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法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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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曾经详细地记述 了秦国实行商鞅的“变法之令”，连坐、 告奸，重刑严惩的情况。从这些记述中 我们可以大略看出秦国是如何在血淋淋 的刑罚之下，来推行农战政策，以富国 强兵的。效果当然是明显的，正因为秦 国实行了当时最彻底的改革，从而最后 以秦法统一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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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鞅的繁刑苛法虽然曾一时适应过 秦国变革的需要，而从长期来看，它只能是 暴君佞臣残害善良的老百姓以及统治阶级中 的不同政见者、并大体是仁人志士、忠臣良 将的理论工具。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的 暴君奸相虽然满口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但在 实践上无不实行商鞅的这一思想，赵构、秦 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就是“刑用于将 过”。 • 从理论渊源来说，商鞅可算作希特勒、 墨索里尼、蒋介石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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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务”论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它的片面性或“矫枉过正”上。在商鞅 看来，除农战之外，其他社会职业和社 会活动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而必 须加以限制甚至打击、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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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君主统治下的芸芸众生除了种田 打仗之外，再不允许做其他的事业。从这 个角度来看，“壹务’’的思想不仅从大 尺度的历史发展来说毋宁是反动的，而且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行不通的。把商鞅的思 想贯彻到全华夏的秦始皇，虽然曾经焚书 坑儒，但儒生并未消灭，而且很多人成为 农民造反大军的谋主；虽然曾经把工商业 者同赘婿一样视为贱民，但工商业仍然发 展起来，以致连秦始皇（吕不韦—秦王政 的仲父）本人也不得不给这些大商人以极 大的尊敬。
言辞或许显得偏激，但其实商鞅比当 时任何政治家或思想家都更准确而鲜明地 抓住了富国强兵，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 • 商鞅没有限于一般地议论农战的重要 性，而是进一步找到了一条促使广大民众 比较自愿地投身于农战的改革(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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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 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 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 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 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 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 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 荒，富强之功，可坐则致也。”—老子怎 么说的？身重于物。改革开放中的计件工 资。多劳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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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秦国那时的特殊条件下，商鞅的 “壹务”论确实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因为 商鞅的否定(哪怕是过了头的否定)是同革旧布 新、建立和发展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新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同道家 的否定，一在政治上，一在哲学世界观上， 各有千秋。“矫枉必须过正”，在历次的历 史性的革命中应是一种必然现象。1789年的 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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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 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 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五块， 所以名为车裂。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 用车，而直接用五条牛或马来拉，所以车 裂俗称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要把人的头 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 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 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 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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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 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 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是以 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 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 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在君王 的统率下，使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都 从事农业，平时种田，战时打仗，这就 是商鞅的作壹，或“壹务”，“务壹”。
一、“不法其故”论——商鞅变法的理论 基础 商鞅的法家思想同儒、墨两家一样，都着 眼于现实政治，但是又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 首先一点是决不穿着古人的服装表演，既不借 古讽今，也不托古改制，而直接面对现实，用 现实的需要来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秦孝公本 来就锐意变法，在他主持下，初入秦的公孙鞅 同甘龙、杜挚进行了变法与守法的激烈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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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来看，商鞅说的是圣人 利用老百姓自私自利之心理状态， 来“抟之”，“作壹”，使其为农 战尽力、致死。但稍作分析，我们 就可以看到商鞅的“壹务”论确实 突破了儒、墨两家的伦理道德观念 的束缚，触到了改革社会生产关系 这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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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商鞅的“壹务”论承认 了老百姓名利观念的合理性。自从 私有制出现以后，个人的经济利益 便成为私有者进行和发展生产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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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把革新和守旧看成汤武和桀纣 存亡、胜败的关键，这不但在当时是难 能可贵的，即使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思 想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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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壹务”论——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 商鞅根据他“王道一端，臣道一端，王道随着民道 变”的理论，并站在王道的立场上提出了他的变法方案。 商鞅生活在“三家分晋”之后，“万乘莫不战，千乘莫 不守”的兼并战争比孔老夫子、墨老先生生时远为激烈 的时代。但他不像从儒家中分离出来的墨家那样试图制 止兼并战争，维持诸侯国分立的状态，也不像自诩继承 孔子道统的孟子那样试图以仁义之师统一华夏，并且也 根本视而不见人民大众在战争中的苦难，而是冷静地 (冷酷地)从分析当时的民情和世情中，确定了一条用强 力兼并他国，最后王天下的路线(即孟子所谓的霸道)。 这条路线的中心是壹民于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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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时，各国进行改革无不着力于发 展农业和加强军队建设。商鞅的历史贡献或独 特之处在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最彻底地贯彻 了农战路线。“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 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 矣。……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 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 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 则众力不足也。
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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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鞅(约前390--前338年)，卫国贵族， 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国公叔痤家臣，不得施 展其政治抱负。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入秦， 向孝公宣传法家思想。三年与大夫(先秦诸侯 国中有封地的、可以世袭的官名，排在卿后， 士前)甘龙、杜挚辩论变法，得胜。在孝公的 全面支持下，于孝公六年(前356年)和十二年 (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全国性的变法，基本 上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并为秦 国最终统一华夏，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 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因功受封 商邑，号商君，故史多称商鞅。后因政治斗 争失利被车裂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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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理论不仅承认人民具有私有 观念的客观现实，而且主张利用人民的 私有观念来发展农业，富国强兵，与孟 轲的民本思想一样，这在当时应该是最 先进的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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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商鞅的“壹务”论 实质上是要求改革旧的土地所 有制和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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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氏族奴隶制社会中，奴隶氏族中的成员 在生产劳动中除了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原 则上是无利可获的。商鞅所谓“利出于地” 就是要改变这种古老的状况，使务农的人通 过辛勤的劳动，能从土地中得到个人的物质 利益。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生产资 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有所变化。同样，奴隶 氏族中的成员除了尽一切可以尽的义务外， 原则上也是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商 鞅所谓“名出于战”可以使大量战士(大多数 战士，应是氏族奴隶，否则哪来动辄数十万 的军队?)通过在战争中立功，提高自己的名 分(社会政治地位)，这也必然导致阶级关系的 某些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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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刑多赏少”论——商鞅变法的主 要手段 如果说“壹务”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的 话，那么“刑多赏少”则是商鞅变法的主要 手段了。也可以这样说，“壹务”论涉及的 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而“刑多赏少” 论则论述政治制度——上层建筑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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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法治的核心是“刑多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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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发明创造是轻罪重罚：“治国刑 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 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 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 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 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 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 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 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 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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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这个问题上有三大发明。一是“刑 用于将过”。商鞅认为刑过赏善本来是世所常 用，但罪过之事仍然不能除去，以致发生动乱， 其根本原因是刑罚只是实行于犯罪之后。只要 在将要发生罪过之时就给予严惩，大的邪恶就 不能发生了。二是“赏施于告奸”。商鞅认为 奖赏颁给民众推崇的人和事，并不能使人们改 过。只有奖励告密的人，才能使小的过错也不 会被忽略。（类似于无间道）三是“义合于 暴”。商鞅认为只要实行“刑用于将过”、 “赏施于告奸”的法治，国家就会得到治理和 强盛。如果推行于全天下的话，最高的道德社 会就会建立。因此，刑杀会返于道德，义和暴 相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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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不仅看到了历史上的变迁，而且指 出了这种变迁的不可避免性和进步性。他认 为汤、武所代表的商朝和周朝之所以能兴盛 起来，就是因为“不惰古”，也就是说敢于 改革过了时的制度(法礼)—尤其是所谓的“商 汤革命”，首创革命夺取政权的先河；而殷 夏之所以灭亡，也正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桀、 纣)顽固坚持过了时的制度(“不易礼”)。商鞅 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毫无疑问是独树一帜的， 就是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很多有识之士也 只是把夏、殷的灭亡仅仅归咎于桀、纣的荒 淫、残暴等等个人罪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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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商鞅的“壹务”论具有不可避免 的阶级两重性和历史局限性。按“壹务”论 所进行的改革毫无疑问是对当时生产力的主 要要素劳动者的一种解放，使他们不仅在一 定范围内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主权，而且 能够占有数量不等的生产资料，甚至可以做 发财致富的梦。但是，新的解放意味着新的 奴役和束缚。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劳动者 的大多数虽然不隶属于某个贵族了，但却隶 属于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 除了受民间的新的富有者---封建地主和高利 贷者的剥削外，还要被强制为国家完粮纳税 当兵打仗。
第四章、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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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和儒家一样，都是中国春 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如果探究它的历史渊源的话，据现 有的比较可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 春秋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杰出的郑 国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公孙侨(子产)。 子产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制定了 第一部成文法律——铸刑书，这应 当是法家产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