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话语理论

浅谈《追风筝的人》中的权力话语理论

摘要：《追风筝的人》是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小说。本文将运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该小说进行解读，分析其中的三组权力关系及其之间的话语，从而更深刻的体会小说主题，并使文学理论更好的与文学作品相衔接。

关键词：《追风筝的人》；米歇尔·福柯；权力话语；沉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077-01

《追风筝的人》，作者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小说由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身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童年的往事和他成人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过程。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后现代思潮的前卫人物、结构主义哲学家，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人们的视线转向在西方哲学以及思想的研究历史中向来被忽视的一些方面，例如：疯癫，医学史，规训及其制度，性欲。

福柯所说的权力是“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权力一方面借助话语实现自身的价值，一方面又是影响和控制话语最根本的因素。但是真正的权力又通过话语来实现，就是这样一种权力话语，它有着巨大的力量和权威性。福柯的话语理论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受话语支配的”。所谓话语是：思想的物质表现，不仅决定思想，而且影响人的身体。

一、《追风筝的人》中体现的权力关系篇二：话语与权力

话语与权力 *

戏剧《人民公敌》的情节概括起来说的就是：科学家兼医生斯多克芒发现本城镇的浴场矿泉里含有多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菌，因而他坚持全部工程必须进行改造；而他的哥哥彼得作为市长兼浴场委员会主席则坚决反对这一改造计划，其理由是改造浴场需要二三十万克罗纳，且要停止经营两年，这既损害了资本筹集者的利益，也不符合城镇市民的利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看作两个不同的阶级围绕各自不同利益而展开的一场冲突与斗争。也可以在这基础上，把斯多克芒医生最后的失败原因，一方面归咎于他个人缺乏斗争经验和群众觉悟的有待提高两个因素，另一方面可以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官僚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的勾结及其狡猾的本性。

但有趣的是，这场关涉不同阶级利益的冲突与斗争，完全没有以暴力或革命的形式出现，也避开了经济利益分配的焦点问题；而是转移到一系列诸如民主、真理、责任、义务、自由和正义等问题的论战。一场斗争冲突更像是一场话语的争夺与阐释，更像是一次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修辞活动。最终斯多克芒以失败告终，被审判为“人民的公敌”。这样我们要问的是，“人民公敌”这一显然不合情理的宣判为什么能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展开？的确，易卜生笔下的彼得市长确实与被脸谱化的反面人物大有不同之处：他对斯多克芒医生可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拒绝弟弟的发现，而是认为对存在的问题“可以用适应委员会的财力的办法来补救”，为了照顾地方利益，可以想出私下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他教导其弟弟要懂得人情世故，并警告他如果执意坚持改造计划，他就会遭到解聘，最终一无所有。相反斯多克芒的缺点暴露无遗，显得极为“固

执”、“冲动”和“鲁莽”，他直接冲撞市长，甚至夺过他的官帽和手杖，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这显然还不是不合情理的宣判之所以能够以合情合理的形式演绎、发生的关键所在。那么，究竟谁是“人民公敌”？谁赋予这一宣判的权利？看来文本中所展开的这场冲突和斗争比我们想像的要来得复杂，其方式更为隐蔽。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为我们揭示外在的对立与斗争背后，一场隐蔽的话语争夺和“微观权力”较量在这里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也能从中找出那个不合乎事理的宣判之所以能以合理的形式进行的支撑点。

话语原来是属于语言学范畴，用来指构成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的单位。而在福柯的谱系学理论中，话语显然是一个赋有文化、社会和历史内涵的概念。“能指”（signifier）和“所指”

（signified）这对源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概念，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显得极为重要。能指就是一个音响形象或它的书写对应物；所指则是指实物和意义。而这二者的关系是一种任意的关系。比如，“猫”在英文中被书写为“cat”完全是任意的。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能够捕获话语的意义，完全受益于能指与所指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的约定俗成。但是，能指和所指的约定关系在权力的作用下会出现断裂、错位或位移；能指在脱离俗定的所指后，有可能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压迫性和统治性。权力在福柯那里是一种微观权力，它不是一种外在的暴力干预或否定力量。因而他认为权力无处不在，同时它与话语有一种共谋的特性。在福柯看来话语是权力运作方式的最好藏身之处，话语的巨大作用就是转移权力和危险；而权力和欲望借助话语实现自身时，又在实现过程中掩盖了自身的实际存在。

以下我们来看看《人民公敌》中，漂移的能指是如何发挥其威能作用，话语又是如何转移了权力并与权力共谋的。

文本中有关“真理、自由、民主、责任”等能指以及由其构成的话语，是斗争双方都不断重复的，也是交锋的重点。这样，一个关于是否要改造浴场的问题就悄悄地转移到一个是否要坚持真理或者是否要自由、民主等等这样的问题。而“自由、民主、人民、公敌”等“能指”大多产生于西方启蒙运动或在启蒙运动过程中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因此在人类近现代的文明视域中它们应该有其相对的客观标准。但是，这些能指以及由它们构成的话语的使用是受制于使用它们的主体的。福柯曾告诫我们，那些标榜着真理的话语形态需要分析警惕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代表官僚势力、资产阶级利益的彼得市长、阿斯拉克森等与科学家兼医生斯多克芒在使用这些能指和话语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各有“所指”：前者通过人为地操纵与隐蔽的权力运转，使得这些能指和话语

的内涵趋向他们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后者在使用“真理”、“自由”等能指和话语时，其出发点虽试图使之贴近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约定意义，从而使之符合市民大众的利益，但是由于自身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立场，赋予这些话语诸多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色彩，因此他并没有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

福柯曾精妙地指出，话语控制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言语禁忌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话语使用者可以以理性的名义将一些话语打成非理性话语和疯癫话语加以拒斥，或者以真理的名义将一些话语判为谬误。文本中彼得代表的官僚和资产阶级就是以“民主”、“自由”、“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从而认定斯多克芒医生是“疯子”和“不受理性支配的”人，最终宣判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权力的运转和能指的威能、话语的暴力就是这样结合得天衣无缝。

通过以上分析，究竟谁是人民的公敌就昭然于众了。

（陈开晟）

*《人民公敌》，作者：〔挪威〕易卜生（1828—1906）。篇三：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 2007年第5期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作者：金敬红张艳新

字体：【大中小】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用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将异化翻译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异化翻译的真正含义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精神分析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1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权力话语理论中,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

这个网络而存在［1］。而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更不能摆脱权力的制约。福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指出,知识就是权力。

通过考察,福柯发现人文科学的社会知识内在地与权力机制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学科的主题至少部分地是被权力机制所建构的,知识的生产只有依靠作为社会权力网络的知识团体作背景才可能实现。在福柯看来,不仅人文科学是与权力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不仅考察了权力对知识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识对权力的作用。他认为知识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深受知识的影响;知识能给人以权力,如果没有知识的传播、保存,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知识中又渗透着权力关系。权力对知识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它或者鼓励和激励知识,或者征服、限制知识,在知识身上打上权力的烙印。权力和知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不仅仅反映着权力关系而且蕴涵在权力之中。人类的本质就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关系,权力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发展;相对应地,没有权力体系也就没有知识,权力体系是知识存在的前提条件［2］。

2 权力和话语的关系

福柯所指的“话语”,从狭义上,可理解为“语言”的形式;从广义上,它又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因此,对“话语”的分析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1］。事实上,福柯所谓的“话语”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标准中分离出来的,但这里的“话语”并非索绪尔的“言语”,它不是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表达方式,而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对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述。它也不等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因为它不是指一种抽象的语法规则,而是一种受到制约的语言应用,并且

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关于“话语”,福柯早已超出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说的“话语”概念,在福柯那里它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所以权力实质上就是说话的权力［3］。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我们通常看到的某种历史性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排斥后的产物［4］。

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例如,知识和真理是权力的象征,通过掌握知识和真理的话语权,人们可以掌握权力。换言之,话语是实施权力的工具,也是获得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层面都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话语,它们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控制和支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会受到这些权力话语的支配。福柯认为,文本应该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翻译已不是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从始至终都受权力话语支配的活动。翻译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够支持或者减弱甚至摧毁目标语中的意识形态,所以翻译是一种控制行为。

二、从权力话语理论看翻译中的文化霸权

根据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文化也是无形的权力形式。文化和所有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权力网,使得整个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不能摆脱它的影响。

知识,作为权力的象征,也不可避免地与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任何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都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

相比较而言,强势文化国家通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而弱势文化则经常会陷入失语的状况。这种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知识话语的差异势必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权的存在肯定会影响重要的文化和知识传播工具翻译。翻译活动已不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行为。相反,翻译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无不受到文化霸权的影响。

一般说来,强势文化国家多数会不屑选择弱势文化国家的文本来进行翻译,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在强势文化国家市场只占很小的比例。比如,在1990年,英国出版了63?980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625种(24%);美国出版了46?743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380种(296%)［5］。与其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国家中却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见,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权主义,长期以来,翻译实行的是强势文化译成弱势文化民族语言的单向运作。在翻译选材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常常以英美本土习见的美学标准来审视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识的选择。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为强势文化国家的首选,并且将之当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经典一译再译,而那些不符合他们预设的文本则被剔除。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文化权力差异的影响。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归化翻译策略和异化翻译策略。前者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这种翻译往往撇开原文的语句和形象,进而把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标语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而后者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种翻译保留源语中特有而目标语中没有的语言表达形式或文学形象。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删除原文中与译语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国对那些选中的文本还要加入许多适合接受者接受的大量解释性的材料,使译语在内容上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嗜好和偏见。

自从17世纪以来英美翻译外语文本时就采用这种“流畅翻译”或“透明翻译”,其主导

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翻译潮流体现了英美文化霸权主义,其实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侵略。这种归化翻译有意抹杀存在于外语文本里的语言、文化差异,尽可能将外语文本归化,用英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庞德在《神州集》里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所采用的显然就是归化策略。其归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数评论家一致将之视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5］。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译者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ld)对波斯诗人欧谟·伽亚谟(omar khayyam)《鲁拜集》的翻译。在英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菲茨杰拉德对原作进行了随意改动,他在1851年写道:“这些个波斯人,我拿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实在是开心得很。他们虽说也是诗人,但还没到让人不敢恣意妄为的地步,而且他们也确实缺乏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结果

译作被英国人视做不仅是英国整个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而且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强势文化和东方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紧密相连,归化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塑造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他们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也就是说,归化翻译帮助强势文化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

三、权力话语理论的借鉴意义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刻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福柯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换言之,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根据权力话语理论,我们得知,在英美文化霸权的影响下,语言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已不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在两种不同的权力话语(源语话语与译语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西方强势文化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因而,第三世界应以翻译为武器,对文化霸权主义给予反击。

1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

为了打破西方强权话语下的翻译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应大量翻译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反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弱势文化不想被强势文化同化,磨灭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作品翻译成外语,以使得各国人民对其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对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势文化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向外翻译本民族的文学作品时应充分体现本土文化之异,或者改变传统以西方人的价值为准则归化弱势文化的翻译策略,从而让西方意识到文化无优劣之分,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许多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提倡在翻译中应尽量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来保留异国文化形象,尽量不使译文失去文化特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源于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迪。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6］。韦努蒂因此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异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后者则离经背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7］除此之外,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策略在有利于民族文化重构的同时,也会破坏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战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价值观。

在翻译过程中,韦努蒂提倡采用异化的处理方法而不是英美传统上的归化方法,其真正的

目的在于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

异带进占统治地位的目标语文化价值中,进而发展一种不同于今天广泛流行的千篇一律的翻译模式的方法。因此可以看出异化翻译重在彰显原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翻译的“语言之异”和“文化之异”,而且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中现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异化翻译通常会偏离本土的文学规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异样的阅读体验。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会使翻译失去其建立理解和沟通的作用。其实不然,因为沟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相互了解和尊重,当然这里也包括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差异,从而做到互通有无。从这个角度上看,异化翻译更是一种有益于各国、各民族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方式,它是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让源语文化得到目标语读者的理解。

2 汉译英中的异化翻译

身处第三世界的我国在把自己优秀文化译成英语时,更应该对异化翻译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通过异化翻译原汁原味地介绍我国文化的特性,我国文化的精髓才能不被西方强势文化所归化,进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红楼梦》的两个不同译本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了异化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两个译本分别来自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由于他们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译法,所以得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红楼梦》第十一回中王熙凤说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前者将其译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后者将其译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8］。显而易见,杨宪益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其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和汉语谚语的句法结构及修辞风格。这种翻译有利于在西方读者中营造一种生疏感,以使他们面对文化差异的事实,进而质疑当今世界标准语言(如英语)的优越性和文化霸权。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归化译法,其抛弃了汉语谚语的形象,对源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归化,表面看起来似乎霍克斯的译文把两种文化的距离拉近了,因为它读起来通俗易懂。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英语读者借助变通了的方式理解了原文的部分内容,而对原文的真实文化内涵却全然不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剥夺了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权利,从而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因此不难看出异化翻译更有利于将我国的特色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属性,从而保存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被色彩缤纷的西方强势文化所吞噬。也许有些人会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译文能否被外国读者所接受提出疑问。但事实上大可不必,因为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过去那种抵御陌生和寻求认同的心理相比,人们已经对异质文化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他们正逐渐缩小彼此间的差异。所以说那种采用“入乡随俗”的原则将无助于满足人们渴望寻求新的文化因子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构成的心理。

四、结语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远非语言转换那样简单,它与政治、经济、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翻译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这有利于我们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提高警惕。我们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遗忘,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输出,以此来改变原来翻译逆差的现象。

权力与知识相关的例子

权力与知识相关的例子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理论到底阐述了什么？福柯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创建的思想往往会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例如他的知识权力论为人们理解知识、学者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使一些人开始借用知识权力论重新思考政治与文化、权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人们总认为知识与权力没有关系，认为知识就是知识，是揭示事实真理的理论，知识的特点就在于敢于说真话，知识分子则敢于挑战权力，但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理论显然站不住脚。正在学术界热火朝天地讨论着知识与权力有什么的关系之时，福柯语出惊人，直接抛出了他的知识权力论，认为知识总是与权力有所勾连，知识产生权力。因为话语描述往往带有某种倾向，而这种倾向总是会向权力掌握者那一边倾斜，这时，知识必然表现为权力，也与权力有着说不清的关系。福柯的知识权力论对爱德华·萨义德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他借用知识权力论来阐释“东方主义”，认为西方人通过自己的知识权力话语系统构造了东方。一、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的主要内容 1.福柯其人福柯生于1924年，成长于医学之家，按照父母的规划，福柯本来是会成为一名医生，但是福柯并不喜欢当医生，不仅如此，他还批评现代医疗制度，日后他还专门写书进行专门性的抨击，最后直接拒绝选择医学专业。学习成绩优异的福柯最终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这所学校是法国最为有名的学校，该校诞生了很多法国著名人物，并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福柯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选择了心理哲学。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同样学习成绩优秀，实践动手能力强，最重要的是逻辑思维能力强。福柯在学校中与其老师阿尔都塞关系较近，二者常常谈天说地，对心理学和哲学的问题进行多次探讨。在老师的影响下，福柯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由于他不满意法国共产党的行事和制度，再加入后的第三年又选择退出法国共产党。直到1961年，福柯发表了《疯癫与文明》一书，从这本书中，就可以看出福柯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思考本身体现一套不同于西方传统主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福柯思考的是西方社会的局部理性化过程，这不同于马克斯·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宏大理性化过程的反思。在福柯那里，社会现实是被建构出来的，认识主体不是传统主体哲学中的超验主体，而是形式主体，因社会实践位置的差异而拥有不同的主体性。科学话语也不是先验的，而是实践的结果：与传统哲学的认识生产路径“意识-认识-科学”相比，福柯的考古学遵循的是“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话语)”，系谱学的介入进一步展示这种科学话语的产生过程。在系谱学意义上，福柯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过福柯感兴趣的不是事物的历史，也不是理论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以及思想的历史，而是问题的历史，即事物成为问题的方法的历史：为何在某个既定时期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何是某种类型的问题，为何是某种问题化方式。(58)借助这种“问题化”，通过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解释了不同“知识领域”中主体性和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使我们看到，在考虑人类社会乃至自身的建构时，不能把话语与权力分开。在考古学-系谱学层面上，社会现实以及主体性的建构在微观权力层面上表现为对知识(或历史先验)的把握和对作为权力战术的程序的掌控。要理解这种“建构”就要从了解社会实践入手，具体地了解实践领域中知识和话语形成的规则，同时思考权力技术(更多体现为非话语实践的设置、安排以及程序)的配置，不能依赖超验的主体想象，脱离现实社会实践。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分析，我们看到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于“传播是建构”的传播学命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和既定时期，话语的生产不是随意的，是有条件的，受一定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控制，其中话语的生成条件就构成了某个时代“象征秩序及其表达”的“阅读格栅”，而且话语不仅仅是一套功能符号和语言表征，

关于福柯知识和权力思想

关于福柯知识和权力思想的一些浅见摘要：福柯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考古学和谱系学两大方法，以其为代表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和权力。福柯的权力思想十分独特，他批判性的分析了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若离开了知识和真理，也就不成其为权力。关键词：知识型；考古学；知识；谱系学；权力话语；正文：福柯（Michel Foucault）是法国是法国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哲学家，他研究西方文化中一些边缘性现象，通过对西方世界微观的统治机制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其中一些具体现象提出了批判。包括其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具有对其时代的反叛性与颠覆性。福柯历史类的著作包括《古典时代疯狂史》、《规训与惩罚》，哲学类的包括《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福柯在其后期著作中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通过对历史中资料的挖掘整理来探讨权力机制其本源和作用。福柯思想理解的两个重点方面在于“知识型”和“权力理论”。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在福柯的早期研究中（1970年以前），从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1961）到《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到《知识考古学》（1969），虽然论述的问题不同，却无不贯串着考古学的方法，可见考古学在福柯前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福柯用“知识型”这一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的产生，运动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知识起源及历史的探究深入挖掘出一套产生知识，衡量知识，支配知识的控制规律和内在规则。福柯认为知识是一种在不同时期控制人，统治人的力量。他区分出了四种知识型：包括以文艺复兴时期（以相似性来判断事物，形成知识）；古典时期（把表象，外在经验当作知识）；现代时期（以自我表现，即“人”的观念就是一个知识的产物，“人”的意义在此时期形成）；当代时期（以无意识力量，如通过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等的发展诠释，文化层面的“人之死”，人被解构化，消解，提出了人的“不在场”）。福柯认为四种知识型没有延续或发展趋势，它们之间是种断裂，不应该用哪个比较进步来衡量，它们是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福柯对科学进行了悲观，消极的阐释，他认为知识，理性带来的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一种统治人的力量，体现了一种社会力量对人的控制。二、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福柯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反思，在其后期研究中受到尼采的启示，发现在现实中真正造成话语流变的原因，可能涉及一股中心化的权力，而这股权力和我们社会中有组织的科学论述的机制与功能相连接。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的就职演说中，宣称“谱系学”方法的诞生。自此之后，福柯改弦易辙地从话语构成的外部规则来分析社会现象(如控制、选择、组织化与分布的过程)，并认为是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1)(精)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1)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Abstract: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elabo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wer,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ie, knowledge is the symbol of power and discour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ower, but the culture controlling the discourse of knowledge power can realize its predominance over all the three factors Powerful cultures gai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eak cultures by virtue of its advance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will b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al hegemony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theme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no longer merely the instrument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 dialogue or communication mean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power discourses Recommending their own superior cultures through picking ou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proper foreignization, the weak cultures will gain the advantage to resist more efficiently the hegemony of powerful culture Key words:power discourse; powerful culture; weak culture; 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

权力话语文学理论

权力话语文学理论一、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话语与权力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以其蓬勃的气势,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更为宏观而合理的“历史─文化转型”,旨在强调并扬艺术与意识形态、文本与历史现实、文学与权力话语之间错综而复杂的关系。他们宣称,对任何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所谓特殊环境,不可否认是与“权力结构”有所关联的。作为新历史主义的哲学基础，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对翻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福柯看来，话语即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机制、惯例以及习俗之间的“关系”。“话语”本身包含了“实践”，是“实践的语言”。任何话语都具备社会性和历史性。福柯承认，在他的概念里，话语包括各种实践、体制、标准、行动和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甚至学校和基督教堂等建筑物也可视为话语。他说，“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福柯提出，物质因素与思想观念之间并非因果关系，话语形成显示语言事件与非语言事件之间存在着立体的交换关系和交互作用，其中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

福柯的“系谱学”认为所有的知识行为同时就是权力行为。这就将历史与权力、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凸显出来了。话语权力指话语中蕴含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权力关系蕴藏于话语方式中，并以此种形式彰显权力的影响。话语既是权利的表征，又衍生权力。话语是权力的表征，是权力恩赐、挪用和争夺占有的客体，权力借用话语对人发挥压迫、操纵和解放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效应的产生往往是及其隐蔽的，它通过语言的表述来达到价值和规范的建构，进而将这种价值与规范强加于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送给参与者，从而规范他们的思想行为与价值观念。权力通过话语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使其服从并被整合到社会秩序当中。达到“话语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实际上不能在话语之外进行思想。”的目的。当然，福柯也指出，话语虽是权力的表征，但它们并不完全对权力俯首帖耳。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对权力的消解与反抗。因此，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关系。权力与反权力都需要借助话语来实现。

基于权力话语理论下的翻译策略研究

基于权力话语理论下的翻译策略研究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国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并介绍到国外；与此同时，也有国外的一些译者将我国的作品翻译到他们本国的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权力关系在制约着译者，使得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一般来说，强势的国家更加崇拜自己本国的文化，而对于外来国家的作品则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占英美图书比重较小，根据笔者查找的数据，在1990 年，英国出版了63980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625 种（%）；美国出版了46743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380 种（%）（李红满，2003:106-107）与之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中所占的比例较之文化强势国家大了许多。以韩国为例，2000 年至2012 年，从韩国出版市场的翻译图书所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31% 之间。这和英美国家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当我们仔细阅读强势国家为数不多的翻译书籍时，会发现译本和原著所要表达的意思会有一定的出入，这是因为译者会受到权力的制约，对其中部分用词进行一定的修改，这在某种程度上会违背原著作者的初衷，使得译本在译入语国家产生与本国不同的效果。本文将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下，对一些文学作品及其各国译本进行分析，从各国译者在翻译他国文学作品时采取的翻译策略中，探寻对我们中国译者的启示。一、权力话语理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间的转换，也不能看作是文本层面上的信息转换，而是和文化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在研究翻译和权力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福柯，他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所谓“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它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吕俊，2002：106-109）。福柯把“话语”与“权力”结合在一起进行考

福柯的话语权

————————————————————————————————作者：————————————————————————————————日期：

傅柯的“话语理论”简述 1、话语权概述 “话语权”成为当代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国内被人们频繁使用，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运用傅柯的“话语权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上至学者，下至普通百姓,大家似乎都对“话语”和“话语权”的含义甚是了然。不同的学者在他们不同的学术领域中都多次提到对相关“话语”和“话语权”的理解，有人论述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亚裔文学在国外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中国农民的“话语权”,有人论述民间文学的“话语权”，也有人研究建筑设计中的“话语权”，还有很多学者运用“话语权”这一较为复杂的概念来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比如利用话语权来阐述某些特殊翻译现象等等。话语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工具,作为人与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作为与思想直接对应的关系，其存在初期仿佛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随后对话语的认识与研究却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事物各式各样的存在激起人们的思考,而思考又需要一个中介来“想”和“表述”,思考的结果也需要一个承载体来表达和外化。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话语是极其重要的中介，人类所知所晓的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所有文明，都是通过话语这个中介作为传递手段并最终完成的。独特的话语由个体的出生、家庭背景、文化环境、时代风貌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正是有了独特的话语，才由话语建构起了独特的个体。国内外学界对于话语是有一番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语言学界对话语做的界定是:“‘话语’通常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与篇章相对,指口头说出来的一句句话;广义的理解指言语交际行为体现出来的由词句构成的言语表达形式，它既可以是口语体，也可以是书面体。”这种广义的理解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概念较为接近。 2、傅柯的话语权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学术研究广泛且深刻,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其影响渗入到社会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但修辞学只研究其著作中以话语为中心的观点。话语以及话语权是傅柯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傅柯的“权力理论”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由于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傅柯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性错乱等问题感兴趣,他

布迪厄：语言与象征权力

Pierre Bourdieu 布迪厄：语言与象征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语言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难题。我们学文学、语言、哲学和历史的博士生，读书越多，反而越糊涂：索绪尔说语言是一套严谨自律、抽象静止的“符号系统”。在哈贝马

斯看来，语言是一种不分贫贱、童叟无欺的“普遍交往”。可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目中，语言带有象征力量，其中隐含了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索绪尔所谓的符号系统，虽然具备某些内在法则，它更是一套象征性的统治工具。凭借这一隐秘难见的象征权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网络，因而获得了天网恢恢、无处不在的政治功能、以及一种长期延续、自我循环的文化再生产逻辑。布迪厄的见解从何而来？让我们回到新左派革命时期，去看看当时

巴黎高师的学术与政治语境。 1970年，福柯入选法兰西学院，隆重讲演《话语的秩序》（The Order of Discourse）。此文宗旨，是要以一种新式冲突论，“就西方知识的历史命运，作出政治性解答”。然而其中关键，并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而是尼采喋喋不休的权力意志。何谓权力意志？根据尼采，它首先是一种力（Macht）。如何让这种力量获得胜利呢？尼采说：“赋予它一种内在意志，我称为权力意志”。对于福柯，尼采是个“权力哲学家”：他不但描述权力争斗、张扬强悍意志，而且率先将权力关系，“指

定为哲学话语的核心”。福柯拓展尼采权力观，使之广泛牵扯到： [1] 西方人上天入地、孜孜求知的浮士德精神，[2] 西方人对于“他人”和世界的征服能力；[3] 西方现代机构及其先进精密的统治技术。尼采权力说，暗藏了他对西洋真理的一大讽喻：古希腊人原本善良天真，他们相信话语的力量，就在于谁说话、怎样说、在何种场合说。那时节，长老在庄严仪式中发号施令，巫师神秘兮兮念动咒语。大群愚昧听众，无不诚惶诚恐、心悦诚服。谁知道，阴微小人柏拉图，竟从长老、国王和巫师的说话仪式中，窥

福柯权力理论

福柯权力理论读书笔记(4)——关于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对于福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是福柯却坚决反对别人对他如此的定位，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第五章的结束语开头，作者本人也提到了曾尽量避免“结构主义”的字眼，他遗弃了语言学描述的程序和范式展开自己对于形成实证性、知识和话语实践的概念讨论。在狭义上，我们一般对于话语的理解就是“语言的形式”，而从广义上来讲，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话语这个术语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主体”。而福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突破了结构主义话语之内研究的方法，倾向于解构主义，他将断续性、差异与断裂引入现时的存在，他认为话语分析受制于却不局限于语言学的惯例，也不局限于语言学的基本单位，而只有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中，话语分析才有意义;一个时代中，一系列不同的话语可以揭示话语的断续、断裂的形成史。而在对于话语理论的分析中，“考古学”是他前期考察和验证这种建构规则的重要方法。所谓“知识考古学”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应用“考古学”的意识和方法来对“知识”和“观念”的构成(前提、条件、机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在本书中，福柯明确使用“话语”一词来指称自己以前描述和分析的那些“知识”和“观念”。在此，我们需要结合福柯的理论界定话语的定义。福柯认为，话语是根据某些分析标准而被我们确认为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陈述群，而在这个陈述群中，个人的陈述或单个作者能够作出个人陈述的机会实际上不可能，每个说话机会的顶部和上方都耸立着一个规范的集体，福柯便称之为话语。福柯对于话语的定义是特别的，当然任何定义都是有自己统一的定义标准的，我们不免疑问福柯在确

浅谈福柯理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应用

浅谈福柯理论在女性主义中的应用作者：黄超男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03期摘要：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它的特点是人性化、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多元化，福柯作为后现代思潮的鼻祖，他的思想极具创新性与独特性，备受女性主义的推崇。文章将从福柯的话语理论、权力理论、身体理论出发，简单论述女性主义与福柯理论难舍难分的关系。关键词：米歇尔·福柯;话语;权力;身体;女性主义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说到与现代思想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现代社会的核心部分不同，后现代理论家们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女性在社会中一直处于“他者”的位置。米歇尔·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鼻祖，关注社会的边缘，其理论与女性主义有许多互通的地方，所以想借此篇论文的机会浅显地谈谈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福柯的理论与女性主义（一）“话语”与女性主义 “话语”是福柯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概念，简单来说，说话本身是一种实践，而说出来的话语又带着说话人的影响力。所以，“话语”即权力，“话语权”就是说话的权力，控制舆论的权力。福柯关于话语的论述受到了很多女性主义者们的青睐，作为长期生活在“父权制”社会里被压抑的女性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处于失语状态。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运动高涨就和一直以来女性的声音被西方主流话语所压制密切相关。女性通常被认为是不理性的，感性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女性的话语被病化，所以以前很少有女性的著作能够被流传下来。“父权制”社会将女性放在从属的“第二性”的位置，女性话语也处在与主流话语的对立位置。上边我们说过，情绪化、歇斯底里、缺乏理性的话语通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具有贬低的意味，当一个女孩刚刚生下来时，就会有人不断地向她灌输应该做什么，应该说什么，怎么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女人，这些约束使她成为符合当时性别规范的主体，这样的女人是被社会所塑造的而不是天生的，女性主义者们认为正是这些所谓的“真理”，成为了使女性处于男性世界里‘他者”地位的帮凶。（二）“权力”与女性主义与传统权力观不同，福柯所说的权力很难被明确的定义，他认为“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革在它战无不肚的整休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

霸权话语论

法律的创建和解释依赖于事实。因此，能重新塑造事实的话语将是特别有影响力的。另外，法律是一个社会领域，拥有全面的文档资料，讨论法律，提出质疑并释放在漫长的司法意见中，立法辩论，然后行政公布。本篇论文由福柯的话语理论受到启发，话语一次代表说话，思维和信仰方式，话语塑造社会的真，政策，法律规范解释等等。由话语所影响的这些因素对于保持这些话语的权利体制有益，从这方面来看。权利滋生知识，知识就是权力。福柯话语理论使我们了解紧急状态话语隐藏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保持了话语，同时话语也保持了权力结构。然而，这个理论本身并不提供规范条款变化评价模式。为了解释和理解当前紧急状态思维的宏观层次的运行，我们采用了另一个重要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的理论。安东尼的霸权和反霸权理论更符合富兰克林学院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的权力阶层保持他们的权利不是通过强制力，而是通过胁迫和人为的认同。然而，葛兰西强调通过胁迫和人为的认同并不是霸权的全部表现。被压迫的人民没有太多的权力与文化抗衡。虽然被压迫者显然对权力人士有较小的影响，但是葛兰西相信被压迫的人民可以反党领导者的压迫。我将从具有话语权的权力者和被压迫者的权力平衡的角度来评价紧急状态的影响。 3紧急状态话语在决定无期防御拘留的反应在本章的目的是优化我在第一部分所提出的紧急状态话语的描述。我选择了5个角度来分析。我将从移民局临时规则开始讨论紧急状态话语在政法讨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讨论时关于非美国市民的无期方位拘留。接着，我将集中在司法辨认中的紧急状态话语，接着的是国会反对，联邦人身保护权利为了自己人和外来“敌国的拘留者”。司法的反应，宪法人身保护权利的确认，以及过会的反应。为了更好的理解现存话语条件，我将会举出紧急状态何时发生，描述所说的言语，何时说的，话语的发出者。为了帮助区分紧急状态话语，我境开始研究每一个文档开始寻找一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我预测会使用在话语中的：紧急，不一般，紧急，权益之计，逼近，威胁，独特，危险，危机，必要，立刻。另外，我将采用语境分析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争论来看是否他们的交流满足我对于紧急状态话语的理解。

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

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一、本文概述《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的视角》这篇文章旨在探讨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批评语言学如何揭示这些关系中的不平等和权力结构。本文将首先概述批评语言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然后分析语言如何被用作权力工具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最后探讨如何通过批评语言学的视角理解和应对这些现象。批评语言学是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它关注语言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使用和影响。它强调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和表达的工具，更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载体。批评语言学的核心任务是揭示语言背后的不平等和权力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介绍批评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包括话语分析、隐喻分析、互文性分析等。然后，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展示语言如何被用作权力工具，如何被用来维持和强化社会不平等和权力结构。我们也将探讨语言如何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本文将提出批评语言学对于理解和应对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的

重要性和启示。我们认为，通过批评语言学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语言在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更全面地认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从而更有效地应对不平等和权力问题。二、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在批评语言学的视角下，语言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和媒介。权力在这里指的是在社会关系中对他人行为产生影响或控制的能力。语言通过其结构、用法和语境，塑造并反映了这些权力关系。语言结构本身就蕴含了权力。语言的规则和语法，决定了哪些表达方式是“正确”或“合法”的，而哪些则被视为“错误”或“不合规范”。这种规范性不仅影响着个体的言语行为，更在深层次上维护了社会等级和权力结构。例如，在一些社会中，权威人士或统治阶级的语言习惯往往被视为标准，而其他群体则可能因其语言习惯而被边缘化或贬低。语言的使用也是权力的体现。在日常交往中，人们通过语言的选择、语调和语速等方式来传递权力和地位的信息。例如，权威人士往往使用更加正式、严肃的语言风格，以彰显其权威和地位。话语权的分配

权力话语对翻译的影响

权力话语对翻译的影响作者：杨莉红来源：《青年与社会》2018年第32期摘要：翻译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受社会历史、文化道德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影响的行为。文章试图借助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展开对翻译研究的讨论。关键词：权力话语；翻译；影响目前，翻译研究呈现了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从原来只有语言学与文艺学的参与发展到有美学、历史、文化、哲学、甚至思想史、意识形态等多学科参与的讨论。从参与者的队伍看也有着明显的学科融合，彼此介入的趋势，一方面是西方译学思想译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学科发展到系统综合时期后，各相关学科彼此交叉，互相关照，高度综合而形成的必然局面。但更主要的是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给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所带来的新启迪。大体上说，我国翻译研究已走完了“原文文本中心论”阶段，其标志可以说是对“等效论”所展开的普遍批评。现在正在展开的是关于对话理论的研究，而且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段也已初露端倪，即把翻译研究引向大的文化视野中去，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史、意识形态等多维视角的研究阶段。如果用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术语来说是“权力话语理论”的研究时期。一、权力话语理论虽然当代西方各种理论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很有意义，但是更能指导翻译理论研究、深刻揭示翻译研究本质和拓宽研究领域的理论应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正如西方有人评论的那样：“由于他的著作的跨学科性质，每一种学术性学科……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启发。” 究竟什么是权力话语呢？福柯虽然没有对“权力”下过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但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是指一切指控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府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也有思想宗教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他们是一种对人的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在不同的文化中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权力是变化的，它们左右着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但人们有时身在其中并不觉察到它的存在。所以所谓的“真理”也并非是不变的，永恒的，同样也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福柯理论人的主体性初识】福柯话语理论

【福柯理论人的主体性初识】福柯话语理论主体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与人本身有着紧密联系。福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或者话语问题。那么主体问题就会与人的所有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认识方面的问题，也包含有实践方面的问题。而主体哲学的发展史是一个对主体不断进行修正、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被怀疑、否定和“掏空”的历史。许多当代哲学家都对现代性的主体进行了多样否定式的批判和反思。福柯认为现代文化对主体的迷信是现代所有问题的根源，所以他要对主体进行解构。福柯反对现代主体哲学通过对主体的拔高以赋予人越来越高的位置。他认为，现代主体哲学提倡“人本”，把人看成主体，虽然这对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福柯还是认为，这种具有绝对拔高性质的观点使人们对主体的认识陷入了迷信的领域，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就会失去从世界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能力，只能从一种片面的、主观的方面来把握世界，从而人类也就会失去对存在和真理的全面的把握。福柯说“他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在人类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多种方式的历史”。这句话把福柯的所有的认识可以总结为对主体和主体哲学的解构。也就是说，他要揭示主体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中被建构出来的。通过对福柯著作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主体性是从各种话语、权力和知识这几个方面进行建构的。一、话语理论中人的主体性 “话语”一词源于语言学，原意是指“比单个句子更长的一个语言序列，交谈、对话、讲述和论证都被视为话语的形式”。福柯所理解的“话语”主要是探讨各种知识领域的话语。他认为，话语不仅是简单的“说”，还是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环境下，

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

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现代社会中，传播作为信息传递和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运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话语作为传播的基本单位，承载着信息的传递、意义的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的塑造。因此，对于传播话语的分析和理论，成为了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话语在传播过程中的功能和意义，以及话语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话语主体和话语对象的互动等方面。通过对话语的深入分析，可以揭示话语的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传播的本质和特点。话语分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话语实践”，它指的是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和交流。话语实践是一个社会行为，它不仅反映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涉及到社会和文化的规范、价值观和权力关系。通过研究话语实践，可以深入了解特定文化和社会群体的特点和运行机制。在话语分析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话语权力”。话语权力指的是话语主体通过使用特定的话语手段和方式，对话语对象产生影响和控制的能力。话语权力不仅是一种实质性的权力，更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它通过话语的建构和解释，塑造和影响着社会认知、行为和观念。研究话语权力可以揭示话语主体之间的角力、话语秩序的建立以及话语受众的反应和解读。除了话语实践和话语权力，话语分析理论还涉及到话语主体的构建和话语对象的定位。话语主体指的是在特定社会、文

化和语境中，形成和表达话语的个体或群体。话语主体的构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验等。而话语对象则是话语主体针对特定目标的表达对象，它反映了话语主体的关注点和价值取向。社交媒体的兴起和普及，使得话语分析理论面临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社交媒体以其快速、广泛传播特点，使得话语的传播更加便捷和自由。在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既能够成为话语主体表达思想、情感和观点的平台，也能够成为广大受众获得信息、参与互动的渠道。因此，研究社交媒体中的话语分析，对于理解当代传播的特点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总之，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是研究传播过程中话语的功能和意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通过对话语实践、话语权力、话语主体和话语对象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话语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而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话语分析理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应用。通过不断深化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可以为实现有效传播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在社交媒体的兴起和普及之前，人们对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和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交流之中。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人们在网络上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即时、广泛和自由的交流平台，使得话语分析理论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首先，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话语的传播更加便捷和自由。在传统媒体时代，话语的传播需要经过编辑、审核等环节，限制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而在社交媒体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发布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思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福柯话语理论批判一、本文概述 1、福柯及其话语理论简介福柯（Michel Foucault）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以其独特的话语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话语理论主要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话语如何构建和塑造我们的社会现实。福柯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的使用或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它参与并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他强调了话语的多元性和异质性，认为话语是由不同的声音、观点和立场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话语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产生，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福柯进一步指出，话语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权力斗争的场所，通过话语的实践，不同的权力主体试图控制、塑造和解释现实。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所在的社会世界。通过深入分析话语与权力、知识与真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以及话语如何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福柯的话语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

性思维工具，帮助我们更加自主地思考和判断，摆脱话语权力的束缚，追求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2、话语理论在当代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话语理论，特别是由米歇尔·福柯提出并发展的理论，在当代学术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柯的话语理论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知识观念和权力结构，也为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批判性研究和反思性实践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他对话语、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了话语如何被用来构建和巩固权力结构，以及知识如何被话语所塑造。这一理论鼓励学者们对既有的社会结构和知识体系进行质疑，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和深化。在语言学领域，福柯的话语理论为语言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他强调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是权力和知识斗争的场所。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语言学对语言的静态和客观理解，推动了语言学研究向更加动态和多元的方向发展。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福柯的话语理论也为文本解读和文化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他强调文本是话语的产物，是权力和知识的交织体，因此，对文本的解读需要考虑到其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和

话语的权力与翻译的政治(一)

英语知识摘要：在中国日益崛起的过程中，尽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承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仍然甚嚣尘上，从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造成的“环境灾难”发展到大肆渲染“中国制造”的危害和中国的“黑客”攻击。所以，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要学会掌握话语权，学会营造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环境。在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翻译除了要遵循“信达雅”、“神似”或“化境”的标准，译者还要意识到翻译并非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与利益冲突的价值中立的纯粹文字转换活动。翻译体现了文化的碰撞，隐含了权力关系。关键词：翻译的政治；话语；话语的权力；话语权以北京大学关世杰为代表的专家认为中国“龙”翻译为“dragon”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话语力量建构的结果，对树立中国国际形象不利，应该改译为“loong”。（关世杰，2007，）但也有人认为“龙无需废，亦无需正名”，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全球化并非是要“砸烂一个你，揉碎一个我，昀后再和在一起，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四不像”。“龙”究竟应该翻译成“dragon”还是应该翻译为“loong”这个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龙”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是否合适？这两个问题都提醒我们关注翻译的政治。如何成功地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不仅仅是翻译水平和翻译技巧的问题，还要考虑翻译中的政治。 “粗略来说，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当然包括社会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社会）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英语）相比是“弱势”的，所以，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