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DSGE宏观经济模型反思和改进
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与反思
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与反思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这场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对各个领域的影响之深，使人们开始反思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对于全球经济的运作方式。
本文将探讨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并提出一些反思与展望。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在这次危机中，不少企业受到巨大的冲击，许多传统行业遭受了重创，不少企业破产倒闭。
尤其是那些依赖金融支持的产业，如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
这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还体现在投资减少、产能下降、就业压力增加等方面。
许多公司降低了投资额，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从而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
其次，金融危机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在危机之前，社会收入分配已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而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现象。
在危机中，一些富人通过大量投资购买低估的资产从而获得了更多利润，而一些穷人则失去了工作和财富。
这导致了社会的压力、不稳定和失衡，为社会问题的加剧埋下了种子。
此外，金融危机还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这次危机中，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压力，很多传统的金融模式和规则也暴露了其无法防范风险的弊端。
这使得人们对金融体系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产生了质疑，引发了对于监管制度的声音。
此次危机还暴露了金融市场的不透明性以及金融创新的风险。
因此，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变得尤为重要。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回顾。
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对金融知识的教育和普及，提高公众的金融素养。
只有更多人对金融运作机制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预防类似危机的发生。
其次，需要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加强监管制度，强化风险管理能力，以减少类似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此外，应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全球化风险，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
总的来说，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的DSGE宏观经济模型反思和改进
金融危机后的DSGE宏观经济模型反思和改进作者：彭文艳来源：《时代金融》2015年第30期【摘要】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在金融危机后受到质疑和改进，本文总结了主要的改进方面：在传统的三部门模型中纳入独立的金融部门成为四部门模型，改进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引入银行的融资约束机制、抵押物约束机制和银行信贷利差冲击。
这些改进增强了模型的预测精确度，也启发中国对该模型的研究。
【关键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 金融危机作为宏观经济的计量分析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最近二十年发展迅速，并成为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央行和机构进行经济预测的重要分析工具之一，在中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应用。
但该模型并没有很好地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因此宏观学术界在危机后的几年间对该模型进行了反思和改进。
本文总结了该模型的几个改进方向，主要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近年来公布的DSGE模型为主，分析了如何在这一模型中充分考虑金融因素。
传统的DSGE模型是三部门模型（家庭、厂商和政府），而金融危机后的模型纳入金融部门成为四部门模型，对金融部门建立一个独立的结构性模块，引入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深入刻画金融部门的顺周期行为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对金融部门的研究方向分化为银行与家庭的关系，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和银行与厂商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发出不同侧重点的模型。
一、金融危机前的DSGE模型结构简单来说，DSGE模型研究经济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一般均衡问题，探索实际冲击（如技术冲击、利率冲击）如何传导并引发经济波动，描述GDP、消费、投资、价格、工资、就业和利率等变量的动态变化。
由于是在不确定情况下，所以采用了动态优化的方法对各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行刻画，再加上资源约束、技术约束、信息约束等条件方程和市场出清条件等，构造出总体经济需要满足的方程组，求解该方程组得出一般均框架下的经济增长预期。
DSGE模型起始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后者利用动态优化方法处理不确定环境下的行为主体行为决策，得到最优行为方程，这一方法成为DSGE模型的基础。
经济危机后的宏观调控思考
经济危机后的宏观调控思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危机的发生已经不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可能波及全球的重大事件。
经济危机不仅对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也会对全球经济秩序和金融体系带来深远影响。
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如何进行宏观调控成为各国政府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经济挑战。
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可以有效避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各国政府还应加强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和改革，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防范金融风险的传播和蔓延。
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消费。
同时，还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应等方式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提振市场信心，稳定金融市场。
在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政策措施，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三、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应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通过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还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方式，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加强对外贸易合作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在经济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应加强对外贸易合作，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和发展。
同时，还可以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技术，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加强对外贸易合作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平衡国内外部环境的关系，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五、加强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经济危机对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造成严重影响，各国政府应加强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和利益。
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
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本文将探讨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应措施，以期从宏观层面分析金融危机的应对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的调整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降息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
降息可以减少贷款成本，促进企业投资和消费，带动经济活动。
同时，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购买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增加市场流动性，缓解金融市场的紧张局势，稳定金融体系。
二、财政政策的调整财政政策是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纷纷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其中包括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
减税可以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促进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增加政府支出可以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三、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金融危机暴露出经济结构问题，各国政府加大了对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力度。
结构性改革包括改革金融体系、推动经济产业升级、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等。
通过改革金融体系，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健康发展。
通过推动经济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
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四、国际合作与治理改革金融危机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
各国政府加强了国际合作，共同制定和落实全球金融治理方案。
在国际金融机构层面，各国共同推动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决策中的权力，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和公平。
同时，各国政府也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以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
国际合作与治理改革则能增强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均衡性。
试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引言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环，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常态之一。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为了稳定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需要调整和优化其需求结构。
本文旨在探讨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的问题。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冲击，包括外需下降、投资减少和消费下滑等。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中国的出口市场受到压力，出口下降导致了外需的减弱。
同时，金融危机也影响了国内投资环境，投资需求减少，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困难。
此外，金融危机还导致消费者心理受到影响，消费信心下滑，导致消费需求减少。
二、需求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需要调整其需求结构以实现持续发展。
首先，外需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不能完全依靠出口，而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增加经济增长。
其次，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投资驱动模式，但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后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通过调整需求结构来实现经济转型。
此外，中国的消费需求也有待进一步发展，以推动经济增长。
三、需求结构调整的方向为了调整和优化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扩大内需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缓解对外需的依赖。
这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来实现。
为了增加居民消费，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改善消费环境等。
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环保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内需。
2. 促进创新和升级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需要通过创新和升级来增强竞争力。
这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改善创新环境等方面。
中国可以加大对科研和创新的投入，提高科技水平，推动产业升级。
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改善创新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条件。
3. 加强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领域。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和思考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和思考妹妹，这个可行【摘要】陈述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阶段及中国宏观调控的措施及成效，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七次宏观调控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与后危机时代主流经济学对中国宏观调控的反思与重视。
最后对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进行了展望，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主流经济学肇始于2006年春季的美国次贷危机（The U.S.subprime mortgage crisis），自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危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轮冲击（2007年7月~2008年3月中旬），美国抵押贷款风险浮出水面；第二轮冲击（2008年3月中旬~9月中旬），金融机构损失加剧；第三轮冲击（2008年9月15日~2008年10月末）——华尔街大地震；第四轮冲击（2 008年10月末~2009年3月中旬）——投资者关注全球经济下滑；第五阶段（2009年3月中旬~2010年1月中旬），谨慎乐观的经济复苏；第六阶段（2010年1月中旬~4月），债券价格再次下跌，主权风险震撼市场；第七阶段（2010年4月至今），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由此可见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危机也还没有结束，世界经济仍然存在诸多变数，经济危机时刻可能重现甚至加剧，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衰退。
但从2009年中期开始，许多学者认为世界经济已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post-crisis era），纵然之后又出现了由希腊危机所引发的欧债危机。
受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央4万亿人民币加上地方接近10万亿人民币配套资金投资方案与银行信贷飙升刺激，中国经济于2009年下半年在全球率先强劲反弹，实现了“V”型反转，但也出现了因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房价虚高、泡沫严重的问题，政府即时出台了限购令等措施，目前调控效果初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量价回落的现象。
试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试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前言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在危机之后，如何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成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文将从需求结构入手，探讨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及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经济增长放缓。
此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冲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中包括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推动创新等。
然而，这些政策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放缓。
事实上，金融危机还对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而消费的贡献率相对较低。
而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出口需求面临的压力增大，而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开始减弱。
因此，加强消费需求，促进内需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引擎，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中国政府通过拓宽内需、加快城镇化、完善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发展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逐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平衡。
消费是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的重要来源，通过促进消费需求的提升，可以刺激中国经济更加稳健的发展。
中国政府通过鼓励个人储蓄，提高收入水平，推出租税优惠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加。
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内需市场也逐渐扩大起来，从而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活跃。
此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快城镇化，完善社会福利为重点，鼓励市场的活跃。
城镇化的加速，使得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效应逐渐增强，人口红利还在持续释放。
同时，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生活品质，对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增加消费需求起到了促进作用。
金融危机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解析与思考
金融危机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解析与思考一、引言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体系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美欧等各国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本文将围绕“金融危机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解析与思考”，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出发，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以及各国应对措施进行系统的阐述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了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二、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影响1. 金融危机的原因金融危机的突发与提前贷款、抵押证券化、金融衍生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介入密不可分。
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广泛开展杠杆化经营活动、制度性风险再融资、高频交易等活动，进一步削弱了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和整体风险控制的能力，激化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2. 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的影响直接体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
在经济发展方面，金融危机导致资本市场大规模崩盘，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国际贸易受阻，导致全球经济增速骤降，失业率激增，社会福利转移支付负担骤增。
在社会稳定方面，金融危机原因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导致了财富的高度集中，引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进而会导致导致政治制度的不稳定，加剧社会矛盾。
三、国际实践1. 美国的实践在金融危机后期，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刺激计划和财政政策干预，维护了国内的经济稳定。
此外，美国牵头建立了G20机制，致力于现代金融体系改革和经济治理的协调合作。
2. 欧洲的实践在金融危机后期，欧元区国家通过提高利率，实施加强监管和合作，实现了对金融危机的初步控制，但同时也加剧了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恶化。
三、中国的实践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发展。
而在金融危机后期，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包括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实现两化融合带动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源培育等，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对于中国的建议与思考1. 加强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资本市场机制，促进资本市场进入下层市场，增强私人投资和企业融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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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的DSGE宏观经济模型反思和改进
作者：彭文艳
来源：《时代金融》2015年第30期
【摘要】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在金融危机后受到质疑和改进，本文总结了主要的改进方面：在传统的三部门模型中纳入独立的金融部门成为四部门模型，改进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引入银行的融资约束机制、抵押物约束机制和银行信贷利差冲击。
这些改进增强了模型的预测精确度，也启发中国对该模型的研究。
【关键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 金融危机
作为宏观经济的计量分析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最近二十年发展迅速，并成为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央行和机构进行经济预测的重要分析工具之一，在中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应用。
但该模型并没有很好地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因此宏观学术界在危机后的几年间对该模型进行了反思和改进。
本文总结了该模型的几个改进方向，主要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近年来公布的DSGE模型为主，分析了如何在这一模型中充分考虑金融因素。
传统的DSGE模型是三部门模型（家庭、厂商和政府），而金融危机后的模型纳入金融部门成为四部门模型，对金融部门建立一个独立的结构性模块，引入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深入刻画金融部门的顺周期行为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对金融部门的研究方向分化为银行与家庭的关系，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和银行与厂商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发出不同侧重点的模型。
一、金融危机前的DSGE模型结构
简单来说，DSGE模型研究经济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一般均衡问题，探索实际冲击（如技术冲击、利率冲击）如何传导并引发经济波动，描述GDP、消费、投资、价格、工资、就业和利率等变量的动态变化。
由于是在不确定情况下，所以采用了动态优化的方法对各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行刻画，再加上资源约束、技术约束、信息约束等条件方程和市场出清条件等，构造出总体经济需要满足的方程组，求解该方程组得出一般均框架下的经济增长预期。
DSGE模型起始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后者利用动态优化方法处理不确定环境下的行为主体行为决策，得到最优行为方程，这一方法成为DSGE模型的基础。
之后新凯恩斯经济学派发展了DSGE建模方法，引入了价格刚性等市场摩擦性假设，又引入了金融加速器理论。
代表研究学者是伯南克，他和Gertler、Gilchrist（1999）将不完善的信贷市场纳入到DSGE模型，研究金融加速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即信贷市场摩擦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
2007年Gali
和Gertler进一步改进了模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设定由央行通过前瞻性货币政策引导管理私人部门的预期，并且采用了自然产出水平和自然实际利率作为基准值。
不过上述这些模型对金融市场摩擦的设定仍停留在名义摩擦的层次，没有深入分析各金融机构和信贷市场的具体摩擦，因此也难以预测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二、金融危机后的DSGE模型改进
随着美国经济逐步走出衰退并有序复苏，美国学者开始反思DSGE模型的弱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主要是加入金融市场的各种实际摩擦，包括银行的融资约束、银行在风险面前的脆弱性和风险激励效应等。
纽约联储银行建立的中等规模的DSGE模型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很多学者依托该模型引入了新的变量和约束。
其四部门基本结构如下：
企业：包含生产厂商和融资机构，生产厂商受到生产率变化的冲击，融资机构受到投资需求变化的冲击；
家庭：提供劳动力，消费产品，还为银行提供存款，受到劳动力供给变化和消费品价格加成的冲击，工资和价格都具有黏性；
政府：向家庭和企业征税，发行债券，会面临货币和财政政策冲击；
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产生信贷摩擦，受到利差变化的冲击；
（一）改进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框架是通过家庭和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来反映金融摩擦的影响，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导致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当企业遭遇外部冲击时其资产净值会变化，从而影响其内部融资能力，而转向外部融资会面临融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外部融资的供应方信贷市场放大了厂商最初受到的外部冲击。
而在金融危机后，学者细化了金融冲击的分析，其中Christianoetal（2010）研究了多个金融因素的冲击：金融合约中的代理问题、银行自身的流动性约束、市场风险预期的改变。
Walqueetal（2010）建立了一个包含银行间市场的DSGE模型，设定银行的金融债务违约造成的风险溢价也产生金融加速器作用。
（二）引入银行的融资约束机制
Gertler和Kiyotaki（2010）对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的DSGE模型做了进一步发展，以反映金融危机的影响。
在以往的模型中，只有实体厂商存在信贷约束，而银行系统自身没有融资约束。
新发展的模型引入了银行做了储蓄者和厂商之间的中介机构，银行具有内生信贷约束机制，从而可以反映信贷摩擦如何放大外生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该模型模拟当银行资本金下降时，内生信贷约束机制如何影响借贷行为。
该模型也模拟了当银行之间不愿互相拆借时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冲击。
不过央行可以化解这一冲击，与商业银行不同，央行不存在内生信贷约束机制，可以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干预信贷市场，减轻信贷约束产生的金融市场摩擦，弱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三）引入抵押物约束机制
抵押物价值的变动会影响厂商的信贷能力，当抵押物价值下降时，厂商信贷能力降低，投资减少，进而引发未来产出和收入的下降，反过来又进一步压低抵押物价值和需求，形成经济衰退循环，这就是信贷周期理论。
抵押物的约束主要是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市场的相互影响来产生放大效应。
Brzezina和Makarski（2010）构建的包含银行部门的DSGE模型引入了抵押物约束，并扩展至开放经济。
银行业吸收存款并提供抵押担保贷款，抵押物的约束机制放大了货币政策的影响，产生了重要的金融冲击，并通过开放经济产生了跨国溢出效应。
Andres和Arce（2012）开发的模型通过抵押物约束条件将投资者的信贷能力和其持有的房地产价值联系起来，银行业的竞争可以促进投资者持有的抵押物之间的重新分配。
（四）引入银行信贷利差冲击
Davis 和Huang （2013）考察了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之间的平衡稳定的影响，分析了借贷利差这一金融变量在泰勒规则中的作用，发现当今融市场摩擦和冲击加剧时，传统的泰勒规则失灵，即金融摩擦放大了通货膨胀的成本，只能赢得更小的产出增长。
因此央行应该在泰勒规则中给予通货膨胀和滞后的利率变化更大的权重。
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逆向反馈环和风险效应的DSGE模型，建议央行将借贷利差这一变量加入到泰勒规则中，通过适度的逆向调整以缓释外部冲击。
（五）扩展泰勒利率规则
纽约联储等美国机构对于DSGE模型的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制定货币政策，其中的核心就是利率政策。
泰勒所概括的利率规则经过多次扩展，在金融危机后又有了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引入信贷利差，Curdia和Ferrero（2012）还对选用有效实际利率还是名义均衡利率构建DSGE 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在完全竞争经济中选用有效实际利率可以大幅改善DSGE模型的精准度。
总而言之，上述这些DSGE模型较金融危机前的结构有了重大改进，预测精准度大幅提高。
Cocci和Negro（2014）对纽约联储银行的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其能较好地拟合2010～
2013四年间的GDP和通胀数据，其预测能力至少不逊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测中值。
不过这些模型仍有诸多不足之处，比如对银行体系建模时没有充分分析金融体系的多样结构，因此仍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中的金融体系，此外对利率、货币和信贷等因素的传导机制和交叉作用路径仍待研究，因为传导机制和路径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非常难以刻画。
三、总结和启示
本文回顾了DSGE模型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和改进，对新纳入的金融部门分析了多种真实市场摩擦和建模思路，指出这一模型在经过改进后的预测能力有所增强。
DSGE模型是否适用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不可忽视的是，金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经济增长的转型，如何通过计量模型刻画金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勇，植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 2013.8.
[2]Andrés， Arce， Banking Competition， Housing Pric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2.
[3]Brzezina， Makarski， Credit Crunch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ank of Poland. 2010.
[4]Davis， Huang， Credit Risks and Monetary Policy Trade-Offs. Working pap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2013.
[5]Gertler， Karadi， A model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1.
作者简介：彭文艳（1979-），女，汉族，山东临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金融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市场。