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权力理论

福柯权力理论

读书笔记(4)——关于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

对于福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是福柯却坚决反对别人对他如此的定位，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第五章的结束语开头，作者本人也提到了曾尽量避免“结构主义”的字眼，他遗弃了语言学描述的程序和范式展开自己对于形成实证性、知识和话语实践的概念讨论。在狭义上，我们一般对于话语的理解就是“语言的形式”，而从广义上来讲，话语则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话语这个术语被福柯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主体”。而福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突破了结构主义话语之内研究的方法，倾向于解构主义，他将断续性、差异与断裂引入现时的存在，他认为话语分析受制于却不局限于语言学的惯例，也不局限于语言学的基本单位，而只有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中，话语分析才有意义;一个时代中，一系列不同的话语可以揭示话语的断续、断裂的形成史。而在对于话语理论的分析中，“考古学”是他前期考察和验证这种建构规则的重要方法。

所谓“知识考古学”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应用“考古学”的意识和方法来对“知识”和“观念”的构成(前提、条件、机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在本书中，福柯明确使用“话语”一词来指称自己以前描述和分析的那些“知识”和“观念”。在此，我们需要结合福柯的理论界定话语的定义。福柯认为，话语是根据某些分析标准而被我们确认为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陈述群，而在这个陈述群中，个人的陈述或单个作者能够作出个人陈述的机会实际上不可能，每个说话机会的顶部和上方都耸立着一个规范的集体，福柯便称之为话语。福柯对于话语的定义是特别的，当然任何定义都是有自己统一的定义标准的，我们不免疑问福柯在确

认某些分散在不同时空区域内陈述能够属于同一“话语”类型或陈述群时的标准是什么,这也正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

福柯对此有四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我们可以根据对象方面的统一性;第二，根据表达形式和连贯类型方面的同一性;第三，根据所用概念系统的统一性;第四，根据主题方面的统一性。以上便是将某一陈述确定为同属一个话语单位的标准。但是这样的标准是存在缺陷的，因为不管是从陈述形式还是连贯类型上来讲，层次的不同、表达的相异都使得这样的行为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同一主题的陈述在基本概念、分析类型和对象范围上都存在差异。为此，福柯对此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确立了新的标准，即为:对象构成规则的统一性，陈述模式构成规则的统一性，概念构成规则的统一性和主题构成规则的统一性。福柯将通过此种方式得到确认的话语单位称为“话语构成”。而这一话语构成规则恰好对应了福柯的话语建构理论:即话语的对象不是存在于话语之外或之前的纯“客观”对象，而是一定类型的陈述或话语本身建构起来的。界定一个话语构成系统就是要通过描述一种话语实践的规则来刻画一种话语或一个陈述群。在一个特定的话语实践中，它的对象、陈述模式、概念和理论策略都可以发生变化，但只要规定它们出现和转变的实践规则不变，所属的话语构成也就不变。从这些实践规则及其转换机制中去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各种言说与书写得以出现、保存、分布和流传的条件和过程，从而达到对这些言说和书写的一种适当理解，便是福柯在其早期著作中用“考古学”方法展开话语分析工作的主要目的和任务。

对于“考古学”的方法，福柯还做了这样的论述:考古学方法据称是揭露话语——个人的、制度的、清晰地构型高度规范化的话语——是如何控制社会和监管文化生产的。福柯认为话语构型规则存在并被遵从是因为话语更主要的目的在于操纵知识、身体政治最终是国家。

在《知识考古学》等早期著作中，福柯侧重于描述和探讨话语本身的构成规则，虽然从中可以看出与结构主义接近的方法，但是他更注重贯彻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规则，在他看来，话语不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而是一种实践，话语实践就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时空定位的规则体系，该理论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分析人们言谈时的话语、观点和立场的制度性基础，分析被这些话语、观点认可或预先设定的权力关系。

到目前为止，笔者在此提到了“权力”的概念，是因为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1968 年，福柯的思想发生了主要变化。他认为话语构型和知识谱系的分析更依据权力战术和策略，在此引用一句觉得极为生动的话语:“知识以一个压迫式的暴君转化为知识和权力的战略性联接”。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和知识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的。福柯话语分析工作的焦点也因此转向对现代社会中权力及其话语之间关系的探讨，试图获得对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和话语形成机制的一种恰当的理解。

福柯是在由“考古学”研究到“谱系学”研究中实现这一转变的，其中尼采哲学和威尔海姆?赖希命题对于福柯的权力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福柯一反马克思主义、法理主义的经济主义模式，认为尼采赖希的支配-压抑模式更为合理，他认为需要对权力作出非经济的解释，但是福柯对于自己的权力也没有固定的定义，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作了阐释，他的这种权利阐释方式恰好符合了后现代性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视角主义”、“相对主义”态度。这种多样化、不确定性、连续性的权力解读方式恰恰是福柯对于权力的描述和他的理论立场。

福柯对于权力的认识有几个新鲜视角:第一，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法理主义将权力看做物的观点，福柯的观点受到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影响，更注重对事物结构、关系的考察。第二，权力是一张网。个人在这张权力网上流动着，既是权力的服从者，又是使用者，他反对权力关系中统治阶级和被统

治阶级的二元对立。第三，权力是无主体的，福柯强调权力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权力，每个人都是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点，即是权力实施者，又是权力实施的对象。第四，权力是非中心化的。福柯主张反权力中心化，强调微观权力，他的理论研究对象更关注社会边缘和底层的权力关系。

综上四点，福柯的权力分析有着独特的分析视角，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局限性。现代社会是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福柯对于统治权的淡化实质上悬置了权力由谁控制的根本问题，实际上就掩盖了现代社会中权力实际上由少数人控制的事实。他妄图避免权力作为中介统治的观念，同时也消除了仍潜藏在现代社会中的反对力量的中心辩证法。历史中存在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也存在纯粹的权力热爱者，而这些力量是福柯所忽视的。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有这样一个脉络:权力关系作为最高系统控制着知识和文化的生产，知识与文化业又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而不同的认知方式产生相应的话语，这样看来，话语无疑便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福柯在其后期著作中也一直在表达这样的观念，强调权力对于知识和话语的建构作用，这种权力-话语分析理论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彻底的“权力建构论”，而非他前期所述的“话语建构论”，这种实际意义上的“权力分析”不知是对于之前“话语分析”的颠覆还是更高层次的发展,

所以，与早期的思想非常不同，福柯后期更强调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权力对于话语的优先支配地位和决定性。这是一个由“话语建构论”到“话语权力的互相建构”再到实质上的“权力建构论”的延展过程。而实际上，话语/知识并不是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论为权力的产物，它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并反过来支配权力，可见，从某种程度来讲，福柯在完成从话语分析到权力分析的转变中也走向了极端。

总之，福柯曾在《知识考古学》中告诉我们，话语不是自然而就，而是某种建构的结果，福柯也自称是一个自不量力的思想史学家，所以他的“考古学”方法是对思想史提出的。他的考古学主要在于探讨话语本身，对话语方式作出差异性分析，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并对特定话语对象进行系统描述。福柯更多的站在社会学立场上揭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建构支配关系，他把这种社会关系的话语建构过程称之为“话语实践”，我们通过福柯看到的是一场拥有话语权与丧失话语权之间的斗争，权力的作用在此不可抹杀。不管是他的知识考古学还是权力谱系学，福柯作为后现代思想的开路先锋，开启了一个反启蒙的传统，在权力和知识的现代性之间，企图建立一种新的认知模式，不管怎样，他的解构主义思想，他对于话语的差异性分析都对后来者有很大的启迪和影响。

关于话语的巨大力量及权威性，中国古人还有一些敏锐非凡的见识。

《淮南子》称汉字发明惊天动地，以至于天降黍米，鬼哭神号。似乎就预

见到人类获得语言圣器之后“福祸相依”的前景。《左传》谓“道之以文

辞……兵可以饵。”此处“文辞”是指外交宣传辞令。又如“州县符，如

霹雳;得沼书，但挂壁。”可见政令威重如山。“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

转”，则以百姓口吻，表现出封建司法制度的森严。

《管锥编》里，钱钟书先生曾就“口戕口”的说法，作过饶有兴味的

评注。此说出于武王《机铭》:“皇皇唯敬，口生诟，口戕口。”钱注曰

:前“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乃丁口之口，谓生人。以口兴

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武王《笔书》又云，“陷水可脱，陷文不

活。”《全唐文》里《口兵诫》也唱道:“我诫于口，惟心之门……可以

多食，勿以多言。”据此钱先生归结道:“诸如此类，皆以严口舌之戒而

弛口腹之防。”(第855页)中国古人何以这般警惕“祸从口出”,钱先生指明，大抵是因为文网语阱深密乃尔。(第972页)这后八个字，窃以为要比西

洋人的长篇话语理论讲得简明透彻。

若以西洋概念来印证钱先生这句“文网语阱”的精练断语，大概要征

引四、五位大师的名言，才能有个像样的交代。(1)海德格尔:“语言乃存在之家，人则居住在其深处。”(2)卡西尔:“人从自身的存在中编织出语言，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3)维特根斯坦:“语言是一座遍布歧路的迷

宫。”(4)哈贝马斯:“语言交流方式受到权力的扭曲，便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5)福柯:“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 看来西洋人对于“口戕口”问题，认识稍显迟钝。他们有关“文网语阱”的觉悟，也只是在最近三、四十年才有所提高。在这方面，值得专门讲一讲福柯的话语理论。

一九六九年，即阿尔都塞完成《意萨司》论文那一年，福柯推出他的话语理论奠基作《知识考古学》。此书从两方面界定“考古学”立场。首先是突出“反史学”的维新之举，大胆质疑传统史学原则，如历史连续性、阶段进化与终极目的，代之以别出心裁的翻挖和颠倒。其次，福柯执意破除结构主义符号系统论，主张一种侧重话语分析的文化史研究，其特点是把语言的冲突、变革和凝聚过程，视为充满斗争的“事件”。而潜在的话语运动，又从微观上构成了西方史的浩瀚长卷、思想大厦、以及各种社会机制。此种切入角度，可谓是与阿尔都塞异曲同工了。

前文提及，阿氏意识形态理论，曾猛烈扭转西方思维定势，动摇了人文主义宏伟理念。如英国左派学者伊格尔顿所说:人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依据观念去选择字词的思考习惯，改为针对字词来考察观念了。”(见《意识形态》，伦敦，左翼书店，一九九一)从围绕“思想观念”的宏泛争论，转向针对“字词话语”的探查分析——这一降解趋势，可以当说首先是由阿尔都塞倡导，继而由福柯扩展为一场针对西方知识,思想史的批判解构运动。应当指出，福柯态度偏激，方向多变，尤其缺乏重建愿望。然而他赖以指导考古的话语理论，却给资本主义文化批

判提供了新式武器，带动一些西方新学的崛起，譬如女权理论、新历史学派、东方主义与后殖民

主义文化批评。简评其要点如下:

1.人文理念与学术圭臬的降解:一九七三年，在西德一家电视台，福柯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辩论有关人性的问题。老乔是位诚挚的人性论者，他肯定人类具有语言学习与创造天赋，而人作为理性主体，应当是能积累知识、逐步完善的。他质问对方:“人性究竟存在与否,”福柯避而不答，却提出一个难题:“人性这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又如何作用于我们的社会,”福柯的反诘，意在批驳“主体观念”支配下的认知传统，逐一瓦解人性、知识、真理等因袭观念，目的则是要全面质疑西方人文学术。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才逐渐形成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和真理，也很难说是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预的伤痕。考古过程中，福柯对于伪科学、前科学或意识形态浓厚的社会科学一视同仁，因为他只调查话语实践如何产生了知识，而不管它们是否会成为科学。西方学术一向沉溺于抽象思辨，并以“理性至上”为光荣旗号。在福柯看来，这种冥顽不化的知识意志使得西方人脑昏昏，盲从理念，却对话语的隐秘活动视而不见。因此，重要的任务是“批判那些貌似中立而又独立的(学术)机构的运作方式。”(见P.拉宾诺编《福柯读本》，纽约兰登书屋，一九八四) 这位西方文明的刻薄批评家，恣意挖苦那些长期被人顶礼膜拜、奉为圭臬的经典著作(oeuvre)及其作者。圣贤之书，威名赫赫，世代鼎立，容不得半点掺假伪造。他却嘲笑道:天下文章一大抄，任何名著都只是与人合写的文集，从来就没有单一作者。“一本书本身并没有截然分明的边界，它深深陷入一个与其它书

籍、其它文本、其它句子相互参照的系统之中。它是这网状系统的一个突出物……它不能被限定在小小的装订本里。仅仅

是在一个复杂话语场的基础之上，它才得以凸现并构筑自身。”(《知识考古学》英译本23页，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七二)

至此，福柯已向我们提示了“人文理念降解”的基本法则:即对目标施行“历史化的语言分析”:首先查阅它赖以生成的文化档案(ar,chives) ，核实它在特定历史情境(contexte)下的变动经过;进而分析构成这种观念、理论或制度的语言陈述方式，以便判明它们由知识、权力、语言三方面因素合成的“话语形成”。可以说，考古学实际上是一门有关“人们说过哪些话、怎么说才算是知识或真理”的历史。

2.话语对象、陈述、话语形成:抛开传统思想史的“作者、作品和经典性”原则，福柯将注意力转向隐深的话语活动，并以“话语形成”代替“ 科学理论的形成规律”。我们若掌握下面三个技术环节，便可大致了解知识考古的道理。

话语对象:话语这东西，并不像一般语言符号那样，有着明确具体的涉指目标，例如Champagne指香槟酒，guillotine指断头台。人类生活中有许多难以言传、文不逮意的事物和现象，譬如生命、疾病、信仰、习俗等等。“一个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说明一切。”(45页)道不可言，道常无名。这些几句话、几本书、甚至几代人都说不清楚的道理，就是所谓“话语对象”。福柯说，话语并不等于所说的事物，而是“构成对象” 。因其无名，强为之名。知其不能尽道，反而横说竖说，极尽描摹刻划之功。因此，话语对象又是一种需要许多人“反复加以填充、不断变动的特殊空间”。(95页)

陈述(énoncé，英译statement):这是构成话语的语用学基本单位。语用学里，“叙述”是通用口语方式，它由短语和句子组成，内含指示、描述、质疑、

评价等游戏规则。与此不同，陈述仅仅涉及知识或真理的权威性指示和限定，人们一般不便对它加以评注或争辩，而是承认服从。这种陈

述不属私人所有(它“外在于主体”)，却是一种稀少、有用、令人向往和占

有的“公共资产”。人们可以对陈述进行生产、改造、重组或分解，并反复使用。因而福柯说它具有一种“重复使用的物质性”。(第105页)说穿了，“陈述”所拥有的这些奇特属性，其实也正是知识的属性。一个人学会陈述，等于掌握了知识，能像有知识的人那样说话、思考并发挥权威。话语形成:与常规句子不同，陈述不能孤立运作。只有在相关领域内，它才成为话语部分。福柯举出话语形成的三个条件，即形成区域、分界权威和专业格栅。例如在考查西方精神病学时，他先圈出产生这门知识的文化区域，即欧洲启蒙后的家庭、教区、法制等相关环境。此时出现的疯子，是否应由司法部门羁押,或交给神父教诲,或送济贫院供养,援引不同机构的权威性，人们反复争辩“疯子”的定义及处置办法，逐步认定他们是病人，而不是迷误犯法之徒，因此该让医生去管。这就明确了知识领域的分界权威。可早期医学也对付不了，需要新的专业格栅，将生理、病理、心理学知识合成一门精细学问。

世革言殊，物移名变。福柯潜心考查，未曾在历史荒野里发现事物的纯净起源，却只有杂乱无章的耦合。那些神圣理念或原则，在各自漫长的嬗变中，都不过是些“意义弥散系统”，其间充满断裂差异，又纠结互动、几乎没有稳定组合规律。一经挖掘，便露出松散凌乱、饱受历史误解的原始面目。对于这番结论，福柯本人并不满意。五月风暴冲击了他的思想，另外阿尔都塞的论文也使他看到自己的局限，即严重忽略阶级冲突。一九七?年福柯入选法兰西学院，隆重讲演《话语的秩序》。他的研究由此进入了“谱系学”阶段，目的是要大大凸现话语系统的约束功能，进而证实“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

和分配的” 。他着重指出，由于“权力”暗中压制，话语名为表意系统，往往却变成“强加于事物的暴力”——犹如中国话里的“强词夺理、言过其实、睁眼说瞎话”。这暴力大体表现为三种控制形式:(1)言语禁忌。譬如性和政治是忌讳话题。说话的仪式、场合和身份也构成限制，好比中国古人的非礼勿言。(2)理性原则。它排斥荒谬混乱，讲究言语逻辑。但刻意讲究也会弄巧成拙。(3)真理意志。启蒙运动鼓舞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孕育出一种“ 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矫激意志。它有别于东方智慧的浑厚圆通。中国人习惯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知而不言，无知而后知。又深谙“大智若愚，至言去言”之妙，所以安享口腹之欲，而不学西洋人巨细无遗、穷通一切的功利追求。

福柯的好处，在于他告诫族人:西洋求知意志过于狂妄，易遭天谴。据他考证，古希腊人也曾敬畏语言，相信话语力量在于“谁说话和怎样说”。长老在庄严威仪中发号施令，巫师神秘兮兮地念动咒语，听众诚惶诚恐，无不信服真理,权力的表述。上帝一死，西方人就张狂起来，蛮以为真理话语人皆可言，关键在于“说什么和对不对”——此即由陈述行为(én onciation)转向陈述内容(énoncé)。这样一来，真理就不再同权力挂钩，竟变成“平等竞争”的目标。人们通过教育和学术制度来获取知识，实则是尽可能多地掌握权力。所以福柯说:三大排斥系统中最具威力的“真理意志”，其实最怕曝光。它貌似公允，一无私心，可试图揭露真相的人无不大倒其霉。(见《知识考古学》附录)

如果说福氏话语理论像个三角形，分别由“语言、知识、权力”三级构成，那么七?年后，在他的晚期著作《监视与惩罚》和《性史》里，他的研究重心明显向着“权力”一极偏移，急欲突出“权力,机构,主体” 这三个相关命题。

1.权力,知识模式考古学成功瓦解了知识主体，却留下轻视阶级斗争的破绽。于是福柯打出“谱系学”旗号，试以一种新式冲突论，“就西方知识的历史命运作出政治性解答”。为此，他大力推崇尼采的“道德谱系

学”研究方法，赞扬此公突出了“权力”命题，又奉它为“西方哲学之纲目”。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原本近似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它指示人性深处的一种扩张本能及其对强力的渴求。经福柯篡改滥用，这概念牵扯到好几层意思:(1)象征那种上天入地、孜孜求知的“浮士德精神”;(2)泛指个人对他人、世界的了解与征服能力;(3)由此延展为政治权力问题，如他后期钻研的权威机构与统治技术。理论上讲，福柯的权力既不等同尼采思想，也不吻合于马克思的阶级与国家学说。他的权力观没有主体，又不讲整体论，因此无所谓阶级阵营、政治中心或社会变革蓝图。更关键的差异是:他拒绝人文主义进步理想，认定权力乃人类天性，是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其它”的潜在欲望及能力。作为精神意念或生理能量，这权力无处不在，四处游动。凡有人群之处，就有权力之争。比方说原始部落里的分食、择偶和酋长夺位。再比如荒岛上鲁宾逊和星期五的主仆关系。进入现代社会，权力凭藉高科技提携，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而又细致入微的地步。

权力意志引出了知识意志(la vo1onté desavoir)。在福柯笔下，权力知识变得善恶交织，密不可分。法文里权力(pouvoir)和知识(savoir)分享词根v oir，意为“看见或知道”。它像条心理纽带，把权力知识结为一体。往好里说，知识就是力量，劳心者治人，知识越多越自由。反过来，强者亦可根据自身需要或好恶，去规划真理面目，去决定历史的取舍，去破坏生态或灭绝物种。鉴于此情，福柯又提出“权力微观物理学”之说，以裁定权力,知识的纠结并存模式。他声称，权力在冲突中经由机构产生知识。然而，权力并非主动针对知识进行激励、扭曲、或强打烙印。双方联盟也不尽是意识形态撮合而成。关键在于“没有任何知识能单独形成，它必须依赖一个交流、记录、积累和转移的系统，而这系统本身即是一种权力形式。反过来说，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

。在此水平上，并不存在知识同社会的对垒……只有一种知识,权力焊接的根本形式。”(见一九七一——七二年度《法兰西学院年鉴》) 2.现代监狱和全景监控福柯一九七五年出版《监视与惩罚》(英译本，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七七)，专题研究监狱制度及其监控技术。出于对阿氏“国家无处不在论”的欣赏，福柯强调:西方社会并非仅由国家机器维持，而是得到一张权力,知识巨网的保障。这套隐形的“文网语阱”渗透到西方社会各个层面，而它得以建立的秘密逻辑，居然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得到了实证。

法国封建刑罚相当野蛮，长期以酷刑恫吓民众，炫耀王权，结果是不断加剧反叛。原因是，旧法律代表君主意志，违者必须重罚:先用肉刑逼供，继以公开处决昭示真理。行刑时让民众围观，目击暴力(正义象征)在犯人身上施行，以确保统治合法性。问题是犯人临死没了顾忌，往往谩骂嘲弄，弄出狂欢局面。“权威被嘲弄，罪犯却成了英雄。”(第60页)大革命怒而爆发，先将国王砍了头，继而血腥内战，滥用肉刑。待到资产阶级一统天下，不得不改良刑罚。此时工商经济发展，增加了伪造、欺诈、怠工、破坏机器等经济犯罪。因此实际上是经济理性，而非人道考虑，支配了刑罚改良。福柯说，改良不仅是资产阶级寻求有效统治的策略，更是一种为行使权力而亟需改进的“技术”。

新刑罚一改肉刑弊端，代之以监禁和驯化罪犯。它突出漫长的审判，伴以新闻报导，向社会证明合法性。惩罚本身倒成了隐秘部分:犯人被关进高墙，各以单间囚房羁押。囚房编号，分层纳入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院子中央设有了望塔，卫兵通过监视孔，可对所有囚犯一览无遗。这种“ 理想构筑”由英国法律和道德大师J边沁发明，学名Panopticon(即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其特点是利用先进监视技术和系统分隔法，大大提高控管效率。全景监控模式确立后，迅速得到各学科知识(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

、工程设计、通讯联络、运筹决策等)的协同配合。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科层组织、监督检验标准，流水作业与集约调度，最终形成中央调控系统。仿照监狱的有效管理模式，军队、工厂、学校、医院等现代机构也纷纷建立，不断改进，像一台台机器那样自动运转，并联网扩展为严整的西方社会制度。福柯发问:这些个现代机构竟然与监狱如此相像，还相互借鉴，技术共享，“岂不令人大大地吃惊,”(第227页)

3.现代人的主体化阿尔都塞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文明的两重性，即不但依靠“利萨司”实现强力压制，还经由“意萨司”施行文化与道德指导，以“软硬”两手求得均衡统治。他还表明，西方人所谓的主体，不过是意识形态赋予他们以一种“自我中心”的幻觉。大写主体(Pubject)的主观意识，反过来恰恰是它被意识形态主宰的现实，即小写subject，意为“受支配或被征服者”。阿氏的批判无疑感染了福柯。为此他点明话语理论的关键——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命题，对西方新学影响深远。阿氏原义很抽象。福柯加以实例演示，生动多了。他指出刑罚改良的一个重大方向转折 :即“淡化肉刑暴力”，代之以“控制和驯服心灵”的缜密温柔型权力技术。此种“心灵”，绝非是基督徒的原罪灵魂，而是各种先进监控技术合力压造成型的主体。所谓“现代人的主体化”过程，须以微观物理学的透析手段说明如下:

纪律约束。现代刑罚不喜欢暴力象征符号，如森严法场、高大绞架，肢解的尸身等。相反，它热衷于“静寂的囚禁”。现代都市里，监狱成为最具普及性的惩罚象征，显著特点是纪律约束和精神驯化。纪律包括反复操练、按时作息、定量配给、反省、报到、礼貌等等细则。采取这套强制技术，不单是要维护社会契约，而且“企图塑造一种驯服主体，即一个个惯于服从规则和命令的温顺的人，他们长期接受权威的影响，以至获释后也能自动运行，发挥功能。”(129页)

社会规范。监狱纪律系统既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又反转升格为西方社会理性统治的楷模。从权力,知识角度看，它的应用性极为广泛，可简约成四条原则:(1)条块分隔。除犯人外，各种社会成员如士兵、病人、工人或学生，皆可按年龄、性别、能力编组，建立档案和等级制。(2)程序管理。以时间表和操作规范指导一切活动，控制生产、学习、操练的时间、强度和节奏，以至于每件事的姿势动作都有标准可循。(3)训练考核。以考试和评估强化梯次训练，保证学生、工人或士兵在规定时间内变成熟练工具。(4)统筹规划。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普遍联网，形成集中调控系统。这系统无所不管，囊括个人的时间、言行、求偶和职业选择。一句话，这套原则确立了标准的社会规范。

教育功能。社会规范不仅阻止犯人侵扰社会，还规定了对所有人进行教育和鉴别的合法性。犯人依法去监狱。孩子依法要上学。学习合格者将受到社会的接纳与褒奖。社会接纳仪式是毕业典礼，它由袍帽、证书、喜庆场景和庄重言辞组成，象征着权力授予和真理确认，是“权力知识交织所能达到的光辉顶点。”(第185页)青年人因获得“成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而大感满足，福柯却在一旁讪笑说:他们已完成“个人作为权力施行对象”的被驯化过程。“愚蠢的封建主用铁链捆绑奴仆，资产阶级政客却用民众的思想紧紧束缚他们。……正是在人们柔弱的脑神经之上，奠定了至善大帝国不可摇撼的根基。”(第103页)

人的解剖与组装。西方经济发达，科学进步，处处标榜民主、自由和人权。福柯却大拆烂污，偏要把好端端的洋人说成是“政治解剖与组装” 的结果。他列举说:从笛卡尔的人性论、人体解剖到精神分析术，从惩罚监控、规范管理到教育培训——这一系列针对“人性”的权力知识运作，使得西方人有幸能像机器那样，从里到外地被分解、化验、组装、调试、并充分利用。这套学问含有众多的程序、图表与数据。“就是从这些细微

琐碎的知识中，诞生了人文主义概念下的个人……及其心理、主体、个性、意识等，还有人道的要求。”(第142页)

在书尾，福柯叹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由聚集资本开始，它的政治起飞则始于“人的积累”。两大进程交相促动，都有光明与黑暗的话语档案。道德家们何必偏执一端，只说人的进步和自由呢,他的尖刻冷酷，令西方学究颇多不安或不悦，却又难以反驳。鉴于此案基本上是洋人家务，外人不便多嘴，我浅浅作个介绍便罢。若要问我的批评意见，眼下只得一句:福柯先生的知识意志殊强，以言去言的功夫很深，话说得精细而孤绝，以致我感觉他仍然是个地道的西方人，尚未挣脱他自己那套文网语阱。另外他的勇气可嘉，大胆“戟指千夫”，评鹿评马，所以寿命不长。敢情他一直不晓得“口戕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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