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现阶段应首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等
厉以宁1
厉以宁：“人的城镇化”是当前之重2012年1月13日，厉以宁在作题为“社会信用和企业发展”的报告。
来源：新华网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在1980年代初即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小组成员。
他的另一个身份也广为人知——总理李克强的老师。
他的观点一直备受各界关注。
“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
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
”这是厉以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写的短诗。
政论作家马立诚称，它描写了当时中国局势的变化。
多年后，厉以宁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记忆犹新。
在2000年的文章《中国选择的改革方式是正确的》中，他写道：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辟了道路。
他认为，面对当时盘根错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选择的改革方式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再转入城市改革；而在城市改革中，以企业改革为主线，同时进行经济方面的一系列配套改革，逐步取得胜利。
他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
农村的改革使家庭承包制确立下来。
到80年代初，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而正是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就，所以从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起，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两次大会之间，1980年4-5月，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股份制。
“当时一种思路是要搞所有制改革试点——既然要走市场经济的路，就必须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
微观经济基础就是企业，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必须明确，投资主体必须明确，企业必须承担责任。
谁来搞？怎么搞？股份制。
”厉以宁后来回忆称。
他也因此被称为“厉股份”。
但厉以宁对外表示，自己不很喜欢这个称谓，“因为它不准确”。
在此后的时间里，随着形势发展，国企改革问题被提上议事议程。
四年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改革成为重中之重。
此后，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税利分流以及股份制试点，探索搞活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
城乡一体化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及其突破_厉以宁
理论城乡一体化改革进程中，最困难的环节不在于承包土地的流转，不在于宅基地的置换，也不在于从二元户籍制度转为一元户籍制度，而在于以下这个大问题：这么多的农村人口陆续进城居住，城市中有这么多工作岗位吗？如果城市就业不足，进城的农民中，不少人将成为无业者，这样就会影响城市的稳定和发展。
而且，已经进城的农民如果在城里长期找不到工作，他们只得返回农村，但在农村还有土地可耕种吗？土地对农民来说，既是收入的来源，又是社会保障的依托。
假定连农村的承包地都失去了，他们回乡后又怎么生活？下面，从三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一、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世界各国的情况可以了解到，在任何一个国家，新的工作岗位总是在经济增长中涌现的。
尽管存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对称性，即就业增长总是滞后于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导致就业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现阶段中国就业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比如说，在西欧国家，一般只要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3%，就业市场基本上是稳定的，不会出现多大的就业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率要保持在9%—10%以上才不会产生失业严重化的现象；如果经济增长率降到7%以下，失业问题就会相当突出。
原因何在呢？1.西欧国家多年来经济增长率较低，每年新退休一批工人，腾出工作岗位，可以由新达到就业年龄的年轻劳动力补上空缺。
即使经济增长率较低，失业问题不会严重。
2.更重要的是，中国与西欧国家在体制上的一个巨大区别，就是西欧国家早已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而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
中国的农民工进城，不仅是为了增加收入，而且还为了在城市生活，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这样，就出现农民工进城浪潮，而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却是有限的，就业压力难以缓解。
西欧国家则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那里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
城乡一体化改革中厉以宁最困难的问题及其突破全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期主题理论3.由于中国依然处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民营企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发展起来的。
农村居民社保问题将成为统筹城乡发展重大突破口 著名学者厉以宁认为：城乡一体化是下一轮改革重点
农村居民社保问题将成为统筹城乡发展重大突破口著名学者厉以宁认为：城乡一体化是下一轮改革重点
佚名
【期刊名称】《劳动保障世界》
【年(卷),期】2008(000)010
【摘要】“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同时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9月2日全国政协“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作上述表示。
【总页数】1页(P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3
【相关文献】
1.城乡一体化是下一轮改革重点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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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厉教授话题谈“体制”
存在 ，只是 构成 结构的参数 要不断有 所变化 。
主要 依 据是人 为的政 策措 施 强化 了城 乡的失衡 现状 ， 阻碍 了
家庭承包经营，不具有调节二元体制的功能。家庭承包 生产要 素 的 自 由流 动，维 护 了 公 平不公正 的 治理 选 择 。是 不
所 占 的份额 ，称 其为城 乡结构。 社会 有城 乡 分，是人 类 会 安然无恙 。“ 着走’ 有 之 绕 ’ ，有可能绕了 一圈再 回到原点。 社会 形态的共 性 ，与共产党夺取 政权 、建立新 中国没 有关 系。 城 乡有别 的结构 并不 可怕 。可怕 的是城 乡失衡 的社会 体 有关 系的是 建政 后 ，曾一度 采 取 了 重于发 展 城 市Ｉ 乡 偏 陧待 村 制 。这 里的失衡 ， 相对均衡 与合 理 而言， 是 是政 策导 向性 失衡 ， 的计划经济体制 ，打破 了 与乡 自 城 的 然结构，具有世 袭性质 的 因而是人 为的。城 乡 间的结 构问题 ，没有先进 与落后之 分， 之
在远古时代，人生存在 “ 带有共产主义萌芽”的群落，个体是 打破城 乡二元体制，可绕开户籍问题 ，先易后难 。其实，这 是 自由的，人与人 之 间是平等 的。只是 后 来人 脑的进化 ，思 维 种理 想主义 。在现 有 的体 制下，一些政 策措 施 的依 据主要
一
籍 城 的形成，助 长了利 已的天性 。 于是 ，就 有 了 物 的纷 争。人 是 户 制度 ，户籍每 时每刻地 创造 着不公平，已经成 为了 乡 食 当 城 不对等的土地管理体制 、 保体制 、 社 群在个体 的纷 争 中 总是 习惯地 寻求平衡 ，找 到了 “ 也 一把 斧头 分割的堡垒。 今 社会， 乡 换 两只绵 羊” 的商品交换 办法，这 种 交换 场地 即为 “ ， 大 教育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都紧紧地依靠户籍体制的固若金汤 市”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学者应该直言网友应该宽容网易财经：您平时上网多吗？厉以宁：我不上网，眼睛不行，网上的字太小。
网易财经：厉老，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经济学的道理发言，这些发言比较直言不讳，但是很多网民就不太愿意听到这样的说法，他们就会对这些经济学家进行辱骂，我想问一下您的看法。
厉以宁：应该有一个学术自由讨论的环境，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经济学的验证是滞后的，经济学任何一种观点都不是现在出来以后马上就可以立竿见影的，可能我有一种预言或者一种预感，也许几年之后才能看到“当初某人讲的话很有道理的”。
所以大家要宽容，要营造一个宽容的环境。
如何走出中国的经济怪圈网易财经：你一直提倡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走出投资怪圈，这方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厉以宁：投资怪圈，主要是投资决策体制要改变，应该是竞争性行业内，由市场主导决策，而不能由政府主导决策。
因为政府主导决策，它考虑的跟民营企业不一样。
民营企业觉得如果产品将来没销路，或者产品将来多了以后，价格会下跌，它就必须要慎重了；政府因为它没有一个自负盈亏的问题，他为了地方经济着想，所以仍然可以继续原来的投资计划。
所以说为什么常常有一些产能过剩的现象？因为它的厂已经建了，你不让它建成，那不是损失更大吗？所以地方政府往往从这方面考虑。
首先第一，在竞争性领域内，投资决策体制应该转换，当然，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国防的、重大民生问题的，这些可以考虑由政府决策投资，但是竞争行业不要这样做。
第二，资源价格不合理会助长那些投资的，因为他觉得资源价格挺便宜，所以说资源价格合理的调整还是必要的。
它实际上可以促使企业（把更多精力）放在技术创新方面，而不是粗放型的投资，他会考虑到资源的节约问题。
另外，对中国来说，投资怪圈是因为地方要减轻自身的就业压力，怎么解决就业的压力呢？地方政府感觉到，如果不加大投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所以他要招商引资，尽量拿土地出来，所以这个实际上跟整个中国经济的配套改革是有关系的。
厉以宁批紧缩政策已过头
以下为厉以宁发言实录：厉以宁：论货币流动量的"正常水平""让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个提法是对的。
因为从理论上说，不管哪一个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通货膨胀总是同货币流动量偏多有关。
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至少，这里有有若干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 什么是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在计量时通常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准的，并以充分的市场化和完善的市场环境为前提。
要考虑的无非是人口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货币流通速度等数据。
这些是不是适用于当前中国，需要研究。
这是因为，中国至今仍处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现象也继续存在，货币流通机制不像市场完善条件下那么灵活、有效，流通渠道的中间环节多，而且往往不通畅，这些都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
搬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往往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计算出来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要高于由此计算所显示的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借鉴发达国家，但是不能简单的拿用）那么能不能以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中国以前的货币流通量为标准？那也是可供讨论的，因为从2008年第一季度起，有的地方已经货币紧缩了。
何况，从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累计增长了多少，是不是也应考虑在内呢？（从自身出发，以某一时间点为参考点）（二）如何计算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的影响？外汇储备增长所造成的人民币外汇储备占款数额的上升，如何影响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是有待探讨的。
假定同20世纪90年代初哪次通货膨胀那样，外汇储备只有几百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人民币投放量对货币流通量的影响可以不计。
但现在就不同了，外汇储备已达3万亿美元。
无疑，这么大数量的人民币投放，是会增大货币流通量的，也会刺激物价上涨。
吴敬琏厉以宁纵论改革三十年
边 思 Ｉ０ ｏ １ 缘 想 ２８ 圄 ３ ． ０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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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个 问题 。 是要 关 注 民生 问题 。 会保 障 制度 由于 当时种 就 社 种 原 因 ， 政 困 难 或者 其 他 原 因 ， 财 因此 推 行 得 极 慢 ． 多 问题 没 有 很 解决 ， 但现 在 条件 好 了 ， 要解 决 这个 问题 。 就
看法。 厉 以宁 ：
计 划 经 济体 制 有两 个 重要 支 柱 ： 是 政 企 不分 、 权 不 明的 国 一 产 有 企业 体 制 ： 二是 城 乡 分割 、 限制 城 乡 生产 要 素 流 动 的城 乡 二元 体 制。
这 两 个 支柱 支撑 着 计 划 经济 的存 在 和运 转 ．而这 两 大 支 柱没 有太 大 的变 化 。 因此 导致 了三方 面 的问题 ： 第 一个 是 城 乡二 元 体制 基 本 上没 有触 动 城 乡户 籍 制度 是 城 乡 二元 体 制 的主要 标 志 ．但 仅 仅 走 向城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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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厉 以宁纵论 改革三十年
口 王 孟 龙
成功 的 三个 方 面 改 革 开放 ３ ０年取 得 的成绩 为世 界 瞩 目 ， 指 标 方 面 中 从
了三 个 方 面 的成 就 ： 、
第 一个 突 出 成就 是 经 济 的高 速 成 长 。最 近 ３ ０年来 ， 在
是最 重 要 的力 量
吴 敬 琏 赞 同 厉 以宁 对 承包 制 的看 法 ： 承 包 制 起 的 作 用 非 常 “ 大 ， 然 有 很 大 的 风 险 ， 因 为 有 党 中 央特 别 是邓 小 平 的 支持 ， 虽 但 所 以进 行得 也 比较顺 利 ． 以与其 说 承 包 制是 一 个 改革 。 所 还不 如说 是 回到 了原 来 农 民所 喜 欢 的一 种体 制 。 因此 我没 有 把它 列 在里 面 。 ”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可带来最大改革红利
或问， 村庄 一级 的政产 不分 ， 何 害之 有？ 个人 的看 法 ， 首 当其 冲的是 基层 直接 民主要 打折 扣 。在 实践 中，
村庄民主的好案例有 ，但变味的也不少。远的不提 ，就看那些个暴力征地 、暴力拆迁的恶案 ，发生在基层 ，
好 像 也都 有个 “ 民主 选举 ”的村委 会 。为什 么不管 用？我 的猜 测 ， 政产合 一诱 导 的 民主 变味 可 能是重要 原 因。 再 深入 一层 ，即使 基 层 民主 没有 受到扭 曲 ，以 民主 的标 准程 序 来 处理 “ 财 产权 利 ” 的题 材 ， 恐怕也 不 是妥
在 某种 意义上 ，农 民处 于 “ 二 等公 民”的位 置 。尽 管 中 国的经 济体 制 改革是 从农 村 家庭 承 包制 的推行 开 始 ，
但这只是否定了城 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形式 （ 人 民公社制度 ） ，而没有改变城 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实
际状 况 。时至今 日，距 农村 家庭 承 包制 改革 已经 ３ （ ） 多年 了，无论 从 完善社会 主 义 市场 经 济体 制 的 角度 来看 。
城 乡二元体制 改革可带来最 大改革红利
口 厉 以宁 著名 经济学家、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 院长
在城 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分为城 市户籍和农村 户籍 ，城 乡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 闭 性的单位 ，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
又成为村庄公务的重头戏。再后来 ， 政府征地规模扩大， 涉及土地所有权易主 ， 非以 “ 集体”为对手—— “ 村
官” 职位 的含金 量 陡 然增 加 ！村 庄层 次的 “ 政社 合 一 ”卷 土 重 来 ，以货 币衡 量 的村 庄 权 力租 金之 巨，为过 去 任何 一 个时代 所 不可 想象。 准确 一点说 ， 新 类 别 已经不是 “ 政 社合 一 ” ， 而是 行政 权与 土地 产权搅 合到 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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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现阶段应首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等
时间：2013年05月13日 08:30:01
中财网
就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而言，究竟应当首先抓哪些方面的改革呢？我认为，以下四大改革，应当是具有关键意义的。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可以带来最大改革红利的大事
计划体制当初建立时，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
这两大支柱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
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但这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实际状况。
时至今日，距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经30多年了，无论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协调社会发展，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政治权利平等的角度来看，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都是亟需的。
因此，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户籍一元化等等改革与发展措施。
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可以带来最大的改革红利的大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市场化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市场化改革一直在推行，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应当注意到，市场化改革距我们的目标模式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为什么会有差距？主要是由于认识不足。
经济中，要正确看待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区别。
正如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健康，一定是内生机制健全、完善，靠内生机制的调节就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
必要时也需要服药打针，但这种外生力量的作用毕竟是辅助性的。
经济生活同样如此。
市场机制健全、完善，是基础性的。
宏观经济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不能主要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治理经济，否则经济活动越来越受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配，从而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的原则。
另一方面，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和地位，而不能依旧像过去那样视企业为政府的下属单位和附属机构，不让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所有制歧视，存在着行业垄断。
这些都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
必须深化所有制改革，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彼此既有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对手。
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可以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体制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太多，二是自行运转机制不灵活，三是行业垄断性强，四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五是创新能力差。
由于国有企业资本雄厚，上述弊端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同国有资本总额是不对称的。
按机会成本理念，以“不赚就是赔”、“赚得少也是赔”的标准来衡量，国有企业的业绩从整体上说是不佳的。
怎么改？正确的改革思路应该是：把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改为国有资本配置的新体制，也就是要进行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
在这种改革思路的指导下，今后，改造国有企业体制的着重点不在如何调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权限，而在于把它的权限规定为只管国有资本的配置，而不再管国有企业的运作。
国有企业尽可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其中又尽可能改制为上市公司。
它们同其他非国有的或非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一样，一律自主经营管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行使各自的权力和承担各自的责任。
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之下，可以设置若干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分工(主要按行业划分，也可以是综合性的)管理国有资产的配置状况，并可以撤出某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也可以增资到某些盈利的或产能短缺的企业中去。
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是国有资本具体的投资主体，它们负责对本公司所投资的股份公司资本经营效果的考核。
而对国家投资基金公司的运营和本投资基金公司所属国有资本配置效果的考核，则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这样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又有利于国有资本配置效果的增加，更有利促进对国有资本已经进入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对自身业绩、设备更新、创新能力和盈利效果的关注。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一定要放在初次分配上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急需推行的关键性改革措施之一。
需要弄清楚的，首先是把重点放在初次分配方面，还是把重点放在二次分配方面？我的观点是：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重要。
收入的初次分配照理说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结果，只要确实由市场机制按人们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作用)进行收入分配，那依然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在市场调节下所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再由政府主持下进行的二次分配调节。
然而在中国现阶段，市场机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因素的影响、经济生活中的行业垄断继续存在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对初次分配的工资标准和级差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力量的极不对称的影响等，所以不可能真正形成由市场调节作为基础性调节所谓均衡条件下的工资率。
比如，农民初次分配收入是在非均衡条件下形成的。
这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解释。
第一，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而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
土地流转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市场外因素的干预，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农民甚至不可能对未来的收入前景有预先的策划。
而利用土地的“寻租”行为，负担恰恰落在农民身上。
第二，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但他们却是劳动力市场中
最弱势的受雇群体。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身份不同，农民工的权利受限制，而雇用农民工的单位或企业相对于农民工而言，是强势的。
双方地位的不对称性，更大于城市居民中的受雇者们。
第三，农民种植农产品或饲养家畜家禽并从事销售所得到的收入，由于农民们所处的是弱势地位，无法争取到合理价格，常常被压低价格。
这就使农民初次分配收入减少。
第四，二元劳工市场的存在使求职者受歧视，农民工只能进入低级劳工市场，无法进入高级劳工市场。
在这方面，农民受到的歧视比城市居民求职者更为突出。
上述这四个角度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农民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处的地位是十分不利的。
他们初次分配的收入少，也就不奇怪了。
由此得到的看法是：在现阶段的中国，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点一定要放在初次分配上，因为这是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连续扩大而且难以治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次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当前应是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即今后不应再存在“初次分配有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的怪现象。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