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病理学研究-艺术家与强迫症

艺术的病理学研究:艺术家与强迫症

艺术的病理学研究:艺术家与强迫症

朱仁金

列宁生前非常信赖和喜爱的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苏联科学院院士卢纳察尔斯基。早在1929年就阐述过艺术史中的病理学因素(参阅卢纳察尔斯基著，郭家申译《艺术及其最新形式》)。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想，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左的意识形态影响，这个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艺术中病理学因素涉及到艺术与医学及精神病理学的复杂联系。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这里仅就艺术家和强迫症的关系加以探讨。

强迫症作为一个医学术语，已有大量研究，但是在我国美学和文艺思想文论研究中极少使用：虽然文论研究早就与心理学(如精神分析)相结合并有相得益彰的功效，但对于艺术家与强迫症这个专题并给予研究，就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而言则较为鲜见。根据医学研究看来，强迫症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病症，它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指患者在主观上感到有某种不可抗拒和被迫无奈的观念、情绪、意向或行为上的存在。患者认识到这些强行进入的、自己并不愿意的思想和纠缠不断的观念或者穷思竭虑，都是不恰当的或毫无意义的、同他的人格不相容。为了排除这些令人不快的思想、观念或欲望。会导致严重的内心斗争并伴随强烈的焦虑和恐惧：有时可以是为了减轻焦虑而做出一些近似仪式性的动作，明知没必要。但又不能自我控制和克服，因而感到痛苦。简言之，这是由于心理防御机制不能对抗强迫性人格而形成的焦虑。于是才有了强迫性症状。

如果我们对照艺术家的特征，我们就能意识到，上述表达似乎并非仅仅说的是强迫症患者，似乎也包括了艺术家，因为他们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并且，是强迫症的强迫观念和与之形成的焦虑，促进了艺术家的诞生。从这个意义说，艺术家与强迫症患者是同路人。艺术家由于强迫性观念的影响，从而产生一种不得不为的创作冲动，进而导致作品的诞生，由此证明了艺术家与强迫症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有一点必须辨析的是。我们可以说艺术家是受着强迫症的影响而成为艺术家的，但并非所有的强迫症患者都能成为艺术家，这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病理性的、不健康的人格是它的负面的影响，而由此导致的艺术家的形成却可以成

为它的正面。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对于强迫症的分类是多种多样的。在细化方面也是千差万别，并且随每个人研究的侧重点而有所不同。因此。根据强迫症的临床表现以及我所搜集到的材料，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即强迫联想、强迫怀疑、强迫性穷思竭虑。

对于强迫症患者，则是当他们听见或看见某一事物。就会出现与这种事物有关的联想。联想的主要侧重点即是相关性。如见到幼儿园的儿童就立即想起自己夭折的孩子而无法摆脱；

当看见树枝、树叶时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森林，熊、豺狼、虎、豹等咬伤人的情境，因而表现情绪紧张和恐惧。这很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但我觉得谚语主要是在叙述或在总结一些生活经验，而强迫症，则是表现出一种病态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并且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因此我们才说这是病态的。可是对于艺术家而言，在他们身上，则表现为想象和联想，而且是“他自己的独创性的情感”，诗情画意的。我们可以说是触景生情也好，“职业病”也好，或者无意识也好，反正他必须这样去做，他的直觉希望他做这样的联想和想象，以期望达到一种对于美的追求。这个时候。因由高超的文字功底和学养的辅助，他们不仅能够深切体味到，而且还能栩栩如生将他们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让读者亦能感同身受。此外，艺术家的联想和想象也绝非是简单的串联及单纯的故事流动，他们还会在已有情景的基础之上，继续沿着此线路生发出完整的故事情节，使故事更加完整。趋于完满。因此他们的情绪是连续的，一波接连一波的，幻象也在不断拼贴中犹如电影般播放出来。

不言而喻，艺术家不仅应该有强烈的感受力，而且还应该是容易冲动的人：否则他可能感受颇多，但就是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他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外向交往型的性格，痛了就喊，高兴了就叫，干脆爽快，就是说，这种人的感情很不稳定，外界影响对他的触动很大，而且很深，能引起内心巨大的反应，立刻就想以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因为不然就不称其为社会名士派艺人了，谁还知道他是艺术家)表现出来，成为艺术作品，最初可能表现为舞蹈、格言、疯疯颠颠的歌唱，而后才慢慢成为一卷卷的故事。

德国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凯伦·霍妮同样指出：“神经症的出现就很容易使人的建设性能量转向非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渠道。”这就是病理性真正造成

的患病的大多数是普通病人，只有极少数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的内在原因。其分水岭何在?因为“艺术家在从事创作时，虽然进入了高度的专注状态，如痴如狂，像患了精神病似的，但他始终有一种理智在控制着自己的神经系统，不至于堕入精神病的深渊”。因此，艺术家的首要特征是创作，当强迫症带动而来的灵感光顾人们之时，是否创作直接导致了人们的分化。形成了艺术家和疯子，以及无所事事而又一无所获的懒汉。毕竟，自古希腊以来，对于人性的探讨上，趋利避害即是人的本能。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创作乃是一个苦差事，创作的受阻从而产生焦虑，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够或者愿意承受的，而且三言两语也不易说明白，更何况还是要说服他人呢。无怪乎柏拉图会这样总结道：美是难的。但是，由此我们却得到另一种启示，来自霍妮：

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对抗这种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有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是产生和保持神经症过程的内在动力。

这意味着强迫症以及与之所形成的焦虑，是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的内在源泉和动力。

强迫性怀疑患者对自己做过的事情经反复的考虑和检查以后仍不能放心，患者很清楚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但又克制不住自己。想了或者做了以后就后悔，但下一次还是重复同样的想法或者做法，如：写好信后老是怀疑自己写错或漏掉了字，投信后怀疑自己是否把信投进信箱，锁门后怀疑是否真把门锁好了，洗手后担心没有洗干净等等。我们说必要的仔细是可以的，但是过度反复一个行为，则是病态的了。但是这种病态并非毫无益处可言，我们还得辩证地来看待这个问题。可以说作家的强迫性怀疑正是灵感的源泉。他们的不断考虑和检查，促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思考不断臻于完善，思想也就在这样的时候迸发出火花。艺术形式也更趋于完美。

许多我们熟知的文学史事例都为此提供了佐证。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说：“诗要苦思。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以为?古人苦心终身，日炼月锻，不曰‘语不惊人死不休，则曰‘一生精力尽于诗。今人未尝学诗，往往便称能诗，诗岂不学能成哉?”“苦吟”在文学思维中作为一个范畴，曾发

挥过不可替

代的作用。王国维文学思维的“三境界”中，“苦吟”就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相类。所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唐-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唐·方干《赠喻凫》)，“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题诗后》)，“四海无寸土，一生惟苦吟”(唐·杜苟鹤《湘中秋日呈所知》)，“平生五字句，一夕满头丝”(唐·曹松《崇义里言怀》)，“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唐·方于《赠钱塘湖上唐处士》)等等，唐诗中还可以找出许多，其中江西诗派要算得上是杰出代表了。诗人之所以“苦吟”不倦，是因为他们坚信，一旦灵感出现。潜心的苦吟必将获得加倍的报偿，“下笔如有神”。这种苦吟和强迫症之间有没有某种联系呢?过去我们主要从艺术社会学视野来研究，很少从生理性和病理性这条思路上来考虑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有必要展开更为深入的思考。

作为强迫症患者，在我们推究这些艺术家何以进行创作的时候，无疑要说，多亏了他们的强迫症，他们借此既释放了内心的压力，又创造了不朽的作品。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骚体”的创始者屈原亦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

骚，愁也。”如此看来，屈原是怀着满心的愁苦和人生、仕途的遭际而作“离骚”的。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亦云：“离，犹遭也；

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可以想象，屈原在作《离骚》时的大忧郁和大苦闷，作为时代人物却不能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因此，由于“使命感”而带来的“强迫人格”也日趋发展到了极致，一篇《天问》，屈原一口气就天、地、神、人提出了172个问题，恐怕古今中外都是少有。这其实就是精神失常并近乎疯狂，如果不是某种精神上的明显病态，这是难以想象的。这种追问和怀疑的精神，亦伴随着强迫性穷思竭虑，它正是伟大作品的源泉。对于高更就更是这样。他于1895年7月到达塔希提岛，再次品味孤独和绝望之后，1898年他试图自杀，同年他创作了《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法国作家龚古尔兄弟在他们文学史上极其著名的《日记》中这样谈到：这是一种宿命，首先是引发你产生念头。然后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一种

超然的意志，一种写作的需要，指挥你去写和操纵你的笔；

于是，文章往往是离开你的手，似乎不是由你，而好像是某种在你的体内、你又没有意识到的什么东西写出来

的，让你惊讶万分。

难怪，弗洛伊德会这样形容：“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兴许，我们可以从“庄周梦蝶”得到启示来这样发问：到底是艺术家创作了作品呢还是其“内在的超然的力量”借艺术家的手创作了作品呢?抑或艺术家真只是其内在力量的代言人，他创作的全部天才，都应当归咎于其源自内在的压迫，这是一种不得不为的冲动，惟其创作，方能得以释放，自我救赎。因此，我们在《新唐书》中才可以读到这样的奇景：

“(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艺术史上一般的看法，是把张旭的这种癫狂和他的狂草联系在一起来考虑，认为如果无此癫狂，便无此狂革。

强迫性穷思竭虑患者，则是对自然现象或日常生活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反复无效的思考，患者本人虽感到荒谬，但却难以控制。比如，“人为什么长两条腿?长_二条腿成不成?”“人为什么要小便?坐飞机、上课小便怎么办?”“什么叫规律?什么是定理?”“无穷大有多大?无穷小有多小?永远有多远?”等等。弗洛伊德认为。他们的“无意识活动受‘强迫性重复原则的控制，这种‘强迫性重复源于本能的冲动，而且很可能为本能所固有，这种强迫性很强烈，它可以超越快乐原则，给思想的某些方面注入魔鬼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从这些发问我们可以发现，强迫症患者明显在为一些看来习以为常的事物所纠缠，而且不能自拔，而这些事物在我们通常看来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不值一提的。可是。我们又往往在这些患者身上发现了某种与艺术家有很密切关联的习性，恰如著名学者、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家米·巴赫金在他的长篇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特别说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异常敏感的感受”，这种异常敏感的感受使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别人只看到一种或千篇一律事物的地方，他却能看到众多丰富多彩的事物。别人只看到一种思想的地方，他却能感触到两种思想——一分为二。别人只看到

一种品格的地方，他却能从中揭示出另一种相反品格的存在。一切看来平常的东西，在他的世界里变得复杂了，有了多种成分。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相互争论的声音：在每一个表情里，他能看出消沉的神情。并立刻准备变为另一种相反的表情。在每一个手势里，他同时能觉察到十足的信心和疑惑不决；

在每一个现象里。他能感知存在着深刻的双重性和多重含义。

确实，普通人常常做的是直线型的思考，而且也常常是功利性的。他们考虑的往往是从自己出发，对自己有什么用，应该怎么来得到；

可是作家的思考则是哲学的，细微的，熟视无睹的，于己无关，可是却关乎所有人。是什么原因呢?卢纳察尔斯基在他的《艺术及其最新形式》就直接指出：我们就会发现，要想象一个根本没有高度感受能力的艺术家是极其困难的。很难想象一个被认为是艺术家的人，即一个恰恰在这方面出类拔萃，高于自己的观众、听众、公众等平庸之辈的人，会没有高度的敏感性。艺术才能这一事实本身说明神经的敏锐细微。说明他易于接受各种各样环境的影响，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环境方面的震动。

他们穷尽宇宙万物并且不得不那样做，那就是他们创作的动力，思维的惯性，创作的惯性。鲁迅先生在谈到自己创作的时候。就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挤牛奶。在这里，“挤”绝不是通常人们说的没话找话说，而是强调了这种行动，这种观念，这种欲念，乃是一种深切体味中国人民的苦痛之后，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不得不坚持继续写下去。“挤”当然是痛苦的，但他却需要这样得以释放，得以将自己解救，只有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他的心里才会稍显安宁。

马斯洛强调，艺术家的创作仍是消除威胁感的一个有力手段。他们对于现实情况的夸大促进了他的创作激情的产生，但是当这种手段对于他们失去功用的时候。也许结束自己的生命借以逃避这种威胁成了最好方式。也就是说，在强迫症的制约下，本能的激情如果不能被很好地替代、转移或者升华，犯罪、自伤乃至自杀倒是最好的解脱之道。这一点上。鲁迅深刻地批判“升华”了自我的疗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为赌博而赌博”见识了他的意识的无能为力，“自我”是“受虐的满足”，“超我”是“施虐的满足”，袁宏道眼中的徐渭亦是“或自持斧击破其头，皿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

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死”，

而屈原、顾城、海子、冯翔则是走向死亡的践行者。冯翔说：“孤独，是一个人的盛宴；

聚会，是许多人的孤单。”或许，这就是诗人的宿命。英国精神病学家莫兹利有一句名言：

犯罪使得不健全的倾向有了发泄的途径：如果他们不是犯罪人，他们会发疯。而他们没有发疯是因为他们是犯罪人。

套用一下这句话，我们同样可以说：

艺术家们的创作使他们强大的本能力量有了发泄的渠道，升华的空间，一旦他们不再创作或者停止创作，他们就有可能会走向犯罪、发疯乃至死亡。他们之所以没有犯罪、发疯乃至死亡，那是因为他们成了艺术家。在这种情形下，强迫症患者和艺术家的心灵应该是相通的。强迫症患者的不停追问，同样得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些疑问正是在引导他们创造出别样的生活，从而使心灵得到释放。艺术家在“不疑处见疑”，从而促进了文艺的诞生，同时我们也会有同感，我们似曾相识，然而又比我们深刻得多。

也许有人不会承认，或者坚决抵制，认为这里忽略了个人在创作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持久的努力，况且没有这种努力和作用创作也是无法完成的。其实并非如此，在前面区分一般人和创作家的时候，拙文已经做了很好的说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强迫症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人是没法控制的，只有顺从和屈服，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引导并促进了人的行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紧密联系，因而我们没法忽略它，恰如镁在氧气瓶中燃烧一样，如果只单说明镁本来就可以燃烧，而忽视了氧气的催化作用，那么这个实验就将变得毫无意义，对氧气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而我全篇所要达到的目的，恰似于这个实验，正好暗示了艺术家与强迫症之间的关系。

在深入这个问题的同时，需要避免将强迫症观念无限地推及泛化的危险境地，我们在揭示这些艺术家的时候，始终围绕着艺术家的病态人格而展开的，其病态特征成了解读这些艺术家如何创作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只要把握了病态性，就基本把握了艺术家创作的特有心态。强迫症本身所带来的个人的人格分裂其实是一种人的异化，但是它何以有如此大的威力，在艺术家的良性循环中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是一种转移和升华。

在此过程中，艺术家的身心饱受煎熬，历经艰辛，“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命运并不是快乐的或者幸福的。他们并没有得到安逸的享受，他们的整个人生是辛劳和困苦，他们整个的本性只是他们的热情”，他们发愤创作，只是一种个人得以宣泄、自我拯救的渠道而已，其强大的社会效应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恰如花菇是正常香菇发育过程中一种变异一样，可是对人类而言，其营养价值却较之香菇高出许多；

同样，珍珠亦是软体动物(如蚌)体内发生病变而形成的。即使这样，他们也显得那样崇高，值得钦佩和仰慕。或者，这也是对于他们身心创伤的一种慰安和报偿吧。我们可以引用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的结尾所说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