是一个包括考察品评、选授官职完整过程的选拔人才制度,井对其进步性及贵族化问题进行分析。同一作者的《“九品官人法”名称考辨》(《求是学刊》第2期)则从名称的分析中主张废弃“九品中正制”等异名、别称,以摒弃成见,重新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一制度。对魏晋南朝其他制度的研究有:山口正晃《曹魏西晋时期的都督与将军》(《资料》)依据《晋书・职官志》的记述方式和内容,考察了都督制的成立、运作情况及地方军支配体制等问题,通过考察指出,魏晋时期的都督制是以将军制度为基础的。黄惠贤《东晋时期中央决策机构(中书省)的一次短暂变革――散骑诸官研究资料之四》(《资料》)对通直散骑侍郎的设置及并中书人散骑的部分情况进行了分析。唐春生《南朝学士考论》(《学术论坛》第6期)一文将南朝名号繁多的学士大致分成两类,一为中央政府所任命,多属临时性差遣,已呈职衔化趋势;另一类是诸王或太子府学士,认为学士主要从事文事活动,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作了不少贡献。对北朝其他制度的研究则多关注北魏这一时期。薛瑞泽《北魏县令长的相关问题》(《史学集刊》第3期)认为北魏政府非常重视县令长的选拔,并阐明了他们的职责,指出县令长受着朝廷和百姓的双重照顾。曹刚华《北魏内外秘书考略》(《民族研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 本章概要 魏晋南北朝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阶段,先后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各政权的对峙。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经过了近400年的分化与整合,全国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被打破,各民族加强了接触和交流,经济文化特征趋同倾向明显,为隋朝再次实现统一奠定了基础。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迭频繁,但是中原等地区与新疆地区的密切联系并未中断,中原等政权将郡县制度推行到了新疆地区,始终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受全国性民族大迁徙、大流动的影响,许多北方游牧民族以及更多的中原地区汉族迁入新疆地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交融,特别是中原等地区与新疆地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加速了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为隋唐大一统创造了有利条件。 本章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明确虽然全国处于长期割据状态,但是“大一统”观念逐渐得到强化,民族融合、政治趋同、经济交流和联系的加强,促进隋唐时期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再现。 2.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各政权对西域的治理,明确中原各政权依然沿袭了汉朝的制度,行使着对西域的管辖权;郡县制的推广,进一步促进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3.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增添了许多新的民族成分,明确各民族密切接触交流,差异性逐渐向共同性转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日益增强。 4.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经济在继承汉代开发的基础上,特别是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工具技术、经验的传入,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明确中原地区对新疆地区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 5.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儒家经典传入西域,明确这一时期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成为新疆地区的主导思想。 6.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宗教演变,明确新疆地区的宗教格局是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并与中原地区一样,出现了儒释道汇通合流的趋势。 价值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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