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语言研究比较

汉代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语言研究比较

作者：戴思思

来源：《群文天地》2009年第02期

早在先秦时期，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和研究就已经萌芽。但总的来说，这些认识和研究都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没有出现相关领域的专著。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研究始于汉代。汉代出现了语言研究诸多领域的学者与著作，奠定了其在语言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而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语言研究，不仅将两汉语言学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在研究方法、内容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两汉与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完成了其确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基本划定了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并形成了语言研究各个领域的研究范式。

一、研究背景比较

每个朝代的语言研究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背景，社会、文化等大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语言学的研究。因此，要比较这两个时期的语言研究，首先要对其存在的背景做简要比较。

在两汉，主要是经学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研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始于西汉末年，高峰在东汉,两派的主要分歧就在于释文方法的不同。这种学术上的争鸣,迫切要求语言学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语言学跟经学有密切的关系……经学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大大地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虽然经学的发展推动了语言研究的进步，但这样难免使语言学沦为了经学的附庸。此外，统治者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提倡经学，重视训诂学，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汉代语言学的繁荣。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影响语言发展方向及内容的因素增加了。佛教的传入，印度语音学知识的影响，使得语音分析的知识有了突破并日趋完善。而骈体文的出现，诗歌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则是文学上的需要，这对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要求。此外，由于人口迁徙、民族融合而造成的语言接触的影响，给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二、不同研究领域的比较

两汉在训诂学、文字学、方言学及词源学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功绩。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创立了汉语音韵学这门新的学科。

（一）训诂学

汉代出现了中国的第一部训诂学著作——《尔雅》。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该领域的学者及研究成果。如汉初的《毛诗故训传》，赵岐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高诱的《吕氏春秋注》《战国策注》《淮南子注》等。总的来说，古书注解的内容不外乎四方面：字音、词义、名物制度、历史典故。对词义的解释占重要地位。

相较之与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训诂学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扩大了古书的注解范围。和汉代一样，这一时期仍以注释儒家经典为主，其中的代表有何晏的《论语集解》等，但注释的范围有所增加：开始对道家著作加以注释，如王弼的《老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对史、子、集部的注释也出现了，如韦昭的《国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等；佛教经典也有不少注释，如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众经音义》）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大藏音义》）。

（2）训释重点的转移。由汉代主要偏重于字义的解释，转向为重视义理的阐发。说明典故的出处、解释人名地名以及考核和增补史实方面。

（3）出现了“义疏”和“集解”。“义疏”如唐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南朝梁武帝所撰《周易系辞义疏》等；“集解”如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等。

（4）涌现出大量训诂学专著，其中既有传注著作，又有字典辞书如张揖的《广雅》、晋吕忱的《字林》等。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训诂学比两汉更为发达。

（二）文字学

和训诂学一样，“汉代语言文字学的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古文经学的兴起”“汉代经学与语言文字学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在汉代，中国出现了第一部文字学方面的著作《说文解字》。许慎按部首编排全书，说解字义、字形，通百科，存古篆，“达神恉（旨）”，不仅提供了语言文字的研究方法，还为汉语字典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并且，和后来字典所不同的是：它不是一般备查检用的字典，而是以研究字的本义为目的的字典。

晋吕沈的《字林》上承《说文》，下启《玉篇》，在分部上和《说文》相同，共540部，但总字数比《说文》多出了3471个字，字体用楷书。

《玉篇》为梁顾野王的著作，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和《说文》不同的也是其进步之处体现在：（1）先用反切或直音注明音读，再引证丰富的材料来阐明字义及其用法，这种方式开近代字典的先河；（2）虽《玉篇》仍仿照了《说文》的部首编排方式，但部首的数量与编排顺序与《说文》不尽一致；（3）《玉篇》很注意辨析文字，在卷末附《分毫字样》。这样，《玉篇》较之于《说文》就更具有字典的实用性：收字多，使用通行的小楷作为正式的字体，且字义解释完备，例证材料丰富。并且“《玉篇》只释音义，不再像《说文》那样用‘六书’条例去分析字形了” 。

到了唐，文字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仅有几部正字形的书，如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只是用于统一规范文字形体。此外有李阳冰对《说文》的刊订和整理。总的来说，在魏晋文字学进一步发展之后，唐的文字学研究不算突出，很少有著名的文字学家。

（三）方言学

虽然秦周时期就已经有方言调查，但是传统方言学的第一部专著为西汉扬雄所著《方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性方言词汇调查的一本书” 。汉代的方言研究成果还散见于经籍和经籍传注之中。如《说文》中引用的190多个方言俗语，广泛涉及到中土各地和周边地区；《释名》中明确标出方言低于名称的词语总数虽然不多，但其中大多数属于方言语转现象的描写，十分珍贵；《三苍》《小尔雅》《汉书》《通俗文》《越绝书》等著作以及杜子春、王逸、许慎、郑众、何休、赵岐、郑玄、高诱等人的古书注释中也都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方言研究成果。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这一阶段，虽然没有像《方言》这样的方言学专著产生，但这一阶段的方言研究是整个汉语方言学史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这一阶段的方言研究材料是零散在各种文献中的。比如文学史料和语言文字学著作如《切韵》系列的韵书，包括《切韵》残卷及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等，类书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 笔记杂谈如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等，这些当中都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方言材料。魏晋时期最为重要的方言学研究著作是郭璞的《方言注》。“郭氏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体悟扬雄的语言学思想，注重描写当时的口语，以晋代活的方言口语词汇跟汉代方言词汇作比较，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价值则表现在描写方言学和历史方言学上”。“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国语言学的重点转入音韵研究，方言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反映在方音研究上” 。

可见，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扬雄的《方言》对几大方言区进行了划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奠基工作，魏晋隋唐时期相较于两汉，主要在内容上有所补充，此外采用了历史和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方言，研究的重点开始向方音转移。

（四）词源学

中国的第一部词源学著作《释名》由东汉人刘熙写作，主要采用了声训的训释方式。“两汉是声训发展的极盛时期，理论性、政治性、主观随意性、普遍性，是当时声训的四个特点。”《释名》“并不只是声训资料的汇编，它既有总结，又有开创。刘熙的声训并不比前人高明多少。不过，他编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语言研究。”虽然声训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上还存在着一定问题，但这至少表明汉代的语言研究者们已经逐渐开始有语言研究的自觉了。这一时期的许多语言学研究著作中都体现了词源学研究在两汉的繁荣，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词源学高峰之一。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虽没有出现词源学方面的代表著作，但在许多语言学相关研究的书籍中存在着词源学的内容。这一时期有的语言学家已经进行了很多词源学方面的探索，有的则是不自觉地在论述中提及，情况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这一历史时期的词源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它在词源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功绩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其特点是研究成果较多，分布广，零散性成果多，系统性成果少，词源探讨的实践多，理论少。”

和汉代开创性的研究相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词源学研究主要在继承与发展相关学科内容。

（五）音韵学

如果说在训诂学、文字学、方言学和词源学这几个领域内，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没有超越前代的突破，那么音韵学则可以作为这个时期语言学研究所做出的完全创新。

反切的创立和四声的发现，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音韵学。反切为韵书和字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并且给人们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记音方法，还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统一读音的作用。隋陆法言所著《切韵》是音韵学的奠基之作，并且在以后的数百年内后人仅可“刊谬”“增订”，地位无人能撼。

除反切与四声，字母和等韵学的产生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果。字母的创制是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等韵学则是在韵书的基础上产生的。“从此以后，中国语言学的内容更为丰富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更实现了自己特有的生命力。”

总的来说，汉代的语言研究总体具有历史开创性的特点，但深受经学的影响，在促进其发展的同时也使其受到制约，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除音韵学外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上没有较大突破，重在继承与发展汉代的语言研究，但思想上的解放给了语言研究以崭新的面貌。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史上的创立期与发展期，在语言学研究史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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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戴思思(1988.5—)女，汉族，湖北大冶人，华中师范大学06级汉语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