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软权力话语的文化机制_刘怀光

收稿日期：2013-01-2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ZX019）
作者简介：刘怀光（1964—），男，河南许昌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李
华（1984—），女，满族，河南郑州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3年7月第40卷第4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July ，2013Vol．40
No．4
论美国软权力话语的文化机制
刘怀光，李华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要：硬权力和软权力各自都有自己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

软权力话语根植于历史与现实，是一个庞
杂的话语体系，且有着一个复杂的文化结构的支撑。

软权力话语不仅表现为理论叙事话语，也表现为日常生活叙事话语。

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导向的软权力话语是西方社会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

自由主义话语的文化社会起源为软权力话语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种价值话语要想成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必须要广泛地传播，一方面是理论专业层面的价值话语在学术教育体系的传播，
西方社会在这一方面占据了学术、教育平台的制高点，具有优势地位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是大众化话语方式的传播，
世界性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中弥漫着美国价值文化的元素，这一元素为美国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基础，也为文化软权力的提升和巩固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软权力；话语权；文化软实力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5957（2013）04-0035-04约瑟夫·奈在国际政治领域提出了软权力的范
畴，并将之划分为价值、政策、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

但是，在中国，只有文化问题一枝独秀，出现了“文
化软实力”
这一中国式的表述。

不仅学者们从政治学、文化哲学等学术角度对文化软实力进行阐发，而且在政治、
传媒领域文化软实力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奈本人虽然重视文化，但基本上是在国际政治
操作层面描述文化的作用，他所理解的文化基本上局限于文化作品。

如果文化真的具有外在的影响力、亲和力，并能够在国际交往中显示突出的利益后果，
那么文化软实力就应该是一个现实的对象领域。

这一对象领域就不能仅仅是文化作品的简单影响，而应该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构成。

文化软实力实际上就是软权力话语的文化机制。

这一机制具有自身的话语构成和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支撑与传播模式。

一、软权力及其话语形式
“权力”一词是政治学领域的核心概念。

从政
治学视角看，权力是权力主体凭借一定的强制手段，在有序的结构中，体现出一种支配力和控制力，是职
位、
职权、责任和服务的内在统一。

权力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治学中权力问题的核心是围绕着谁掌握并且拥有权力展开的，人们一般将权力和国家或国家机器联系起来。

国家和国家机器等是权力的象征，
也是权力的集中表现。

法国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则对权力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他特别强调
：“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
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

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

”［1］161
他还说
：“我所说的权力，不是指保证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服从的一组机构与机制，也不是与暴力对立的以法规面目出现的征服手段。

而且，我头脑里也没有一个集团统治另一个集团的普遍系统的概念，这个系统通过一系列途径充斥整个社会。

这一从权力角度所作的分析，决不能以国家极权、法律形式或统治整体为出发点，这些只是权力的最后形式。

”［2］336福柯实际上对权力概念做了广义的引申，他反对将权力关系仅仅看作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权
—
53—
力是无处不在的，具有普遍性和弥散性。

福柯虽然没有直接探讨软权力问题，但他理解的权力与“软权力”比之传统政治学的权力概念有许多相通之处。

有学者指出，福柯的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将话语和权力研究联系起来。

［3］160话语不仅是人们交往与表达的形式，也是权力构成的核心环节。

话语实践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的范畴也随着话语实践不断扩大。

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福柯认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的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

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4］可见，权力是通过话语的安排来实现的。

首先通过对话语的严格控制和把关，之后逐渐形成话语共同体，进而实现对权力的控制。

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

权力作为最根本的因素，影响、控制着话语运动，即权力是通过话语关系网络对主体进行控制和塑造的。

约瑟夫·奈是从国际政治和综合国力的角度提出软权力概念的。

他将有形的经济、军事等要素看作硬权力资源，将无形的价值、文化、政策等看做是软权力资源。

硬权力与软权力相辅相成，但两者“行为的性质和资源的实在程度不同”。

“软权力”资源倾向于与同化性、吸纳性力量联系在一起，而“硬权力”资源则与命令性、支配性力量联系在一起。

［5］36因此，硬权力、软权力各自都有自己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

硬权力的话语形式是一种命令性的话语，类似于西方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涵义，它以强制性和命令性的话语方式实现权力的诉求，以此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软权力则基于对权力概念的扩张性解释，是一种协商性的话语，通过双方的讨论、分析和协商，最终做出议案，以此达到双方的利益，最终实现预期的目标。

硬权力不直接涉及价值话语，只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来施压，进而实现权力诉求。

软权力在话语内容上透露的是一种“合理性”的价值话语，即通过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说服别人从而达成自己的目的，最终实现双方的共同价值和利益。

软权力话语具有平等性、协商性、吸引性、亲和性、权威性、感召性和渗透性等特点。

软权力话语是一个庞杂的话语体系，且有一个复杂的文化结构的支撑。

软权力话语涉及到价值、价值观、思维方式，其传播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作品、教育、生活方式、媒体等形式之上的。

在话语构成上，软权力话语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是一个以核心价值为主导的价值话语诉求体系；其二，是与叙事相结合的关于这一价值话语的论证、阐释话语；其三，是上述话语基于其上相关话语的总和，即作为传统与背景的文化话语。

所以，软权力话语体系根植于现实与历史，并同整个文化体系相联系。

约翰·P·罗佛尔指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

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

”［6］3话语是文化的表达，一国或者一人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素养直接影响着话语的效果，即话语的影响力。

因此软权力话语有一个文化的构成。

二、软权力话语的文化构成
美国是当代最具软实力影响的国家，也是软权力话语的现实标本。

美国软权力话语有一个复杂的结构与构成，既包括理论叙事话语，也包括日常生活叙事话语，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它的核心是价值话语，而这种价值话语又是以自由主义为其突出特征的。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它是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

美国《独立宣言》中强调并突出了个人的自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自由主义以维护个人自由为出发点，反对国家干预或至少对国家干预保持警惕。

自由主义是一个具有更多政治色彩的概念，尤其看重思想、言论的自由表达。

法国《人权宣言》中宣称：“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

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自由主义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具有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含义。

自由主义的基本诉求强调国家对公民、个人尽可能少地干预。

美国软权力话语具有一个广泛、深刻的理论叙事话语的支撑。

教育—学术体系和学术机构是产生理论层面权威话语的重要场所，而知识精英则掌握着最前沿的理论叙事话语。

作为软权力话语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话语在理论上表现为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不同时期学者一系列理论层面的研究和表述。

这种研究和表述逐渐在教育—学术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推进着自由主义话语的演变和发展。

这样，知识精英不仅在自身内部强化、复制着自由主义的话语，而且通过教育与社会参与为这一价值话语在社会现实政治领域乃至
—
63
—
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主导与扩展提供了合理性的支撑与话语素材。

美国的软权力话语也表现为日常叙事话语在大众层面的传播与诠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梦”的叙事。

早期的移民为了摆脱残酷的专制统治，便踏上了寻找自由和公平机会的道路，他们选择了探险、开垦并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生活，最终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了在新大陆当主人的梦想。

这样“美国梦”便开始悄然萌发了。

“美国梦”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成功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奋斗、人人都拥有平等权利的愿景。

典型的从平民到富翁的富兰克林，是“美国梦”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他的故事影响了几代美国人。

他在《自传》中把美国描述为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和诚实工作、艰苦奋斗来获得成功。

“美国梦”成了美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背后更多体现的是自我发展、自我精神的扩张与自我创造力的极大发挥的一个“自由梦”。

“美国梦”的主题在各种类型的文化作品中反复出现，通过文学作品、电影、电视乃至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展示“美国梦”的诉求，同时也为“美国梦”赋予了更多的生活色彩。

随着美国大众文化向全球的输出，“美国梦”凭借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为美国软权力的渗透提供了一个日常文化载体。

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软权力价值话语并不是美国的自发理念，而是西方社会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

西方传统社会中个人及个人自由的观念相对来说比较突出。

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个人自由、重视个性的发展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趋势，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作为西方近现代史上两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自由主义的集中体现。

文艺复兴时期人被全方位地、多领域地突出，“人本”逐渐取代了“神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描写人、歌颂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7］3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提出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必须要自由。

自由主义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了初步的体现，启蒙运动则进一步把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在国家和个人关系的重新定位中，奠定了自由主义话语的基础，并通过广泛的思想、政治运动使得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价值话语。

美国《独立宣言》引领了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着重强调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原则，使自由主义第一次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从法国大革命精神中升华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文本的形式记载下来最终形成了《人权宣言》，并成为近代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其影响深远。

自由主义相关的价值话语内容写进了国家的法案，进一步上升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且付诸实践。

因此，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使自由主义话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

基督教是西方价值话语中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重要来源，对西方各时期的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对西方世界中共同的标准、价值观、道德准则、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构筑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基督教也发生了变化。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释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内在的关系。

韦伯认为：“事实上，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知，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天经地义的独特理念———正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概念，而且自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之所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

它规定了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而且确实也感受到这种义务。

”［8］64—65所以新教的伦理实际上是基督教适应现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变化。

它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赋予以个人奋斗诉求为特征的世俗追求与自由主义话语以合法性。

每一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必须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艰苦奋斗获得成功，实现自我价值。

这一清教徒式的话语也构成了美国软权力价值话语的文化底色。

三、软权力话语的传播文化模式
自由主义话语的文化社会起源为软权力话语的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软权力话语演进是秉承历史传统的一个复杂的文化过程，这一话语成为现代世界的强势话语，首先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近现代社会崛起的后果，同时，它也与这一话语的文化传播机制相关。

一种话语要想成为软权力话语必须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传播力与渗透力。

软权力话语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传播文化体系：其一是理论层面的价值话语传播体系；其二是大众化话语方式的传播文化体系。

在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中，它由最初富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话语演变为遍及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话语，并成为各个领域研究的出发点和关注点。

在此基础上，精英和学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基本价值共识：自由主义成为学术交流和学术论坛的主流价值，并作为一种学术机制，为软权力价值话语提供有效的实践平台。

自由主义构成了近现代西
—
73
—
方的学术基础。

随着西方学术占领现代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世界各国的精英和学者们以西方的学术机制为研究基础和标准，他们通过西方的学术平台进行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与学术对话。

自由主义价值文化借助于这样的学术平台逐步在世界各地的精英和学者中间渗透和扩张。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主要场所。

当代的大学制度都效仿西方。

换句话说，当代大学都以西方大学的学术机制和学术理念为基准。

大学是对专业知识进行筛选、传承、批判和创新的场所，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专业性和精英性。

现代大学通过大学体制，自由主义价值话语在精英中间代代传承，并逐渐地形成文化传统。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科技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比较落后，每年都有留学生到发达国家的学校进行学习与交流，于是留学生制度也成为西方价值话语对外传播的一种教育机制。

在全球160万海外留学生中，28%在美国。

［9］30美国吸引着全世界的留学生，其价值话语在深层次上得以广泛传播，因此留学生制度是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大众文化作为传播价值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正以其鲜明的现实价值取向和强势的文化渗透能力，日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大众文化是在现代文化工业社会中逐步产生并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具有文化工业的形式，它根据市场发展的需求，并且迎合广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按照生产专业化的的模式，通过现代媒体技术，把文化的各种产品推销给大众，这样就造就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这种看似多样化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10］。

大众文化的传播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文化的控制，是价值话语的无形渗透。

大众文化凭借着各种现代媒体逐渐地成为受众群体较多、影响较深较广的一种新型的强势文化。

电影技术在形式上实现了由生硬的文字叙述向生动的图像化、视频化的进一步转变，先进的电视、电影等图像、视频化传播制造出了逼真的虚拟情景，其直观性、生动性比起纯粹的文本内容和文本符号对受众具有更强的诱惑力，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受众。

最重要的是电影和电视更多的是以一种娱乐的形式向受众灌输观点，使受众不知不觉地就接受了其所传达的价值观念。

美国的电影产业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出口国，“好莱坞”的电影具有全球影响力，因此“美国梦”的传播和表达更加强化了美国人所代表的价值理念的内聚力，进而为美国的影响力建立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机制。

世界性的流行文化中都弥漫着美国价值文化的元素，这一元素为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基础，也为软权力的提升和巩固提供了大众层面的支撑。

参考文献：
［1］（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3］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4］黄华．“人之死”何以成为可能———试论福柯的话语/主体理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5）．
［5］（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M］．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6］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7］加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2003．［8］（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陈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艾伦．若定：新欧盟［S］．纽约时报，2003-1-12（30）．［10］刘怀光．文化工业趋势下青少年流行文化解读［J］．当代青年研究，2008，（2）．
—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