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

传播学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逢“话语”必谈福柯。在以《话语与社会变迁》而闻名的英国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看来,福柯对话语概念及其分析方法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他“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流行,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种影响。”①不过,由于福柯的研究存在着阶段性一一前期的考古学更多强调话语形成的规则性与条件一一后期的系谱学更关注话语历史性中权力的作用,致使诸多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引用只关注话语的“话语实践”特征, 把话语看成一个生产主体和社会现实的机器,而无视“权力”对主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微观建构。本文将采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对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的文献分析,强调福柯的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话语和权力”的互动是理解现实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福柯的思维理路;第二是福柯话语的界定与分析;第三是福柯权力的界定与特征;第四是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最后是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传播学意义。

一、福柯的思维理路

(一)哲学的作用

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福柯“当下哲学”的重要依据。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类用自己的理智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福柯认为,“康德的作品是第一次一个哲学家从内部紧密地把自己作品的认识意义、对历史的反思与特殊时刻的特殊分析联系在一起。对作为历史差异的‘今天’的反思以及把'今天'作为一种特殊哲学任务主旋律的思考是‘什么是启蒙’的新颖之处J②早在1967 年,福柯在尼采的影响下就指出,“哲学的作用是分析作用。实际上,哲学已经不是去喜欢说永久存在的东西。[现在],哲学拥有更艰难和难以捕获的任务:去说发生的事情。”③于是在福柯处,哲学的任务不但是要分析过去被我们合理化的现实,而且还要超越这种合理化过程所带的限制,生产新的主体。福柯所做的批判“不是去寻找具有普世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研究,这些事件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所做、所思与所说东西的主体。”④这体现于福柯对三种实践的研究:以主客体关系为特征的知识领域的话语实践、以主体间关系为特征的权力领域的非话语实践、以主体与自我关系为特征的伦理领域的伦理实践。

(二)解构的认识论

一方面,福柯深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系谱学以及法国哲学家巴什

拉、格鲁特、康吉莱姆等人影响。沿袭尼采,福柯解构了传统的单一的、线性的、宏大的历史,继尼采的“上帝之死”后,提出了“人之死”,这种观念意味西方哲学史上的宏大或大写“理性”或大写的形而上学“主体”的消失,即作为主体的人不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具有实实在在地生活、工作、言说等实证性的存在。福柯对历史性的认知集中在断裂和非连续性之上,摒弃了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的合理化(或单数的、大写合理性)认识,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具体的或复数的“合理性”的关注,强调“经验”成了新的主体性建构的主要场所。从“经验”(如疯癫、性等)角度出发,“福柯把自己的作品界定为一种‘思维的批判史',对它的理解表现为对'体验焦点'的分析, 该分析把‘可能知识的形式'、'个体行为的规范模式'以及‘主体的可能存在方式'构合在一起。这种分析策略体现在:首先,涉及‘话语实践',话语实践依据真实与虚假间的游戏来构成和组织可能的认识形式;其次,用权力、技术以及对他者行为的引导程序来研究行为的规范模式;最后,研究个体通过'自我实用主义'或自我关系技术实现主体化的形式。“⑤从巴什拉等人那里,福柯也认识到人类思想的轨迹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非连续特征;在宏大的思想连续性下面、在精神的宏大与均质化表象下面、在科学的顽强变迁下面,看到了断

裂的介入。⑥于是,在福柯那里,话语的条件性和非话语实践的构建性成了其研究的兴趣点。

另一方面,福柯还从尼采那里了解到:“我们被过程、运动和力量所贯穿;我们不知道这些过程和这些力量,哲学的作用无疑就是分析这些力量,分析它的现状。"⑦在这种认识论的背景下,福柯避开业已存在的从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来理解主体的路径,从权力关系出发来分析主体化的过程。不过福柯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法律与制度模式上的权力,扩大了权力的界定维度,从可让度的、单向传播的权力观转向了相互作用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这让复杂的权力关系与知识和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总之,福柯既不打算从所有事件与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中提出普

世的结构,而是处理讲述我们所思、所说与所做的话语,并把它们当做另类的历史事件来处理;也不打算从“我们是什么”的形式出发来推导我们不可能认识或做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偶然性中提炼出不再像现在这样存在、做与思考的可能性。⑧

(三)考古-系谱学方法论福柯主要采用了体现话语生成的、表现为解析话语生成条件的历

史横向维度的考古学,以及解析权力与知识/话语间互动关系的历史纵向维度的系谱学,即权力关系如何作为知识形式和主体性形式的模

具来发挥作用。具体地,“考古学更多是这样一种研究,其试图寻找认识和理论成为可能的原因;根据何种秩序空间,知识才得以形成; 依据何种历史先验并在何种实证性元素中观念(Id 6 es)才可能出现, 科学才得以构成,哲学中的体验才得以表现,合理性才得以形成、解体和快速消失。”⑨虽然,考古学分析对象主要是科学话语,但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因为“考古学试图描述的不是具体结构中的科学,而是不同的知识领域。”⑩福柯的“系谱学”也不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研究领域,其“绝不是为了追溯过去,重建历史叙事的连续性,而是从多元性、扩散、偶然性等出发,去恢复特殊性的事件”。

(11)对福柯而言,系谱学作为对起源的分析,其存在于身体和历史的构合之中,进行系谱学研究就必须显示浸淫于历史的身体又要把历史看成身体的解构者。(12) “系谱学”分析试图重构知识与认识对象及认识主体发生关系的方法,展示知识、权力、主体、客体等在纵向上互动关系的历史性。考古学更多出现在福柯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中; 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转向了系谱学,福柯的研究从对“认识型”的关注转向了对话语体制历史决定性的研究。

(四)福柯的问题化

在了解福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后,有必要认识福柯是如何选择

并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问题化”。在福柯看来,思维是一种历史事实,因此有自己的历史。(13)福柯于是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思维的批判史”,致力于研究思维的问题构建方式以及为回应这些问题所实施的策略。在“思维史”框架下,福柯的“问题化”不是去再现一个早已存在的对象,也不是通过话语来创造一个不存在的对象,而是“一套话语或非话语实践,这些实践让某物进入真实-虚假的游戏中,把它构建为思考的对象。“(14)如自古典时期开始,通过理性话语,即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的区分,借助管理与纪律程序,人被赋予一定的秩序,在此实践中出现了作为研究问题的“疯癫”(理性/非理性)、“性欲”(道德/非道德)、“疾病”(科学/非科学)等话语。在《疯癫史》中,问题是了知“疯癫”如何、为何在某个既定时刻通过一定的制度实践和认识机器被构建成要研究的问题。同样,《规训与惩罚》的“问题构建”分析的是,18与19 世纪之交借助惩罚实践和惩治机构来实现的犯罪与惩罚关系的变化,以显示“处罚由技术和策略阅读格栅代替了法律格栅“(15);在《诊所的诞生》中,福柯又努力展示在医疗机构中,一种解剖-病理学知识如何发展起来(如新的客体、新的概念、新的陈述规则、新的话语实践等出现),并为一种具有丰富科学生产性的医学奠定了基础。(16)因此,福柯的工作更多被描述为对与某个既定时期相对应的“问题化”

一般形式的研究,研究“问题化”的形式就是在(问题的)特殊的历史形式中来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分析方法。由于话语实践/非话语实践是结构“问题化”的主要手段,因此“话语”和“权力”便成了理解福柯思想的重要理论工具。

二、福柯话语的界定与分析

福柯说,令其感兴趣的是某人在某时刻说了某事,他努力说明的不是意义,而是因某事在某时刻被说出所拥有的功能。于是,福柯要思考的不仅是所言说东西的作用,而且还要描述其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性(即外在性)。对“被言说的话语”的分析既涉及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原则,又涉及到与其相关的力量关系。福柯的话语也因此有了不同的界定:一揽子陈述、事件、事实、实践、意义、战术组、一系列片段、一套策略,等等。具体而言:

(一)话语是陈述

这是福柯《知识考古学》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我们在使用福柯“话语”概念时的定义取向,不过这不同于语言学陈述(如句子、命题等)。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套陈述,其生产被一定数量的程序控制、组织和再分配。福柯指出,“(话语)隶属于或来自于同一构成系统的一套陈述”(17),或“从属于不同领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规则的一揽子陈述, 这些规则不仅是语言的或形式的,而且还产生一定数量的具有背景决

定性的区分,如理性/非理性、科学/非科学”。(18)在福柯那里,陈

述是功能位置,”陈述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存在功能;依据该功能,我们可以决定符号是否'产生意义';根据何种规

则,符号彼此相连和排列,从何处说它们是符号,它们的表述产生了何种行为。”福柯接着还指出,“当我们不能为陈述找到一致性的结构标准时,一定不要惊奇。因为它本身不怎么是个单位而是功能,一种交叉结构和可能单位的领域,陈述使该结构和单位在时空上表露出来。我们要描述的就是这种功能,它的存在、它的条件以及调节它的规则及其发生作用的场域。”(19)陈述功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一个相联系的领域,一系列语言学元素只有浸湮在一个陈述场域中并作为一个特殊元素出现时才能成为一个陈述。(20)一个陈述的存在以其他的存在为前提,“不存在不以其他陈述为前提的陈述。”(21)对某个话语的分析就是要对出现在话语陈述中的对象、概念、陈述方式以及所使用的理论的分布与扩散状况进行分析,从而展现一个有关“某物”的话语的构型,如“有关疯癫的话语”。

(二)话语既是事件又是事实在福柯那里,“事件”首先表现为一种事实,是某些历史学家喜

欢描述的东西,不过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显示历史的永久性结构,而福柯则着力在事实的背后重构一个话语、权力、策略和实践网络。(22)说话语是事件更多是在考古学层面上进行的,福柯利用“事件”概念来表达考古学的历史分析模式及其对哲学活动的一般理解。福柯认为, 考古学是对话语事件的描述,哲学的任务在于分析发生的事情,即现实。事件首先有两重基本含义:作为新事物或差异的事件与作为历史实践的事件。福柯把第一种称作考古学事件,把第二种称作话语事件,第一种思考历史的新颖性,即断裂,第二种思考事件的历史规则性。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新颖性建立新的规则性形式。福柯曾说,

“在话语问题中,令我感兴趣的是某人在某时刻说了某事。我努力说

明的不是意义,而是因某事在某时刻被说出所拥有的功能。这就是我

所说的事件。对我而言,问题在于把话语作为一系列事件来考虑,在

这些事件(被称作话语事件)与其他事件(隶属于经济系统或政治领域、

机构)间建立关系,并把它们描述出来。”(23)另外,尼采把哲学界定为对力量的现实性的分析,受此影响,福柯就去分析话语实践与这些力量关系所构建的现实性,这形成了“事件”的第三种含义。最后,

在福柯处“事件”被动词化,即“事件化”成了分析历史事实的考古-系谱学方法,把历史事实当做事件来处理。于是,福柯的“事件”有了四种含义:历史断裂、历史规则性、现实性以及“事件化”工作方法。

(三)话语既是实践又是意义

福柯主要讨论三种实践:话语实践、权力实践和自我实践。话语

实践体现于考古学研究,权力实践体现于系谱学研究,自我实践体现

于伦理研究。福柯的“话语实践”是一种社会实践,但这种实践具有

自己的规则性:“被我们称作‘话语实践’的东西现在可以明确了。

我们不能把它与个体借以表达观点、欲望和意象的表述操作混同起来, 也不能把它等同于推理系统中使用的理性活动,也不能把它看作讲话

主体在构建语法词语时的‘能力',这是一套在既定时空中被决定的

匿名的历史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个既定时期,为给定社会、经济、地

理、语言等领域规定了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24)福柯的考古

学是把话语当做档案元素中的实践来描述(25),在此实践中去探讨陈

述的出现和消失规则。在福柯那里,被称作档案的东西,不是某个文

明中被保存的所有文本,而是在某个文化中决定陈述的出现和消失、

留存和抹除的一套规则。(26)同时话语又是意义。福柯说自己感兴趣

的是“某人在某时某刻说了什么及其功能”,这涉及到两方面的考量: 言说本身的含义与其功能。这两方面都和某个话语、陈述、话语实践

以及非话语实践的外在性分不开。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是一揽

子流动于社会关系中的具有限制和被限制功能的意义(Significations)o” (27)

(四)话语既是片段又是策略装置

在系谱学层面上,“权力和知识就是构合在话语之中。为此,必

须把话语看成一系列非连续的片段,它的战术功能既不一致也不稳定。具体地说,不必想象一个被接受话语与被排斥话语或支配话语与被支

配话语共享的话语世界;但可把其看作众多在不同策略中发挥作用的

话语元素。”(28)而话语战术又是一个知识和权力装置,对话语形成的分析不是根据意识类型、观察和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从

权力关系的战术和策略来着眼。(29)或者直接“把话语看成一个策略领域,一种策略装置,在这里,元素、策略和武器不停地从一个领域

流向另一个领域,不停地在对手间进行交换,不停地转向使用者的对

立面。”(30)因为只有这样,“话语才可以成为一种对抗的场所与工具……使话语呈现差异并显示其特征的是对手双方所占据的位置”,(31)才能把权力关系与主体性的构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在

权力体系中,权力是通过话语中主体的功能位置与行为活动来实现的。

这尤其体现在对话语构成的陈述方式的分析中。

(五)福柯的话语分析

福柯的话语分析主要关注话语“外在性”,即话语的生成条件,这将“导致三种结果:1)不是把以往的话语看成一个使其充满活力的评论主题,而是看成一个精确描述其自身安排的纪念物;2)在话语中寻找的不是结构主义寻找的建构法则,而是其存在的条件;3)与话语相关的不是思想、精神或收养它的主体,而是其从中展开的实践领

域。''(32)福柯的话语分析主要体现于对“话语构成”的分析,对“话语构成”的分析就要是弄清“对象的形成”“陈述方式的形

成”“概念的形成”和“理论策略的形成”,这些元素既是话语分析的分析单位,又构成了知识。对象形成的分析涉及“对象出现的场所、界定机构和规范格栅”,它们决定着话语对象在不同领域的分布;陈述方式分析涉及“谁在讲话、陈述的制度场所、主体所占据的位置”,它们决定着主体在不同领域的分布;概念形成分析关注概念出现并流动其中的陈述场域的组织结构,即陈述的连续形式、陈述间的共存形式、对陈述的干预程序,它们决定了概念在不同领域分布;理论策略则聚焦于理论如何分化开来的衍射点、话语间的裁定以及非话语实践

对话语构成的挪用,它们决定了“有关某对象的话语”在不同主题或理论上的选择境况。对于某个话语构成而言,它的界定需要确定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等的形成,这四个维度相互制约,即在某个话语构成中,某个对象是与之相对应的陈述方式、概念和理论策略联系在一起的。考古学描述展现的是话语构成元素的分布和扩散的地形图。

在此,尤其需要清楚的是,话语的对象更多体现为一个参照系,而不是某个具体参照物。如在“有关疯癫的话语”中,“'疯癫’不是一群命题的共同对象(或参照物),而是参照系。”(33)具体地,以

“对象形成”为例,福柯从三个维度来描述:出现的场所、界定机构

和规范格栅。首先,出现的场所不同,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对象,如在

19世纪,出现在家庭、社会群体、工作场所、病人性欲等中的差异

被当做疾病和神经官能症而成了精神病话语对象;其次,界定机构不

同,对象的分布也不同,如在19世纪,为疯癫及其变体划分边界的

是医生、法官以及宗教机构和文学批评;最后,规范格栅不同,对象

的分布也不同,如19世纪不同类型的疯癫就依据灵魂、身体、生命

以及个人的历史来区分。在福柯看来,如果我们能在三者之间建立联

系整体,如果能展示不管何种话语的对象在这种整体中的位置以及出

现规则,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话语构成的对象分布。(34)“界定这些

对象并不参考事物的本质,而是把它们与一揽子(或一套)规则联系起

来,这些规则把它们构建为某个话语的对象,这些规则因此成了这些

对象得以出现的条件。构建一个话语对象的历史,不是在深度上追溯

到某个起源土壤,而是展现支配它们分散的规律性连系。”(35)

三、福柯权力的界定与特征

在福柯那里,权力技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拥有自己的历史性:自基督教诞生以来,以个体化为特征的牧师权力在16世纪随着新的权

力形式“国家”的出现,个体化权力技术被整合进国家这种“整体化”权力技术当中;到了17、18世纪随着纪律社会的产生,以个体化为

特征的纪律权力取代了以往的以“生杀予夺”为特征的君主权力,同时在18世纪生命被看成新的权力对象,到18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以“大众化”为特征的“生命权力”技术。在这种权力技术的变迁过程中,作为财产可被占有的权力逐渐让位于权力关系。于是在福柯那里, “权力”更多表现为一种关系。权力关系是一种力量关系,也是一种对他者行为的影响,又是一种安排或装置。

作为关系的权力,不是强加和命令,而是表现为行为影响上的策略关系。“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一种结构或一种某些人被赋予的力量; 它是给定社会中复杂策略关系的总称,"(36)“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量关系”,(37)而且是动态的,无处不在,作为占有与挪用的权力是不存在的一一这就是福柯“权力不存在论”(38)的缘由。福柯曾指出,当人们在“谈论权力的时候,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一种政治结构、一个政府、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层、一个面对奴隶的奴隶主,等等。然而这绝对不是我在谈论权力关系时所理解的东西。”(39)权力关系是改变社会的路径,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这些关系来改变社会。(40)福柯曾用“权力的眼睛”、用隐喻的方式描述权力由压迫性行为向柔性制约的转变,这种漫射的权力不再被局限于物质的司法部门,而是存在于多重的纪律的技术和手段之中。这种权力概念的变迁使传播的制度功能从传统的权力机器实施渗透到关系网络之中,权力的运作是

在“结构他者可能行为的范围”。(41)

福柯的权力关系不同于暴力关系。福柯在《言论写作集》第四卷中对权力关系和暴力关系做了区分。在福柯看来,权力只存在于行为中,不存在“一些人”向“其他人”行使权力的情况,权力不是同意级别的东西,其自身也不是对自由的放弃、权利的转让、委托给某些人的权力。”权力关系构合于两个必不可少的元素上面:首先,是‘他者'(被施加这种权力关系的人)自始至终被作为行为主体并加以维持;其次是在权力关系面前,开放的是整个回应、反应、效果和发明的可能性场域。”(42)界定权力关系的东西是一种并不直接向其他人而是向其行为施加影响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影响行为的行为,一种影响可能或现实、未来或当下行为的行为;它能刺激、诱使、转向、扩大或限制、增加和减小可能性、改变难易程度,总之是一种对其他行为产生影响的行为。(43)相反,暴力关系影响一个身体,它能实施强制、制约、击碎、破坏,关闭所有可能性。暴力关系只允许被动性存在,如遇到抵抗,它只会着手制服它。

福柯的权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存在“自由的”个体。福柯认为,

“在支配状态中,权力关系是封闭的和固定的,是稳定的,不可能让不同的参与者拥有可以改变自己的策略。当一个个体或社会群体封闭

一个权力关系领域,使这些关系成为固定物并阻止其运动的可逆性的时候(无论借助政治或经济工具),我们就会遇到一种被称作支配状态的东西。''(44)在支配状态下,当个体失去自由的时候,也就不存在权力关系。当权力的形式被界定为一种对他者行为产生影响的行为方式时,这就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元素:自由。福柯指出,“权力只能在'自由主体'身上行使……我们用‘自由’来指这些作为个体或集体的主体拥有一个可能性的场域:在这里存在着发生多种行为、多种反应和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在确定性饱和的地方不存在权力关系。”(45)例如,奴隶制不是一种权力关系,因为当人被奴役的时候,此时涉及到一种物理强制关系,不过只要他可以移动并最终逃跑时, 就具有了权力关系。因此,不存在权力和自由的对立排斥关系,权力关系和自由的不屈服性不能分开,自由是权力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46)福柯对“权力与自由”的表述,为社会主体活动的反制度操作提供了可能性。

四、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一)话语-权力辩证法

福柯在《话语之序》中说,“我猜想,在所有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通过一定数量的程序来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

作用在于谋取权力和防止危险,控制偶然事件,避免沉重而可怕的犯罪。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当然认识排斥程序。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没有话说一切的权力,我们不能不分场合地去讲,任何人不能随便地乱讲:禁忌、情景仪式、专门的权力。"(47)这实际是对《知识考古学》中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联系的明确总结。在某个话语构成的分析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理论选择成了话语构成的分析单位,其中各元素的确定是和非话语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话语对象的确定涉及到对象“出现的场所”“对象的界定机构”“规范的格栅”;另外,“策略的选择”除了“理论的衍射点”之外,还受到“权力机关”和“其他非话语实践”的限制。换句话说,不存在脱离话语实践的非话语实践,也不存在不依赖于非话语实践的话语实践,福柯又把这表述为“不存在和知识构成无关的权力关系,同时也不存在与假设权力关系存在并与其构成无关的知识。”(48)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话语即权力”或“权力即话语”。

福柯在1972年“对话权力”的采访中,曾指出自己所从事的分

析“是去观察话语在一个策略系统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方法,以及在这个系统中,权力隐藏在哪里,为何种话语发挥作用。权力并不外在于话语,权力不是话语的源泉。权力是透过话语发挥作用的东西,因为话语本身是权力关系策略装置中的一个元素。话语是一系列运作于权力普遍机制中的元素。”(49)在福柯那里,权力与话语是不分离的, 不存在“一方面是话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情形”,也不存在“相互

对立的权力话语”,即在一种权力话语的对面存在着另一种权力话语(50),如统治者话语/被统治者话语。

由于考古学描述更多局限于话语秩序中的不同认识型(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现代时期),没能详细描述话语体制变化的本身,福柯于20世纪70年代引入了作为系谱学描述对象的权力关系装置,从深层次来描述话语的形成过程。(51)

(二)权力与话语的生产性

对话语进行考古学分析,涉及到话语对象、概念、陈述方式、理

论策略等形成的分析,其中构建何种对象、何种主体以及何种现实, 具体是通过权力与知识来进行操作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

“权力具有生产性,其生产了现实,生产了对象领域以及真理的仪式。”(52)同样在《言论写作集》第三卷中,福柯指出,话语的主体性构建功能体现于主体与真理(话语)的联系,而真理作为话语是与权力分不开的:“以循环的方式,真理与生产并维持它的权力系统联系在一起,也与它所诱发并更新它的权力效果联系在一起。”(53)这就是说,权力生产了话语,话语为权力带来了合法性。(54)另外,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曾以“性”(Sexuality)话语把权力的生产性说得更为明确:“如果性形成了要认识的领域,这是权力关系把它构建为可能的对象;反过来,如果权力把其作为目标,这是因为知识技术、话语程序能够对其进行关照。”(55)

尽管福柯承认话语具有“形塑”主体性的能力,不过这只是在宏

观定性方面的表述,要具体理解这种形塑能力,就不能脱离权力-知识的关系组合,因为(尤其在系谱学中)话语成了力量关系场域中的一些元素或战术组,而话语战术是一种知识-权力装置,终归对社会现实以及主体性的建构被落实到微观的知识-权力关系上。就知识与权力的建构作用,法国的福柯思想研究专家勒维尔曾指出:一定时期的“话语秩序”具有一定的规范和调节功能,不过需要通过知识、策略

和实践的生产使现实的组织机制发生作用。(56)脱离知识-权力关系来谈论话语的建构性,容易走向对福柯的结构主义批判,因为生成话语的“规则性”易于被化约为“结构”一一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就认为福柯的话语实践是结构(57)o

五、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传播学意义

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思考本身体现一套不同于西方传统主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福柯思考的是西方社会的局部理性化过程,这不同于马克斯•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宏大理性化过程的反思。在福柯那里,社会现实是被建构出来的,认识主体不是传统主体哲学中的超验主体,而是形式主体,因社会实践位置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主体性。科学话语也不是先验的,而是实践的结果:与传统哲学的认识生产路径"意识-认识-科学”相比,福柯的考古学遵循的是“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话语)”,系谱学的介入进一步展示这种科学话语的产生过程。在系谱学意义上,福柯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过福柯感兴趣的不是事物的历史,也不是理论的历史、意识形

态的历史以及思想的历史,而是问题的历史,即事物成为问题的方法的历史:为何在某个既定时期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是某种类型的问题,为何是某种问题化方式。(58)借助这种“问题化”,通过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解释了不同“知识领域”中主体性和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使我们看到,在考虑人类社会乃至自身的建构时,不能把话语与权力分开。在考古学-系谱学层面上,社会现实以及主体性的建构在微观权力层面上表现为对知识(或历史先验)的把握和对作为权力战术的程序的掌控。要理解这种“建构”就要从了解社会实践入手,具体地了解实践领域中知识和话语形成的规则,同时思考权力技术(更多体现为非话语实践的设置、安排以及程序)的配置,不能依赖超验的主体想象,脱离现实社会实践。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分析,我们看到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于“传播是建构”的传播学命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和既

定时期,话语的生产不是随意的,是有条件的,受一定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控制,其中话语的生成条件就构成了某个时代“象征秩序及其表达”的“阅读格栅”,而且话语不仅仅是一套功能符号和语言表征, 更重要的是在话语的背后存在着一套权力关系。这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知识社会学”的认识。

第二,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告诉我们,处于社会现实中的主体不是超验的,是形式功能主体,是个变量,身份因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处于权力关系场域中的主体不是“无助地臣服于固定不变的权力体系”(59)之上,而是自由地存在于权力关系场域中,自由是权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主体位置的改变取决于对知识和权力技术(或战术)的把握,这为新主体和新制度现实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可能性。

第三,福柯的“话语与权力”不仅消除了传统的“统治者话语”与“被统治者话语”的二元对立区分,而且也破除了话语与权力的二元对立的僵化观点(即“话语拥有权力,权力拥有话语”),把二者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权力是内容、话语是形式”的特征,破除了单方面使用话语或权力来理解和改变现实秩序的神话。

第四,“话语与权力”理论为传播命题”传播是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修正了以往认识的不足。“权力不是话语的意义”,话语是一系列运作于普遍权力机制中的元素,探讨这种元素的战术功能是对社会进行详细政治解剖的必由之路。这些物质化操作摆脱了传统政治

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关系的抽象性描述,尤其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体的权力施加。在此意义上,福柯的话语、知识-权力观弥补了“符号学意义建构现实”观念的不足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过程观”的粗糙,使我们看到主体身份与社会现实建构的微观动态机制,而不是仅仅看到一个变迁的结果或一个宏大的信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流程及其所产生的中观与宏观效应。这为新的社会秩序建构观提供了可能性。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 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思考本身体现一套不同于西方传统主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福柯思考的是西方社会的局部理性化过程,这不同于马克斯·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宏大理性化过程的反思。在福柯那里,社会现实是被建构出来的,认识主体不是传统主体哲学中的超验主体,而是形式主体,因社会实践位置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主体性。科学话语也不是先验的,而是实践的结果:与传统哲学的认识生产路径“意识-认识-科学”相比,福柯的考古学遵循的是“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话语)”,系谱学的介入进一步展示这种科学话语的产生过程。在系谱学意义上,福柯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过福柯感兴趣的不是事物的历史,也不是理论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以及思想的历史,而是问题的历史,即事物成为问题的方法的历史:为何在某个既定时期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是某种类型的问题,为何是某种问题化方式。(58)借助这种“问题化”,通过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解释了不同“知识领域”中主体性和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使我们看到,在考虑人类社会乃至自身的建构时,不能把话语与权力分开。在考古学-系谱学层面上,社会现实以及主体性的建构在微观权力层面上表现为对知识(或历史先验)的把握和对作为权力战术的程序的掌控。要理解这种“建构”就要从了解社会实践入手,具体地了解实践领域中知识和话语形成的规则,同时思考权力技术(更多体现为非话语实践的设置、安排以及程序)的配置,不能依赖超验的主体想象,脱离现实社会实践。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分析,我们看到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于“传播是建构”的传播学命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和既定时期,话语的生产不是随意的,是有条件的,受一定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控制,其中话语的生成条件就构成了某个时代“象征秩序及其表达”的“阅读格栅”,而且话语不仅仅是一套功能符号和语言表征,

关于福柯知识和权力思想

关于福柯知识和权力思想的一些浅见 摘要:福柯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 中逐渐形成考古学和谱系学两大方法,以其为代表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和权力。福柯的权力思想 十分独特,他批判性的分析了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若离 开了知识和真理,也就不成其为权力。 关键词:知识型;考古学;知识;谱系学;权力话语; 正文:福柯(Michel Foucault)是法国是法国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哲学家,他研究西方文化中一些边缘性现象,通过对西方世界微观的统治机制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其中一些具体现象提出了批判。包括其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具有对其时代的反叛性与颠覆性。福柯历史类的著作包括《古典时代疯狂史》、《规训与惩罚》,哲学类的包括《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福柯在其后期著作中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通过对历史中资料的挖掘整理来探讨权力机制其本源和作用。福柯思想理解的两个重点方面在于“知识型”和“权力理论”。 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 在福柯的早期研究中(1970年以前),从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1961)到《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到《知识考古学》(1969),虽然论述的问题不同,却无不贯串着考古学的方法,可见考古学在福柯前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福柯用“知识型”这一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的产生,运动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知识起源及历史的探究深入挖掘出一套产生知识,衡量知识,支配知识的控制规律和内在规则。福柯认为知识是一种在不同时期控制人,统治人的力量。他区分出了四种知识型:包括以文艺复兴时期(以相似性来判断事物,形成知识);古典时期(把表象,外在经验当作知识);现代时期(以自我表现,即“人”的观念就是一个知识的产物,“人”的意义在此时期形成);当代时期(以无意识力量,如通过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等的发展诠释,文化层面的“人之死”,人被解构化,消解,提出了人的“不在场”)。福柯认为四种知识型没有延续或发展趋势,它们之间是种断裂,不应该用哪个比较进步来衡量,它们是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福柯对科学进行了悲观,消极的阐释,他认为知识,理性带来的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一种统治人的力量,体现了一种社会力量对人的控制。 二、福柯的谱系学研究 福柯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反思,在其后期研究中受到尼采的启示,发现在现实中真正造成话语流变的原因,可能涉及一股中心化的权力,而这股权力和我们社会中有组织的科学论述的机制与功能相连接。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的就职演说中,宣称“谱系学”方法的诞生。自此之后,福柯改弦易辙地从话语构成的外部规则来分析社会现象(如控制、选择、组织化与分布的过程),并认为是

福柯权力理论

福柯权力理论 读书笔记(4)——关于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 对于福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是福柯却坚决反对别人对他如此的定位,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第五章的结束语开头,作者本人也提到了曾尽量避免“结构主义”的字眼,他遗弃了语言学描述的程序和范式展开自己对于形成实证性、知识和话语实践的概念讨论。在狭义上,我们一般对于话语的理解就是“语言的形式”,而从广义上来讲,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话语这个术语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主体”。而福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突破了结构主义话语之内研究的方法,倾向于解构主义,他将断续性、差异与断裂引入现时的存在,他认为话语分析受制于却不局限于语言学的惯例,也不局限于语言学的基本单位,而只有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中,话语分析才有意义;一个时代中,一系列不同的话语可以揭示话语的断续、断裂的形成史。而在对于话语理论的分析中,“考古学”是他前期考察和验证这种建构规则的重要方法。 所谓“知识考古学”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应用“考古学”的意识和方法来对“知识”和“观念”的构成(前提、条件、机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在本书中,福柯明确使用“话语”一词来指称自己以前描述和分析的那些“知识”和“观念”。在此,我们需要结合福柯的理论界定话语的定义。福柯认为,话语是根据某些分析标准而被我们确认为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陈述群,而在这个陈述群中,个人的陈述或单个作者能够作出个人陈述的机会实际上不可能,每个说话机会的顶部和上方都耸立着一个规范的集体,福柯便称之为话语。福柯对于话语的定义是特别的,当然任何定义都是有自己统一的定义标准的,我们不免疑问福柯在确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 义 传播学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逢“话语”必谈福柯。在以《话语与社会变迁》而闻名的英国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看来,福柯对话语概念及其分析方法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他“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流行,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种影响。”①不过,由于福柯的研究存在着阶段性一一前期的考古学更多强调话语形成的规则性与条件一一后期的系谱学更关注话语历史性中权力的作用,致使诸多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引用只关注话语的“话语实践”特征, 把话语看成一个生产主体和社会现实的机器,而无视“权力”对主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微观建构。本文将采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对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的文献分析,强调福柯的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话语和权力”的互动是理解现实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福柯的思维理路;第二是福柯话语的界定与分析;第三是福柯权力的界定与特征;第四是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最后是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传播学意义。

一、福柯的思维理路 (一)哲学的作用 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福柯“当下哲学”的重要依据。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类用自己的理智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福柯认为,“康德的作品是第一次一个哲学家从内部紧密地把自己作品的认识意义、对历史的反思与特殊时刻的特殊分析联系在一起。对作为历史差异的‘今天’的反思以及把'今天'作为一种特殊哲学任务主旋律的思考是‘什么是启蒙’的新颖之处J②早在1967 年,福柯在尼采的影响下就指出,“哲学的作用是分析作用。实际上,哲学已经不是去喜欢说永久存在的东西。[现在],哲学拥有更艰难和难以捕获的任务:去说发生的事情。”③于是在福柯处,哲学的任务不但是要分析过去被我们合理化的现实,而且还要超越这种合理化过程所带的限制,生产新的主体。福柯所做的批判“不是去寻找具有普世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研究,这些事件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所做、所思与所说东西的主体。”④这体现于福柯对三种实践的研究:以主客体关系为特征的知识领域的话语实践、以主体间关系为特征的权力领域的非话语实践、以主体与自我关系为特征的伦理领域的伦理实践。 (二)解构的认识论 一方面,福柯深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系谱学以及法国哲学家巴什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内容提要】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对于权力的定义域理解,古来便是见仁见智。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的概念,明确表示否定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理论。权力不仅来自上面的结构对个人的排它性活动,而且也和知识与话语密切相关。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权力可以产生知识: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作为现实客体的知识对象。人文科学的主体,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幻想,而是某种权力关系现实存在的结果。新的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关键词】知识、权力、国家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以反中心、反权威、反常规而著称,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把权力当成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认为权力是档案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实施的暴力。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它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 自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对权力进行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权力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现当代的思想家们都在孜孜求索。然而,权力却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又具有多张面孔,学者们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权力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又是一个法学的基本问题,虽然权力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且在这些权力问题的论述中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问题,即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谁掌握统治权的问题,统治权问题一直是西方权力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研究就是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政治学也就是关于权力的学问。 福柯对于权力的定义独树一帜,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社会的政治侧面,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法摆脱的社会事物。1972年他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说:那东西如此神秘,可见有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对福柯而言,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才能转变成“权力。 福柯悬置了权力的本体论以及权力的合法与非法这一问题,可以得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法治的着点被悬置了。在传统自由主义看来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限制权力的滥用的,这些法律的合法性同样也来自更深刻的合法性,在福柯这里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张变地没有说服力了,甚至是变地不现实了。福柯批判了理性的霸权地位,同样否认法律的全能性与完备性,那种在权力面前无可置疑的法律在福柯看来是不存在的。与启蒙时期的法学家不同,福柯不认同那种对法律进行的客观分析,试图探讨法律的真实处境,运用历史-政治话语来分析法律的起源问题,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标准问题,以及法律的中立性问题。

浅谈福柯理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应用

浅谈福柯理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应用 近年来,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在女性主义领域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福柯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知识、权力、身体等诸多方面,对女性主义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从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生物政治学和性 别身体话语等方面,探讨福柯理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应用。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强调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认为知识不仅是权力的一种表现, 更是权力的一种生产。在女性主义中,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被运用于对女性话语权的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经常受到男性主导话语的压制,她们的声音往往被忽视或歪曲。福柯的知识 权力理论呼吁关注谁拥有话语权力,谁的声音被扼杀,以及怎样的知识被认为是有权威性的。女性主义者通过福柯的理论分析,指出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男性视角被视为主流, 而女性的声音经常被边缘化和消失。通过对知识权力的讨论,女性主义者希望能够重塑和 扩大女性的话语权,使女性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和被重视。 福柯的生物政治学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生殖权和生殖政治的思考上。 生殖权是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福柯的生物政治学理论探讨了权力如何渗透到个体身 体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在生殖领域。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殖权受到严重侵害,她们经 常被迫接受不合理的生育政策和医疗干预。通过福柯的生物政治学理论,女性主义者可以 更好地理解生殖权是如何被权力运作和规训的,并提出相应的抗争策略和主张。福柯的生 物政治学理论也提醒我们,性别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人领域,更是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主义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生殖权领域的权力关系,以及这些 权力如何影响和塑造着个体的生活。 福柯的性别身体话语理论则帮助女性主义者深入理解性别如何被社会建构和塑造。福 柯认为性别不是自然的、固定的,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实践不断建构和重塑的。女性主义 者通过福柯的性别身体话语理论,呼吁关注社会和文化对性别的规训和扭曲,以及如何重 新赋予个体性别身体话语的权力。借助福柯的理论工具,女性主义者还可以深入研究性别 知识的传播和再生产,以及这些知识如何影响着人们对性别的认知和实践。 要注意的是,福柯的理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可能会影响到其在女性主义 中的应用。福柯的理论主要关注权力的运作和构造,对于权力的抵抗策略和反抗实践的探 讨相对较少。在女性主义的研究实践中,对于如何与权力进行抗争、如何进行自我解放, 以及如何建立起更加平等和正义的性别关系等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福柯的理论相对抽 象和理论化,对于女性主义实践的指导性作用可能有所不足。女性主义研究者需要在借鉴 福柯的理论的不断地深化对于女性主义实践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找到更加有效的解决方 案。 福柯的理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福柯知识权力理论、 生物政治学和性别身体话语理论的运用,女性主义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分析性别权力关

浅谈福柯理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应用

浅谈福柯理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应用 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关于权力、知识和主体性的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福柯认为,权力作为社会关系的中心,在各种制度和实践中都存 在着,并通过知识与话语来实现其控制作用。同时,福柯强调了主体性的构建与批判思考 的必要性,这在女性主义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深入探讨福柯理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应用。 一、福柯对权力的独特认识 福柯对权力的理解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很大的不同。福柯认为,如果将权力仅仅视 为阶级、政治或经济上的关系,那么就无法理解其复杂性,并且会忽略掉身体、文化、欲 望等方面的实践性。因此,福柯提出了“权力与知识”的概念,即权力通过知识、话语来 实现及生产,而知识和话语又可以被权力所掌控和操纵。 福柯认为,话语在社会实践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帮助我们认识和描述世界, 也是人们理解和维持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权力通过话语来制定规范和标准,通过媒介、教育、媒体等手段来掌控话语的生产与流通。在女性主义的实践中,话语是一种很重要的 工具,用来反对压迫与剥削,用来探讨女性的生存和实践方式。 福柯将知识作为实践方式和话语的一部分统一起来,并认为知识与权力关系密不可分。知识并非是一个无处不在或者天然的力量,而是由权力关系不断制造并不断变化的一个产物。他提出了“不同知识形式的游戏”概念,并借此描述不同知识形式之间的关系。这种 关系被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知识可以被用来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也可以被用来推 翻这些关系。 女性主义者认为,福柯关于知识的理论对于“女性在知识产生中的地位”问题也有着 很大的启示。在女性主义中,能力和智慧并不仅仅是男性的特权,而是一个被社会关系构 建而成的普遍实践。因此,构建合适的话语使得女性可以利用自己生命的经验,以自己的 方式解释世界,是一步重要的发展。 三、福柯对主体性的独特理解 福柯提出的主体性是一种反对权力制度并建立自由和自我掌控的理念。他认为,人们 可以通过自身认识和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来掌握权力和自由。主体性的观念不仅是对抗压迫 者和制度的一种方式,更是通过主体性实现自我解放、抗议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方式。 在女性主义中,福柯对主体性这种思想提供了一个建构女性自身、独特知识和独特历 史的个人德容洛比框架。女性主义者认为作为女性的继承者,女性既可以受到压迫,也可 以通过主体性来反抗,她们可以通过主体性的反抗和对话来建立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同

福柯 反文化的语言问题

福柯反文化的语言问题 作为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福柯反对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语言观,提出了第三个维度“话语”,认为作为主体的人与世界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东西都不能离开话语而存在。福柯的这种根植于结构主义的话语渊源带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也带来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将话语视为中心,围绕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对话语从考古学和谱系学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福柯话语考古学注重话语建构性和实践性”,具体表现为话语建构社会,换言之,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它与其他话语的关系界定的;而谱系学研究注重权力和社会的话语性和话语的政治性,具体包括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话语性的、权力斗争是在话语中发生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变化的关系等。根据上述内容,笔者认为福柯话语思想可以被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注重建构性和互动性;二是注重实践中的知识和权力;三是对社会文化等外因的关注。 (一)互动性和建构性 话语的互动性和建构性集中体现在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其形成的过程亦是与不同话语互动建立关系的过程。福柯认为话语的形成过程有四个方面,包括对象的形成、陈述方式的形成、概念的形成和策略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陈述”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界定了话语形成的中心。其中,话语对象的形成是话语与处在一个复杂的、与整体相关联的发散的关系中的其他对象在互动中完成的,这一互动过程也建构了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是在回答谁、在哪里、以什么身份去说话这

些问题的过程中来确定的,即陈述方式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受约束于其在更大范围内的位置;概念的形成是在与其他话语相互关联、彼此联系的程序中发生的;策略的形成是指话语可能的相切点和根据,相切点构成话语意指链,而根据形成话语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笔者认为策略的形成就是确定语义及语境的过程。 由上述内容可知,话语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互动过程建构了话语。换言之,话语是被建构的。因此,福柯的话语理论是一种“建构性的话语观”,“它涉及到将话语看作是从各个方面积极地建造或积极地构筑社会的过程:话语构建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笔者认为,福柯的话语观在此种意义上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为了一定的目的,通过特定的手段所创造出来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社会实践过程。因此,话语的形成过程就是在互动中被建构的过程。 (二)实践中的知识和权力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知识”的概念。而这一概念也是围绕与话语实践的关系界定的,认为“没有特定的话语实践就没有知识;而任何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构成的知识来界定”。换言之,知识是在话语实践中产生的,而话语实践又是由它所构成的知识来界定的。权力、知识与话语之间是一种同构关系,权力、知识由话语来实现,话语既是权力、知识的产物,又构成权力和知识。 因此,话语的实践性与知识性交织在一起。-方面,话语是由话语主体在知识空间中根据知识范围谈及的;另一方面,话语主体所谈

福柯最著名的30句名言

以下是福柯最著名的30句名言: 1.话语即权利。 2.定义的本质是一种权利。 3.人死了,只剩下结构。 4.真理是对权力不公正和谎言的情绪性反应。 5.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 6.人的灵魂的历史现实是:生于被束缚与被监视。 7.正如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界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界限。 8.变态是符合人性却背离理性的行为。 9.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 10.自人类堕落以后,人类就把劳动视为一种苦修,指望它具有赎罪的力量。 11.权力能够掌握的,只是活人,以及活人所需的一切。死亡,就是权力的极限。死亡,是逃离权利控制的瞬间。死亡,是存在者最为隐秘的一点、最为隐私的一点。12.人类从书本以及任何其他渠道学到的事物都是虚妄的,那不过是关键词的聚合,你无法透过这些碎片去了解事物真相。 13.以支持或反对的名义来解释推理、真理、或知识是毫无意义的。 14.这个世界有多少种性格、野心和必然产生的幻觉,不可穷尽的疯癫就有多少种面孔。 15.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 16.只要我们不断校正自己的行为与真理的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 17.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 18.发现真理的人是孤独的,独创性通过历史重新展现它的独特,然后拒绝历史。 19.吞没了艺术作品的疯癫正是我们活动的空间。它是一条无止境的追求道路。它要求我们担当起使徒和注释者的混合使命。 20.心理学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从此以惩罚为中心来建构。它首先不是解脱病人,而是按照严厉的道德要求制造痛苦。 21.文学的使命是刺杀自己,而古典作品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并不源于一种在语言之前就存在的空白,而是源于词语的已然致死的不纯洁性,从这一刻起,语言才真正地向我们和文学同时发出了暗号。每一个新的文学行动,都暗含了至少四种刺杀的尝试。 22.自由主义的公式很简单:我将会生产出你们获得自由所需要的东西。我会保证你们有获得自由的自由。 23.疯癫已变得使人有可能废除人和世界,甚至废除那些威胁这个世界和使人扭曲的意象。它远远超出了梦幻,超出了兽性的梦魇,而成为最后一个指望,即一切事物的终结和开始。这不是因为它像德国抒情诗那些表达了一种希望,而是因为它包含着混乱和末日启示的双重含义。 24.忧郁症患者喜欢独处,躲避人群;这些使他们更沉溺于他们谵妄的对象或屈从于支配他们的感情,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对其他一切都无动于衷。 25.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位置,因为我的目的在于对自身的改造。 26.在每一个儿童那里,事物都在不知疲倦地重现着它们的青春期,世界不断地与其原初状态重新发生联系。 27.商业的灵魂就是自私自利,因此很容易变得妒忌别人,并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此外,这种自由也绝不是真正正常的自由。

话语与社会变迁读书笔记

话语与社会变迁读书笔记 《话语与社会变迁》是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著的一本重要著作。该书通过对话语的分析,探讨了话语如何影响和塑造社会的变迁,并对权力、知识和身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以下是我对这本书的读书笔记:内容概述 福柯认为,话语是社会中构建真理和权力关系的基本工具。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话语的性质和功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引发社会的变迁。书中以话语形成的三个层面为线索展开论述,分别是话语的外延、内延和组织。 话语的外延是指话语的表达和传播方式,包括文字、口语、媒体等。福柯认为,不同的话语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权力效应,因此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话语的外延会受到重视和改变。 话语的内延是指话语中所表达的意义和观念。福柯认为,话语具有权力关系和真理效应,通过话语的表达和传播,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方式。 话语的组织是指话语形成的制度和规范。福柯强调,话语不仅是个体之间的交流工具,也是由权力关系、知识体系和社会机制所构建的制度和规范。这些制度和规范对于话语的产生、传播和接受都有重要影响。 重点观点

1.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相互依存的,话语是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的场所。通过话语的表达和传播,权力得以实施和巩固,同时知识也因此得到承认和认可。话语是一种权力机制,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工具。 2.话语的历史性:福柯强调,话语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话语形式和内容会发生变化。话语的变迁反映了社会的演变和转型,它既受制于权力和知识的制约,也能够对权力和知识进行挑战和改变。 3.话语与身份认同:福柯指出,话语不仅影响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也对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参与特定话语的表达和传播,个体可以塑造自己的身份,并与特定群体建立联系。 思考与应用 《话语与社会变迁》这本书给予了我深刻的启发。从福柯的视角来看,话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权力和知识的表达和实施方式。在当今社会,我们可以运用福柯的理论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媒体话语的权力效应:媒体作为主要的话语传播渠道,其所表达的观点和意义如何影响社会的权力关系和知识构建?我们需要审视媒体话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免被错误信息所误导。 2.话语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话语形式和内容如何推动社会的演进和转型?我们可以关注特定话语的出现和传播,分析其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3.个体的身份认同与话语:个体通过参与特定话语的表达和传播,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可以思考个体在特定话语中的参与程度以及话语对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

《精神病医生》的福柯式解读

《精神病医生》的福柯式解读 《精神病医生》是巴西杰出的心理学现实主义流派代表人物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该小说从精神病医生的视角出发,用讽刺的色彩和悖谬的笔调描写了一个荒诞的社会。本文试图运用福柯的理论来解读《精神病医生》,通过对疯癫,禁闭,权利,道德的分析来阐述《精神病医生》的内涵。 标签:疯癫;禁闭;权力;道德 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巴西心理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葡萄牙语文学界的泰斗。他的艺术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成就卓越,作品多以心理分析为主要特色,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嘲讽风格。在《精神病医生》中,他把人类描写成为缺乏理性的,盲目行事的,乖张悖谬的形象,显现出漫画式的荒诞可笑。精神病医生对于“疯癫”的界定,禁闭机构绿色之家所折射出的权力观,皆与福柯的观点形成相互映照。读马查多的作品,不仅能引起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人,操纵着人所处的机制,同时也让我们形成一种道德评判,从而达到道德上的目的。 一、疯癫的界分 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在蛮荒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①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并没有绝对明显的界线,疯癫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疯癫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概念,疯癫不是自古就有和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组建地建构起来的,疯癫是社会力量的客体化对象,它本身接近于空的概念,只是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理性背景下,依据不同的外在力量,疯癫才获得它的所指和意义,疯癫的所指和意义因而不再是稳固和确定的。”②在《精神病医生》中,主人公精神病医生正是把“疯癫”放进社会关系背景中去界定,用夸张而荒诞的逻辑判断去引发读者思考。 精神病医生对于疯癫的界分一共发生了四次判断。 第一次是他从海外学成归来,精神病学这门领域在当地并没有被开发出来,精神病医生想在这一领域内拥有最高的判断权:“让我们彻底划定理性与疯癫之间的界线。所谓理性,就是所有官能的完美均衡;不均衡,则为精神错乱。”③于是他请求建造绿色之家,将当地的精神病人统统收容。精神病医生的行为代表着疯癫与理性的对话的破裂,使疯癫被置于一个被动的沉默的位置,理性以一种至高无上的姿态来支配疯癫,排除异己,从而使自己的地位得以稳固。 精神病医生的第二次判断是使“疯癫”的范围扩大化。一些性格上有缺陷的人也被送人绿色之家,这种扩大化是他对疯与非疯之间的界线的重新定位,这些性格上有缺陷的人,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值得研究。 随着拘禁“疯癫”的恐慌事态的严重化,当地掀起了两场造反运动。在这过程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名词解释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名词解释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个哲学性的研究方法论,包含了许多专业名词,容易使人产生困惑。本文将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重要术语及其含义进行简单解释。 1. 看护(archeology):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看护指一种以历史制度、文明和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历史研究方法。该方法主要关注历史文本和知识形态的特征和起源,以探究知识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发展趋势。 2. 话语(discourse):话语是指通过语言、图像、行为等方式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信仰等。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话语”并不仅指普通的语言或文字,它还可以是图像、动作、表象等各种形式。 3. 权力(power):福柯将权力定义为一种普遍而又细微的基于关系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某个人或组织的拥有物,而是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某些人、机构或其它实体可以对另外一些人、机构或其它实体产生影响或起导向作用。 4. 知识形态(episteme):知识形态是指某一时代或社会群体在某一范畴内所持有的知识、信仰、评价标准等的总和。福柯认为,知识形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的发生变化。

5. 政治学(political):政治力量不仅是国家机构的政府、军队、警察等,还包括了一些无形的力量运营。福柯通过他的研究证明了政治力量的互动和平衡以及权力斗争的局限性。 6. 生物权力(biopower):生物权力是指针对人的“生命体”所施加的权力。它主要包括关于人口、卫生、疾病、生育等方面的规定和指导。生物权力是一种控制力量与统治力量,其形式多种多样,应用广泛。 7. 制度性(institution):制度性指的是一系列互相关联、形成条理、定向明确、有治理功能的规则。福柯把制度性看作人的某些行为方式、思考习惯、认知模式对一定区域(例如一个国家或特定的文化圈)的支配的方式。 8. 发生、事件、阀式(event and episteme):福柯认为社会历史上的演变,不是通过朴素的事件和事物的发生和重要性的确定和分类,而是要用文化的阀式来解读。 9. 启示(enlightenment):福柯认为,启示代表着知识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包括了从自然哲学到实验科学的转变。福柯认为启示的意义在于,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借助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来进行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分析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分析 作者:徐军义 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35期 摘要:福柯是欧洲20世纪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重要哲学家。他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对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离开了知识、真理也就不成为权力。文学话语是不同知识、真理表达沟通的自由领域,因此,它是显示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权力规律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福柯话语知识权力话语权力理论 一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法国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哲学家,《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他称为“结构主义哲学家”,但他自己从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1983年,57岁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简单的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1]从福柯的一生来看,福柯对尼采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多大兴趣,更多的是秉承了尼采向传统挑战的反叛精神,极力去研究被传统所排斥在外的如“疯癫”、“性”的领域,探索它们之所以被“理性”所排斥的规则。这样,通过研究,福柯填补了以往学术历史上的空白,为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他的权力话语,只是其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 福柯处于西方哲学上从认识论向语言论转化的时代,重视语言在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2]福柯强调语言对人的制约,只有遵循语言系统自身的规律,人们在生活中的表达和沟通才能有效,否则,就是痴人说梦。在他看来,不是人在说话,相反,是话在说人,这样,传统中关于人创造、占有、支配和使用语言的主体性被解构,是语言建构了人的本质。所谓的历史,是由人们“这样说”或“那样说”所决定的,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只是语言反复的被言说,就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和人的“本质”。另外,语言有自己的规则,但人们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在表达言说的背后是否还有更为本质的力量,同一事实的不同言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这种连续的追问,就形成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以探索语言、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语言变成了人们认知和分析问题的介入点,更进一步,则是对人们精神观念所接受的传统理性知识进行了质疑,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和体验生命生存的世界真实。 二

福柯的话语权

福柯的话语权LT

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但修辞学只研究其著作中以话语为中心的观点。话语以及话语权是傅柯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傅柯的“权力理论”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由于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傅柯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性错乱等问题感兴趣,他对话语问题的研究也就不是停留在普通的人文领域,而是集中在权力、历史、性、死亡、疯癫、精神病学、不正常的人等非常规领域里。事实上,话语与话语权在傅柯生平的不同时期、不同著作的研究中是一个比较复杂多变的概念体系,甚至傅柯自己对话语与话语权的理解,都是随着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的变化而变化的。话语和话语权在傅柯的理解中,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内容,而是可以在诸多领域中发生变化的概念。但是,虽然在傅柯的理解和认识中,话语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概念,他同时也指出:“话语是间断的、偶然的和有形的特殊事件系列。话语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的连贯和前后相继形式的实证性实践,既不同于线性的言语或书写,也不同于流变的意识。而话语事件的前后连贯和相继出现就意味着认可间断、断裂、散布、界限和转换等的存在,

否定了事件的一成不变的线性连续性。” 傅柯所关注话语与言语交际领域普遍关注的话语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他认为,“话语不仅来源于某个作家某部作品的思想,代表超常的精神,也不仅仅是阅读、写作的过程,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反复无常、难以捉摸,但能展示某种物质内容的活动。”他还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修辞即认识方法。 话语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语言学问题,因为在完整的言说活动中,话语所传递的信息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因素,还有大量超语言因素存在。因此,傅柯所谈论的话语有其独特的所指,并非通常语言学中所论,话语体现出的是权力。在傅柯看来,话语是由符号组成,但它不仅仅是符号集合,也不只是用来指明事物,它的内在远比我们描述及揭露出来的要多得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是不同的,它们影响和支配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等。话语在语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是语言形成的要素之一。 有的学者将话语权与翻译研究相结合,认为某些特殊的译语现象源于该语言在国际上拥有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一、本文概述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一文旨在深入剖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读。福柯作为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其话语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将从福柯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入手,阐述其理论框架及其在知识、权力和主体建构方面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福柯话语理论的贡献与局限性,以期对福柯的理论进行更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本文首先将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包括“话语”“知识”“权力”等核心概念。接着,本文将梳理福柯话语理论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理论框架的构成及其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探讨福柯话语理论在知识、权力和主体建构方面的主要观点,如话语与知识生产的关系、话语与权力的互动以及话语在主体建构中的作用等。 通过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深入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其理论贡献与局限性。一方面,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我们理解知识、权力和主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现代社会中话语现象的认识。另一方面,

福柯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过于强调话语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忽视了话语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等方面。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一文旨在通过批判性的解读,全面、客观地评价福柯的话语理论,以期为我们深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话语现象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福柯话语理论概述 米歇尔·福柯,作为法国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话语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福柯的话语理论并不局限于语言学或言语行为的传统理解,而是将话语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和文化权力的表现形式。在他的理论中,话语不仅是语言的运用,更是权力关系的载体和产物。 福柯强调话语的建构性和生产性,认为话语不仅仅是传达信息或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通过一系列规则、惯例和实践活动来塑造现实和社会认同。话语通过不同的语言游戏和话语实践,如叙述、描述、解释和论证等,建构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关系。 在福柯看来,话语与权力紧密相连,权力通过话语得以实施和维持。话语不仅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的目标。福柯提出了“话语即权力”

社科研究方法:福柯式话语分析

福柯式话语分析(Fouca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Nelson Phillips 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98/2002)在其著作《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与《知识考古学》(The Archeology-of Knowledge)中发展了一种复杂、精致的话语理论。尽管他的作品囊括的经验主题范围很广,在方法上也有大量的变化,在其作品中有三个重复出现的主题,给他各种不同的兴趣提供了一定的连贯性:权力、知识和主体性。理解福柯式话语分析就从理解他对这三个概念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及其关系入手。来源:工众号人文社科知识分享 福柯把话语或话语构成定义为构成其讲述物体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话语不只是描述社会世界,它通过给特定的社会现象分类、赋予意义的办法来让社会现象存在,否则它就是无意义的现实。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话语构成的本质,就是在任何时间点上都存在的权力关系(以及反抗)、社会客体与认同,以及说和做的可能性的来源。来源:工众号人文社科知识分享 所有的话语都被定义成了一套规则或原则——"构成原则"——这导致特定客体的出现,它们构成了可识别的社会世界。话语制定了"可能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可以说什么、谁来说、什么时候说。任何陈述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话语分析者的任务就是分析为什么出现的是某个具体陈述而不是另一个,它又是怎样出现的。来源:工众号人文社科知识分享 对福柯来说,话语——或者至少是它举例说明的知识——不能脱离开权力。权力嵌入在知识中,正如“权力/知识”这一对词简要概括的一样,任何知识体系都构成了一种权力的系统。在构建可能的身份认同、观念、社会客体时,权力的环境也形成了。反过来,权力则带来了新式的知识,生产了新的社会客体。来源:工众号人文社科知识分享 权力并非与某些代理连接的事物,而是代表着由话语所构成的知识体系决定的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因此,正是话语环境而非任何个体行动者的主体性在对政治策略的性质产生影响。事实上,对福柯而言,那种认为主体的有意识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由话语所决定的观念恰恰说反了。来源:工众号人文社科知识分享 话语以这种方式决定了可能的条件,"规范"着主体,行动者因此在特定的话语环境中被理解并理解他们自己。由此,话语形塑了个人的主体性。福柯将主体去中心化了:不存在本质或真的主体,只有一个权力/知识体系,它构成了嵌入其中的个体的主体性。来源:工众号人文社科知识分享 福柯的工作对社会研究影响巨大,尤其是在对话语和权力之关系的理解方面。同时,他的经验方法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风格,在经验层面上除了他自己的研究,还没有发现太多的后继者。无论如何,他的工作影响极为深远,假以时日,必定会对社会科学产生更为重要的贡献。来源:工众号人文社科知识分享 参考文献 Foucault,M.(1998).The history of sexuality:The will to knouledge(Vol.1).London:Pengu in. Foucault,M.(2002).Arch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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