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

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

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

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

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

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

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

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

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

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

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
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

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

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
这不太现实。

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

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

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如何实现
公共服务属于公共物品范畴。

公共物品和服务与私人物品和服务相对应。

按照萨缪尔森给出的定义，纯公共物品是指这样的物品：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

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与受益的非排他性。

这里的公共物品，包含着公共服务的内容，区别只在于，生产领域的公共物品是有形的，而服务领域的公共物品则是无形的。

因此，有关公共物品的分析也适用于公共服务。

与公共服务相对应的是私人服务。

私人服务通过市场来提供，公共服务则主要由政府来提供。

均等化”，就字面理解包含均衡、相等的意思，而均衡有着调节、平衡的过程，最后达到相等。

当然，这里的相等，只能是大体相等，不可能绝对相等。

均等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如公民都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

二是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结果均等，如每一个公民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城市或是乡村，享受的义务教育和医疗救助等的公共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应大体相等。

策略：（一）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政府应该对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

政府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政府不能以牺牲提供公共服务为代价专注发展经济，更不能介入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与民争利。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二）完善财政体制
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由于各类公共服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各级政府承担的事权责任，也应有所区别。

（三）完善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
1．试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

世界各国大都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国、瑞典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实行纵向与横向混合的转移模式，即在实行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还实行横向的转移支付。

我国一直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目前在继续实行以纵向转移模式为主的同时，试行横向转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2．完善转移支付形式
第一，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包括体制性补助，下同），将其并入一般转移支付形式。

为此，首先要公开承认税收返还的存在，并且它是目前中国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

第二，调整财力性转移支付。

在确定标准财政收入的时候，应当全面衡量地方财政的收入能力，将预算没有反映到的财力反映进来。

在确定标准财政支出的时候，不仅应当考虑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指标，更应当将总人口、可居住面积、地理环境状况等指标反映在内。

第三，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标准，控制准入条件和规模。

首先，要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的标准，即要明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列入专项转移支付。

其次，要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专项转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辅助的形式，因此，规模不能过大。

再次，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要经过科学论证和一定的审批程序。

另外，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